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决断担当

勇于决断担当

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

本文的标题是借用新任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6月30日在就任大会上说的一句话。

山西省自出现罕见塌方式腐败之后，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山西如何在坚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同时推进反腐败斗争,重建良好的官场生态？如何在抓反腐败斗争的同时推进经济建设？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王儒林在上述两方面做的工作可圈可点。现在，接力棒从刚卸任的王儒林手中传给了骆惠宁。骆惠宁认为，治晋方略是抓“两个关键”，两手都要硬。对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骆惠宁态度坚决：“勇于决断担当。”

骆惠宁的这种态度特别值得推崇。因为在良好的政治生态构建的过程中，在反腐败斗争仍然坚持标本兼治，在治标时注重治本之策的时候，在经济形势基本向好但下行压力很大的情况下，特别需要一大批勇于决断担当的干部。

历史曾多次昭示人们，任何懈怠都可能造成腐败的反弹，甚至出现前功尽弃的后果。有历史学者评价，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惩贪态度最坚决、手段最严厉、手腕最强硬的皇帝之一，甚至比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还要“狠”。据学者张宏杰统计，乾隆年间，封疆大吏因侵贪之案被查处者多达三十几起，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因侵贪或循庇侵贪而被正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反贪不避皇亲国戚。其宠妃慧贤皇贵妃的亲弟弟高恒曾出任两淮盐政这个肥缺，高恒就任不久，就收受商人所缴银两13万多两。案发后，乾隆对这个小舅子毫不宽贷，斥其“辜负圣恩，罪无可逭”，并立即处死。高恒被杀后，乾隆对他的后人相当照顾。10年之后，高恒之子高朴得以出任叶尔羌办事大臣，岂料此人较其父更贪，私役回民开采玉石，转往内地私卖，把钱装入私囊。乾隆得知，并不因其是“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又以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降旨于当地正法。

封建社会体制决定了乾隆反腐惩贪不可能一以贯之。特别是其在位的中晚期，越来越陶醉于“空前的盛世”，致使贪腐日渐滋蔓，尤其是以钱代罪的“议罪银”制度一出，腐败立即卷土重来，并出现了大量串案、窝案、大案，贿赂公行，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布政使王延赞贪腐案涉及甘肃省200余官员，其中布政使以下县令以上官员113人，甘肃县以上官员几乎尽皆涉案。此案前后处死56人，免死流放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虽铁腕惩治，无奈腐败大潮涌动，国本动摇，遂发生了白莲教起义。

乾隆驾崩半个月后，嘉庆皇帝干净利落地诛杀了乃父第一宠臣和珅，并发起了一波反腐高潮，全国11个总督中，因贪腐被撤换了6个，令朝廷内外人心大震。但高潮过后，官场一切如旧。尽管在私德修为上，嘉庆皇帝表现非常不错，节俭、尚朴、心地善良，勤于政事，不被声色所迷。但他过于守成，溺于祖宗之法，导致在他谢幕时，腐败已“沦肌浃骨，全面扩散”，大清皇朝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之路。

有史为鉴，兴替昭然。

在反腐风暴之后，官场风气已然改变，但一些官员不作为、不担当的情况不容忽视。“以畏葸为慎，以柔糜为慕”“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曾国藩曾分析的上述官场陋习，时过百年，仍不时“穿越”出现。有的地方的衙门作风只是作了番改头换面，“门易进，脸好看，事不办”的情况不在少数。因此，“勇于决断担当”是当下群众对官员的热切期盼，是时代对这种责任感的强烈呼唤。

反对腐败不是最终目的，通过反腐建立风清气正的社会，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扫清一切障碍，使人民群众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获得实惠、享受自由富足的生活才是最终目的。如果单纯反腐败而忽视发展经济，忽视民生，老百姓照样不满意。所以，对骆惠宁“两手都要硬”的措施、“勇于决断担当”的精神的推崇正宜乎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