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行业协会商会能力模型构建研究

时间：2024-05-09

张良+郑明明

[摘要]行业协会商会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其运作和发展都需要相应的社会资本。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分析行业协会商会能力建设的形成机制，提出“社会资本—能力”的分析框架，从结构、认知、关系三个维度构建行业协会商会的能力模型，强调利用社会资本提升行业协会商会能力。

[关键词]社会资本行业协会商会能力结构模型构建

一、问题的提出

行业协会商会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促进经济领域各类互益性活动并提供行业性和社会性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形式[1]。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各种社会组织的活力得到发挥[2]。作为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行业协会商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其能力建设情况备受学界关注。

许多学者对行业协会商会能力建设的内容和具体途径进行了讨论。胡辉华、黄淑贤认为行业协会商会的能力建设就是培育自身能力的活动和过程，其基本内容包括调查研究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3]；于蜀从行业协会商会的功能出发将其能力划分为行业规制能力、公共协商能力、行业代表能力、形象塑造能力等[4]；还有一些学者从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维护行业企业利益角度分析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和能力。目前，大部分研究对行业协会商会能力的分类标准并不统一，未能构建起较为完整的能力结构或能力体系。少数学者尝试对行业协会商会能力进行整体性研究，如基于价值网络视角把行业协会商会的能力分为结构能力、运作能力和关系能力，并构建出“S—O—R模型”[5]。这是从管理学的视角出发，把行业协会商会视为具有一定经济属性的行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行业协会商会作为社会组织的“社会性”本质。因此，要更为全面地把握行业协会商会的能力及结构，必须把行业协会商会置于社会治理的结构网络中，回归其“社会性”本质。有学者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非营利组织的核心能力建设问题，把非营利组织核心能力分为合作能力、筹资能力和公信能力[6]，这符合非营利组织“社会性”本质。鉴于此，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设计行业协会商会能力及结构的分析框架，研究行业协会商会发挥其功能和作用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能力结构模型。

二、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一）理论回顾

布迪厄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阐明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持久的网络占有和资源的关系密不可分”[7]。在布迪厄看来，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这一网络由不同的社会要素相互联结而构成，每一要素在网络中占有不同的位置，该位置含有权力和资源。

科尔曼从功能角度来定义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区别于其他形式的资本，其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8]。换言之，社会资本是一种由社会关系带来的资源，并且具有增值性。

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它借助于行动者所在网络或所在群体中的联系和资源而起作用”[9]。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具有资源特性，这种资源不为个人直接占有，而是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必须与他人交往才能获得，缺乏这些资源的人们可以通过直接的社会网络而获取。

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可以解决合作中的困境，社会团体可促进人际间的网络、互信和平等交换的规范的产生”[10]，在这种或多或少制度化的持久接触中，不单使个人获得更多资源，更能促进整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从上述不同学者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关于社会资本理论中一些共性的理念。社会资本以社会关系为基础，这种社会关系使个人或组织处于关系网络组成的社会结构中，受到社会认同并通过社会关系获取资源。所以本质上，社会资本是一种关系资源，能够提高集体行动的效率并降低合作的成本，它是社会组织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又是社会组织提高自身能力必需的条件，而这正是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研究行业协会商会能力及能力结构的最重要原因。

（二）分析框架的设计依据

1.行业协会商会的双重赋权。行业协会商会产生的动力源于两种不同的需求，即企业需求和政府需求。从两种需求满足的排列组合过程中，通过赋权使行业协会商会拥有相应的功能[11]。在现实中存在三种组合关系：第一种是由企业自发推动“自下而上”形成的行业协会商会，即初始是由企业（会员）赋权，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争取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来进一步提高其能力。第二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形成的行业协会商会，即初始是由政府赋权，由于其部分职能来源于政府的转移而呈现出“行政锁定”的特点，需要争取企业（会员）的认同和信任来提高自身能力。第三种是“上下联动”形成的行业协会商会，即初始是由企业（会员）和政府“双重赋权”[12]，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加强与企业（会员）及政府的互动来巩固良好的合作关系（见图1）。因此，本文将“企业赋权型”“政府赋权型”和“双重赋权型”行业协会商会都纳入社会资本分析框架之内。

2.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行业协会商会能力。任何组织的存在都需要一定的基本条件，包括组织架构、办公场所等，但即使有了基本条件也不能保证其功能或作用充分发挥，因此，要进一步研究实现组织功能或作用需要具备的能力。本文在社会资本视角下所研究的行业协会商会能力是一种在现有的社会网络基础上通过与企业（会员）、政府、社会公众等的互动合作获得的更高的认同和更强的信任，以进一步发现、吸引和整合社会资源来服务于行业发展的能力。

（三）理论推演：三个维度分析

行业协会商会的社会资本具有结构维度。林南根据“在控制链中的层级越高，位置与占据者的数量越少”这一假设，将资源抽象为金字塔形的等级制结构，在等级控制结构中位置越高，权威越多，个人或组织占据的权力越大[9]。这可以理解为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即处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不同位置，社会组织拥有不同的权力与影响力。行业协会商会就处在企业（会员）与政府之间的位置，该位置一方面拥有企业（会员）的赋权，即由企业（会员）自身职能所派生出来的，并让渡给行业协会商会的行业内部的某些共性权能。另一方面也有来自于政府的赋权，一是政府通过法律授予行业协会商会的法定权力，这是行业协会商会得到正式认可的必要条件；二是政府通过委托或授权的形式授予行业协会商会为了完成某项特定任务或履行特定职能所必须具备的权力，这是行业协会商会提高权威性的有力保障[13]。

行业协会商会的社会资本同样具有认知维度。布迪厄将社会资本视为群体成员的身份投资，社会资本的重复交换强化了相互的认可和边界。科尔曼认为，社会网络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会增加系统内部行动者之间的依赖程度，同时减少对外部行动者的依赖。组织内部的资源共享与外部的资源交换能够强化其社会资本的认同属性[14]。行业协会商会为企业（会员）提供行业性的公共服务，能够增加企业（会员）对组织宗旨和自律规范等的认可程度；行业协会商会推进行业的诚信建设和自律自治，能够加强社会公众对其能力的认同；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的对话和合作，能够增加政府对其社会治理能力的认可。这些是行业协会商会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也是进行能力建设所必需的社会资本。

行业协会商会的社会资本还具有关系维度。无论是布迪厄的“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是从关系中获得”，还是林南的“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的投资”，都强调社会资本来自于社会关系，其本质是一种关系资源，此可理解为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对于企业来说，成为行业协会商会会员的本质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以个体身份在市场上难以获取的资源，行业协会商会会员的身份可以带来信息、成本等资源优势。对于政府来说，行业协会商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部分公共服务，在行业治理上起到有效的作用，与之合作可以降低政策执行成本。因此，形成良性的社会关系网络是行业协会商会拓展生存空间的需要，也是进行能力建设的必由之路。

三、行业协会商会能力结构模型的假设

从结构维度来看，行业协会商会基于市场有序发展和行业有效规范的双重需要而产生，起着联结企业与政府的桥梁作用。也就是说，在社会网络中有一个需要行业协会商会嵌入的位置，行业协会商会产生并获得政府和企业（会员）的赋权而具有合法性，这是行业协会商会存在的基础，也是分析行业协会商会能力的结构维度。行业协会商会的“双重赋权”性质，保证了其在社会关系结构中拥有服务企业（会员赋权）与规范行业（政府赋权）的双重职能与能力。由此可以做出推论：行业协会商会存在的首要价值，即维护企业（会员）利益、服务企业（会员）的共性需要，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这是行业协会商会成立之时具有的职能要义，也是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因此，服务企业（会员）能力和促进行业发展能力是行业协会商会的“核心能力”。

从认知维度分析，行业协会商会的社会资本通过企业（会员）的认同与社会声誉表现出来，而为了获取认知维度的社会资本，行业协会商会围绕核心能力延伸出行业自律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等，这是行业协会商会在企业（会员）、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发挥沟通联系作用并保持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能力”。在行业协会商会的能力机构层次中，“重要能力”是一个动态比较的概念，并非稳固不变，可以将其看是行业协会商会多方面技能、技术和管理体系的有机结合。因此，本文提及的能力类型为行业协会商会的普遍性能力要求，这是行业协会商会能力建设的优先内容。

从关系维度分析，行业协会商会要进一步争取社会发展空间和链接社会关系，以取得长期发展的支撑元素，因此衍生出政策影响能力、社会化服务承接能力等“延展能力”。“延展能力”与其他社会主体的接触最直接，是行业协会商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辅助性支撑能力。“延展能力”如同一个行业协会商会的“特长”，以此与其他行业协会商会相区分，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体现为自身有力的竞争优势甚至打造为品牌，进而优化整个行业协会商会的能力结构。

行业协会商会发挥其社会功能所要求的能力表现出显著的层次性，即由核心能力、重要能力及延展能力构成的能力层次，但是这三种能力在实际运作中如何动态分布，以形成特定的能力结构却不是十分清晰的：可能是包含的关系或者递进的关系，可能是平等的交互关系，也可能是各层次能力不断替代（或扩张）发展的关系。

综上所述，行业协会商会的核心能力、重要能力和延展能力，共同构成了行业协会商会的能力层次，并且每个层次的能力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从而推进整个行业协会商会的能力建设（如图2）。行业协会商会若要保持核心价值和竞争优势，除了不断强化核心能力外，更要根据社会环境和行业需求，准确识别哪些有可能成为优先发展的能力，及时调整能力建设的重点，优化行业协会商会的能力结构。

四、行业协会商会能力结构模型实证分析——以上海为例

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城市之一，近代以来工商业较为发达，为行业协会商会的孕育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19世纪中叶，随着商埠的开放，上海已有各类行业团体数10家，至1949年，上海有行业协会商会类组织——同业公会400多家，覆盖了整个工商业[15]。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全面进入计划经济时代，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同业公会被撤销，政府对企业实行“归口管理”[16]，行业协会商会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萌发为行业协会商会的恢复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空间。以1978年上海包装技术协会成立为标志，行业协会商会发展的第一波高潮掀起。到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及21世纪初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上海的行业协会商会迎来了第二波发展高潮，不仅数量上快速增加，而且其功能和作用也得到初步体现[17]。截止到2015年，上海登记注册的行业协会商会共计367家，其中，行业协会264家，商会103家[18]，发展水平也走在了全国前列。本文选取上海行业协会商会发展最为活跃的两个时期，论证社会资本对其能力结构的影响。

（一）历史分析：新中国成立前上海行业协会商会的能力发展轨迹

1.新中国成立前上海行业协会商会发展阶段。根据现有的资料，上海现代意义上的行会组织始于清初[19]。上海地区的行业组织从清代发端至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改造中逐渐销声匿迹，其功能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演进，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其角色的认知在不断深入，其能力的发挥也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整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前上海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同乡共业阶段、社会共同体阶段与规范化发展阶段[20]。上海行业协会商会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其社会资本均具有结构维度、认知维度与关系维度，但在每一阶段又具有不同的重点。其中，同乡共业阶段的行业协会商会社会资本结构维度突出，社会共同体阶段的行业协会商会社会资本认知维度突出，而规范化发展阶段的行业协会商会则社会资本关系维度突出。

2.新中国成立前上海行业协会商会的能力结构分析。上海地区较早的行会多是由地缘或者业缘关系联合起来的商人所组成的会馆或者公所，其中，会馆侧重于同乡组织，公所侧重于同业组织，但实际上二者在性质和主要功能上是相同的。会馆公所成立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兴办各种慈善活动，如助丧、祀神、襄学、施医、济贫、赡老、赈灾等来联络乡人，保护同籍人在本地的生活[21]。不难看出，会馆公所是人口流动的产物，在成立之时就以服务于组织成员的需求为第一要务，也就必须具备服务会员的能力。而上海的会馆公所多由工商业者组成，因此也初步具备了维护行业利益的能力。这一阶段的会馆公所是由手工业者，或者同乡商人自发联络组建的民间力量，存在于封建行政体系的视野之外，会员的入会目的只是出于感情联络的需要，或者是增强自己在异地他乡的归属感，会馆公所与会员、封建政府之间的联系不深。从结构维度来看，会馆公所的核心能力是服务会员能力和维护行业利益能力。

清朝末年，受社会革新思潮和政府推行保商政策的影响，上海部分行业组建新型工商团体有的是从会馆公所脱胎而来，有的是随着经济发展新生出来，逐步出现以“公会”“商会”等命名的行业管理型同业组织[22]。书业商会、日报公会、保险公会等30多个同业公会纷纷出现，这表明行业乡缘情结不断地为利益关系所替代，以乡缘为黏合剂的自然组织逐步嬗变为以业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20]，并具有鲜明的经济性特征。这一时期的同业公会大都表明“以维持增进同业公共福利及矫正营业之弊害为宗旨”[21]，说明除了维护行业利益外，还承担起了规范市场管理、协调同行同业关系的功能，而这种功能主要是通过制定各种行业规则来实现的。如上海珠玉业的行规规定，“珠宝玉器各商入市贸易者，莫不以信实为主。故定章不论珠宝翠玉，凡属赝品，概不准携入销售，致为本汇市名誉之累”[22]，这表明同业公会已具备行业自律能力。此外，同业公会还发挥着官商联系、政策传达、诉求反映等沟通协调的作用，说明一方面会员企业已经认识到接受同业公会的管理和约束有利于实现自身的利益，也就加深了对同业公会的认同和依赖；另一方面政府也认识到同业公会在治理行业中能够发挥专业性作用。从1904年清廷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到1918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工商同业公会规则》，政府对同业公会的功能定位越来越清晰，开始尝试将其纳入社会管理体系。从认知维度来看，同业公会的重要能力是行业管理能力，随着发展的日益开放化，也逐渐涵盖了诚信建设、声誉维护等能力。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标志着同业公会的组织体系和功能发挥已经进入了较为规范化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同业公会围绕着行业发展的宗旨衍生出了更多的社会化能力。上海同业公会在经济政策、工商税收、国货标准、金融改革等方面积极主动游说国民政府，竭力影响政府决策。尤其在财政规划、关税改革、法币改革等事件中，同业公会代表各业资产阶级和经营者，采取多种形式反复向政府请愿陈情，争取有利的政策倾向和税收优惠，避免不利政策的出台和施行。从大量的同业公会会务记录和公会来往公文看，其与政府交涉及合法博弈是民初至20世纪30年代沪地同业公会最主要的会务活动[20]，这表明多数同业公会已经具备政策影响能力。有些能力较强的同业公会，如钱业公会还成立了专业研究机构——上海钱业业务研究社，为行业发展提供学术性意见。各行业随着设置机构、创办刊物、组织展会等活动开展需求的增加，跨行业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密切。这些表明同业公会的社会化服务能力、主体合作能力等已露端倪，这些都属于同业公会的延展能力。

从起源来看，古代封建行会是零散的商人个体为了降低生产交易成本而采取集体行动的产物，但是为了在政府和市场之外获得独立的生存空间，它必须不断适应环境，提高组织能力来获取发展的社会资本。较清晰的历史轨迹是该过程展示了同业公会从最初本能地自我保护，到自觉的自律自治，再到理性参与社会利益整合，使它作为一种有成效的制度载体根植于社会土壤的深处[17]。从晚清社会到新中国成立前，同业公会的能力随着社会资本不断增长，又反过来吸引和整合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

这就印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同业公会的核心能力是会员服务能力和行业发展能力。随着社会各界对同业公会认知的加深，使其逐渐具备了行业自律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同业公会对社会的公信能力也在萌芽，当社会资本的积累到了较高的阶段，同业公会相应地具备了政策影响能力和主体合作能力，此外，一些实力雄厚的同业公会还具备了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

（二）实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行业协会商会的能力结构分析

在20世纪90年代末，上海的行业协会商会大部分是在地方政府的授权或委托下组建的。本文通过问卷和访谈方式对上海203家行业协会商会进行实证调研。问卷调查中，每家行业协会商会有3～5名工作人员进行填写，共发放问卷800份，收回问卷686份，其中有效问卷684份。深度访谈则选取了上海日用化学品行业协会、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上海市拍卖行业协会、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上海市食品协会等5家行业协会商会。

1.整体运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既有自身先天的不足，也受到经济转型中外部环境的制约[23]。目前，大部分行业协会商会的运行处于较为顺利的一种状态，有57.1%的被调查者认为组织运作良好，但“运作非常好”选项的选择并不多，占比只有3.8%。可见，行业协会商会仍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在基本的良好运转基础上，如何进行能力建设以推动更好发展，是行业协会商会未来发展的应有之义。

2.行业协会商会能力的结构维度分析。调查中，大部分被调查者能明确行业协会商会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职能定位，认为维护行业利益（90.2%）、行业内部协调（87.7%）、政府与企业信息沟通与反馈的桥梁（91.1%）、规范行业秩序（88.5%）是行业协会商会最主要的功能。而四项主要功能在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会员利益和实现行业的发展，因此，会员服务能力与行业发展能力应该是行业协会商会的核心能力。从结构维度来看，行业协会商会必须对自身组织性质有清晰的认知，才能把握住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核心能力。首先，行业协会商会是本行业中会员组成的互益性组织，而不是政府的下属单位，其主要功能是代表和维护本行业利益，主要职责是为会员提供服务。其次，行业协会商会是一种非营利性的中介组织，沟通连接政府和会员之间联系是实现其宗旨的途径，在这种功能的实现过程中，行业协会商会充当了政府企业的桥梁，而不是在充当桥梁纽带中发挥作用。第三，行业协会商会自身具备一部分公共管理的职能，完成自身的组织使命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政府的职能工作。综上，做好会员服务工作是保证其发展行业、协助政府工作、沟通政府与企业职能实现的基础。

3.行业协会商会能力的认知维度分析。在行业协会商会运作中，只有其“服务、代表、自律、协调”的功能得到充分体现，成为社会合作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活跃因素，才能得到政府、会员、非会员企业、社会公众四方的共同认可。从上海行业协会商会日常工作来看，其重要能力是行业自律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社会公信能力等。行业自律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行业公共权威的社会治理方式，其权利源于是社会认同，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合法性[17]。从企业（会员）的角度来说，行业自律一般出现在行业发展的较成熟阶段上，它以行业内部的高度组织化为前提条件。高度组织化源自企业（会员）对协会的高度认同，后者只有为前者提供全面、贴心的服务，才能得到前者的信任和尊重，也就是在行政合法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社会合法性[4]。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行业协会商会一方面主动承接政府职能，积极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和产业规划并体现出其专业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做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沟通联结工作，政府才会赋权给予行业协会商会行业自律的权威能力。从社会公众来说，社会公众基于自身的需求，要求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安全优质的，从而赋予行业协会商会行业自律的使命，而行业自律能力的提高又会进一步衍生出社会公信能力。

上海软件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认为，行业协会商会要以“作为”换“地位”，有作为才能被认可，要有作为，就应该紧紧围绕会员的需要开展服务，“软件企业普遍需要对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我们把加大对会员企业人员基础性专业培训作为重要工作，每月做2～3场企业急需的专题培训，受到软件企业的普遍欢迎，也就提高了我们的威信和对会员的吸引力，从而使我们的行业规范等制度逐步被认可和遵守。”

从行业协会商会日常主要工作的调查中可以看到，现阶段行业协会商会的主要工作是为会员提供咨询、收集整理行业信息、行业调研、开展培训等，这与会员服务的核心能力是相对应的。除此之外，制定行业标准、协调行业发展重大问题也是行业协会商会日常工作的重心，这又与规范行业发展的核心能力是相对应的。在核心能力之外，行业协会商会还肩负着与社会各方联系、整合资源等职能，这是与推进行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又涉及沟通交流能力、社会公信力等，因此，沟通交流能力是行业协会商会的重要能力。

4.行业协会商会能力的关系维度分析。行业协会商会通过优质服务，与企业（会员）、政府及社会各方面建立良好的关系，既是其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职责。行业协会商会为企业（会员）、政府及社会各方面提供优质服务，需要形成和强化多种能力。亟待拓展的能力就是行业协会商会要进一步获取社会空间和功能范围而必须具备的能力。在回答“行业协会商会亟待拓展的能力”选项时，谋求组织创新发展、政策环境把握、取得政府支持、拓展社会化服务项目等能力高居榜首。此外，在访谈中有秘书长提到，“行业协会商会若想实现其各项功能，做好各项服务，必须与外界进行互动，这些互动主体包括政府、其他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及媒体，因此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影响、主体合作以及社会化服务等对行业协会商会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因此，行业协会商会与其他各主体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争取社会空间的延展能力，表现为政策影响能力、主体合作能力以及社会化服务能力。

上海行业协会商会在发挥作用过程中密切了与会员、非会员企业及政府的关系，在调查中，84.8%的受访者认为，行业协会商会与会员的关系“非常密切”和“比较密切”；68.2%受访者认为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和“比较密切”。

行业协会商会能力建设的过程是通过与各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实现的。从政府角度来说，一方面政府适度放权，给行业协会商会创造充分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商会主动“要权”，寻找政府管理的空白区域拓展自主发展的空间。这样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协会逐步具备政策影响能力。从社会公众的角度来说，行业协会商会不仅要做好行业发展的本职工作，还要做好社会宣传和公信力建设，只有对社会公众负责，才能获得长足发展的生命力。从行业协会商会自身来说，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可以将优质服务项目向非会员企业或其他行业、政府甚至其他社会组织开放，在互动中学习，主动拓展能力范围。

五、行业协会商会能力结构模型的解释分析

（一）涟漪模型：行业协会商会的能力结构模型

在理论推演、历史分析与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本文提出行业协会商会能力结构的“涟漪模型”：行业协会商会的能力结构是有层次的，这种层次是随着其嵌入社会网络的深入程度形成的，也就是从核心能力的基础上衍生出重要能力，围绕重要能力进一步形成延展能力，形成了“核心能力—重要能力—延展能力”结构，层层外推如涟漪之势，故称为“涟漪模型”。行业协会商会三个层次的能力系统是开放和联系的，存在外层能力向内层能力转化的可能性，这体现出行业协会商会能力提升和能力结构优化的目标和趋势。

（二）行业协会商会能力结构的动态演化

1.初始来源。从结构维度来看，行业协会商会产生的初始动力是市场发展的需求或者行业发展的需求，由于市场或政府对行业协会商会发挥作用有所要求，因而主动提供条件（人力、资金等）推动行业协会商会的成立。行业协会商会将组织功能与这些基本条件结合起来，围绕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形成了一定的能力，也就是行业协会商会的核心能力。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同业公会还是改革开放后的行业协会商会，其核心能力的形成过程都印证了这一过程。

2.内在驱动。从认知维度来看，一方面社会各界对行业协会商会的能力认知在不断深入，若其能力有所提高，则会进一步注入社会资本（权力、认同等）；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商会对自身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主动争取社会资本（声誉、信任等）提升自己的能力。

3.外部影响。从关系维度来看，政府需要通过与行业协会商会合作实现行业规范发展的目标，行业协会商会则需要进一步拓展发挥作用的空间，彼此之间逐渐形成了“授权—合作”关系。企业（会员）需要通过行业协会商会获得更多的资源解决行业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行业协会商会则需要获取企业（会员）的信任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彼此逐渐形成了“服务—合作”关系。社会各界（公众、媒体等）需要行业协会商会发挥其规范行业发展的作用，行业协会商会则需要社会各界的认同以巩固其社会合法性，彼此之间逐渐形成了“互动—合作”关系。因此，行业协会商会要特别注重保持社会关系网络的开放性，积极寻找社会关系网络的链接点，将新的关系网络与原有的关系网络进行链接，拓宽社会关系的网络边界，从而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 [24]。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构建行业协会商会能力结构的“涟漪模型”，是对行业协会商会能力的形成、分类和层次的全面概括，也为行业协会商会寻找有效的增能路径提供了框架和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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