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敢担当成为官员的理性选择

文_林永芳（福建武平）

让敢担当成为官员的理性选择

文_林永芳（福建武平）

某次周末，在办公室紧张加班处理完一件急务，友人连续电话催我过去有事。待我赶到，刚解释一句不好意思，就被座中一男士打断：嗨，你不就是想提拔吗？不想提拔你那么卖命干嘛？什么？领导派了活，没办法？谁说没办法，你要是不想提拔，谁派活你也不干，他们能吃了你？什么？既然在那个岗位上就得干好分内事，除非离开这个岗位？切，别找借口，什么都不干没人能拿你怎样！你之所以积极做事，就是想提拔，否则你可以辞职！”总之，在他眼里，推托躲拖才正常，“认真尽职”就是等同于“官迷心窍”“想往上爬”。什么敬业精神，什么责任心，都是哄人的话。

此君措辞虽属极端，但现实中，持类似看法的人还真不少，只不过许多人不会像他那样以粗暴蛮横的方式将自己心中的成见直接说出来罢了。事实上，对于“尽职负责敢担当”，国人向来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评价。

一是“桌面上”的评价。在“明规则”话语体系下，自古至今都有人认为，在其位就该谋其政。该做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做；该担的责，冒着风险也要担。否则何必占着这个位置？惟因庸官之害不亚于贪官，故历代朝廷对庸官不仅道义上加以贬斥，而且在法律上予以惩治。比如《唐律·杂律》规定：地方官员在应建桥的地方不建，杖七十；若因不建桥而造成人们无法过河“停废行人者”，则杖一百。古代经典判词中有“不修桥判”——某刺史天寒地冻之际见一人徒步过河，心生怜悯，亲自扶他上车渡过了河。可结果他反而被上司追责，因为在该建桥的地方“不顺时修桥”，不尽职责，不作为，大节有亏，不能因小仁小义而宽贷。

《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晓岚则借阎王之口痛批庸官，说，“三载考绩，无功即有罪”，临事畏难，只求自保，是彻头彻尾的负国负民。那么今天又是何种态度呢？***强调：“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与七八百年前元好问的“为官避事平生耻”如出一辙；李克强在2014年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上痛批“为官不为”：“说得难听点，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这样的庸政、懒政同样是腐败，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极大不负责！”当年6月，国务院启动治庸治懒大督查，翌年公布问责名单，对249人进行党政纪处分。为何旗帜鲜明、古今一致，“痛打”不尽责者？道理很简单，责任担当是从政者所必备的“基本硬件”，也是事业所需、人民所盼。“为官不为”是另一种奢侈浪费，不仅因占着位置而让真正想作为、能作为的有志者失去干事创业的公共服务平台，而且产生恶劣的示范效应。他们贪污的不是钱物，而是为民服务的职责和平台；浪费的不是有形资产，而是一地、一行业的发展机会。

二是“桌底下”的评价，也就是“潜规则”层面以个人得失为尺子所得出的结论。敝乡俗语毫不客气：把尽职尽责、脚踏实地的人叫作“死豆子”（一辈子做“死活”而不发芽，无法出人头地）。这可不是凭空抹黑，而是一些人对不少实例的高度概括。千百年来，有的“聪明人”都不愿在枯燥繁琐的法令律例、国计民生上下功夫，“疏于职守”被这种人视为小菜一碟，勤于任事、勤扒苦做却被看成傻瓜一枚。南宋著名理学家、泉州知州真德秀在《西山政训》中总结这一现象说：“今之世有勤于吏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所以多疵，民所以为害也，不可不审。”他认为，“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可直至今天，“工作轻松、收入高”仍然被一些人视为“混得好”的标志，吃喝玩乐、不做正事更是使得不少人艳羡不已。

“桌面上的倡导”与“桌底下的潮流”何以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唯独不能以前者替代后者？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一些地方的考评激励、选拔任用机制出了问题，犹如“引流棒”的出口开错了地方，为“潜规则”中那套“敬业尽职无用论”“敢于担当是傻瓜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营养——反正多干少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还有什么必要费心费力为了把公事“干好”而不惜“多干”乃至冒险？

所以，还得从考评激励体系、选拔任用体系的深度改革入手，使“敢负责敢担当敢作为”从个例变为常态，从“极少数人的傻傻坚持”变为“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