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诗歌写作特点与价值分析

董颢宾

2020 年7 月，饿了么骑手王计兵一首《赶时间的人》在微博平台被网友转载，引发2000 万人阅读。2023 年上半年，《南方日报》《现代快报·读品周刊》、中国诗歌网、诗刊社等报刊媒体接连对王计兵做出报道，“外卖诗人”成为王计兵如影随形的一个标签。“真正劳动者的诗歌”“来自民间的行吟诗人”，在淘宝、天猫、当当网、京东店铺的商品详情页上，诗人的外卖员身份不断被强化。“央视新闻”重磅报道的认可被作为营销宣传语，一同参与了这次“外卖诗人”的形象塑造。蓝色的头盔、饿了么骑手服、电动车，骑行的15万公里对应15个来回的万里长城，将15万这一数字形象化，有意强调一位为生存不断奔波的外卖小哥的奋斗与艰难，以此不断与王计兵另一重身份“诗人”交融碰撞，产生出主体形象的巨大张力。

“写给绿化工人、写给农民工、写给妻子、写给母亲、写给在人间疲于奔命的每个人……”简单直白的宣传语使读者与诗歌描写对象直接建立关联，并依此激起读者内心的情感共鸣。这些诗原本的诗名被抹去，《百花园》《农民工和地图》《银婚》《三八节，给母亲打电话》《招魂帖》，诗名带有的隐喻义、诗名下背景故事的补充、诗名所包孕的越出抒情对象的象征义、诗歌所讨论的主旨义都因为“写给XX”这一官方性质的指涉被掩盖，诗歌可供丰富解读的诗题被明确化、单一化。在“外卖诗人”热度的背后，在文化包装所遮蔽的内核之中，王计兵诗歌的文学性与时代价值亟待发掘，从共时性来看他有自身明显的创作特点，从历时性的“打工诗歌”发展来讲，王计兵诗歌呈现出光明、和谐的温情底色。

一、“外卖诗人”的写作特点

截至目前，王计兵共有两部诗集出版，一部是《赶时间的人》，一部是《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前者是编辑精选集，后者是诗人自选集①对王计兵诗歌写作的探讨，以其出版的诗集为对象，未选入诗集但已刊登文学报刊的诗歌，则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诗歌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使得作品天然具有真实感，加之其底层视角的介入，诗歌作品贴近人民大众生活，拉近了诗歌与读者之间的阅读审美距离。与学院派诗歌工于技艺、勤于凝思的精致诗歌作品相比，王计兵的诗歌宛若心口直出，清新质朴，意义明晰。

王计兵的一部分诗歌具有日志的性质。因为顾客先后两次留错地址而导致三个外卖订单超时，下班回家的路上，王计兵以《赶时间的人》记录了自己当时争分夺秒的境遇。“实际上，没有哪一个外卖骑手是轻松的，我们都在时间的路上和分针秒针比速度。”②王计兵：《自序——文学拯救了我》，《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2022年版，第11页。《阵雨突袭》是突遇大雨，自己没单的情况下，在桥下避雨目睹一位饿了么骑手冒雨送餐的记录：“一个外卖小哥/在雨水里穿行/天蓝色的外卖装像一小片晴空/一小片晴空在雨水里穿行/像一段镜头被不断地打着马赛克。”③王计兵：《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83、1页。《午夜推行人》是王计兵在深夜目睹一位骑手推车的记录：“午夜街头/一个外卖骑手的出现/让一抹天空，蓝得更加纯粹/月亮是天空的一处漏洞/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④王计兵：《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83、1页。。以在场者的身份对生活片段进行截取，将画面构筑成浑融的意境，不朦胧晦涩，触地的同时又提供离地的想象空间。《那个人》中：“一年未见/儿子还是我的儿子/媳妇还是我的媳妇/只有我/从爸爸变成了农民工/从农民工变成了那个人”⑤王计兵：《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2022年版，第11、3、3页。，自我身份转变背后是离乡打工的无奈与辛酸。王计兵没有对工作境遇、自我心理作复杂的刻画，只是简单直接地截取自己在儿子口中的身份转换作为情感的寄托点，巧妙地将自己对生活、工作、家乡、亲人的复杂情绪置于诗句之后。且这一放置方式果敢、醒目，不伪饰，不故作深沉，诗句结束，读者即可获取作品的情感要义。他无意于消费情感，也不会介入诗歌内部深层构建关于意义解码的智力游戏，诗歌的自然晓畅极易引起读者共鸣。

在王计兵内心，诗歌本身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你的作品一定带着向善的态度，不能将个人狭隘的观点或极端的情绪带给读者”⑥教鹤然、罗建森：《“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诗人王计兵印象记》，《文艺报》2023年7月21日第5版。。坚韧、慈悲又不过分理想化的积极是王计兵诗歌的另一特点。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⑦王计兵：《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2022年版，第11、3、3页。，送外卖时的飞速骑行、寒风凛冽、心急火燎、汗水淋漓通过“赶”字表现出来，从而描述外卖员普遍的工作状态。身体是劳碌疲惫的，心灵在城市中处于漂泊无依的状态，骑手的工作性质使他们眼中的地方简化为一个个取餐与送餐目的地，“到达—在路上”是他们的普遍状况。“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⑧王计兵：《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2022年版，第11、3、3页。，在站与站之间奔波，看似匆忙于无数的归途，其实没有一条是属于自己的路，甚至连自己的家乡王庄村也沦为一个地名。人与地之间的情感记忆联系在不断淡化，量化标准下的送单量、配送费驱动着联系的建立，由此，骑手身心的困顿被曝露出来。但苦楚与心酸的情绪力量表现得并不激烈，反而沉潜于字句下，带有滞重与钝感。这是王计兵对伤感惯有的表达方式，没有强烈的痛苦，但细细品味却觉得字字沉重。“我相信世界终究是美好的，也会呈现生活的另一面。就像一棵树的枝叶、枝条上的霜雪、叶片上的虫洞，都是一棵树所要承受的生命之重，但它从不重于生命的本身”①王计兵：《用笔记录生活》，《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3页。，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生活的希望将情绪翻转，置换掉原本悲悯心酸的底色，使苦获得生机，使生存接续着源源不断的动力。“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②王计兵：《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2022年版，第3、7、8、28、28、198、198页。，心灵的漂泊与身体的疲倦不会拖垮一个人的意志，在王计兵的眼中，外卖员每天都在为生活奋斗，“淬火”的疼痛是为幸福积淀，奋斗的本身是自证存在的过程。

对于坚韧和希望的表达，王计兵也有属于自己的意象群。墙、钉子、土地、纸张、芦苇、木头、山、弯腰的身形等，这些平凡普通的意象，或坚硬或柔软，均被他用诗意点亮。自己右手小指的肌腱被铁皮割断，变成钩外卖的一个钩子时，他自解“让我看上去更像是一面行走的墙”③王计兵：《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2022年版，第3、7、8、28、28、198、198页。（《墙》）。苦难与不幸被一笔带过，墙的坚实与牢固阻挡着生活“飞来横祸”，拦截颓败自沉的“凄风苦雨”，他为现实的自己、理想的自己画下了坚强的肖像：“骑手是一枚枚尖锐的钉子/只有挺直了腰杆/才能钉住生活的拐角”④王计兵：《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2022年版，第3、7、8、28、28、198、198页。（《赶单》）。刚强奋斗的品质是一个骑手对抗生存必要的精神武器，钉住生活拐角，生活这张巨幅的作品才不会垮下来，遭到折损与毁坏。在诗的末尾，他将生活比喻为家具，家具的生产需要一枚枚尖锐笔直的钉子稳固，一个个骑手因而在广袤的生活中被赋予意义，找寻到自我的价值，站与站之间看似迷茫的游走、流窜，其实对社会生活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在社会找到自身位置和价值，骑手与“我”由此获得归属感与安全感，诗情转向明亮的一面：“我沸腾的血/就是我奔流不息的江河/我嶙峋的瘦骨/就是我耸立的山川/我还有辽阔的皮/如同黄土”⑤王计兵：《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2022年版，第3、7、8、28、28、198、198页。（《招魂帖》）。社会中弱小的个体与广阔雄壮的自然相联系，表现出火热的激情、坚韧的意志、蓬勃的生命力，由此可窥见王计兵对生活与未来的希望。他配送时遭受的白眼与天空中的白云一样多，他赔笑脸的模样比夜空的星星还要璀璨，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奴颜婢膝，丧失尊严的行为，也不看作是生活对他的折磨。“这些明亮的事物，保持着我在人间的晴空”⑥王计兵：《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2022年版，第3、7、8、28、28、198、198页。，王计兵的诗歌里，常常流淌着坚韧与希望的光。

慈悲是王计兵观世界时心灵的一层滤镜，面对拥挤与复杂的现实生活，他在诗中给予弱者生存的空间，并灌注善良与爱意的关怀。在书写对底层或弱小者的爱时，总容易出现双方位置不平等的现象，施爱者因占据高位、拥抱幸福而获得了给予的权力，对弱者的同情会被怀疑为廉价的过剩情绪施舍、虚伪的道德感动，甚至有间接炫耀自我优越感的嫌疑。慈悲在王计兵这里是从平等出发的同情，情动之真，体会之切，是自然的情感流露。这种情感往往来自自身的经验、回忆的触动，有可谓之共情的情绪动因。他对于弱者的慈悲之心，也出于自我同样为弱者的现实境遇。送外卖前，他也曾辗转各地，流离失所，与妻子儿女度过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他深知贫穷困窘的生存艰难，也认识到在这一境况下人与人的关怀的珍贵意义。

“每次喝空的饮料瓶/我都不会丢在路边的斜坡处/而是放在平整的地方/留给弯腰拾荒的人”⑦王计兵：《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2022年版，第3、7、8、28、28、198、198页。（《斜坡》），对曾经以拾荒为生、还曾以拾荒为笔名进行写作的王计兵来说，拾荒过程中爬坡弯腰的劳累他深有感触，“平整的地方”是他曾经的渴望，也是他对别人的贴心关怀。“我曾经就是拾荒者/而我半身不遂的母亲/也曾在斜坡摔倒/加重了病情”⑧王计兵：《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2022年版，第3、7、8、28、28、198、198页。，“我”的切身体会和来自对母亲的担心激发了他的同理心。斜坡是“我”心上一道坎，一种悔恨与遗憾，对他人的给予也算是对自己心灵空缺的弥补。“人生中斜坡太多/唯有善念始终保持着一小块平地/尽管我的胸口那么小/仅仅够站稳一只脚”①王计兵：《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2022年版，第198、246、246页。，喝空的饮料瓶在现实的救济面前，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自己这微小的善念也只能帮拾荒者省点脚力。作为一位生活也不尽如人意的外卖骑手，他自惭自己的善念仅能形成够一只脚立足的平地，不能拓宽出更广阔的空间帮助他人度过难关。惺惺相惜与内疚自愧的情绪是他慈悲的一种表达。《晶莹》中他以幼稚、简单的心思企图撬动他人肩头的痛苦，通过不可能的行为来唤醒可能的善意，用荒诞去对抗现实的不公平，无奈之下隐含着人间悲悯的泪水，“我喜欢在一本书里/让好人复活/我有这个能力/把生活往前翻/读他朝气蓬勃的青春，无忧无虑的童年”②王计兵：《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2022年版，第198、246、246页。。在面对好人受挫的故事时，王计兵使好人复活的能力就是倒着翻书，将苦难、灾祸、疾病、死亡倒回到岁月静好的章节，孩童般的天真在成年人身上演绎，除了构成巧妙的表达外，还递深一层情绪。“翻过好人凄苦的章节/就像越过颗粒无收的田地/把每一个坟茔/倒置成高悬的水滴”③王计兵：《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2022年版，第198、246、246页。，好人受难，人的死亡是现实情况，世事难测，不可变更也无法轮回。王计兵深知没有再一次机会去拯救、去挽回。因此，他没有愤怒、埋怨地叫嚣，只能将死亡的坟茔倒置成水滴，表达自己的悲悯与同情。

就地取材与自然直出的写作并非无可挑剔，王计兵的诗歌也有直露、浅薄之处。《我的诗》中他表达了诗歌对于自己生活的意义，但整首诗情感与想法直白，毫无藏隐的“言外之意”，与其将其当作一首诗，不如看作是王计兵对诗歌的独白与宣言。诗歌内部缺乏思维的跳跃、想象力的弹性，情绪更是单纯的宣泄而无变化、过渡的余地。此外，《梦》《坟地》《母亲不知道这是谁的坟》更趋向事件记录，诗歌在此成为诗人情绪一种简易的表达方式。在《故乡的叮嘱》中，诗人观点表达突兀地出现在诗行之间，过渡与衔接的空间预留不足。这不仅是因为缺乏必要的诗艺凝思，也说明诗歌内部缺乏撑起架构的思想支柱与贯通顺达的精神脉略。此处谈及王计兵写作的局限并非否认其诗歌价值，而是为了发现诗歌作品被热度掩盖的真实面貌，在其局限性中，我们不仅可以寻到诗人可继续成长的空间，也能发现他面对媒体热度和当前诗歌表达局限所做出的写作选择与转变。

二、“外卖诗人”标签下的写作选择

在余秀华与王计兵的对谈中，王计兵对网络热度表达了自己的恐慌与担忧，他惧怕网络宣传分散自己的写作精力，但对身份标签的态度则非常坦然：“我不排斥，它是人间的一种善意，给你贴上标签，承认你很艰苦”④佟畅：《外卖诗人王计兵，赶路2000 里去见余秀华》，真实故事计划，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wHxdbPSyho_5YsTGLk-5Dg，发表日期：2023年4月22日。。我们不难发现王计兵本人乐观的性格，但也深知他未意识到标签对自身诗歌写作的影响。在面对网络走红与标签问题上，余秀华与王计兵的态度截然相反，王计兵的重心在于诗歌，而非热度炒作、粉丝量等文学外部事物。在2023 年7 月中国作家网的报道中，王计兵就公开表示：“不过，我还是希望以后能以一个真正的写作者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能排除掉其他的因素来谈论纯文学作品。那样的话，我的文学创作会显得更有价值。”⑤教鹤然、罗建森：《“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诗人王计兵印象记》，《文艺报》2023年7月21日第5 版。

探究王计兵在“外卖诗人”标签下的写作选择，需以网络话题热度、《赶时间的人》爆红为起点，在厘清事件脉络基础上，对其写作进行衡量、评价。在流量热度与资本挂钩的市场环境下，王计兵在诗歌方面表现出迎与拒的的两种选择。对于诗歌宣传、诗集出版营销等，他毫不吝啬出借自身话题热度参与直播带货、网络读诗等活动，“流量变现”的一系列程序使他俨然成为一位网红诗人。但是在诗歌写作方面，他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坚持与抗拒。销量激增、热度攀升的《赶时间的人》并未驱动王计兵继续进行诗歌复刻以攫取利益，他反而依循自身创作经验与审美趣味调整道路、做出改变。面对成名与金钱的诱惑，不迎合就已经是一种抗拒。他的写作选择是其文学本心的证明。王计兵的诗歌除父母亲情的主题外，占比最大的诗歌主题是日常的思绪，这一题材的开掘与深入与诗人的当下写作选择接轨。

第二本诗集《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是王计兵的自选集，他亲自选的130 首诗与第一本诗集有着明显的变化，隐含其诗歌审美追求。第二本诗集的诗歌没有像第一本一样有明确分类（“01赶时间的人”“02我的母亲名叫包成珍”“03微小的事物”），而是自由排序，有关于外卖见闻的诗歌、有对母亲的怀念、有他日常生活中的灵感捕捉、有记忆中的乡愁等。其中有些诗歌已经从质朴自然走向理智凝思，意象与词汇的雕琢可见一斑，对诗材不愿做纯然的描述，诗歌志事的功能减弱，哲理思辨逐渐显现。这些诗歌多从日常物像开始，在物像中透析生存的意义和人性的复杂，物像与象征义之间的距离不远，逻辑链条始终紧紧联系，不至于晦涩深奥。因处于探索阶段，智性表达之后仍落定到抒情，而非在理性思考中进一步洞悉真相。

关于第二部诗集《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已有不少读者表示王计兵关于打工、外卖的诗歌写得最好，对其他主题的作品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通过对豆瓣、微信读书的网友阅读评论进行整理、归类，发现质疑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诗人所写的外卖、打工诗歌零星散落于诗集，不成分类体系；二是其他主题的部分诗歌抽象晦涩，失去了原本自然清新的风格。经过阅读统计可知，第一部《赶时间的人》中外卖诗歌仅有7首，劳动与打工的诗歌有24首，第二部《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中外卖诗歌有12首，劳动与打工的诗歌有7首。第一部的此两类诗歌收录于“01赶时间的人”这一类别中，给读者带来整体一致的阅读感受，而第二部诗集中此二类分散排列，有些诗歌则因为统计标准的放宽（统计以文字涉及外卖骑手作为分类标准，非诗歌主题、主旨）而被划入打工、外卖诗歌类别中，实际上部分作品主要的诗义并不在此。作品与读者期待视野分裂，第二部诗集的网络平台评分与实时评论明显落后于第一部。

抽象与晦涩成为这一诗集遭受冷遇待的原因之一。如《一滴水》中，王计兵描写了一滴水的路程，一滴水的跋涉依靠自己“阳光中纵身一跃”“用尽浑身之力”，水这一渺小微弱的角色不断挑战生命的限度。“一滴水粉身碎骨/证明水的清白/一滴水进入眼睛/成为人间的子弹”①王计兵：《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58、86页。，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柔的象征，而是进入了阳刚的审美范畴，产生一定张力。《一滴水》可以拓展出多个阐释空间，人的隐喻、生命的可能性……读者已惯于诗意横陈眼前，陌生化的理解难度令他们感觉不适。《爬树的小孩》的思维跳跃频率更加迅速，想象与情感紧密结合，理解的难度也相对加深。“孩子/没有人能高于自己/树木也是/就算爬树也不能/阳光只能用刀子/把影子从你的身体里剥离/把大地涂黑/却不能让你因此透明”②王计兵：《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58、86页。，诗人怜悯失去亲人的小孩，他不止步于情绪上的垂怜，而是进一步要给予他精神上的鼓舞。“没有人高于自己”是要教会我们珍惜自我，向前眺望未来，莫沉浸于当下的情绪一蹶不振。阳光再强大，困难再重重，也不能“让你因此透明”，自我的行动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和无可阻挡的实力。

面对热度与市场，王计兵自选诗歌非但没有迎合，反而是在变相挑战与抗拒，他逐渐开始探索诗歌写作的多种艺术方式，始终坚持自己诗歌的要义，较为晦涩与抽象的形式下依然是鼓舞人心、激人奋进的善良与温暖。

第二部诗集的封底是《午夜推行人》的摘录，依旧是外卖骑手在生活中日常奋斗的剪影，不过从诗集实际内容来看，骑手身份与配送已不再是其主要内容，歌颂“骑手精神”不是其基调，生命与生活内涵的发掘占据诗歌的主流。诗意最初从生活中获得，最终也要复归于生活本身。外卖骑手只是王计兵生活的一个侧面，是他纷繁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既无需刻意它抵抗，完全拒绝诗意的浸润，也不用为迎合中产阶级趣味而对道德虚假怜悯故作姿态。

三、“打工诗歌”行列中的写作温度

学界对底层文学的关注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经济飞速发展延伸出的“效率”与“公平”问题触及了社会学领域，贫富悬殊的现实中底层生活的艰难与窘迫层出不穷，被压抑与忽视的底层文学也因此受到关注。在内容上，底层文学迷恋于苦难的建构，伦理道德在人物行动选择中的调控作用让位于面对现实窘境的自我沦陷，生存的艰难困苦成为叙事的动力装置。

作为底层文学中的打工诗歌，为文学写作注入了鲜活蓬勃的新力量。城市化浪潮中的进城务工群体催生了打工文学的出现与发展，打工诗歌以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为主要创作群体，城乡转变中的身份危机、现实工作的屈辱与呻吟，成为其主要基调。郑小琼、许立志、郭金牛等诗人触目惊心的苦痛成为诗歌主要的情感表达。

郑小琼《女工记》的序诗《女工：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诗名奠定了整部诗集的基调，将女工的身体、青春与工业化下的流水线生产进行二元分化，并不断激化彼此的矛盾。“疲倦与职业的疾病在肺部积蓄/卡在喉间，不再按时到来的月经/猛烈的咳嗽，工厂远处的开发区/绿色荔枝树被砍伐，身边的机器/颤抖……她揉了揉红肿的眼窝，将自己/插在某个流动的制品间。”①郑小琼：《女工记》，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45页。与序诗相对应的《女工：忍耐的中国乡村心》将这一对立扩大到城乡之间，乡村成为牧歌诗意的栖居地：“在命中注定的叹息背后/家庭，亲情，爱与肉体也被钉进工业时代收藏/散落在不同的角落，肺与血液间的疾病/身体里的虚弱，跟废旧的机台，加班/欠薪，它们黑色的阴影带给你的伤害/这一切，都让你用一颗中国乡村心忍耐……”②郑小琼：《女工记》，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45页。这种对打工的书写与对乡村生活的缅怀，在郑小琼之后出版的诗集中有了改变，其激烈的笔锋渐渐收敛，批判的力度减弱，意象密集罗列，有意借鉴中国古典诗词，呈现出安静和谐的抒情氛围，有时虽生发淡淡的悲，但也只是止步于凄清而非悲惨，先前怀有对“麻木的器具者”“血腥的暴力者”被压抑的暴力的情绪已然渐渐消失。

同样的转变在打工诗人郭金牛身上亦可显现。他聚焦“农民工”这一深刻反映中国变迁的劳动群体，以亲历者的姿态进行冷峻又不失幽默的书写，郭金牛因此得以被杨炼发现，成为中国打工诗人代表性的一员。伤痛、死亡、困窘也是郭金牛诗歌常涉及的话题，但他常常以轻盈的笔墨书写沉重的事件，在余味中引发读者反思，使得“重”的程度不断加强：“突然，脚手架，一个人/自/由/落/体/重力加速度/9.8 米/秒2”③郭金牛：《纸上还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页。（《打工日记》）。郭金牛也常常在诗歌中融入中国古典诗词、小说元素，有意将人物、事件的历史时间向纵深延展，模糊现实感从而产生一定的戏剧性：“从东厂巡到西厂，比高衙内还狠，动别人的女人/收保护费”④郭金牛：《纸上还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页。（《重金属》）。男性工人在为生计发愁的同时，还不得不忍受权力的欺侮。郭金牛戏谑的语气暂时消解了现实的激烈矛盾，使事件呈现为一则故事、一个轶闻，但一把现实境遇与其相联系，故事的面目就随即破裂，现实的压抑与沉重现入眼前。当郭金牛不断强调自身诗歌写作的文学性，企图将读者与批评者的目光从“打工诗人”的标签上移开时，他的自我认知显然与受众的认知发生了错位。

许立志《新的一天》的编辑暨出版人秦晓宇用“死亡”这一主题统摄许立志的诗歌，这也是他对诗人被归入“打工诗歌”这一分类的焦虑。许立志“先行之死”的写作状态“使得他那些死亡之诗在修辞之外，获得了某种摄人心魄的力量”①秦晓宇：《序：“一颗螺丝掉在地上”》，《新的一天》，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那些逸出打工诗歌常规叙事框架外的诗歌被秦晓宇用死亡意识来概括，不能不构成另一种误读。《老蝉》中闲适静谧的环境虽然因为“消逝”一词增添了些许的凄凉与无常之感，但将诗中的“她”作为“死神”，将“庭院”作为“根深蒂固的死亡意识”实属不妥。秦晓宇认识到“打工诗歌”的主流规训对诗歌本身文学性的损耗，却不自觉地将诗人抬高，将其创作神化为哲学的实践，一定程度遮蔽了许立志诗歌作品中的凡俗本性。

王计兵以饿了么骑手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未经历系统性的文学熏陶和专业性诗歌训练，其质朴纯净、描写打工境况的诗歌自然被划归入打工诗歌。但是，王计兵的底层写作是其中一支新的流脉，在他以在场者、记录者进行底层身份定位的同时，诗歌的情绪与声音都有别于传统的底层书写。

从王计兵本身职业性质来看，外卖骑手与流水线工人有着明显的差别。在工具理性统辖下的“生产—消费”过程中，外卖员不仅具有一定程度的接单自由与行动自由，也因为与“生产—消费”环节的参与者直接接触而激活了价值理性的评价尺度。尊敬/鄙视、包容/侮辱、谅解/谩骂，情感联系、道德伦理、社会习惯等因素不断影响“接单—配送—评价”这一体系中大众对外卖员的态度。因此，王计兵的工作因为不断发生的人际关系和频繁的空间转变获得了丰富鲜活、源源不断的诗歌素材。“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很难进入别人的家庭，做外卖则不然，哪怕顾客开道门缝，或者你隔着门听到他家的争吵，都会成为创作的素材。”②杨丽萍：《那个送外卖的诗人》，《北方人》2022年第18期。许多关于外卖员的诗歌，不是从见闻中汲取一点灵光进行诗意的文字翻转，而是存在现实事件，极具生活真实感。

从王计兵的打工诗歌可以读到苦涩与艰难，感受到底层在城市生活扎根立足的不易，而诗歌所传递的“人”的形象，则并没有面临压倒性苦难，也没有在折磨中失控、绝望。苦难与幸福在其诗歌中构成生活的两面，苦痛熬炼出的是生命的坚韧与接人待物的慈悲善良。王计兵的诗歌当然也存在对抗，但对抗的情感基础是一种接受、包容，是理解性的表达，与其说他在对抗城市化，不如说他在对抗时间的变迁。他的诗歌整体少了底层呼喊的尖锐，以坚韧、慈悲、豁达的姿态对待生活的困难，底层的底色不全是苦涩的黑暗，更有自己创造出的光亮和他人给予的温暖。

同底层文学一样，王计兵诗歌中有一部分是对乡村的回忆。他无意以淳朴/势利、善良/世俗这种对立的道德观去审视城市与乡村，他书写乡村的目的就只是将诗情灌注于乡村生活的记忆脉络，使以往的生活经验在诗歌中“复苏”。乡村是情感与回忆的归属地，乡村的消逝引起的伤感是悠长淡远的，与因乡村背后笼罩的城市巨大阴影而产生的痛恨不同，王计兵的伤感以爱为出发点，伤感是温情的变相表达。记录生活的“真”，对待生活的“诚”，情绪表达的“诗”，面对苦难的“忍”，使得王计兵的诗歌没有张牙舞爪的凌厉，而是呈现出温柔敦厚的气质。

文学与网络关系日渐密切，“外卖诗人”诗歌事件诞生出一个网红，更发掘出一位诗人。面对王计兵诗歌创作与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必须保持清醒，不被裹挟在热度之中盲目崇拜或刻意贬低。细读文本衡量其诗歌特点，并在纵向的文本脉略中梳理其创作的坚持与新质，发掘其诗歌的价值与意义。从《赶时间的人》到《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尽管王计兵的“外卖诗人”形象不断被强化，甚至被当作商品噱头进行营销，但他的写作实践却有意地坚持诗艺探索，在文学领域中抵抗文学身份的标签限制，既质朴真实又有着一定的智性哲思。在“底层文学”中的“打工诗歌”行列里，王计兵的诗歌并没有落入苦难叙事的成规，也没有从表现城乡对立完成诗歌中的反思，其写作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理性看待网络营销、写作标签、商业包装，文学成规影响，不仅是我们审视王计兵文学事件应持有的态度，更是王计兵在当下与未来诗歌写作中应予以重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