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哲学意蕴

潘胜楠 陈富国

[摘要]“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指引，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四个全面”闪耀着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科学认识论的思想光辉。从唯物史观来看，“四个全面”准确把握了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唯物辩证法来看，“四个全面”坚持用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观点看世界，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看，“四个全面”立足于社会实践，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

[关键词]“四个全面”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认识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改过去贫穷落后的面貌，政治生活更加民主，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喜人成绩。这些喜人成绩的背后无不蕴涵着党治国理政观念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当代社会发展的现状，在总结过去治国理政经验的基础上，带领党政班子先后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具有科学而坚实的哲学基础。本文将从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解读，把握其哲学依据，以加深我们对“四个全面”重要战略思想的认识和把握，从而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一、“四个全面”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物质基础、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p776。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生活资料更是极端匮乏，人们不得不时刻为了生计而奔波忙碌，甚至不惜为了生活资料的占有牺牲其他方面的利益，整个社会发展举步不前，动荡不堪。事实证明，在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低下的国家，其上层建筑也不会有所发展。“四个全面”重要思想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的就是重视物质基础、重视生产，坚持了唯物史观中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只有把生产摆在第一位，充分重视物质基础的作用，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吃、穿、住、用、行等生活资料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才会有时间、有精力去构想科学、哲学、艺术、宗教、管理等上层建筑。生产直接关系着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关乎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更关乎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四个全面”重要思想作为来自于当代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之中。目前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仍存在矛盾，社会发展不均衡，轻重工业比例也不太协调，城乡二元结构没有从根本上打破，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共同富裕还远未实现。“四个全面”重要战略思想立足于我国当前社会现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直指破解制约我国社会发展的要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届时我国经济基础会更加坚实，上层建筑也会更加完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道推进的同时，也会更加顺利。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了唯物史观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一基本原理。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如火如荼地兴起，势必会极大地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又为我国社会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根本保证，坚强有力的共产党员队伍正带领着广大人民群众在安定团结、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中昂首挺胸、阔步向前。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p118-119。“四个全面”重要战略思想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出发，紧紧依靠人民、团结人民，发动群众的力量来实现中国梦，顺应了亿万人民的呼声。人民群众是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力，所有的生产都是人民实现的，所有的生活资料都是人民消费的，所有的社会治理都是人民参与的。没有人民的参与，整个社会就会停滞不前。从古至今，历史的一切创造主体都是人民。关乎人民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工作、学习、娱乐、消费、交际、司法、道德等等都应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事关老百姓的问题都要得到及时有力的解决。“四个全面”重要战略思想充分重视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翁的作用，每一个“全面”的提出都源于对人民的关怀，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每一个“全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这既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的宗旨，也极大地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调动了广大人民参与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积极性。

二、“四个全面”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联系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世界存在状况的第一个基本观点，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p359。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强调，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就要求我们用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观点看问题，而不是用片面的、局部的、零碎的观点看问题。“四个全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每一个“全面”都是有机联系着的，缺一不可。各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谁也离不开谁，离开了其中任何一个，社会建设就会遇到瓶颈、举步维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深层次矛盾问题，以全面依法治国确保现代化建设有序进行，以全面从严治党确保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共同绘就全面小康的宏图”[2]p142。

“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1]p276。如同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一样，人类社会也是不断生成着和消逝着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皆有其不同的特点，“四个全面”重要战略思想不仅适用于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现状，还适用于未来社会发展的现状。不过，不同的时代将赋予“四个全面”不同的内涵，其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也将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不断发展完善。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矛盾的原理是辩证法思想的核心，矛盾贯穿于任何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各有其不同的特点，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事物的性质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在一定条件下，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可以相互转化。正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向，认识事物内在的本质和联系，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方法，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认识都要以当时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依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点就成了我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四个全面”重要战略思想紧紧围绕制约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广大人民过上幸福稳定的生活，全面深化改革使政治经济运行机制更加协调，全面依法治国使社会利益表达渠道更加通畅，全面从严治党更是抓住了以党领政的关键，致力于建设一支更有力的领导队伍。四支利箭齐发，使破解制约我国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主要矛盾的方略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中，整个社会发展趋势向好向稳。

从哲学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的原理，我们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时，任何一个“全面”都不能偏废。譬如，法制建设看起来并没有发展经济那么急迫，但法制体系一旦崩溃，社会就会出现不公平、不公正现象，人民权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进而就会危及社会安定，甚至出现动乱，反过来又会上升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三、“四个全面”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p55。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认识主体出发，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意义，把主客体通过实践这个中介联系了起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物质基础、意识形态、哲学、宗教、政治观念、世界观等尽管表现形式不一，本质上都是实践的产物。“四个全面”重要战略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而再、再而三的实践活动不断总结和完善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主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生产资料的供给，致力于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此长期实践基础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构想呼之欲出，顺应了时代和人民的呼声。1978年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使我国与世界实现了完美的接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取得卓有成效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应运而生。我国社会一系列的依法治国实践，证明了其科学性和正确性，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是推进我国治理法治化的重大举措。全面从严治党也是我们党根据治国理政中的实践活动，为了适应新情况、新问题而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根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对实践又有能动的反作用。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1]p585。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能够促进、加快事物的发展，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将会阻碍事物的发展，使事物的发展方向与人们的主观期望背道而驰。“四个全面”重要战略思想来源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是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对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现状的新认识，对党治国理政方略的新升华。“四个全面”重要战略思想以其科学性和整体性为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提供指导，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重要战略部署，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能动的促进作用。

四、结束语

通过对“四个全面”重要战略思想的哲学基础解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四个全面”重要战略思想科学的内涵和完整的体系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方法论意义。“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出发，想民之所想，忧民之所忧。一切都以人民为出发点，致力于为人民谋求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立足于新的历史起点进行全面改革，不再是零打碎敲，也不是对以往改革的修修补补，而是涉及各个领域的全面系统的改革，改革力度之大、领域之深，势必会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源泉；全面依法治国是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将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纳入法制的轨道中，为广大人民的生活描绘出了公平、公正的宏伟蓝图，确保了国家各项事业依法有序地进行；全面从严治党致力于加强党的建设，重整党的纪律，重树党的作风，使党的治国理政水平更上一个台阶。

“四个全面”是着眼全局，统筹兼顾经济、政治、法律、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着力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重大战略思想，所到之处，无不精、准、狠，使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方面协调齐步发展，使整个社会处于一个精简高效的运作模式下，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作用，使整个社会的效能处于最大化的状态。“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中国大地上盛开的鲜花，是滋养中国社会发展的雨露甘泉。总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突破了传统的旧思维，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战略引领和支撑。“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值得我们党和广大人民不断深入领会、全面贯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