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哲学:剑的文化认同与消费

时间：2024-05-09

刘英奇，马敏卿，韩红雨

消费的成长往往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因为消费要求消费者与消费对象相融合。人们对消费文化的认同通常以时尚为准星，“时尚本身却是一个文化性质上的意义体系”［1］6，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思考方式以及对生活节奏的感知。翻阅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对剑的时尚消费产生了一致的文化认同，即剑被人们誉为“百兵之君”“诸器之帅”“短兵之王”。大众对剑的文化认同，使剑“超越纯粹的兵器而升华，并被赋予了种种文化范畴的象征。［2］”然而时尚的本质是求新、求变，并且经常发生时才成为时尚。翻阅历史我们同样发现，剑的时尚消费也是一个求新求变的过程，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构建的是不同的文化认同。“理解时尚有助于理解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行为方式”，时尚的“自我认同不是由自足的自我构成的，而总是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1］146。由此探究不同历史时期剑的时尚面孔，不同面孔下文化认同的架构过程，对我们认识自身行为和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1 嗜血之剑:军事格杀时尚(东周—汉)

嗜血之剑作为一种消费时尚，并非与生俱来。从考古发掘来看，最早的是殷商时期的铜剑，剑体粗厚短小，在车战盛行时期，戈、矛、戟等长兵器因适用于战车而占支配地位，剑不被推崇［3］。《诗经·秦风》云:“王于兴师，修我戈、矛”;“王于兴师，修我矛、戟”，可知戈、矛、戟为最常用之武器。车兵交战“戈拘其颈，剑承其胸”，通常用戈把敌人从车上勾下来，然后再用剑刺杀［4］，这在当时是难得碰到的，因此在西周墓葬中，出土戈、矛的情况很多，而剑则很少见到［5］。

春秋晚期，步战兴起，增多了短兵相接的机会，剑的嗜血时尚开始流行。战国时期，剑成为军队装备的主要格斗兵器。如魏国通过“穿戴甲宵，操强弩，负箭旅，持戈佩剑……从早晨出发，至日中而行军百里”考选兵卒。韩国步卒也以“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荀子·议兵》。在实战中“弓矢告罄、长兵折损、车毁马毙、弃车肉搏时拔剑而战。”［6］95，97

剑的嗜血格杀时尚还表现在斗剑上。《庄子·说剑》描写赵文王斗剑场面:“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肺肝”，庄子对此大加抨击，认为“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家［7］。为突出剑的嗜血性，剑的工艺随之发展，表现为剑的质地有所改进，出现了复合剑、铜铁合制剑，增强了杀伤力;此外，为扩大攻击半径，剑的长度有所增加，如春秋时代的短剑，把柄多在10 厘米以下，而战国时期把柄通常在20 厘米以上，显然可供双手握柄。在军事消费过程中“有形之剑”作为器物，“上斩颈领，下决肝肺”，形成了“嗜血”的文化认同。

东汉时期，环首刀愈益盛行。据南朝梁时陶弘景《刀剑录》载，东吴孙权于黄武五年(226年)造“十口剑，万口刀”;蜀主刘备命蒲元造刀“五千口”;西晋司马炎于咸宁元年(275年)造刀“八千口”等，当时造刀数量很大，造剑通常只有一件或数件［6］27。“时尚是非理性的，它会为了变化而变化……变化却是为了逐渐走向理性的自觉”(拉斯·史文德森)。剑因身薄且轻，易折断，不适砍杀，加之于身着坚盔重甲的防护，剑的威力极大受限，尤其是骑兵盛行后，战场上的攻击技术由直刺变为砍杀，“直兵推之”(《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的剑便与实战脱节，逐渐被西汉时出现的“环首刀”所取代［8］。剑逐渐退出实战领域，“嗜血”之剑作为格杀时尚的消失，不是偶然，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是战争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2 王者之剑:政治控制的时尚(秦汉)

剑乃“天生神物，圣君用之”(《古今图书集成·刀剑部·天子剑赋》)。李君元直抒其意，传达了剑是君主统治天下的天意自然，统治者得到名剑意味着君权神授，拥有宝剑与拥有江山等同起来，一时间对“有形之剑”的拥有，成为了一种时尚。

2.1 君王之剑:至高权力的象征

剑是古代帝王自视并宣示他们一统天下乃受命于天的神圣象征。如《名剑记》所引《古今注》云:“袁绍在黎阳，梦神人授一宝剑。及觉，果在卧所，铭曰‘思召’，解之曰:‘思召为绍字才’”。该故事恰当地渲染了剑作为一种受命的象征。又据《古今刀剑录》载，光武帝刘秀“未贵时，在南阳鄂山得一剑，文曰‘秀霸’，”刘秀后来果然得天下。东汉灵帝“铸四剑，文曰‘中兴’，一剑无故自失”，剑遗失，江山丢，冥冥注定中兴无望，果然在灵帝手里东汉名存实亡。可见，剑、帝王、江山社稷之间的特殊关系，深化了对剑的文化认同，因此剑经常扮演着替冥冥上苍预言王朝兴亡、天下治乱信息的角色［2］。

君王对剑趋于一致的文化认同，激发了对剑的时尚消费，一时间帝王与名剑难舍难分。如夏禹子启“铸一铜剑”;殷太甲佩“定光”剑;武丁铸“照胆”剑;周简王有“骏”剑;秦始皇佩“定秦剑”;汉高祖刘邦有“赤霄”剑;汉文帝有“神龟”剑等等。由王者之剑的时尚还表现为一人不甘心仅仅拥有一把剑，如越王勾践曾广招天下铸剑名匠，为其打造名剑八口，赵王允常曾聘欧冶子“作名剑五枚”，东吴孙权“有宝剑六”(陶宏景《古今刀剑录》)。

2.2 佩剑时尚:社会阶级的构建

王者之剑的时尚，强化了阶层意识，引起了上层社会的佩剑之风，成为上层统治阶级輿服制度中的一件道具。楚汉相争时的鸿门宴上，“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项王按剑而跽”，可见，项羽、刘邦、项庄、项伯、范增、樊哙、夏侯婴等在场者皆佩剑。据史料记载，秦代的佩剑制度规定，佩剑人年龄不同，地位不同，装饰剑的金属或玉石也不同。《考工记·桃氏》亦载有因佩剑长短重量的不同，分上制、中制、下制，而对应的士人分别称为上士、中士、下士，可见佩剑构成了等级身份的标识。另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载:“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进一步说明，只有上层社会和品德高尚的人才可以佩剑。

佩剑自上层阶级中兴起，逐渐演变为统治阶级的礼仪制度。“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晋书·舆服志》)。官员不分文武都佩剑。如《春秋繁露》载:“剑在左，刀在右。剑在左，青龙象也。”佩戴还有具体的规定。《汉书·隽不疑传》云:“胜之素闻不疑贤，至渤海，遣吏请与相见。不疑带剑上谒，门下欲使解剑。不疑曰:‘剑者，君子武备，所以卫身，不可解。’请退。吏白胜之。胜之开阁延请。”宁愿不见主人，也不解剑［9］28－29，这种剑不离身时尚之风，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男性特权。于武者，剑是一种男性阳刚、威武的象征，而很多文人学士也借佩剑以示高雅不俗，各个社会阶层在佩剑之风中，形成了越来越清晰的分层。

2.3 理论、技术与娱乐:时尚的认同与消费

王者之剑的文化认同，使剑进一步生活化，并引发了社会潮流。一是贵族的斗剑时尚。如“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疲”(《后汉书·马廖传》)，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日夜相击于前”(《庄子·说剑篇》)。《汉书·淮南王刘安传》载:“太子学用剑，自以为人莫及，闻郎中雷被巧，召与戏，被一再辞让，误中太子。”曹丕曾说:“予幼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惟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魏·曹丕《典论·论文·自序》)。不仅豪强地主“养剑客以威黔首”(崔实晏《政论》)，而且东方朔、司马相如、田叔等一般文人，也学习击剑以迎合时尚。以上内容说明当时剑术的流行，斗剑被贵族用来消费。二是剑舞的流行。如项庄舞剑，鸿门宴上“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着，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喏。’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史记·项羽本纪》)。剑舞的流行，通过出土的汉画像砖同样得到了验证。三是出现了剑术的专门论说。《论衡别通篇》载:“剑伎之家，斗战必胜者曲城越女之学也，两敌相遭，一巧一拙，其必胜者有术之家也。”可见，越国女剑术家就有一套理法深奥的剑术理论。《庄子·说剑》一文中通过庄子向赵文王解释“剑术之道”，提出了“示之以虚”、“后发先至”、“直之无前”的剑法思想。《汉书·艺文志》收录有《剑道》三十八篇，该书是我国汉代以前许多“剑论”的荟萃，可以认为剑术理论的发展与剑的时尚流行直接相关。

王者之剑的时尚，催生了铸剑水平的发展。据《战国策·韩策》邓师、宛冯、龙渊、大阿四种名剑，“皆陆断马牛，水击当敌即斩”。秦国的铸剑技术秦始皇时代到顶峰，这从秦兵马俑坑出土的秦剑可见一斑。唐代大诗人李贺在《秦王饮酒》中有: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9］20。

“有形之剑”仅仅是一个器物层面的有形存在，其背后的所指，即“无形之剑”蕴含的政治话语才是天子之剑的真实表达。王者所持，可以“匡诸侯，天下服”，是国家管理之法，在王者对剑“天下”和“军权”的新解读中，剑成为了一种政治时尚，成为了权力的象征和控制的对象［10］。时尚的流行推动了剑术理论和冶炼技术水平的提升，时尚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3 想象之剑:共同体的精神纹刻(隋唐)

隋、唐、五代时期，军中标准装备惟有刀制而无剑制。除去史书中的零星记载，剑似乎完全退出了正式战争的舞台，战场上主要还是用枪。时代的变迁引发时尚的转型。

3.1 贵族佩剑:一种制度化的习俗

与秦汉佩剑时尚不同，隋、唐、五代的佩剑更像是一种被制度化的习俗。佩剑要求:“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待中以下，通直郎以上，陪位则象剑。带直剑者入宗庙及升殿，若在仗内，皆解剑。一品及散郡公，开国公侯伯，皆双佩。二品、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品、号侯，皆只佩。绶亦如之。”“大臣伏礼者皆剑履，上殿，非侍臣解之，盖防刃也。近代以木，未祥所起，东齐著令，谓为象剑，言象于剑。隋在开皇初，因袭旧式，朝服开殿，亦不解焉”(《隋书·礼仪志》)。象剑是木头的，那就完全是一种仪仗性质。唐承隋制，佩剑制度大致同此。朝堂佩剑失去了武艺实用的因素，剑作为一种仪仗成为标志文武百官身份地位器物。

3.2 文雅之剑:一种角色距离

隋唐时期剑已退出军事舞台，朝堂佩剑仅余仪仗性质，但唐代民间剑术却发达起来，并且形成了“文雅”的时尚追求。文雅之剑与秦汉时期斗剑、佩剑、舞剑等不同，后者多被王者诸侯所消费，而文雅之剑脱离了格杀、比斗的面向，被文人所拥有，与武相对，代表的是一种“雅”文化，是一种区分其他阶层的角色距离。此时剑与诗所指被神圣化，剑不仅是文人墨客诗词歌赋的重要素材，还表达了人压抑不住的自由、浪漫、风流等愿望［2］。他们以剑譬喻友谊，如“故人念我寡徒侣，持用赠我比知音”(韩愈《利剑》);“少年解长剑，投赠即分离”(李白《赠易秀才》);“知音不易得，抚剑增感慨”(李白《赠从弟宣州长史昭》)。因为剑形直和剑的光莹，往往借以比喻人刚直不阿的道德情操，以及以剑来寄托鏖战异域、名垂青史的抱负。如李白诗云:“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临江王节士歌》);“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二);“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赠何七判官张浩》);“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赠崔侍御》等。鲁迅先生在《豪语的折扣》一文中说:许多豪言壮语，不过是文人的夸张之词，如有些话(“想学此刻”云云)，“简直是好不自量”。实际上，这些描写军与军相对，格斗搏杀已没有什么关系了［11］。换言之，此时的剑是文人与下层民众和上层阶级角色距离的区隔标识，是文人诗赋题材和寄语梦想的一个基轴。

3.3 民间舞剑:一种大众时尚

王者舞政治“剑花”，人们以佩剑舞社会“剑花”［10］，隋唐时期舞剑的大众化迅速发展。杜诗及序谈到李十二娘及其师公孙大娘均善舞“剑器”，生动逼真地描述了舞剑时的景况，“……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酉阳杂俎》亦载有兰陵老人善舞剑，“紫衣朱鬓。拥剑长短七口，迭跃挥霍……或横若裂帛，旋若规尺。”开元年间，裴旻因母亲去世，想请大画家吴道子在天宫寺作壁画超度亡灵。吴道子由于“废画日久”，请裴旻舞剑“作气以助挥毫”，只见他“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下，观者数千人，无不悚怵”。道子于是“援毫图壁。俄顷之间，魔魅代出，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生平所画，得意无出于是”(《独异志》)。民间舞剑有了一定的节奏和套路，而且作为一种高雅艺术被文人雅士所享受。

4 庶民之剑:时尚的消逝(宋元至今)

时尚的日益扩散，正意味着它逐渐变得过时而不再时尚。一个真正的时尚的风格必须是被少数人推崇，并且正在逐渐被大多数人欣赏的过程之中。宋元之后剑术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汉代、唐宋相比都有下降。有宋以来，理学日昌，士人多秉持“主静”之说，重文轻武的倾向愈演愈烈，“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颜习斋《存学编》)于是，华而不实的“套子武艺”成了剑术的主要表现方式，剑文化走向衰微。据周纬考证:“即剑之一器而论，六朝而后，以至唐代，铜剑行发生重大变化，亦可为已至剑式统一时期，嗣后历代铁剑，均依唐剑形式，毫无变更。［12］剑的消费时尚逐渐从上层社会中退出，转入下层民间，即所谓江湖。剑术由雅转向俗，失去了其独立的地位，成为从属于不同武术流派的一个武术从属，甚至降到拳种之下，例如太极门下的太极剑、八卦门下的八卦剑和少林门下的达摩剑等等［13］，剑仅仅作为器物而存在，其制度习俗和精神层面的文化意义被淹没在历史长河。

5 小结

“过去时代的文化遗迹可在新的时代被继承并获得新的意义”，而且“各种习俗都可以通过习惯从一个文化阶段移植到另一个文化阶段”［14］，这恰是文化研究学派所关注的，即对社会意义及其文化实践、体验与制度之间的系统性分析，换言之，是将注意力指向分析文化与权力的关系［15］。“古之言兵者必言剑”(茅元仪《武备志·104 卷》)。剑作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的历时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认同，导致各异的消费取向，需要强调的是，新时尚的产生是建立在之前时尚基础之上的，它并不是作为一种“对社会的意见”或类似的事物而凭空出现。剑的时尚演变充分反映出中国社会的阶层关系、文化取向和行为模式，时尚告诉我们的真理是，它也许正在实现它的目标:成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

［1］拉斯·史文德森.时尚的哲学［M］.李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程大力.剑论［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0(2):1－8.

［3］苏鹏力，陈飞.从出土文化论先秦剑术［J］.文博，2006(4):84.

［4］体育历史知识讲座.汉代击剑术的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1986(10):11.

［5］杨泓.话说十八般武艺:中国古代兵器纵横谈［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29.

［6］钟少异.龙泉霜雪——古剑的历史和传说［M］.北京:三联书店，1998.

［7］赵国庆.中国武术史话［J］.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25.

［8］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85.

［9］段清波.刀枪剑戟十八般——中国古代兵器［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

［10］戴国斌.剑的文化传记［J］.体育科学，2009(5):11－14.

［11］陆敬严.中国古代兵器［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23.

［12］周纬.中国兵器史稿［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