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的编写构想

鲁小俊 李 颖

从唐代至民国，书院经历了起源、发展、推广、繁荣、普及、改制、复兴的历史阶段。在最繁荣的时期，书院有近6000所，以今日中国版图而言，遍及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①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5页。。作为传播知识、交流思想、传承文化的重要场所，书院的主要活动包括藏书、刻书、祭祀、研究、讲学、考课等，这些活动本身往往与文学或多或少有些关联；写作教学、诗文唱和、雅集题咏等文学活动，也是书院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叙述书院文学活动的历史进程，将是中国文学史撰著的一个有价值的课题。

中国文学史（包括文学通史、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展百余年，至今已然蔚为大观。就体例而言，纪传体是文学史编写的主流，其核心部分是作家经历和文学成就。编年体则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不过近二三十年来，作为纪传体文学史的有益补充，文学编年史的写作以及相关的文献和理论探讨，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用编年体叙述书院文学活动的历史进程，也许是更具可行性和合理性的撰著方式。

一、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写和研究现状及趋势

（一）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写

民国时期，敖士英著有《中国文学年表》，1935年出版。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写于1937—1947年，后经不断修改和补充，1985年出版。早期文学编年著作又有张慧剑编著《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定稿于1965年，1986年出版。198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编年著作还有：郑方泽编《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1983）、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1985）、熊笃编著《天宝文学编年史》（1987）、吴文治《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1987）、刘德重编著《中国文学编年录》（1989）等。

1990年代以后，以编年的方式重构文学版图成为一时风气。主要成果有：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1998）、曹道衡和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2000）、杨镰《元代文学编年史》（2005）、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2006）、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2006）、赵逵夫主编《先秦文学编年史》（2007）、曾枣庄和吴洪泽《宋代文学编年史》（2010）、牛贵琥《金代文学编年史》（2011）、易小平《西汉文学编年史》（2012）、张健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2012）、傅璇琮/陶敏/李一飞/吴在庆/贾晋华《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2012）、王庆生编著《金代文学编年史》（2013）、卓如和鲁湘元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2013）、袁进主编《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2013）、钱理群/陈子善/吴福辉等《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2013）、刘勇和李怡总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895—1949）》（2017）、王兆鹏和陈冠明总主编《唐宋文学编年系地谱丛刊》（2020）等。

编年体的中国文学通史或断代史之外，又有若干分体（包括断代分体）文学编年史。

诗词赋方面如刘福春《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2005）和《中国新诗编年史》（2013）、张仲谋和王靖懿《明代词学编年史》（2015）、刘培主编《中国辞赋编年史》（2019）、李遇春主编《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2021）等。散文方面如马美信《唐宋派文学活动年表》（1997）、陈文新和王同舟《明代八股文编年史》（2012）、俞樟华和胡吉省《桐城派编年》（2015）、吴在庆和丁放主编《唐五代文编年史》（2018）、易小平《〈全汉文〉编年》（2018）、俞樟华和陈含英编撰《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2019）等。小说方面如陈大康《明代小说编年史》（2000）和《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2014）、李忠明《十七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2003）、陈思广编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1949）》（2021）等。戏曲方面如程华平《明清传奇编年史稿》（2008）、丁淑梅《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2014）、吴新雷编著《插图本昆曲史事编年》（2015）、程华平《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2020）、郑莉编著《明代宫廷戏曲编年史》（2020）等。

编年体中国文学史还可以区域、学科、流派、社会活动等为编写视角。这方面主要成果有：胡晓明主编《近代上海文学系年丛书》（2003）、梁庭望/李云忠/赵志忠编著《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年史》（2006）、杨萌芽《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活动年表》（2008）、李君明《明末清初广东文人年表》（2009）、何宗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下编《明代文人结社编年辑考》（2011）、张大明《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2013）、陈亚平和王晓华主编《新世纪后先锋文学编年史》（2013）、朱丽霞《江南·闽南·岭南：吴兴祚幕府文学年表长编》（2013）、陈文新/何坤翁/赵伯陶主撰《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2015）、欧阳友权和袁星洁编著《中国网络文学编年史》（2015）、王泉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0—2016》（2017）、许振东《明代京畿文人编年史》（2017）、吴翔宇和徐健豪《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8—1949》（2019）、朱寿桐主编《澳门文学编年史》（2019）等。

（二）相关的文献和理论探讨

文献方面主要是对已有的文学编年史作订误和补遗。相关论著如周凤章《对〈天宝文学编年史〉一点辨正》（1990）、顾建国《〈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张九龄个案补证》（2001）、程薇《〈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指瑕》（2006）、熊清元《〈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失误例证》（2007）、王勇和陈亮《〈秦汉文学编年史〉误例考释》（2009）、邵春驹《〈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南朝部分辨误》（2010）、尹楚兵《〈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商订》（2010）、熊清元和陈志平《〈中国文学编年史·两晋南北朝卷〉齐梁部分的若干问题》（2011）、金传道《〈宋代文学编年史〉徐铉条辨误》（2016）、李云《〈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补遗：天津〈直报〉与小说相关资料》（2017）等。

理论方面主要是探讨文学编年史编写的体例、方法和得失。相关论文如董乃斌《论文学史范型的新变──兼评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2000）、邓绍基《我观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2006）、韩瑞亚《从两个角度看〈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价值和意义》（2006）、霍松林《评陈文新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2007）、陈平原《史识、体例与趣味：文学史编写断想》（2007）、陈文新《编年史：“狐狸”与“刺猬”如何共处》（2007）、刘勇强《文学编年史研究的两个意义》（2007）、赵伯陶《文学编年史中的纪年问题》（2007）、刘勇《关于文学编年史现象的思考》（2014）、郭英德《论“文学编年史”的著述体例及其史学功能——兼论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2015）、伏俊琏《敦煌文学编年史相关问题讨论》（2021）、杨志平《“史”与“史料”：明清小说理论何以编年？》（2021）等。关于文学编年史理论总结性的著作有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研究》（2009），是多位学者相关论文的汇编。

（三）文学编年史的编写趋势

对于今后的文学编年史编写而言，上述若干成果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体例和方法上能够提供诸多借鉴。譬如，编年体本身有其优势，但其缺陷也非常明显，如海登·怀特所说：“缺乏一种叙事的结局往往是编年史的标志。”①［美］海登·怀特：《叙事性在实在表现中的用处》，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也就是说，编年体不利于叙事，难以呈现事件的完整性。古代史学家有追叙、预叙、类叙法，以弥补编年体的缺陷。近些年的文学编年史著作，也在体例和方法上有具体的改进和创新。如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启发，将“长时段”概念引入编年史研究，在体例上做了相应设计：首先是调整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有助于在鉴定史实及编辑史料时达到高度的精确性。该书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将“长时段”纳入视野，以便考察事态的演变。与“长时段”的设计相适应，该书还安排了一般编年史所没有的论述内容。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其宗旨在于：不只是用叙述的方法来罗列事实，而且在事实之间建立联系，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②陈文新：《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与说明》，朱占青、刘小兵主编：《当代学者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4页。。这一思路对后来的编年史著作具有启发意义，如付祥喜《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即称“这个思路，在拙书中也有许多具体的体现”③付祥喜：《“编年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学术评价——兼答杨洪承教授》，《文艺研究》2014年第10期。。

无论是分体的还是断代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写已经有比较充分的成果。今后以某类文学活动为中心的编年史，将是值得注意的学术生长点。如何宗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下编《明代文人结社编年辑考》，以文人结社为研究中心；朱丽霞《江南·闽南·岭南：吴兴祚幕府文学年表长编》，以一家幕府为研究中心。又如袁进主编《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钱理群/陈子善/吴福辉等《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将文学广告作为研究重点。像这一类文学编年史，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分体或断代的文学编年史，虽然对某类文学活动有所展示，但因这些著作涉及面很广，不可能对某个专题做详细叙述。而事实上，专题叙述可以呈现更丰富的细节和更生动的过程。即以书院文学活动为例，现有的文学编年史也有所涉及，如某作家掌教某某书院云云，但往往只是简单提及而已。以书院文学活动作为文学编年史的中心，可以是专题叙述的又一种尝试。

二、编写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的学理和文献依据

（一）编年体叙述的优势和劣势

在一定程度上，文学史家有点像说书人。说书人讲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而所谓“有话”和“无话”取决于说话人对事件重要性的主观判断。文学史家也是这样，常常对“重要的”事件（或人物、作品）花费较多的笔墨，而对“不重要的”事件言简意赅甚或付诸阙如。这样，文学史著作的页数与文学的历史过程并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在通常情况下是必要的。与这种文学史观念匹配度较高的编写体例是纪传体，叙述书院的文学活动历程，就以历代著名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或书院人物（如朱熹、王守仁、阮元、俞樾）及其文学活动为中心。其优势在于历史的坐标非常清晰，便于突出对书院文学活动的大局判断（如阮元的骈文观对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乃至清代后期经古书院的影响）。

与此同时，对“重要”性的看重，是否会遗漏某些可能不“重要”但很有“意义”的历史过程？在编写体例方面，编年体具有“减少遗漏”的先天优势。这并不是说在编年著作中，文学活动的进程按照时间平均分配页码，而是指编年体本身要求对所有文学时间作平等的扫描和客观的记录，更为注重细节和过程，一般不会出现文学史的空白时段（因文献缺失而无法纳入视野的时间点则另当别论），从而尽可能地避免有“意义”的文学史实的遗漏。

换言之，与纪传体以名院、名家、名作为关注重点不同，编年体以时间点（年、月、日）为基本单位和叙述支点，重视书院文学活动的普遍性，即不仅关注著名书院和著名师生，也关注普通书院和普通师生，尤其留意文学进程中的具体场景。与此相关联，在对基本文献的占有和使用方面，纪传体可以只关注重要书院和重要文学现象，而编年体则要求对每个时间点上的文学活动通盘考虑。

编年体也有明显的弱点，主要是在大局判断、宏观概括方面不如纪传体简明有力，历史进程被分散在各个时间点中而缺乏高屋建瓴的统筹叙述。为避免编年叙述容易失之琐碎的先天缺陷，可借鉴古代史家的预叙、追叙、类叙法，以及当代编年体著述的经验。例如在适当的时间点对重要史实详其起讫，作历时态的叙述；于每卷设章，卷有“总论”，章有“概论”，并对重要史实作分析和评价。这样既能够还原历史场景和细节，也能对相关史实有整体把握。这里以宋淳熙八年辛丑（1181）二月，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事为例，对编年史的统筹叙述略作说明。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演讲。而一般的文学编年史，因为重点不在书院，所以只是简略提及而已，如《中国文学编年史·辽宋金卷（下）》仅有“二月，陆九渊往访朱熹于南康。十日，在白鹿洞书院讲论‘君子小人喻义利’章”数语①陈文新、张玉璞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辽宋金卷》下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对于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而言，则有必要详细叙述。至于演讲的内容，具载《陆象山全集》卷二十三《白鹿洞书院讲义》。关于此事的前后经过，朱熹《晦庵集》卷八十一《跋金溪陆主簿白鹿洞书堂讲义后》有简略记述。而李子愿《象山先生年谱》所载较为详细，讲到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朱与陆泛舟，并请陆赴白鹿洞书院讲学。讲学之后，朱熹发表感言。又述及现场情况：“至有流涕者”，以及“元晦深感动，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①李子愿：《象山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3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0页。。这几种史料综合起来可以还原部分历史情境。

对于此事，编年史就此完结亦无不可。但后世书院言及此次演讲者甚多，如“陆子静登白鹿讲喻义一章，环而听者千人，田夫野老有闻而泣下者”②毛德琦：《白鹿书院志》卷十《臬司李长春兴复洞学看语》，白鹿洞书院古志整理委员会整理：《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21页。，“昔陆子静会讲义利之辨，以为所喻由所习，所习由所志，而反覆于科举之学，令反观而端其趋，当日闻者无不竦息动心至于泣下”③杨绳武：《钟山书院规约》晏斯盛跋，《丛书集成续编》第78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863页。，“陆象山在白鹿洞讲君子喻义章，士有闻而泣下者”④刘光蕡：《味经创设时务斋章程》，《烟霞草堂文集》卷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5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1页。。这些相关史料如果分散于相应的年份，易有琐碎、断裂之弊，集中在这里叙述，不仅收录演讲的主要内容，还要述及现场反应，以及后世对此事的反复言说，有助于呈现事件的整体性。

（二）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编写的落脚点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素，即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⑤［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从过程论的角度看，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论，可解释为文学活动是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所构成的动态过程。”⑥季水河：《文学理论导引》，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这一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创作、欣赏和批评，注重各个要素的交互影响。参照这一理论，书院文学活动的四个要素具体为：世界（书院内外）、作家（书院师生和访客）、作品（日常写作和教学资料）、读者（书院师生为主）。这四个要素落实在编年史中，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大致有一个从“外环”到“中环”再到“内环”的层次关系。

其一，书院背景。包括书院的建置、祭祀、经济、建筑、儒学、汉学、科举、藏书、刻书等，另外还有一些历史事件、文教政策、文化活动。这些内容与文学并不直接相关，但作为背景资料，构成了书院的“世界”。相关史料主要来自史部，尤其在地方志、书院志中比较集中。

其二，文学日常。即书院纪事、题咏、感怀、酬唱、雅集等日常生活。这方面的史料以集部书为主，辅之以书院志、地方志、年谱、日记、报刊中的相关记载。近些年新印或整理了大量别集、总集、年谱、日记，其中很多反映书院文学日常的资料，可以辑录成编，用作编年史的主要文献依据。

其三，文学教学。讲学、论学、自修、考课等文学教学活动，也可算作文学日常的一部分，但因这是书院文学活动的核心内容，故单列出来以示区别。重点考察章程、学规、讲义、答问、日记、课艺等史料，尤其留意其中关于文学观念、文学教材、文学讲授、文学技法、文学练习的内容。

这里以别集为例略作说明。如《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71册收录8位作者的11种别集，其中薛时雨的诗集两种，即《藤香馆诗钞》《藤香馆诗续钞》。集中与书院相关的诗作十余首⑦薛时雨《藤香馆诗钞》《藤香馆诗续钞》，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7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94、639、655-656、673-675页。，大多可以系年，且各有其“意义”：《魏塘书院课士偶述》可反映地方官员在书院课士的状态，《马谷山中丞招往杭州主讲崇文书院感赋》《移主金陵尊经书院留别杭州同社二首》《清明节抵金陵遣兴二首》《下榻惜阴书院二首》属于重要书院人物的任职史料；《嘉兴得见登科录诸生多获隽者喜赋》《张生欣木（王熙）余宰嘉兴拔过鸳湖书院第一偶未计及读“九茎芝耀榜花鲜”句似有憾词叠韵慰之》《慰下第诸生》可反映书院师生面对科举时的心态，以及师生之间的情谊；《书院秋卉极盛皆手植也小诗赏之》《院中新界竹篱杂莳花木并买菊数百本种之》可反映山长近于田园隐逸的心态，并且培植花木与造士育才之间也具有隐含的象征意义。故而这些诗作皆可以采入编年史，参与建构书院的“文学日常”。

如前文所述，编年史宜“统筹叙述”。因此这里引用《魏塘书院课士偶述》，还需交代薛时雨去年由嘉兴知县署嘉善县事；引用《马谷山中丞招往杭州主讲崇文书院感赋》叙述薛时雨主讲杭州崇文书院，可补充说明他自此历任各书院山长达20年，还可征引《湖舫文会课艺》，将薛时雨在崇文书院期间组织湖舫诗社和文社之事一并叙述；讲到薛时雨有诗贺中式诸生，又有诗慰下第诸生，在征引相关诗歌的同时，可对其诗小注中“张香涛太史亦以十四龄领解”予以辨误；述及薛时雨移主江宁尊经、惜阴书院，不仅需引《移主金陵尊经书院留别杭州同社二首》等诗证之，还可引《桑根先生行状》交代他在江宁凡十七年，直至去世，以及杭州、江宁士子建薛庐之事。至于薛时雨《和孙琴西山长（衣言）紫阳书院十六咏》，则可附于“孙衣言作《紫阳书院十六咏》”之后，一并附录者还有吴存义《紫阳书院十六咏次山长孙琴西观察同年韵》、谭献《紫阳书院十六咏同孙琴西先生作》。诸如此类，关于史实的前后联系、补充说明、辨误订正等等，皆有助于编年史叙述的连贯性、整体性。

概言之，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在主体内容方面，关注文学讲授、题咏酬唱、考课答问、课艺编刊等活动，突出世界（书院）、作家和读者（山长、生徒、地方士绅）、作品（学规、讲义、题咏、课艺等）的动态关系，呈现立体的、多层次的书院文学活动图景；在叙述层面方面，以书院背景为“外环”，以文学日常为“中环”，以文学教学为“内环”，其中“外环”史料选择宜精，“中环”和“内环”史料宜详；在编写体例方面，借鉴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史赞（按语）的某些做法，尽量避免编年体的先天缺憾；在学科视野方面，融合文学史和教育史，兼及学术史、思想史、制度史、日常生活史等领域，凸显书院文学活动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气韵。

三、编写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的几个实践问题

（一）研究范围和分卷问题

哪些机构可以算作“书院”？书院史学界有共识，也有分歧。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是历代书院的主体，这是书院史学界的共识。这些书院的名称，大部分都有“书院”二字。即便有少数不称书院，而称精舍、书堂、草堂、学社者，也因具有学校性质而被学界公认为书院。有争议的是部分机构，名为书院，但不具有学校性质。例如唐代开元年间的丽正、集贤书院，乃朝廷馆阁，负责掌管经籍、校理图书、侍讲侍读等事务，并非聚徒讲学的私人机构。因此有学者认为这类名为书院的机构，不能算作书院。

站在古人的立场来考虑，邓洪波的观点值得借鉴：“学校性质的书院虽然是后世书院的主体，但教育与教学不能涵盖书院的所有功能，更不能无限度地强调这种功能，而将书院仅仅定义为某种程度和某种性质的学校。”①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因此，凡历代确实存在的书院，都可纳入研究范围，丽正、集贤这类书院自然也在其内。也就是说，“书院”包括：（1）历代名为“书院”的机构（其中绝大部分相当于学校，少数相当于图书馆、各类团体）；（2）历代不称“书院”但公认为“书院”的机构（如诂经精舍、学海堂、万木草堂等）。另一方面，历代书院的层次和类别比较复杂（省级、道级、府级、州级、县级等，举业型、学术型、专科型等，地方书院、乡村书院、家族书院、教会书院等），编年史以书院为研究对象，还需要综合考虑层次之别、类型之别，采用合适的叙述方式。

从书院发展的历程来看，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唐宋”是书院从初始形态到确立制度的阶段，“元明”是书院推广并走向繁荣的阶段，“清前中期”是书院普及的阶段，“晚清民国”是书院流变、中断、复兴的阶段。按照书院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可以如此分作4卷。

从编年史的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各卷分配的年份多寡不一，多者涵盖六百余年，少者仅有近百年。如此分卷，主要考虑到书院文学活动史料的多寡。大致来说，时间越早，史料越少；时间越往后，史料越丰富。因此最早的“唐宋卷”跨越六百余年，最晚的“晚清民国卷”不足百年，这样各卷的体量不至于相差太大。具体说来，各卷年份的起讫、衔接、交叉情况如下：

“唐宋卷”起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讫于南宋少帝祥兴二年（1279），以唐立国和宋亡为限。这两年本身可能没有书院文学活动的记载，但为呈现朝代叙述的完整性，仍保留这两个年份，并简要叙述朝代更替的史实。后面各卷年份起讫亦同理。

“元明卷”起于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讫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以元世祖改国号为大元和明崇祯帝自缢为限。与前面“唐宋卷”有九年的重合，但因书院活动有明显的地域性，元朝书院与南宋书院各自独立，这里的年份重合不会引起叙述上的混乱。

“清前中期卷”起于清顺治元年（1644），讫于道光三十年（1850）；“晚清民国卷”起于咸丰元年（1851），讫于1949年。“清前中期卷”和“晚清民国卷”以太平天国金田起义（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为断限，基于以下考虑：关于晚清，学界主流意见是以鸦片战争（1840）为开端，此外也有往前推和往后推的。从书院史的实际情况看，鸦片战争对书院没有多少影响，但太平天国运动起来以后，书院被毁甚多，直到同治以后方才复兴。因而以太平天国为“晚清民国卷”的起始，应该说是有合理性的。此外，同治、光绪间的书院文学史料，较之清前中期更为丰富，从文学编年史的编写实际来看，“晚清民国卷”虽然年份偏少，但体量仍可与“清前中期卷”相当。

（二）各卷编写原则的区别

勒内·韦勒克有言：“在文学史中，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对价值的判断。”①［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文学编年史也是如此，不是所有的书院文学活动史料都能入史，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不同时期的史料，处理方式或标准也会有所区别。

从唐代到宋代，是书院从初期形态到制度确立的阶段。编年史不仅要以“大文学观”统摄文学活动，将书院的学术研究、讲学活动、藏书刻书纳入编年范围；而且早期书院的各种史料，都应该纳入进来，并作详细考订说明。盖因唐五代时期，书院史料相对较少，准确系年的难度也较大，采择标准宜从宽。从这个意义上讲，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的唐五代部分，实际上就是“唐五代书院编年史”。而学界尚未有过编年体的书院史，如此亦可补书院史之阙。宋代书院的史料相对较多，除了祭祀、学田方面的史料采择宜精之外，有关学术、讲学、藏书、刻书的史料，从属于“大文学”意义上的文学活动，采择亦宜从宽。

元代和明代是书院从推广走向繁荣与辉煌的阶段。同样要以“大文学观”统摄文学活动，将书院的学术研究、讲学活动、藏书刻书、科举准备等也纳入编年范围。像元代西湖书院的刻书活动，是元代书院史上的重要内容，自然也是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明代后期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书院，与政治的关联度颇高，相关的政治史料也需要在编年史中有所反映。只是跟“唐宋卷”相比，“元明卷”的诗文赋等“纯文学”活动的史料更多，因而编年史的“内环”“中环”部分有更多的叙述空间。“元明卷”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般而言，书院正常运转之时，方有学术研究、讲学考课、刻书编书等活动。但文学活动可以不局限于书院的运行，例如明初书院衰败残破，但学者文人对书院荒芜景象的议论和吟咏，也可成为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的内容。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书院文学活动在时间、空间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清代是书院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普及的时期。讲学和考课、理学和汉学、应对科举、书院吟咏都是需要关注的内容。此外，由于史料较前代更为丰富，可以更为细致地呈现书院的文学面貌。例如嘉庆二十五年刊行的通州《崇川紫琅书院课艺》，收录作者近百人，张丽炎课艺评语：“余方以大成期之，而所如辄阻，不得志于时。英年遽别，士林惜之。遗稿甚多，聊登一二，以志瓣香云。”王嶒课艺评语：“生孤寒力学，早岁能文，决为远到之器。乃食饩未果，修文遽召。岂真有才无命耶？览遗篇，为之出涕。”①吴鸣镛选编：《崇川紫琅书院课艺》，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刊本。这类史料进入编年史，即便是二百年之后读者，也能由此感受到，即便是八股文选本，书院课艺也有它的“温度”。较之于“唐宋卷”和“元明卷”，“清前中期卷”面对的文献更丰富（课艺这类文献是前两卷没有的），因而在编年史料的采择标准上，要稍严一些，尽可能选择有典型意义、代表价值的史料。

与前三卷相比，“晚清民国卷”时间最短，甚至在有些年份书院活动几乎空白。但这一时期的史料又特别多，而且有些史料的载体是此前比较少或者没有的。例如记载书院活动的日记，《湘绮楼日记》《杨度日记》《林骏日记》《张㭎日记》《吉城日记》等等，提供了书院文学活动的微观史料；又如晚清民国时期的报刊，是观察书院文学活动的重要窗口。要了解上海格致、求志书院，必读《申报》；民国书院的动态，也多由报刊获知。细节史料更为丰富，获取史料的途径更为多样。对于编年史而言，时间地点的考订相对简单，以什么样的观念选择哪些史料，就显得更为重要。“大文学观”仍然必要，采择标准仍需严格，最应避免的是过于琐碎的叙述。

概括来说，唐代至元代，书院文学活动的史料相对较少，较为分散，入史的标准宜从宽；明代以后尤其是清代以后，史料较多，分布密集，入史的标准宜从严。

（三）编制索引的必要性

在时间序列中呈现历代书院文学活动的细节和过程，也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为呈现大局判断，对全局性的、前后有关联的、有重要价值的，以及编年体无法全面呈现的史实，或采取“互见法”作补充说明，或就史实本身做出概括、归纳、分析或者评价。这种统筹叙述的思路，前文已经论及。从具体措施的角度看，编制索引也是强化整体性的方法之一，对于编年体著述而言尤其必要。

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至少有三种索引不可缺少，即书院索引、人物索引、重要作品索引。这里以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赋》为例，说明索引的意义。书院史上涉及这两篇作品的史实有如下诸端：

宋淳熙七年（1180）朱熹作《白鹿洞书院揭示》；绍熙五年（1194）朱熹知潭州，兴复岳麓书院，将《揭示》移入岳麓；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视察太学，亲书《揭示》赐示诸生②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85-586页。，从此《揭示》大行天下，成为书院的纲领性学规；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京师大学堂“以朱子《白鹿洞揭示》及《教员、管理员、学生规则》榜示全堂”③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宋淳熙七年（1180）朱熹作《白鹿洞赋》；嘉定十一年（1218），张琚、罗思、姚鹿卿、张绍燕、潘柄、李燔、胡泳、缪惟一、陈宓等，于白鹿洞书院流芳桥旁，会讲洞学毕，相与歌文公之赋；淳祐九年（1249）方岳作《白鹿洞后赋》；明嘉靖间，张纯作《跋白鹿洞赋后同知杨侃刻于石屏》①李光生：《书院语境下的文学传播——以朱熹〈白鹿洞赋〉为考察对象》，《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像这样的时间点，可经由作品索引“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朱熹《白鹿洞赋》”串联起来，构成作品的传播接受简史。对于编年史正文中的预叙、追叙、类叙等手法而言，索引是强化“互见”的有益补充。

编制索引需注意同一事物的异名，如鹿洞书院、白鹿书院，皆指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揭示》，亦作《白鹿洞揭示》《白鹿洞规》；文公之赋，即《白鹿洞赋》。同样，书院、人物亦常有重名者，如广州、杭州皆有学海堂，全国各地多有紫阳书院。为免混淆，书院前一般加地名。人物有同名同姓者，亦加籍贯以示分别，如山阴徐锡麟、长洲徐锡麟、丹徒徐锡麟。

四、结语

书院史著作已有多部，但未有编年体的书院史，在呈现书院历史的细节方面，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已有的中国历代文学编年史著作，涉及很多层面，书院文学活动只是其中很小的组成部分；已有的书院与文学关系的专题研究，侧重于著名书院、部分地区或重点时段、著名人物。通过爬梳原始文献、整理和考订史料，借鉴各种编年史写作的经验，编写具有“大文学史”意义的中国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呈现历代书院文学面貌的生动性、多元性、复杂性，当是中国文学史撰著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