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革命军人的品德培养

何智华 吴长权

[摘要]考察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对革命军人品德培养，主要包括制定道德规范，进行道德教育，参加抗战实践等。这些品德培养的路径对今天培养“有品德”的当代革命军人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抗日战争革命军人品德培养路径考察

军人品德，是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个体军人思想和行为中的体现和凝结，相对于军人道德来说，更多强调的是个体军人的道德品质。抗日战争，是我党我军政治工作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追寻这段历史，考察当时我党我军对革命军人品德培养的方法途径，对于今天“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的品德培养，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以制定道德规范为基本前提，为革命军人品德培养提供规范指导

道德规范是对军人行为的基本要求，是军人处理各种关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主要表现为军队的性质宗旨、道德原则、纪律要求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始终注重道德规范的制定，既是密切党政军民关系的要求，也是军人品德培养的需要。

1936年3月1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提出：“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1]p3831939年12和1944年9月，毛泽东发表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强调要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强调要“为人民服务”，强调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从而使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全党全军的共识，成为革命军队的唯一宗旨，成为一切革命者最根本的道德原则。可见，抗战期间，军人道德规范的制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最根本的道德原则为基础的。在处理党与军队的关系方面，我军坚持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官兵基本道德规范加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我党我军为适应特殊复杂的军内外环境，确保“抗战胜利”这个全国人民最高利益的实现，创造和落实了“党指挥枪”的一系列制度。1937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先后发布了《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组织的决定》《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师以上及独立行动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师、团及总部和师的直属队组织党委，旅、营组织特别小组，连队组织党支部，各司其职；团和师以上组织政治机关，旅直属部队和营设教导员。这些规定明确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提升官兵的政治品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处理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方面，我军坚持把“军民一致”作为官兵自觉的纪律要求，成为协调和处理军民关系的桥梁。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处，坚持做到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的“三不”政策。群众不让进村，就露宿田野；不卖给粮食，宁肯挨饿也不动群众一粒粮。八路军总政治部还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结合抗战背景和任务，在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基础上，颁布了《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八路军抗日八项注意》，虽然内容上稍有调整，更加突出“抗日救国”的这一中心任务，但秋毫无犯的“爱民”要求没有变，全心全意的“为民”责任也始终没有变。

在处理军队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我军坚持“军政一致”搞好军队内外团结，创造性地开展了拥政拥军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后，在军队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毛泽东首先要求军队带头做好拥政拥军工作。1942年，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任务和要求。1943年1月，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发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以及《关于拥政爱民月的工作指示》，随后又公布了《拥政爱民十大公约》。陕甘宁边区政府也修订和颁布了《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抗日军人抚恤条例》《调整军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办法》等法规。各部队还派出小分队，深入驻地百姓家中，帮助政府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检查军队执行纪律的情况；边区各地也纷纷召开拥军大会，派出代表团慰问当地驻军、抗属和退伍伤残军人等等。通过拥军拥政活动的有机结合及相关法规制度的贯彻落实，改善了军政关系，促进了军政团结，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同时也为军人道德品质的内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处理军官与士兵的关系方面，我军从“官兵一致”的角度对军官和士兵双方做出了不同的道德规范。1937年，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到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时指出，官兵一致的原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2]p379。这就要求军队干部之间、干部与战士之间以及战士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一致。全军围绕这一原则，要求干部战士之间要加强团结、相互尊重、扬长避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除号召广大战士学习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文章之外，还要求广大干部加强无产阶级意识锻炼，纠正打骂侮辱战士等错误的管理方法。1944年底，党中央、中央军委又指示全军：应在每一部队内部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样就能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之目的。从此，尊干爱兵作为重要的道德规范，在我军的道德建设中不断地发扬光大，并形成了我军重要的道德特色之一。

二、以进行道德教育为中心环节，为革命军人品德培养提供自觉意识

道德教育是军人提高道德认识，增强道德意识的根本途径。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3]p1094党的领导、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使命任务将我军的道德教育同思想教育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思想教育始终把道德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而道德教育也以思想教育的形式进行有效实施和加强。抗日战争时期，面对部队一些思想消极、作风散漫的现象，积极开展和进行以道德教育为中心环节的思想教育就显得尤为突出。

以进行道德教育为中心环节，首先表现为围绕道德规范进行一般教育。通过对道德规范的教育使军人加深对道德规范的理解与把握，以提高军人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自觉。道德认识是道德实践的前提和基础，是道德自觉的根本要求和重要标志。所以我军不仅制定道德规范，告诉官兵应该怎么做，提高官兵道德认识，还通过教育使他们明确为什么要这么做，增强官兵的道德自觉，使对道德规范的遵守不是被动行为，而是自觉行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针对教育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作了这样的阐述：“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2]p511。可见，我党我军重视军人的道德教育正是基于对道德认识与践行道德自觉性之间关系的正确把握。

以进行道德教育为中心环节，其次表现为围绕官兵作风问题开展道德教育。军人的品德和作风有着密切的联系，军人品德是军人作风的内在要求，也是军人作风的重要体现。我军自建军以来逐渐形成了很多优良作风，1940年，彭德怀在《建设我们的军队》中，提出了建设铁军的四点优良作风。然而，抗战以来，由于军队处于统一战线的复杂环境，不少军人尤其是军官，依然产生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更有甚者无视军队的道德原则，违反政策纪律，向党闹独立，打骂战士，贪污腐败，欺压人民。对此，在延安整风的过程中，军队也开始了历时3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对新老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特别是1944年，军队结合学习《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从思想、工作、战斗、纪律、管理、生活等方面作风存在的问题加强全面教育，通过教育，全军开始呈现出改善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军民关系，增强内外团结的大好形势，军人道德品质得到了普遍提升。

以进行道德教育为中心环节，还表现为围绕“大生产运动”这个载体进行道德教育。坚持官兵品德培养与劳动教育相结合是毛泽东道德教育的深层内涵。他曾指出，世界上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因此，他特别强调通过劳动来教育官兵，提高官兵的品德，并把这个问题看成一件具有根本性和战略意义的大事。毛泽东在1939年为抗大题词时指出：“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是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号召军队屯田和鼓励生产。广大官兵通过大生产劳动观的教育，加深了对无产阶级军队道德属性的认识，培育出了不畏困难、勇往直前，以苦为乐、甘愿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崇高的道德精神，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与英雄模范人物。

三、以抗战实践为主要渠道，为革命军人品德培养提供实践路径

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融于军事实践之中，通过军事实践表现出来，是革命军人品德培养的重要特征。正是由于形成了这样的科学认识，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军人品德培养特别注重把革命军人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渗透进抗日实践这一主渠道。

以抗日实践为主要渠道，首先表现为让革命军人在抗日实践中提高道德认识。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广大军民英勇抗日，并通过组织领导官兵开展卓有成效的抗日活动，使官兵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顾全国家大局，勇于牺牲自我；面对日军“扫荡”和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根据地抗日军民大生产运动，培育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伟大延安精神；面对“速亡论”“速胜论”，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通过对抗日实践的形势任务分析，有效地克服军民害怕战争和麻痹轻敌两种错误思想倾向，坚定了官兵抗日斗志；等等。从道德角度说，正是通过抗日实践才更加坚定了这支军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的道德认识。

以抗日实践为主要渠道，其次表现为让革命军人通过抗日实践激发道德情感。道德情感是军人品德构成中最深沉活跃的内容。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结合抗日实践来培养和激发官兵的道德情感。树立抗战英模典型，是我军结合抗战实践，培养和激发官兵道德情感的重要方法之一。朱德指出，在我们革命的军队中，人人都有蓬勃的上进心，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发扬与引导这种上进心，使其为革命战争而戮力同心。召开英模大会，表彰英雄模范，用英雄人物的英雄行为激发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争取立功、积极抗日的道德情感。开展抗战文化宣传，是我军结合抗战实践，培养和激发军人道德情感的又一种主要方法。全面抗战爆发后，新四军筹建之初，叶挺、项英、李一氓等就商定要尽快招收一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和知识青年，组成战地服务团，用进步的抗战文化为抗日服务。战地服务团通过音乐、戏剧、美术、文学、讲演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传新四军是抗日的人民军队，鼓舞士气，怒斥敌伪，发动民众共赴国难，充分激发和培养了广大官兵最活跃的道德情感，使他们更加切齿痛恨日本侵略军丧尽天良烧杀掳掠、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更加体恤人民的疾苦，更加热爱祖国和同胞，进一步增强了抗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以抗日实践为主要渠道，再次表现为让革命军人在抗日实践中锤炼道德意志。道德意志是革命军人在实践道德行为中所表现出来克服困难、排除障碍的毅力和能力。没有道德意志就不可能把道德认识、道德情感转化为道德行为。在抗日战争环境中，我党我军始终抓住抗日实践这一主渠道锤炼军人道德意志，为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例如，挺进沦陷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时期，兵力悬殊、条件艰苦、环境险恶，给部队生活和行军作战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也为锤炼军人全心全意、攻坚克难、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道德意志提供了契机。在刘老庄的战斗中，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82名官兵英勇战斗，前赴后继，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成功掩护了主力部队和地方群众转移，表现了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使整个军队都受到这种品质的感染和激励。○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