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观点

时间：2024-04-24

新锐观点

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

——***总书记5月16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分别研究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树立必胜信念，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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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政治、有信念”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高不可攀的，更不是空洞说教和空喊口号，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内涵要求，更要实实在在地去实践。

——5月10日，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了所在的省委办公厅综合调研室党支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一专题集中学习讨论，徐守盛希望大家牢记党章“座右铭”，挺起理想信念的“主心骨”。（《湖南日报》5月11日）

徐守盛

政府热线不热，根在权力冷漠。

——热线电话是百姓与有关单位沟通的渠道之一。然而，媒体记者近日在多个时段拨打多地的市长公开电话等政府热线电话，发现不少存在等待时间过长的情况，要么长时间占线，要么拨通后无人接听。评论员王石川对此如是说。（《京华时报》5月17日）

王石川

如果失去了话语权这样的柔性权力，那么公共权威就很容易依赖强制性权力，诱发治理行为的暴力化，从而也削弱了公共权威的权威性。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雪冬近日撰文指出，官员对健康公共舆论的形成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代表着公共权威，承担着维护公共秩序的重任，体现了政府的公信力水平。对于各级官员来说，善于在各类事件中“发声”“发言”，发挥公共权威的积极建构作用，是必备的能力。（《人民论坛》4月下）

适者生存的动物性伦理虽然真实存在，但是人类的社会伦理必须超越这个简单而粗暴的驱动，否则就会把我们的社会演化成一个只有合理没有正义的社会。

——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才让多吉撰文说，做公益虽然需要钱，但公益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更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南方都市报》5月16日）

杨雪冬

才让多吉

“有事向组织说一声”，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应景文章。

——媒体人完颜平近日撰文说，组织观念一旦淡漠，组织监督一旦缺失，自由主义和各种行为失范就在一些人身上冒出头来。通过组织生活，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学习和工作情况，接受党员和群众监督，在少数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那里变得可有可无。（《人民日报》5月18日）

买官卖官，“买卖”即便做成了，也别偷着乐，毕竟纸里包不住火。

——对于买官卖官现象，评论员武西奇指出，买官卖官都离不开一个钱字。下级需要掏钱买，上级为了捞钱卖，没有钱来牵线搭桥，这笔买卖根本无法成交。等到事情败露那一天，买官花的钱和卖官捞的钱，都得跟着打水漂。（《检察日报》5月17日）

有人为党和人民做了一点工作，就飘飘然起来，不把组织和群众放在眼里，无非就是以此作为向党和人民要名要利的“砝码”。

——钱学森看淡名利地位，更看淡金钱，他曾幽默地说：“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他把奖金和稿费用于科研事业，资助贫困学生，捐给西部地区的治沙事业，而自己却甘于清贫，乐于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杂文家向贤彪说，与钱老相比，现在的不少官员名利心很重。（《中国纪检监察报》5月17日）

唯物史观绝非宿命论式的“经济决定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英撰文，唯物史观将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生产能力，而不是模糊的“经济”作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唯物史观所主张的决定论绝非是什么宿命论，而是不同条件必然导致不同结果的条件决定论。（《北京日报》5月16日）

在职场或者官场中，由于一些领导拥有的权力可以轻易地“拿捏”下属，所以一旦领导对自己有所要求，有些人就立即诚惶诚恐，生怕有所怠慢而令领导愤怒。

——近日，广东省警方联合多地公安机关开展“飓风2号”专案行动，抓获以“我是你领导”方式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236人，捣毁窝点48个，受害人遍及全国15个省市。心理学学者唐映红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中“官本位”思维仍然有着深厚的土壤。（《新京报》5月17日）

唐映红

事业单位不能左手继续握着权力拒绝其他社会组织进入提供服务，右手借着市场化、自主定价的名义随意收费。

——最近有三亚市民反映称：“外面打印店打印一张A4纸才一元，而三亚市规划信息中心打印一张图少说50元，多则上百元。”对此，该规划信息中心给出两个理由：一是收费有依据，是按照特价局批准的标准收费；二是他们虽是政府机关，但属于财政差额拨款单位，需要通过收费来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媒体人韦彬说，事业单位首先是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而存在，其有偿服务应该谨慎而为。（《新京报》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