一位原县委书记眼中的官场逻辑——本刊专访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原副厅级巡视专员李克军

采访_ 本刊记者 化定兴（发自黑龙江哈尔滨）

一位原县委书记眼中的官场逻辑
——本刊专访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原副厅级巡视专员李克军

采访_ 本刊记者 化定兴（发自黑龙江哈尔滨）

李克军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人对官场的印象并不好，形成了“刻板成见”，层出不穷的腐败更是让官场屡屡蒙羞。作为官场中人，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原副厅级巡视专员李克军担任过县委书记，并不避讳官场的种种问题，而是将自己的经验、调研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形成了《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一书。这本书成为外界了解官场、了解县域治理的窗口。近日，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就一系列官场话题采访了李克军（以下简称“李”）。

不能简单地说县委书记的权力太大了

记：***总书记强调，郡县治，天下安。县委书记是“一线总指挥”，是我们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您说过，县级干部处在党和国家各项决策运行的“终点站”、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点，责任重大。那么，县委书记的重要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人们常常把县委书记叫做“一把手”“县太爷”“父母官”。尽管这些称谓不尽准确，但可以看出他们的位置特别重要，责任特别重大。

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的链条中，县委书记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部位。县，是国家宏观管理与微观治理的结合部、城市与乡村的交汇点、各项工作的第一线。作为县级四大“班头儿”之首的县委书记，责任和权力都远远大于其他同级干部。他们主政能力的高低，对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优势可以用“通天接地”来形容：能看到中央发出的大部分文件，有机会到中央党校接受培训；有条件与基层干部群众打交道，及时为百姓排忧解难。

县委书记是本地执政团队的带头人。县乡村干部的精神状态、工作绩效如何，往往与县委书记能否发挥示范作用、是否善于统带班子和队伍紧密相关。

县委书记是本地社会治理的第一责任人。他们是否注重依法遵规办事，是否尊重民众的意愿和权利，是否善于化解社会矛盾，不但关系到本地的社会治安情况，而且关系到我党的地位。

谈到县委书记的地位和作用，我觉得还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能简单地说县委书记的权力太大了。他们权力的覆盖面和非规范施政的空间确实很大，甚至可以说，只要有胆量，县委书记想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但是，相对于他们所担负的责任，法律和政策所赋予的合法权力又太小了。所以，即使维持正常的工作运转，他们也不得不经常在法律和政策的边缘搞变通，“走钢丝”。二是县委书记的地位和作用过于突出，并不符合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如果一个地方的兴衰系于一人，那说明这里的民主、法治力量十分孱弱，无论暂时的治理绩效如何显赫，都可能存在诸多隐患。所以，按照权责对应的原则，加快领导体制改革的步伐，是摆在我们面前十分紧迫的任务。

记：2015年，您出版了《县委书记们的主攻谋略》一书，出书的初衷是什么？有哪些特色？

李：过去在第一线工作，很少动笔写东西。到巡视组工作后，一度比较清闲，便开始看点书，搞点社会调查，写点东西，算作业余爱好吧。当然，也有点社会责任感。我觉得，有关县委书记的文件、文章和书籍，多数存在道德至上、完美主义和过分倚重“文本演绎”的倾向。即高调阐述“应该怎么做”，很少顾及在现实条件下“可能怎么做”，更没有深入考察多数县委书记们“正在怎么做”和为什么“只能这么做”。实际上，县级权力运行的实践，与文本叙述差异很大。那么，对县委书记们千差万别的思想、行为及其背后的官场逻辑进行实证研究，无疑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从2008年年底开始，断断续续地用四年时间，写成了这本书。

这本书在体裁上有些不伦不类，把它算作纪实型政治研究著作或政治研究型的长篇调查报告，似乎都可以。大体上有四个特点：一是以田野调查为依据。本人直接访谈的只有20人左右，但加上自身经历过的事情和通过查阅资料所获取的案例，共涉及100多位县委书记。二是比较大胆地触及到“敏感部位”。如关系运营、跑要资金、收受礼金、“维稳”手段等等。三是对县委书记们的多数行为，不搞简单的褒扬或贬斥，避免“天使化”和“妖魔化”两种倾向，力求客观地叙说和解读这个特殊群体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四是对县级权力运行背后的体制性因素进行力所能及的分析，并就如何通过深化领导体制改革优化政治生态，规范县委书记的权力运行提出建议。书中结语部分，依据十八大精神，借鉴学者研究成果，就县政综合改革的方向、原则和框架性方案提出了初步设想。

记：一提起官场，有的人就觉得乌烟瘴气，没什么好印象。但读您的书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是什么原因让大家对官场产生了成见？

李：实际上，我这本书中反映官场阴暗面的案例并不少，但是我一向不赞成对县委书记“污名化”，不赞成把理性批判弄成“暴露文学”，所以，本书可能给人以温和、平实的感觉。

一些人对官场看法不好，我认为首先是因为古今官场确实存在着一些卑鄙龌龊的东西。近年来打“虎”拍“蝇”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案件令人触目惊心，“窝案”“串案”频繁出现，使人觉得“洪洞县里没好人”。其次是因为思想宣传和舆论引导上的“高调门”与公众看到的现实反差太大。一些地方“高调门”的表现很多，比如，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过于理想化；对先进人物的宣传追求完美化；文艺作品塑造的人物趋向“天使化”。这样的舆论氛围，导致两大后果：一个是官员中说大话假话空话套话的不良风气愈演愈烈，言行分裂、表里不一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另一个是民众中追求完美的“清官情结”和怀疑一切的逆反心理不断强化。人们经常以“天使化”的标准来衡量现实，当他们发现多数官员存在与普通人一样的缺陷、某些满口高调的官员实际行为却极其猥琐、受到表彰的公仆典型也存在些许瑕疵时，他们对执政当局和领导干部的信任与好感便会大打折扣。

弃虚求实须在治理转型上求突破

记：很多人说，官场党政一把手关系微妙，您曾在黑龙江延寿县担任县委书记，之后平调到县级市阿城市任市委书记，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李：在不少地方党政一把手关系确实比较“微妙”。所谓“微妙”，就是“实态”与“文本”出入很大，局外人往往看不明白。按说，党政一把手之间，应该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要求，既各司其职、又紧密配合，现实中，为什么达不到这样的理想化状态呢？主要是因为一些地方的党政关系没有理顺。

按党和国家相关法律或条例的说法，党委是“本地区的领导核心”，政府是对本级“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的“行政机关”，但是各自的权力边界并没有明确的划分。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党委领导”往往演变成包揽一切，“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演变成“讨论决定”所有下管一级的领导干部。县委书记既然是县域内几乎所有公共事务的“第一责任人”“总指挥”，当然也可以在领导或指导的名义下干预各类具体事务。另一方面，县级公共事务，绝大多数在行政管理的范围内，行政工作应该实行行政首长即县长负责制。这就出现了一个“第一责任”与“法定责任”的冲突。一些书记、县长，对文本规定并不看重，而是从工作大局和共同利益着眼，心照不宣地建立起“书记当家、县长干事、互相妥协、和平相处”的关系，即人们所说的“哥俩好”。也有些地方书记专权、县长忍让，勉强维持平衡；还有的地方两人貌合神离，甚至矛盾重重。

按照提高党建水平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应该使书记与县长的关系逐步变“微妙”为“透明”；根本出路在于深化领导体制改革，厘清各自职责和权力边界。

记：官场中有些东西遭人诟病，比如文山会海，形式主义等，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李：去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懒政问题的文章，我在文中把形式主义与贪腐、懒政和滥权并列，称为我国官场的四大顽症。我的说法不一定准确，但文山会海、达标竞赛、形式主义等官僚主义积习，确实非常顽固，涉及领域之宽、表现程度之列、对执政党公信力损伤之重，都不亚于贪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