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中母亲形象的文学史意义

马兰

摘 要： 母亲形象是元杂剧中丰富多彩人物形象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中，母亲形象批量涌现始于元杂剧，从宏观视角看，母亲这一群像的繁盛对元代文学、明清通俗文学乃至戏剧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元杂剧 母亲形象 文学贡献

元杂剧是在唐传奇、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成熟的通俗文艺形式。大量作品真实地描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母亲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文学中母亲形象的人物画廊，并改变了传统文学中的母亲形象：不仅仅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不仅仅是贞节治家的寡母，不仅仅是深明大义的道义母亲，不仅仅是无私忘我的慈母……剧作家在塑造这些光辉与圣洁母亲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些面目可憎的恶母们，她们盘踞在人性与道德的阴影中，同样为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展现着母亲形象的多样与真实，演绎着另类的“母爱”。在元杂剧中，良母成为“善”的象征，恶母则以“恶”的化身粉墨登场。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使得圣母形象与恶母形象的对比壁垒森严，清晰地显示了剧作家的二元对立伦理道德意识的审美追求。

一、母亲形象丰富性、立体化

母亲形象的多样化符合文学创造的美学原则。在美学殿堂中，美一直是高高在上的；丑，却一直匍匐在它的脚下。19世纪，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对照批评理论：“丑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丑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这一理论早被元杂剧中的母亲们力行实践。在元杂剧五彩缤纷的母亲形象中，理想化的母亲是当时社会主流社会和芸芸众生赞扬和崇拜的对象，也是儒生士子精神世界的精神寄托，象征着光明和优美。而那些母性丧失的恶母则代表着黑暗和丑恶，是人们唾弃的对象。正是由于她们象征的淋漓尽致的丑恶与黑暗，更突出了母爱的崇高与伟大。恶母们在元杂剧中大量出现，颠覆着世人的审美习惯，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新鲜的审美趣味。这些丑陋的母亲给读者和观众的审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她们剥落了母亲身上神圣的光环，打破了传统的“贤妻良母”的神话。文学接受者在情感上否定这些恶母形象的过程中出现了有悖于道义母亲的审美情感，他们或大胆批判之，或彻底否定之，或从内心鄙夷之，或深恶痛绝之。元杂剧作家通过这些恶母的塑造指出：母亲并不绝对是善和美的化身，母爱并不总是无私博大的，发现并揭示母亲身上的丑与恶和母爱中的自私与残酷，同样是文学无法回避的。但有一点必须承认，这些母亲形象的出现，无论是贤母、良母还是恶母，都显示了母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为中国文学的女性形象贡献着自身的力量。

在商品经济刺激和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母亲形象。她们说不上是圣洁的母亲，也谈不上是罪恶的母亲，在她们身上，交叉着人性复杂性。既有母亲疼爱、关怀子女的母爱情怀，又有目光短浅、注重自我人性自私的弱点。她们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现实生存中，从现实世俗出发，其文化人格中产生了浓厚的市民文化色彩，更富有人情味。与作为传统道德符号的圣母形象相比较，带有异端色彩，更能体现人的复杂性和真实性。元杂剧中的母亲形象既诠释了母爱的伟大与崇高，又展现了母爱的阴暗一面，同时塑造了现实中更为真实的世俗母亲，使母亲的真、善、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杂剧母亲形象在审美价值上获得了突破，超越了以往同类母亲形象。剧中的母亲们不再是“女不言外”的家庭主妇。很多参与了社会生活，如王月英《月夜留鞋》的母亲独自开店维持生计；刘夫人《哭存孝》协调各方矛盾，以促进内部团结；陶母《剪发待宾》为了儿子读书，四处奔波深生。她们不再是依赖于男性的附庸品，更难得的是她们身上展现出强烈的主动性。当她们遭遇苦难和压迫时，不再是逆来顺受、任意宰割的羔羊，而是敢于抗争的猛狮，这些历经磨难的母亲们以崇高的人格和伟大的母爱抗争黑暗的社会庇佑自己的孩子，从而引起人们敬佩、赞扬的特殊情感。她们身上体现刚健之美的品质，是对同类母亲形象阴柔之美的一种超越，在她们的形象中寄托着剧作家们一腔崇高的审美情感。

二、促进后世通俗文学母亲题材作品的繁荣

母亲形象是元杂剧中人物形象的构成部分之一，反映母亲形象的杂剧作品，不仅在当时受到了观众的喜爱，而且对后世文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元杂剧中反映母亲形象的题材，为明传奇、明清通俗小说及后世各类戏剧的创作提供了有章可循的题材类型。总之，反映母亲题材的作品对后世各类文学继承吸收并发展，母亲形象在后世作家不断的挖掘和丰富下越来越丰满、内涵越来越深刻。

1.明清通俗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反映母亲形象的作品

明清时期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力逐渐加强，家庭生活场景直接进入作者视野，母亲形象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母亲形象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塑造得有血有肉。如明熊大木在《杨家府演义》中成功地塑造了中百岁挂帅、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佘老太君。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中两位性格迥异的母亲：对儿子倾尽全部心血的李瓶儿；将亲生女儿送人为妾，女儿归家后，又逼迫其出卖色相的王六儿。明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中出现了多位母亲：规劝儿子走正途、尽心抚育庶子的晁夫人；纵女行恶的尤氏；带家财弃前妻子私逃的郭氏；尽心抚养妾生的一女三子的薛夫人。清李绿原《歧路灯》中谭绍闻的母亲王氏，毫无理性地溺爱、迁就孩子。在儿子的教育、交友、婚姻等问题上引导、监督不力，最终导致儿子败光了祖业、走上了歧路。清随缘下士在《林兰香》中则塑造了契合儒家伦理规范的母亲——田春婉。她作为耿顺的庶母，对耿顺注重平时的教育，教导耿顺要亲近良友、远离恶朋，最终把耿顺培养成品行端良的有用之材。

清代章回小说《红楼梦》中则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多位母亲形象。荣府女当家人王夫人，对宝贝儿子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她为宝玉的健康成长，经常“净化”儿子的生活环境，前后驱逐了可能对宝玉产生诱惑的丫鬟；时刻警惕着觊觎宝玉家族继承人地位的赵姨娘和贾环对宝玉的明枪暗箭；在儿子的婚姻上，为子选择知书达礼、端庄大方的宝钗。赵姨娘则是一个无情而失败的母亲。她对女儿十分冷漠，毫无母女之情；她对儿子疏于管教、一味纵容，最终让贾环彻底沦为了浪荡子弟。薛姨妈出于疼惜子女缺少父爱，对儿子溺爱、管教不当，形成了薛蟠的“呆霸王”性格。

2.明代传奇中有很多反映母亲形象的作品

明无名氏《孟母三移》中为教育孟子成材而煞费苦心三次搬家的孟母；无名氏《精忠记》中岳云之母为节义而撞死，教子一定牢记精忠报国；朱鼎《玉境台记》中温太真之母在国家兴亡的情况下，坚贞不屈地和敌人抵抗，宁死也不为儿子写投降书，虽是女流之辈，却有着大丈夫威武不能屈的气概；邵璨《香囊记》中朱母在家境贫寒的艰难情况下，坚决让儿子温习功课，考取功名，白衣换紫袍。丈夫死后，自己亲自担任教子重任；吾邱瑞《运甓记》中陶母以孟母为榜样，教子读书，希望孩子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在晋国危难之际，以国家为重，劝慰儿子忠孝难两全，莫以念家而耽误国家大事；陈二白《双官诰》中庶母碧莲，在嫡母、生母都抛弃丈夫血脉时，毅然承当起育子的重任。这些母亲形象契合了儒家伦理规范的母亲角色，他们的伟大母爱受到后人的赞扬，也是观众乐意接受的。

3.后世各类剧种中反映母亲形象的作品

中华戏曲中有许多剧作围绕着“母亲”展开剧情，她们身上忠义、善良、坚韧、忍耐、奉献等优秀的品格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敬仰。这些母亲形象符合当时社会的正统思想，在后世剧作中不断强化。我国后世戏剧中有许多经典的塑造母亲形象的剧目。如河北梆子《南北和》的佘太君，秦腔《三关排宴》中的佘太君，桂剧《攀梨花斩子》中的攀梨花；京剧《三娘教子》中王春娥居孀守寡、织布教子，抚养、教育儿子金榜题名；《状元于乞丐》中柳氏也是一位守节教子的母亲；《百岁挂帅》中百岁高龄还为国为民浴血奋战、抵御外敌的佘太君；《岳母刺字》中教育儿子精忠报国的岳母；《赤桑镇》中不徇私废法、催促包拯拯救灾区百姓的吴妙贞；《徐母骂曹》明辨是非、痛斥曹操以杜绝儿子事曹、自缢而死的徐庶的母亲。这些母亲形象都是忠义道德母亲的楷模，符合父权社会的伦理规范，满足了家国同构的父系利益的心理预期，得到了后世的褒奖。现代京剧中《红灯记》中的李奶奶、《沙家浜》中的沙奶奶、《奇袭白虎团》中的崔大娘、《杜鹃山》中的杜妈妈。这些剧中的母亲是对传统深明大义母亲的延续，她们教育和献出自己的后代成就大义，她们博大、坚韧母爱的光辉永放光芒。

总之，元杂剧中的母亲形象及相关作品，在受到当时观众喜欢的同时，对后世文学和戏剧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当今视听文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间接促进了以母亲为题材的影视文学的内容，如京剧电视剧《契丹英后》、《风雨同仁堂》和《佘赛花》。她们无言承受和默默奉献的伟大母爱，是对传统母爱的继承和升华，展露了母亲形象的真实情感和内心渴望。

参考文献：

[1]金秋菊.从元杂剧谈母亲文化现象[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1998（01）.

[2]刘竞.论元杂剧的母亲形象[J].中学文学研究，2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