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错为什么难

文_刘文韬（辽宁沈阳）

认错为什么难

文_刘文韬（辽宁沈阳）

近日，笔者读了《黄守愚和他的“忏悔堂”》（《清风》杂志2016年第9期）一文，收获颇多，在了解了中国忏悔历史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思考。正如该文所言，中国古代有忏悔的传统，但现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现在我们也经常讲要勇于认错，不过面对错误时，时常会讲我没做错什么或者这个错误是什么人造成的。

所以说，认错这事很难，更不用说指向灵魂深处的忏悔。有些人在传授夫妻相处之道时说，两口子吵架，不管谁对谁错，老公赶紧认错，事情才会平息。不过，老公先认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策略，并非内心真的觉得自己错了。

再说一些公权部门，办错的事也不少，但真的让他们认错，那就难了。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没错，另一方面他们不乐于放下那高高在上的姿态；即使认错，有时也是出于服从组织的需要，而不是内心的真诚反省。

要想认错，首先得认识到自己错了，错在哪里。很多人死不认错，其中的关键就是他觉得自己没有错。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才能真正道歉、反省。不过从现实看，这个并不容易。因为一旦认错，就说明自己理亏，就会低人一头，就会觉得自己的威信受到了挑战，自己的形象受到了损害。所以，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些人死不认错，将错就错，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我就这样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一个人如果做的不是犯法的错事，你还真就拿他没办法，最多“红红脸”“扯扯袖子”。因此，在错误面前，更多时候需要道德自觉，自己认识到其中的错误——这种错误可能不会造成生活的困顿，但会带来心灵的煎熬和良知的拷问。

黄远生，江西九江人，原名为基，字远庸，远生是他的笔名。他二十一岁高中光绪甲辰进士，不过，他对当官没兴趣，而是投身新闻界，成为报界名人。1915年秋，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启幕，袁想借黄远生的名声为其复辟大张声势，遂命黄作一篇赞成帝制的文章。在袁府的威逼催讨下，黄远生终于写了一篇“并非怎样赞成”帝制的文章加以搪塞。袁世凯看了当然不满意，命其重作。万般无奈下，黄远生逃离北京，跑到上海隐居起来，声明“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在这种背景下，黄远生写下了《忏悔录》一文，他说：“吾身如一狱卒，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这或许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困境，要在自己的操守、人格与现实生存之间选择一个平衡，心灵的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也会迫不得已做一些错事。在学者许纪霖看来，“黄远生的自责并非仅止于为袁氏称帝敷衍为文，而是由此发掘‘心理堕落’的不自觉历程及其病灶。他的良心犹如一个大义灭亲的无情法官，狠狠抖落了另一个黄远生少年以来的全部‘秽史’。”

最终，黄远生对自己的过往行为做了深刻检讨：“综其平生受病之原，不外于理欲交战。……理不胜欲，故以堕落，欲又不能胜理，故以苦痛。愈苦痛则愈堕落，愈堕落则愈苦痛。二者循环相生，扰扰不绝，遂令一生非驴非马，既不为真小人，亦不能为真君子。推究病根所在，由于生活太高，嗜欲太广，思想太复，道力太乏而已。”

黄远生能有这般痛苦的领悟，与他的知识分子身份息息相关，也与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的认错、忏悔的传统有关。儒家就十分注重修身养性，讲究“内圣”之学，对于所犯的错误，勇于认错，然后改正才是正道，所谓知耻近乎勇。翻看历史，像黄远生这般善于反省自我的人不在少数。

不过，现在的不少人似乎对此不以为然，就算认识到了自身错误，也不会反省、道歉，更不会有黄远生那样的灵魂拷打。于是我们看到，有些人一方面教育别人“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另一方面自己犯错时就拿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来求心安理得，甚至一次次演绎着严以律人、宽以待己，实在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