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大农业思想述评

潘鈜

[摘要]朱德是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十分重视农业的领导人，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他就着手思考农业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的大农业思想。他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发展农、工、交通等事业，要把农业摆在首位；主张农、林、牧、副、渔要全面发展；主张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指导农业生产；主张打开开放窗口，大力出口农副产品，倡导国家间“互相协作，共同繁荣”；提出要让全国农民“家家富、个个富、共同富裕”；等等。研究朱德的大农业思想，对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朱德大农业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年事已高且不分管经济工作，但他出身农民，自己也当过农民，因此对农民十分关心，经常深入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关注农业建设和广大农民生活，对我国农业建设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为我国农业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1]因此，研究朱德的大农业思想不仅有重大历史意义，也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朱德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早在1949年11月8日，朱德就强调要“发展农、工、交通等事业”[2]p272。须知当时共和国刚刚成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刚刚创建，西南大部地区还有待解放，朱德却已开始思考筹划经济建设，并且把农业摆在首要位置，足见他对农业的重视。12月27日，他又要求贸易部门“要大力从事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工作，要扶植合作社的发展”[3]p1361。1957年12月，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召开，朱德在23日讲话，深刻阐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在产品数量和从事生产人数上，农副产品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一半左右，从事农业人数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就农业和工业关系来说，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和市场，同时也是重工业产品如排灌机械、农业机械、汽车、船舶等的重要市场，农业需要量今后日益增多会进一步推动工业的发展；农业还是出口物资和积累资金的最主要来源之一。1960年3月，朱德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出发，阐述了农业的发展可以带动上层建筑科学、教育、文化等事业的发展。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朱德在18日发言说：今年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是正确的方向，要抓紧搞。1963年9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现在我们要建设好社会主义的基础，特别是要把农业的底子打扎实，巩固地向前发展。

基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朱德号召国家机关和各行各业都要积极支持农业，为农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主张财权要下放，这样地方就有胆量来办更多的事。1952年底和1953年4月，他就发放农业贷款和建立农业银行致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他认为农业银行的建立可以正确掌握农业贷款，可以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使其在重大资金问题上有依靠，可以吸收农村的流动资金以活跃农村借贷关系。朱德主张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他号召工业各部门生产更多适合农村需要的机器和器械工具，要求大力发展化学工业，积极支援农业。

为了发展农业，朱德提出“科技兴农”战略，强调“农业的重要问题是改革技术”。1958年3月8日，他说：“要进行技术革命，使用和改装适于当地的耕作机器，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1958年4月10日，他致函刘少奇并转中共中央：“农业技术的改革不只是种植业的问题，而应当是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中心的多方面的技术改革。”[4]p3619月15日，他进一步提出农业机械化问题，认为“加速实行农业机械化，是一个紧迫的问题”[3]p1691。同时，他认为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化要根据当地条件，因地制宜，因为我国许多地方的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不相同，农作物的品种又非常繁多。朱德多次视察各地的农业科研机构，同农业科学家亲切交流，热情地对他们说：“希望你们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群众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群众。”“现在各方面都在大跃进，科学也要大跃进，工人来敲你们的门，农民也来敲你们的门，都来向你们要东西，你们要努力啊！”[3]p1616

朱德提出增产节约战略以巩固农业的基础，坚决执行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他详细解释说：勤就是多方面增产，家庭成员稍有时间就必须让他们参加一定的劳动，大的参加农业生产，小的搞副业，饲养家畜、家禽以及搞必要的家务。俭就是多方面节约，衣、食、住、行，无论是现金和物资，凡可以不花的尽量不花，可以少用的尽量少用。他说：增产不要忘记节约，不注意节约就可能把增产的东西浪费掉。增产又节约，日积月累，众志成城。这样，目前仍然贫穷的中国一定能变为先进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在同李先念的一次谈话中说：尽量多收点钱，少支出。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发展生产上。他嘱咐广东从化县委负责人：你们要注意两件事，年年增产，年年改善人民生活。在新兴县视察时，他又对县委负责人说：你们要记住四个字：增产节约。

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朱德认为，农业不光指狭义的种植业即农作物栽培，而是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等在内的大农业。他深刻认识到，农、林、牧、副、渔各业处在一个循环的大系统中，它们之间互相依靠，不可分离。朱德一方面强调“粮食生产一定要过关，否则，哪个国家也养活不起我们这么多人”；一方面主张要发展其他农作物，要进行多种经营，推动综合发展。1956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当前在农业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粮食、棉、麻等生产外，对于蚕丝、茶叶、药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类等多种多样的生产，以及其他各种副业生产，也应该高度注意。这些产品，不仅是国内的工业原料和人民生活所必需，而且是出口物资，对争取外汇支援工业建设，是有很大作用的。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人力更加充足了，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发展。”[5]1958年，他又强调：“国营农牧场必须搞多种经营。无论是以粮食、经济作物为主的农牧场，还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农牧场，都应该因地制宜地把农、林、牧、水产、副业、饲养家畜家禽、饲养野畜野禽和开矿挖煤等相结合起来。同时，国营农场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情况，建立小型加工厂。因为这种多样性的生产，不仅可以增加收入，同时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的作用，避免生产方面半年忙、半年闲的忙闲不均的情况。”[3]p1653-1654多种经营，综合发展，是朱德大农业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对此，他有着许多深刻论述。

（一）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林业既是一项产业，又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森林兼有经济、生态、社会三种重要效益。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强、民族繁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国家的“无尽的宝藏”，“集资的主要来源”，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家务”，“既可增加财富，换取外汇，又可美化环境，防风防旱”[3]p1424。1959年6月16日、25日和29日，朱德三次致信邓小平转报党中央和毛泽东，信中强调“森林是个无尽的宝藏”，建议“中央应确定山区以林业和多种经营为主的生产方针”[3]p1734。朱德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最早提出号召全民种树的领导人。据《朱德年谱》（新编本）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工作的电报、信件近100件，其中专题汇报林业问题的有5件，主要汇报林业问题的有8件，汇报林业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有1件。致信周恩来、陈云专门谈林业建设的有2件。他不顾70多岁高龄，风尘仆仆地深入全国各地，视察林业情况，直接广泛面对群众，接触林业实际，调查研究，取得十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加强林业建设的意见。在这些意见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增加产量，保证质量，强调成活率；二是可持续发展，采育结合，永续作业；三是依靠群众，改“封山育林”为“护山护林”；四是综合利用，变“废”为“利”，推广代用品，节约木材。这些思想，无不闪耀着科学预见的光芒。

（二）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3]p1640。畜牧业的发展不仅支援了农业，给农村提供了肥料，而且给城市供应了肉食，给工业供应了原料。朱德认为，我国土地面积143亿亩，其中除耕地面积占11.6%，除去一部分沙漠、雪山，其他60%—70%以上是荒山和草原，大部分土地面积都可以利用起来发展畜牧业。从另一方面看，我国耕地面积少，人均只有一亩多一点。今后应当加强畜牧业及畜产品的加工和收购工作。每次外出视察，朱德对畜牧业的发展总会做出具体指示。1958年视察新疆，9月22日出席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常委扩大会，他建议大力发展畜牧业生产，使新疆成为全国最大的羊毛和肉类生产基地之一。接着，他又致电中央建议驻疆部队应在驻地附近进行农牧业生产。1959年2月，他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谈话，指示发展集体畜牧业是主要的，但同时也要发展家庭畜牧业。提出要根据不同条件，因地制宜地使用各种饲料，不一定都吃精料。1964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畜牧业时说，养羊是一件大事，西北条件好，要多发展一些，一只羊能喂到70斤，羊毛也很好。

（三）“副业生产是个宝贝”[3]p1590。朱德十分关注蚕桑业。1955年1月，他和邓子恢共同致函中央：广东最适宜养蚕，应多发展养蚕事业。建议应适当提高蚕茧的收购价格，并宣布不增加桑田的农业税。在山坡上种桑的，五年内免税。要适当贷款，并发放蚕种，加强技术指导。1955年5月11日，他在同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谈话时强调，要适当提高蚕丝的收购价格，以刺激蚕丝生产更快发展。1958年4月和1964年1月，他分别视察华东蚕桑研究所、浙江省农业厅原蚕种场和浙江余杭县九堡蚕桑大队，在同研究人员座谈时指出，要在全国各地大大发展蚕桑事业。可以养桑蚕，也可以养柞蚕，还可以养萞麻蚕。过去很多地方都能养蚕，现在新品种好但不能普遍养，结果老品种丢掉了，新品种又很少。应该研究恢复旧品种，同时发展新品种。1960年6月，他在视察上海大利缫丝厂时说，蚕丝的经济价值很高，希望全国适宜养蚕的地方普遍植桑养蚕。1964年4月，他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农垦部养蚕专家古成红等人。朱德十分关注养蜂业。1960年1月12日，他致函中央、毛泽东说：养蜂的直接收入高于一般农业的收入，对农业增产又有巨大作用，发展养蜂将成为农业增产“八字宪法”外的又一重要途径；蜂蜜又是极好的营养品。朱德还主张大量养猪。他说，如果全国每年能养3亿头猪就能解决很大的问题。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全国养猪会议上，他说：猪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的物资之一。养猪可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增加农民的收入，巩固工农联盟。他反对洋教条没有粮食就不能养猪的说法，主张大力推广粗饲料养猪。他认为，除了粮食外，树叶、野草、野菜以及香蕉秆、剑麻渣和水草等100多种材料，都可以用来养猪。

（四）发展渔业是一条出路。1955年5月，朱德听秘书汇报渔业生产情况后说，要成立食品部，专门管理渔业生产的事。渔业发展了，可以解决肉食不足的问题，有利于同农民改善关系，同时可以出口。他认为，我国渔业资源蕴藏量很大，是很有前途的产业，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今年计划产鱼240万吨，要设法解决收购和就地加工等问题。5月，他致信周恩来，说：“为了解决肉食困难，减轻猪肉和粮食的紧张情况，我以为发展渔业是一条出路。国务院应该设直属的水产管理局，统一领导水产的计划、生产、加工、运销等工作。要适当增加对渔业的投资，加强对渔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贯彻渔业互助合作政策。”[3]p15031958年1月，朱德和水产部副部长高文华谈话：发展沿海地区的养殖业要依靠沿海地区的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要处理好国家、农业社、个人三者的关系。我国6亿人口中有5亿多是集体的，发展渔业生产，主要靠5亿人民。1960年1月，朱德视察上海水产公司，在听取汇报后说：水产是很重要的部门。我们要大力发展水产，赶上并超过世界上水产发达的国家。朱德提倡多种方法养鱼，不能行船的河流可以养鱼，坑塘和水库也尽量养鱼。渔民的船、网只能合营，不能没收，对渔民也不能划阶级。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到，朱德的农林牧副渔全面、综合发展的大农业思想十分超前。习近平同志曾指出：“大农业是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过去也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但不是讲究它们之间互相联系，相互促进，追求的只是单一的经济效益。现在讲综合发展，则是要提倡适度规模经营，注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把农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发挥总体效益。新农业效益观替代了单体经济效益观。”[6]p178-179这些论述，同朱德的大农业思想非常一致。

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化水灾为水利”是朱德1958年8月为根治海河的题词，也是朱德水利思想的集中体现。朱德充分肯定水利在农业中的重要地位，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没有水利就没有农业。早在1949年，他就认为水利事业是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而且繁重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本着为国家人民积极负责的精神，动员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把它做好”[2]p272。在1949年11月召开的各解放区水利工作联席会议上，朱德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水利工作的几个重要方面：（一）防洪排水与开渠灌溉，同时也应积极准备在可能条件下，试办个别的比较大的永久性的水利工程。（二）整理运河、渠道、港湾，便利航运与农田灌溉，以便物资交流，繁荣经济。（三）利用水力，发展工业，要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恢复发展水利事业。（四）实事求是，量力兴工，根据实际情况和现有人力财力技术条件以及工程计划等原有资料，分缓急先后次序施工。（五）依靠技术建设国家，依靠群众完成工程，使技术与群众相结合，工程与生产相结合，用技术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六）明确与农林、交通等部门的配合与分工，避免人才物资的重叠与浪费。（七）统一规划，统一掌握。按照河系统一治理，使一河之水，用得最经济、最合理[3]p1356。这七个方面内涵深刻，它高度地概括了水利建设的战略目标是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并且根据山水林田湖河统一命脉的系统论思维，有针对性地提出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的群众路线和统一规划，各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1950年7月，朱德又在全国水力发电工程会议上说，欲使中国工业化，首先必须发展动力，动力中最便利、最好的就是水电。我国水力资源很丰富，开发水电的事业有广大发展前途。水电建设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有重点、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要打破乡土的或本位主义的观念，互相配合，以适应国家的经济能力，着眼于生产需要。11月，他致电王震，指示驻疆部队要重视水利建设，如能完成500万亩灌溉任务即告成功。1957年12月，他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谈话，指出无论南方、北方都要重视兴修水利。水利搞好了，不仅可以直接为农业服务，还可航运、发电。保持水土的根本办法是种树。朱德主张水利工程建设要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不要急于求成。1958年7月，他说：引洮工程不要搞得太快了，搞得太快，人吃饭的时间都是很大问题。应把工程时间放长些，修一段算一段的办法很好。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朱德总是亲临水电站、水库等基层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全国东西南北。1957年、1959年、1961年、1963年、1966年五年间，他先后去过黑龙江镜泊湖水电站，甘肃兰川刘家峡发电站，贵州猪跳河水库，浙江新安江水电站，福建古田水库发电站，特别是广东从化流溪河水库、水电站。1975年8月，89岁高龄的朱德还视察了秦皇岛市石河水库。

通过听取汇报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朱德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意见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1958年7月8日，他致电中央和毛泽东：甘肃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是紧紧抓住水利、化肥、土壤和农具改良这几个环节，特别是水利建设更为突出。12日晚，他又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青海去冬今春主要抓了“一水二肥三技术”的增产措施。青海水利工作的主要经验是：“全面规划，充分准备，全民动员，集中突出，按期完成。他们修水利的主要办法是‘引水上山’和‘拦水蓄水’”。1960年4月2日，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说：“在水利化运动方面，除了农田灌溉之外，还注意修建小型水电站；利用河道水渠发展航运；利用坑塘和水库发展养鱼；平原地区实行井渠双保险；山区和丘陵地区，实行分段堵水，以高山来灌低山。”[3]p1771朱德总结的治水经验在省市领导人的回忆中得到验证，例如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在《不尽的思念》一文中就有生动的记述：江苏采取朱德自流灌溉、提水灌溉、喷灌并举三管齐下，依靠自己力量解决水源的办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毛泽东得知后要安徽、湖北的负责同志到江苏参观学习[7]p336。

朱德还亲自参加水利劳动，1958年5月25日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义务劳动是众所周知的。此前，他还参加了安徽肥西县交通水库的劳动。据报道，1958年4月26日，朱德到肥西县官亭镇高庄村水库大坝视察，还拿把铁锹干了十几分钟的活，并为水库命名“交通水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治水问题发表重要指示，并于2014年系统阐述了“节水优先、系统治理、空间均衡、两手发力”[8]的治水思路，为新时期水利工作指明了方向。有关部门也制定了《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指导意见》等规章制度。包括朱德在内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水利思想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四、出口农副产品，开启开放窗口

朱德是我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积极主张通过出口农副产品开展对外开放的领导人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我国“应当为全世界人民服务”，“内外协作是永久性的”，国家间应“互助合作”“共同繁荣”等战略性、前瞻性的思想。

朱德主张通过大量出口农副产品换取外汇，开启对外开放窗户，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52年底，朱德致信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提出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为加速我国工业化建设，必须大量从苏联进口设备。对苏贸易，我们首先应当提高水果、猪肉、鸡蛋、鱼、茶叶、烤烟、桐油、蚕丝、棉花、大豆、稀有金属及某些手工业品的出口。因此，不仅应以供应国内市场的需要出发，而且特别应当为了出口的需要来发展这些产品。并且围绕这些产品，大力组织运输工业、冷藏工业、包装工业、罐头工业、挖矿工业等，力求增加品种，提高质量。”[3]p14421955年12月，朱德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等七国，后又出席苏共二十大。通过走出国门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他对国际形势有了新的理解。1956年4月25日，他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提出：我相信我们能够争取到相当长时间的和平建设的条件，十二年以内是可能争取完成三个五年计划的。在这种局势下，需要考虑怎样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方面。27日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朱德发言时谈了九点意见，其中谈到：“农业要充分发展。应大力发展热带、亚热带作物和一切农副产品，换回工业设备。”[3]p1547

当时，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待提高，在农副产品究竟应该以出口外销为主还是以供应国内市场需要为主问题上，人们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张外销要服从内销，朱德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强调：内销要服从外销，不仅是粮食，一切物资都要这样做。因为只有出口大量的物资，才能换回大量的外汇，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朱德积极主张出口农副产品的种类多样。关于猪的出口，1956年12月，朱德指出：要大量养猪，特别是南方，更要大量养猪。关于茶、蚕丝出口，1958年1月，他指出：茶叶出口经济价值很大，出口一吨绿茶，可以换42吨钢材。3月，他致函毛泽东说：茶叶和蚕丝是农业生产中两种最宝贵的东西，是全世界人民所喜欢的，要多出口。他还建议把发展蚕丝、茶生产作为重要内容列入《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960年6月，他在视察上海时说：蚕丝的经济价值很高，出口量很大，每年创不少外汇，要综合利用、大量发展。关于蜂蜜出口，1957年3月，他对中共四川灌县县委县政府负责人说：你们这里花多，可以多养蜜蜂，蜂蜜是大量出口的好东西。关于水产品的出口，朱德提出水产品是一种很重要的出口物资。朱德还强调，出口不限于粮食，还有其他农副产品及手工艺品，在他视察各地时提到过的出口产品有棉花、大豆、食盐、咖啡、橡胶、剑麻、香茅、桐油、椰油、烤烟、药材、羽毛、肠衣、皮革、水果、罐头、金银首饰、玉器、景泰蓝、象牙以及挑花、绣花等。

朱德主张出口农副产品不仅质量要保证，还要包装好。玉雕要带座和盒。饼干也要装盒，既文明，又是招牌。在四川听到云、贵、川三省的猪鬃等大批出口物资都在重庆加工包装时，朱德指示把这些搞包装加工的老技术人员和手艺人集中起来，开办训练班，让他们传授技艺。

朱德认为出口农副产品的国家要增多，内容要增加，“要大进大出”。1957年12月，他强调说：无论是工业产品、农副业产品、矿产品，都要增加出口量。今后主要是发展同兄弟国家的贸易，也要发展同印度尼西亚等友好国家的贸易。同帝国主义国家也要做生意，但必须坚持本去本来的原则。又说：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典、意大利、丹麦、挪威等国，都需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同他们可以订立长期合同，用以货换货的方式进行贸易。谈到吸引外资时，朱德说：“要鼓励外国资本家向中国投资，不一定是现钱，货物也可以。”1958年4月，当他得知上海市正在采取多种办法扩大对外开放时非常高兴，很快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上海的具体做法，包括增派人员出国，加强对外国客户情况的了解和直接接触，发出函电请外国商人来谈判等。朱德说：“这些办法，我认为都是很好的。”[3]p1667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朱德认为，“要同日本、亚非国家和苏联等国大去大来。否则，因政治上闹别扭，经济上就停止往来，那样损失太大”。只要“大宗的生意做起来了，政治上就靠近我们了”。1957年12月，朱德指出，发展对外贸易“可以增强同兄弟国家的互助合作，以求得经济上的共同繁荣。”[3]p16391958年1月，他在谈话中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定要加强国际合作，内外协作是永久性的。”[3]p1648这些战略性、前瞻性的观点，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准备，是十分可贵的。

五、一切为了共同富裕

朱德在指导农业建设中贯穿的一条红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处处着眼于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针对当时普遍出现的否定私有制、急于实现共产主义“左”的倾向，朱德清醒地提出不同的看法。1958年12月，在听取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汇报工作后指出：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快就实现共产主义呢？条件尚不具备时，太急了，也是不行的。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还需要补课。现在我们还没有一样产品按人口平均能够超过人家，在生产方面还很落后。要教育大家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1959年4月，他在济南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实事求是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口号。所谓实事求是，就是对每一件事情都要认真去做，认真去分析。1962年3月，他接见江西宁冈县党政军负责人时叮嘱说：我们做工作、办事情，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人民负责。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还说：生产搞好了，人也摆平了，生活也改善了，弄虚作假没有了，大家对社会主义就有信心了。

朱德十分遵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他在指导农业建设时总是强调我国各地气候不同、土壤不同，因此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组织生产，不能千篇一律。他指出，东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各省宜开发林业。新疆可以大量开荒，也可种棉花、油料作物以及养蚕、养鱼。内蒙古可以大量发展畜牧业。四川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主要是解决水的问题，要多搞电灌，天旱也得丰收。云南适宜发展茶叶、咖啡、紫胶、木棉、剑麻等经济作物。东南沿海地区可以大力发展渔业。浙江、江苏可以多种茶树、多养蚕。广州是个好口岸。海南岛物产丰富，特别是铁矿，其他特科经济作物应有尽有，是个宝岛。要多种植和发展橡胶树，又邻近港澳，可以成为出口基地。朱德认识到同一事物，地区不同养殖时间也不同，比如养蚕，南方一年可以养几季，北方只能养一季。总之，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一切从实践出发。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最终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朱德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非常富裕的社会，而不是贫穷落后的社会。1954年，他就说过，农村里还有贫农，那你这个社会主义就不富；农民没有摆脱贫困，我们国家就没有摆脱贫困，而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灭贫困，让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朱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处处、事事为广大农民着想，竭力提倡帮助农民，达到共同富裕。他很早就提出要不断改善农民生活，为农民建立“家务”，让大家安心生产，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幸福家园。1956年，他强调说，群众关心的是自己的福利事业，如果不给群众增加福利，群众是不会关心生产的。要使群众的生活逐年有些改善，才能使群众的生产积极起来，并得到发挥。1957年，他又强调说，如果不靠发展经济建设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这是右倾。朱德很关心农民生活，积极支持农民生活多样化。他说，在农村可以多搞些冷藏加工，这对农民有很大好处，应该当做大事来抓。人们在生活方面，总是喜欢多样化。在生活上将来还是要有家庭的，一家人还是一家人。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与会人员开始按地区分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北、华东六个组，朱德被编在中南组。7月6日，他在组内发言说：要让农民富裕起来，农民富了怕什么？不会成富农路线，这是有关5亿人口安定的问题。8日，他同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谈话说：究竟是让农民穷还是让农民富？我看应该让农民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要一家一家地富，一县一县地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9日又和陶铸谈话说：现在应退回去，首先要鼓励农民安家，自己建房子，把家务恢复起来。10日出席华北组会议，他又发言说：要让农民富起来，不要怕农民富。20日出席第三组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说，我要再次强调帮助农民建立家务的重要性。1962年4月，他和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方志纯谈话中又提到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他说：只有农民富裕了，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活跃起来。9月25日，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言，再次强调：“农民以后还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个个富，共同富裕。”[3]p1851从1959年到1962年，朱德反复强调要让农民富起来，大声呼吁，热情地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意愿，强烈地表达了亿万农民的心声。

朱德的共同富裕思想为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也说：“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9]p189-190“小康不小康，关键在老乡。”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小康”这个全民族执著追求的梦想，再奋力拼搏四五年，多少代人期盼的小康社会必将全面建成，朱德让农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必将实现。○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讲话[N].北京：光明日报，2016-04-29.

[2]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朱德年谱（新编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4]于道俊等编.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5]朱德.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一些意见[J].北京：党的文献，2007（3）.

[6]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1992.

[7]回忆朱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8]本刊编辑部.节水治水管水兴水[J].北京：中国水利，2015（1）.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