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斯诺新闻思想探析

施欣

[摘 要]《平津新闻学会贺信》体现了斯诺抗战前期新闻思想和宣传理念。他一向呼吁国民党当局切实开放报刊言禁，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不得施加政治威逼，大力维护新闻记者权利，放开外国记者采访限制，加强与国际新闻界尤其美国新闻学会联系。

[关键词]斯诺新闻思想抗战前期平津新闻学会贺信

1936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蠢蠢欲动，大举入侵迫在眉睫，民族危机日益加剧，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在风起涌动的文化参政、文学议政、文人论政的特殊社会思潮和抗战的特定背景下，“平津新闻学会”怀抱文化救国、新闻报国、学术抗战的意愿与旨趣，经过短暂筹备和精心组织后，正式于报业发达、报馆林立、报人云集的北平成立。该学会致力探索、研讨新闻事业在内忧外患、国难深重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纸弹亦可歼敌”的报国职志，如何能主动适应“现今民族和国家的需要”的中心任务。召开成立大会时，学会特邀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时译为“施乐”）与会，但因身体、政治等原因未能到会，于是亲致信函给“平津新闻学会”以表祝贺，强调新闻学会成立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引介美国最新的新闻理念与实践经验，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还善意却不失严厉地对国民政府进行了规劝或警示。

一、切实开放报刊言禁

斯诺强烈呼吁国民党当局对新闻事业的态度由严厉苛刻转向和风细雨，对新闻送检的执行由一网打尽转为网开一面，放各大报刊一条生路，给言论界释放民主自由的“新鲜空气”。他深切指出，对于发展缓慢的中国新闻界来讲，决不可贸然加以实施严酷窒息的新闻检查制度；对于相对滞后、尚欠发达的中国新闻事业来说，断不能承袭封建专制主义或北洋军阀时期动辄封闭报馆、查禁报刊、逮捕报人、禁毁报纸的“老套路”。任何时候，钳制新闻、剪灭思想、消弭自由、强奸民意都是有违公理、丧失民心、不得拥护的；听不得反面意见及不同声音的政府也是行之不远、注定失败、必将崩盘的。事实上，国民党当局却在抗战初期实行严厉的新闻统制，“一方面扩张自己的新闻阵地……另一方面强化新闻检查制度，压制不同政见的报刊”[1]p1，其反动举措不能不说令人遗憾。在风雨欲来、黑云压城的外敌亟欲大举入侵的特殊阶段，国民政府更没有理由制止针对日寇蓄谋侵华的媒介发声、传媒揭露和言论抨击、舆论批判，而最终导致媒体缄默不语、报人噤若寒蝉、民众沉迷麻木、社会万马齐喑的悲哀局面。恰恰相反，一个正常而理智、先进而开明的政府理应顺应民情、符合民望、保障民主，扩大而非压缩言论空间，顺畅而非逼仄舆论渠道。所以，国民政府务必尽快开放报纸言禁，允许报刊参与国政，吸纳报人正确谏言，使之对国是有所帮助、国民有所促动、国务有所辅助；务必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太过严苛的封闭言论、禁止舆论、钳制思想的法规、条例，避免轻易封杀报馆（社）、逮捕报人、查封报产的“白色恐怖”和“高压政策”。斯诺认为，“倘在自我禁锢和政治摧残下，本已崎岖艰难、负重前行的中国新闻事业将更加雪上加霜地萎靡不振、难堪重任”，不仅不利于中国新闻事业的顺利发展、快速进步及民主风气的形成和开明氛围的养成，还不利于借助新闻事业作为宣传“工具”与舆论“武器”来抵御外敌入侵、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护卫领土完整。他一针见血指出，国民政府之所以施加严酷新闻检查制度，究其缘由在于：因为“报刊增人智慧、益人聪明，明义理以伸公论，俾蒙蔽欺饰之习一扫而空，是以暴君污吏必深恨之”[2]p76。新闻言论自由是个人独裁、封建专制与军事侵略的“死对头”。

历史上中国缺乏民主传统和新闻自由的空气，数千年来执行的都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捂住自由言论的“盖子”，不愿意放开言路通畅的“空气”、松弛言论自由的“篱笆”。事实上，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没有哪个统治阶级（者）会放弃对新闻的把关与掌控，绝不会将新闻报道权、言论话语权、舆论主导权、价值引导权拱手让于他人。斯诺号召：必须停止摧残新闻舆论和言论自由的丑陋行径，不至于蒙蔽国民之耳目、社会之聪慧；允许国民贡献智慧或见识以及表达救亡图存的意见或态度，以履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国民使命。

二、取消新闻检查制度

西方普遍认同“言论出版自由是人的一切权利中最为重要的权利，人在接受智慧方面有‘知’的基本权利，书报检查制度是有害的”[3]p19理念和观点，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也认定新闻出版及言论自由是公民神圣的“天赋人权”，不可侵犯，不能剥夺。斯诺坚决抗议和抵制国民党当局过度过频过滥的新闻检查制度对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剥夺。他大力谏言国民党当局，在时局危机、国事日蹙的情势下，多灌输民主风气、少强加独裁气息，多营造宽松环境、少制造专制之风，务必早日取消反动腐朽的丧失人心的新闻检查制度对新闻界合法权利的朘剥。他发出心声：“应切实保障报馆，及从事报业者之安全，非依法定程序，不得有停邮、封闭、逮捕，或任何加害之处分。”要想改变迷惘的报界与低沉的舆论界，前提即在于当局立即废止检查制度，使言论脱离禁锢、享受自由，使报业成为社会进化中的一个活跃而坚强的分子；要保有新闻自由和促进社会进步，则新闻界必须团结而合作、独立而奋斗。如果让万恶的新闻检查制度卡住了言论自由发展的脖子、捏住了新闻事业的命脉，那么，“在严密的检查下”，必然是“报纸不敢讲话，不敢记载真实的新闻，纸面上千篇一律，人云亦云”[4]p117。当时中国新闻界形成了放开新闻钳制、拓展舆论空间的共识，他们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中一致表示：“报纸应该是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反抗帝国主义者侵略压迫的有力武器，为使这一武器真正发挥功效，只有争取言论自由。”

三、不得施加政治威逼

报纸是民众的喉舌、国家的耳目，学者李文绚陈述说：“除特别势力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能站得住脚。”报纸的独立地位是独立言论的前提，无法独立或依赖某种势力的报刊总是像被“掐住了咽喉”“扼住了脖子”“牵着了鼻子”，是无法承担起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办报理念与报业追求的，也是难以担负起向导国民、监督政府的天职的。斯诺要求国民党不得施压政治引诱、政治威逼、政治压迫，报刊亦不能按照政府当局或各种势力的宗旨计划、意图要求行事，沦为政府的传声筒、复印机和政党的附庸、工具。他再三强调：“无论国民党中央或地方当局，不得利用其政治上之权威，迫令报纸为图利一人一派之宣传。”在新闻统制政策下，国民党极力强化个人崇拜与政治专制，主张思想统一、舆论集中，强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论调。这是极其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新闻事业是国民的共同事业，是国家的公器和民族的公共机构，绝不是某党派或某集团、个人的私器。与反动的新闻管控政策相持抗争的邹韬奋，曾经悲愤又决绝地说道：“本刊同人自痛遭无理压迫以来，所始终自勉者：一为必挣扎奋斗至最后一步；二为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我们为保全报格计，只有听其封闭，决无迁就屈服之余地。”彼时，大多数正直而忠诚的新闻工作者对于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抱持抵触、抵制乃至对抗的情绪，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持久的斗争，成为有骨气、有良知、有尊严的新闻工作者的真实写照。

四、大力维护新闻记者权利

一般而言，西方社会往往视新闻记者为“第四等级”、社会活动家、“真理永不疲倦的探索者”、时代的“晴雨表”和国家的“瞭望者”、社会的“思想库”。拿破仑曾经高度赞扬说：“记者的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而政论家王韬则宣称：记者最重要的资格与条件——“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新闻记者作为专业专职从事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的专门工作者，理应享有其职业上所赋予的特殊的独属的各项权利，例如报道、评论、批评、发表的权利，采集信息、访问对象、寻求和获取信息的权利（知情权），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新闻媒体监测、舆论监督权利。凡此种种，均以实现中国新闻学术拓荒人徐宝璜先生所赞誉的“伟大之记者，应有大无畏之精神，见义勇为、宁牺牲一身以为民请命，不愿屈于威武而噤若寒蝉”的职责与目标为己任。诚然，在新闻媒介的正常运行和新闻记者的正当新闻活动中，上述权利不仅不能剥夺，反而应该保护；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应该增强。按道理来说，只要新闻记者的报道和评论在法律法规的范畴内，也就拥有监督之权力、采访之便利、评论之保障等权利。为此，斯诺反复重申：“以前未依正当程序，非法处分之报馆或记者，应一律撤销其处分。倘其被处分之原因，由于维护公共利益，则政府并应追惩非法加害之官吏，及酌量赔偿因非法处分所致之损害。”斯诺督促国民政府应对记者合法权利予以坚决保障。

五、放开外国记者采访限制

当时在华的外国新闻记者主要持两种政治态度或立场：一种是同情或支持中国的国际友好人士，一种是敌视或反对中国的外国（籍）人士（甚至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或帮凶，比如日本谍报人员）。因此，对于外国媒体或新闻力量要详加区分和认真甄别，并区别对待——既不能全盘否定，倒掉洗澡水的同时把孩子也抛掉了，向世界人民和国际新闻界关闭了观察、了解、扶助中国的大门；也不能全部接受，将谋我害我、心怀叵测的外国新闻机构（个人）错误地视为“知己”、引为“同调”，将军事计划、政治文件等战时情报轻易透露。按照国际惯例和新闻事业开放性、包容性的原则，应该逐步放开对外国记者的采访限制和人生束缚。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国民党推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在陪都重庆的外国记者成了新闻检查的首要对象，这些都成为阻碍外国记者发出真实情况的重要因素。不仅造成了外国新闻媒体对中国真实抗战信息的闭塞无知，还致使外国政治力量对中国抗战形势的错误判断；不仅是中国外援力量的损失，也是国际反法西斯新闻阵营的损失。限制外国记者采访权限和加紧外国记者的人身束缚，表面上看好像“统一”了舆论，其实却是一种短视行为。日益严苛的限制，使得自由采访、报道与评论无法进行，引起不少报人的愤慨，也导致外国媒体或新闻工作者不断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并通过其本国政府外交途径予以施压，致使国民政府在外国记者采访权限方面的施政相当被动。

六、加强国际新闻界尤其美国新闻学会联系

中国的新闻事业是世界新闻事业的一部分，理应加强与其他各国新闻界的联系与交流：一是，“美国新闻记者会社”与“平津新闻学会”处于同一时期，且对“平津新闻学会”的成立与工作非常感兴趣和十分关心，其机关旨趣与“平津新闻学会”的创办宗旨、运行目标基本相同或相近，双方有着共同的思想和心理基础、共同的语言与交流条件、共同的新闻价值与观念取向，甚至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棘手难题、热点问题，解决现阶段新闻难题或困境的许多方法或途径都有可鉴之处。二是，加强“平津新闻学会”的对外交流与学术交往，扩大中国新闻界的国际影响力，尤其要让西方媒介更多地了解中国的现状和当前的形势，消除以往的成见与偏见、误会与误导。实际上，频繁的联络与紧密的联系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平津新闻学会”更好地“走出去”，也能将西方新闻界很好地“引进来”，让更多友好的外国新闻媒介更多更好地了解、同情和帮助、支持中国的新闻事业。

新闻事业是崇高而光荣、神圣而伟大的事业，新闻媒体敢不痛自淬砺？新闻人敢不鞭逼著己？新闻媒体绝不是个人的私器，而是社会的公器。新闻工作者担负“先觉之责”，理应关系国运民瘼、深念国忧，时常深扣铁肩辣手、卓励敢死，深怀国家，情系人民，其手中的“三寸之管”、目下的“熟筹审虑”、口里的“指伏摘奸”，对于改造社会、推动文明、复兴民族、富强国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难以舍弃的使命。“平津新闻学会”的诞生，不仅巩固和提高了相对落后的中国新闻学术、新闻学科及新闻教育，而且致力于反对日益嚣张的日本法西斯宣传机器生造的强大舆论势力，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强大论”“武器先进论”“抗战必亡论”种种流毒的荒谬与舛误，重拾了国人的自尊，振作了民众的信心。斯诺抗战新闻思想集中体现在：劝告与规谏国民党当局应结束反动新闻检查政策，改变新闻专制主义现状和改善言论空间及舆论环境；进一步改善新闻条件，扶持新闻事业，释放自由空气，拓展舆论空间、放开记者手脚，强化国际合作。以此对中国新闻界有所增益补阙。

参考文献：

[1]向芬.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郑观应.盛世危言[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3]杨师群.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恽逸群.真实消息与报纸[J].生活星期刊（香港），1936（19）.//转引自胡正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