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的创作姿态与媒介观——以《香魂塘畔的香油坊》的跨媒介改编为考察视点

王 杰

《香魂塘畔的香油坊》（以下简称小说《香》）是周大新最初发表于地方文学期刊《长城》1990年第2期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发表后虽有影响但反响平淡。随着由谢飞改编、执导的电影《香魂女》在1993年的上映，尤其是获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之后，《香魂女》及作家周大新曾轰动一时①《香魂女》除了获得1993年德国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之外，还曾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1992年度特别荣誉奖、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优秀影片奖、美国第29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银雨果奖（斯琴高娃）。，1993年甚至被文学界和影视圈认为是“周大新年”②周熠：《〈香魂女〉：从小说到电影——记周大新与谢飞的合作》，《河南戏剧》1993年第3期。。而2000年改编的豫剧现代戏《香魂女》也成为戏剧史上的标志之作，轰动戏剧界并斩获多个奖项。长期以来，学界更多地关注小说《香》改编之后的电影及戏剧《香魂女》，却遮蔽了小说本身所寄寓的丰富文化意蕴，厘清小说及其跨媒介改编的文本周边显得尤为必要。

《香魂女》的跨媒介改编之旅及轰动效应只是周大新创作的一个缩影。系统梳理周大新的文学创作之路，会发现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周大新作品的“触电”初始时间之早、频率之高，在50后一代作家中占据着显赫位置。无论是曾获1985—1986年度短篇小说奖的《汉家女》，还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湖光山色》，乃至直面死亡的啼血之作《安魂》，都被搬上银幕。还有更多的小说诸如《第四等父亲》《伏牛》《走出盆地》《走出密林》《第二十幕》等，被改编为电视剧、广播剧和戏剧等艺术形式并引起很大反响。而周大新本人虽曾参与电视剧的编剧工作，但他似乎“志不在此”。那么，周大新的小说为何深受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艺术的青睐？周大新是如何在多种媒介形式的切换传播中坚守自己的写作初衷？他有着怎样的创作姿态与媒介观？笔者的讨论将由此展开。

一、“为了人类日臻完美”：呼唤人性的写作

细读周大新的小说原作《香》及谢飞改编的电影剧本《香魂女》，乃至谢飞执导的电影、姚金成改编的豫剧现代戏《香魂女》，会发现电影、戏剧的结局与小说并非完全契合，甚至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裂隙乃至龃龉。小说《香》中，当郜二嫂与情人任实忠幽会被儿媳妇环环撞见后，郜二嫂极为恐惧：“她保守了半辈子的秘密因为一时大意全部暴露在了儿媳妇面前，她担心说不定一起床环环就会把这事传开去，让全村人和邻村人都知道！”①周大新：《香魂塘畔的香油坊》，《长城》1990年第2期。而当环环未将此事传开，理解郜二嫂的苦衷“娘，我懂得，你这辈子心里也苦”②周大新：《香魂塘畔的香油坊》，《长城》1990年第2期。，环环的通情达理、以德报怨感化了郜二嫂，她终于下定决心让环环和墩子离婚，环环的反应则是“哽咽着扭身，抱住了二嫂的肩膀”，叫了一声“娘！”③周大新：《香魂塘畔的香油坊》，《长城》1990年第2期。相较于小说的开放式结尾，电影《香魂女》中的悲剧意蕴更为强烈，香二嫂卧床不起的主要原因，不只是她与情人任忠实幽会的秘密被儿媳妇发现，更致命的是任忠实在这次幽会时向香二嫂提出了分手并留下一笔钱远走他乡，对自己的爱情彻底绝望的香二嫂在曾与情人幽会的芦苇荡痛哭一场之后，选择成全儿媳的爱情，环环的反应却是“谁还会要我呀”的嚎啕大哭④谢飞：《香魂女》，《电影文学》1992年第9期。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中的郜二嫂及其情人任实忠，在电影剧本中被分别置换为“香二嫂”和“任忠实”。。与小说及电影有着更大不同的是，豫剧现代戏《香魂女》中，环环勇敢地迈出走向新世界的脚步，离开了这个曾给她带来身心伤害的婆家。

当然，同样的人物及故事梗概，由于不同文艺形式之间的内在差异，促使作家与电影导演、戏剧编剧在故事的结局设置上有着不同的追求。但不可否认的是，小说及电影都被认为“立足于传统与现代的交叉点上所进行的文化反思和人性追问向度彰显出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理想情怀”⑤赵庆超、李掖平：《聚焦于乡村地域的文化反思和人性追问———关于谢飞的〈香魂女〉电影改编的思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然而，仍需要关注的是，周大新的小说原作中虽弥漫着悲剧气息，但悲凉气息远不及电影和戏剧，尤其是郜二嫂与其有着二十余年情人关系的任实忠，二者是否还会小心翼翼地保守秘密？或许郜二嫂的现在就是环环的未来？这种畸形却“就靠着心里那盏灯”的偷情生活是否还会继续？小说中的开放式结局留待于读者去思考。而电影和戏剧当中，电影导演和戏剧编剧无疑将环环的麻木苦痛或艰难的觉醒进行了较为清晰的呈现，为环环指明了未来的生活之路。那么，周大新作为原作者，其创作小说《香》的初衷是什么？开放式结局的设置蕴含着怎样的创作情结？或者说，虽然学界对小说《香》的关注与其电影改编的红火不无关系，但小说中所浸润的真切情感、思想深度以及独特的人物形塑是构成其无穷魅力的重要源泉。细读小说《香》及观看电影《香魂女》时，会意识到一种明显的错位，周大新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而电影之中的意蕴更加直白、单纯。为何电影受到好评？而小说则不被提及？这一问题的厘清，需要我们结合小说《香》的文本周边，分析其背后的因素。

出生于南阳盆地、在乡间度过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周大新，对故乡有着深切依恋，却又渴望外出闯荡的复杂情感。当他18岁开启军旅生涯、27岁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前方来信》之时，写作为他铺开了一条广阔的人生之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对故乡的风土人情回望与反思是周大新早期创作中特别重要的写作资源。小说《香》便是此类作品中反响较大的一个典例。据周大新在散文集《村边水塘》中记述的，村边的水塘“像一面面不大的镜子镶嵌在村子的四周，倒映着蓝天白云、竹篱茅舍和青砖瓦屋，滋养着村中一代又一代人”“水塘则差不多成了女人们的世界”，村民们一天的生活围绕着水塘而展开①周大新：《村边水塘》，郑州：文心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故乡水塘边的生活成为小说《香》的故事发生背景地，而郜二嫂的人物原型则是曾呵护、温暖了周大新童年的一个近门的嫂子，她的贤淑、漂亮以及母性的光辉给周大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小说中的描绘并不是人物原型故事的直接挪用。周大新采取了一种较为圆润的拼接术，结合相关资料，将贤惠美丽却红颜薄命的大嫂、邻居花重金为患有癫痫病的儿子买来儿媳妇的故事，尤其是读书求学时小磨香油坊的飘香及石磨磨油的场景，进行了重新组合，将香油坊的故事放置于改革开放的农村背景下构思而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

小说《香》的创作过程极为顺畅，周大新将内心涌动的对故乡的复杂情感借助小说表现了出来。小说完成之时，恰逢特别注重培养青年作家的《长城》杂志约稿，由于周大新此前已在该刊物发表了短篇小说《街路一里长》、中篇小说《军界谋士》（获《长城》优秀作品奖）等多部作品，《长城》责任编辑赵玉彬曾告知周大新此作拟刊发于1990年第2期的头题。后来的信件中则解释“因近期强调‘主旋律’，大作只好屈居二题”②周熠：《〈香魂女〉：从小说到电影——记周大新与谢飞的合作》，《河南戏剧》1993年第3期。。这一颇有意味的插曲，也为我们打开了进一步研究小说《香》的视角。那么，最终占据头条的是什么作品呢？笔者翻阅《长城》1990年第2期时发现，头条刊载的正是河北青年作家、“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之一的何申的《燕河之秋》。这也正从侧面说明了周大新的创作不为潮流所左右，坚持内心的写作。

正如周大新在多年之后的讲座中曾表示，我写小说，只考虑人性，只关注生命、生活和社会，等等③舒坦：《周大新认为写小说要关注人性和生活》，《文学教育》2018年第7期。。这种对人性的关注，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沈从文所宣称：“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④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页。周大新也曾多次提到他最喜欢的作家是沈从文和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关于“要爱一切人”的主张被周大新融入写作骨气里，而沈从文笔下那种对小人物的同情与悲悯情怀深深地影响着周大新的创作。由此，我们也就得知了周大新的创作中所坚持的以悲悯情怀呼唤人性写作姿态的来源。这一写作姿态在周大新尔后的创作中也得以延续：“一个作家就是要沉住气，要能抵制社会上的诱惑，包括金钱的诱惑，然后慢慢用心灵去写作，争取能写出这种跨越时代、跨越地域、跨越民族的好作品。”⑤文松辉：《周大新： 沈从文是我的精神导师》， 新浪网， 网址：http：//news.sina.com.cn/0/2004-02-12/14401783559s.shtml，发表日期：2004年2月12日。

小说《香》作为周大新众多爱情小说中知名度较高的一篇，这固然有其被搬上银幕获得成功后所带来的轰动效应，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作品本身的思想深度和人物独特的个性魅力。冯牧曾评述周大新早期的小说创作有着 “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社会风貌”“周大新笔下的人物往往带有某种复杂性和由于历史、社会、地域文化等诸方面因素造成的独特性……在他们的身上，具有一种来自生活深层的朴素美和厚重美”①冯牧：《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社会风貌——读周大新小说近作》，《人民日报》1991年4月18日第5版。。冯牧的这段评述文字虽然主要是针对稍晚于小说《香》问世的小说《左朱雀右白虎》的探讨，但在小说《香》这里也同样是有效的。周大新创作的思想艺术自觉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回到刚才讨论的小说《香》开放式结局的设置问题。小说《香》与电影《香魂女》在处理悲剧问题时，有着不同的追求。在谢飞的电影美学中，是“以女性生存与命运的悲剧性承载文化内涵更易于契合审美主体的经验性想象，从而实现作品主题的饱满传达”②石竹青：《谢飞电影美学观念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谢飞在影片中要表现的主题是“写人性写人生，写人性怎么健全，怎么扭曲”③王童：《呼唤新时代的女性意识——谢飞谈〈香魂女〉》，《北京日报》1993年3月5日第7版。。《香魂女》与《湘女萧萧》的“基本人性的呼唤是相通的”④王童：《呼唤新时代的女性意识——谢飞谈〈香魂女〉》，《北京日报》1993年3月5日第7版。，谢飞着重强调《香魂女》的悲剧色彩，整体基调较沉重，但故事性强，考虑了观众的欣赏心理。而于周大新而言，他追求的是尽可能圆满的结局，浓郁的理想情怀、完美情结在支撑着他的写作。

周大新曾在一篇散文随笔中指出：“人们从事文学创作的最初动机可能多种多样并和世俗生活紧密相连，或为钱或为名或为权或为了获得异性的青睐；但只要他们一直沿着创作之路走下去，就会发现这条路的后半段上到处都写满了提醒引路者的文字：请你为了人类的日臻完美。”⑤周大新：《为了人类日臻完美》，《海燕》1995年第2期。1995年，迈入不惑之年的周大新写下的这段质朴文字道出了他的创作初衷。彼时的周大新已在文坛积攒了一定的名气，鸿篇巨制《第二十幕》也在酝酿写作之中。周大新在投入更多精力构思、写作《第二十幕》之余，创作了多部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随笔。中篇小说《香》正是这一时期的创作。

“为了人类日臻完美”成为周大新早期的创作追求，这种追求融合在了作品的思想艺术自觉中，表现为温和、质朴的气质。小说《香》中，郜二嫂性格的复杂性恰恰说明周大新持续探索的必要性，郜二嫂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她有着诸多缺点乃至矛盾点，她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却又是一个自私且心狠手辣的人，却又因爱情得不到满足而时常与情人幽会并生下了一个女儿，她疼爱自己患有癫痫病的傻儿子，却不惜以牺牲一个如花女子的美好青春为代价而为儿子买回了媳妇儿。郜二嫂有着人性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这也正契合了周大新的创作理念中所指出的“人类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完美自己不断抛弃蒙昧和野蛮的过程”“作为作家有责任用手中的笔去促进真正的完美早日实现”⑥周大新：《为了人类日臻完美》，《海燕》1995年第2期。。与此同时，“写苦难是小说的一个基本任务。作家写人不写苦难，甚至有意避开苦难，那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⑦周大新：《小说与苦难》，《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8期。，而“寻找幸福，表现这种寻找过程是作家们的义务”⑧周大新：《我写〈湖光山色〉》，《人民日报》2016年5月25日第9版。。

在作家型学者梁鸿看来，周大新所追求的“为了人类日臻完美”的文学目标，其旨归并非理想主义的简单呈现，而是“一种类似于终极式的追求，作家有义务在其作品中保持人对‘生命每一种尊严’的追求向度，有义务向读者表达作家自己心中的生命价值尺度从而使读者达到一种精神的提升或启示”⑨梁鸿：《挣扎与突破：冲出“圆形盆地”——周大新小说论》，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56/2007/1211/5903.html，发表日期：2007年12月11日。。周大新所追求的是关注人性深度、灵魂力度和永恒的爱，其最终目的是“让读者读了自己的作品后，能有助于他们认识到，人活着的最大动力和最后目标，是爱和被爱。爱和被爱的感觉与记忆，也是人在与人间告别的最后一刻能惟一拥有的东西。”⑩孔会侠：《与一颗简白、慈柔之心的对话——周大新访谈》，《小说评论》2017年第2期。周大新的这种理想主义情结一以贯之，新近创作《天黑得很慢》之后表示：“我相信生活中肯定有这样美好的人物，没有的话我就去创造，生活中恶的事已经够多了，我想给人们描绘一个美好的画面。”①舒晋瑜：《周大新：写作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文化月刊》2018年第3期。

二、“别忘了自己的出身”：支持却不干预改编再创作

当小说《香》刊登在《长城》1990年第2期之时，一方面面临着全国文化艺术工作会强调文学创作意识形态把关重要性的余波，另一方面“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及评奖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发表问世后的小说《香》反响平淡，几种小说选刊均未选用，也未能引起当时评论家的关注。然而，小说与发表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及文学潮流的些许疏离，却未能遮蔽其别致内容的吸引力，长春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编辑尹江春读罢小说拍案叫绝，文学部主任也认为小说有味有戏，是改编电影剧本的好蓝本，长影厂分别向《长城》杂志和周大新支付了1000元酬金，获得了改编电影剧本的版权。

其实，早在电影《香魂女》改编之前，周大新已有多部小说，诸如《汉家女》《铜戟》《旧道》《车辙》《街路一里长》等，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于周大新而言，电影是其心头的挚爱。在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前方来信》之前，他最先尝试的是电影剧本的写作。因童年酷爱观看电影，他于1976年、1977年尝试写作了电影剧本《古榆》《诬告》，投稿之路却并不顺畅，一再被拒之后成了“抽屉文学”，直到1995年才拿出来发表，时过境迁之后不再适合拍摄影片。

电影《香魂女》的拍摄之路也是几经波折，长春电影制片厂虽然早在1990年已将《香魂女》列入拍摄计划，但因资金紧张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改编及拍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当有着“影坛儒将”之称的谢飞联系周大新商谈联合改编事宜之时，周大新的主要精力仍在小说创作方面，而让谢飞进行全权改编、导演。周大新与导演谢飞就小说的创作原型、创作初衷、酝酿过程有过较为深入地交流，谢飞根据他对原作的理解、把握，以及整体的构思、乡村文化氛围的感悟改编了电影剧本，周大新认为：“从中读出了小说意蕴的原汁原汤。”②周熠：《〈香魂女〉：从小说到电影——记周大新与谢飞的合作》，《河南戏剧》1993年第3期。尔后的拍摄，周大新对《香魂女》比较满意的是，电影拍摄出了小说的意境③周熠：《〈香魂女〉：从小说到电影——记周大新与谢飞的合作》，《河南戏剧》1993年第3期。。

如果我们以文学的电影改编理论来考察小说《香》与电影《香魂女》的改编情形时，就不难发现导演谢飞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实则是再造意蕴。美国电影改编理论家瓦格纳曾较为全面地概述了改编的三种方法为移植法、注释法、近似式④移植法，即“直接在银幕上再现一部小说，其中极少明显的改动”；注释法，即“影片对原作加了许多电影化的注释，并加以重新结构”“对作品某些方面有所变动”，甚至转移作品重点；近似式，即“与原著有相当大的距离”，以便构成另一部艺术作品。详见［美］杰佛理·瓦格纳：《改编的三种方式》，陈梅译，转引自陈犀禾选编：《电影改编理论问题》，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页。。瓦格纳在概述改编形式时，只是对尊重原著、进一步扩充原著、重构原著等改编的三种方式进行了阐释，并没有融入过多的价值判断。由小说到电影，最主要的改编是情节和结构，正如美国电影理论家布鲁斯东所认为的，电影艺术家的改编过程所依据的只是小说素材，人物和情节则可视为重塑的过程⑤美国电影理论家布鲁斯东曾言：“当一个电影艺术家着手改编一部小说时，虽然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但实际情况却是他根本不是在将那本小说进行改编。他所改编的小说只是小说的一个故事梗概——小说只是被看作一堆素材。他并不把小说看成一个其中语言与主题不能分割的有机体；他所着眼的只是人物和情节，而这些东西却仿佛能脱离语言而存在。”详见［美］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高骏千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67-68页。。谢飞作为出生于革命圣地、成长在红旗下的第四代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是尖锐地批判，而是深情地回望。谢飞在尊重小说《香》的故事梗概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再创作，这种再创作的力度看似不明显，实则发生了较大的移位。谢飞指出拍摄《香魂女》是想通过香二嫂的悲剧故事表现“物质丰富了，生产提高了，精神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提高。精神上落后、愚昧的东西要靠自身的努力去克服，要靠学文化来掌握知识、摆脱愚昧”①王童：《呼唤新时代的女性意识——谢飞谈〈香魂女〉》，《北京日报》1993年3月5日第7版。。谢飞也深刻地意识到人们的悲剧受制于个人无能为力的“环境因素”和普遍深刻的“性格因素”②谢飞：《谢飞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小说《香》曾与“主旋律”有着一定的疏离，而电影《香魂女》则与“主旋律”有着一定的契合，这主要在于小说与电影表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正如当时的研究者也已敏锐地指出《香魂女》独特的价值与深刻之处在于“以主人公的独特形象与爱情悲剧入手，切进了人的解放与提高的主题，发出了人的现代化的沉郁的呼声。它所批判的锋芒，既指向了经济贫困所造成的爱情的匮乏，也指向了经济富裕，但精神仍停留于宗法社会的人性的扭曲”③彭加瑾：《〈香魂女〉与“主旋律”》，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电影、电视艺术研究》1993年第3期。。导演谢飞和周大新的理解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由此也可以探讨小说与电影两种文艺形式之间的差异性。当然，谢飞和周大新对文艺作品的理解也有高度一致的地方，即所改革的内容不只是政治经济，更应该是人的价值理念及精神世界，致力于“对封建传统劣根性的愚昧、荒谬的抨击”“表现人性的扭曲（也可以叫异化）与复归”“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对人的精神中的‘痼疾’、劣根性的剖析与变革”④谢飞：《影片〈香魂女〉导演的话》，《文艺研究》1993年第3期。。二者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周大新对人性及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思考是一种持续探索的状态，电影则朝向了世界性的悲剧意蕴，有着国际化视野的谢飞考虑更多的是电影如何才能走向国际舞台。正如导演谢飞在影片拍摄中所明确指出的，影片旨在“呼唤精神文明”⑤王童：《呼唤新时代的女性意识——谢飞谈〈香魂女〉》，《北京日报》1993年3月5日第7版。。相较而言，豫剧现代戏的思想主题更接近于周大新的创作初衷，倾向于大团圆式的结局。

于周大新而言，其写作追求不是为了改编，而改编对他来说是一种惊喜，他对电影能否得奖是心心念念的。不负众望的是，由小说《香》改编而成的影片《香魂女》尚未来得及在国内较大范围地上映之时，已匆忙参评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1993年2月23日的新闻联播所播发的一则消息——《香魂女》获得金熊奖，让守候在电视机前的周大新特别激动。尔后，周大新的多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之时，他每次都是迅速地在改编协议上签字，从未讨价还价，他的态度始终是谦和的⑥窦跃生：《〈香魂女〉夺得“金熊”的前前后后》，《大地》1993年第6期。。周大新对小说改编为电影是大势所趋有着清醒的认识：“纵观当今畅销小说改编影视作品的成果，我更愿意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因为电影中可以更多地保持原著的艺术，而电视剧在表现文化内涵上却有很大的局限”，与此同时“当今时代，阅读原著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是一种精英群体的文化习惯。原著与影视剧作品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才能更好地让文字、文学滋养心灵、陶冶情操”⑦王占宏：《文学是生活明亮的景象——专访著名军旅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首播》2016年第9期。。

难能可贵的是，周大新很早就清醒地意识到电影对文学传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期盼自己的小说能够被改编为影视剧。尽管有着一定的编剧创作经验，但他自身却很少参与改编，或许他深谙改编并不是完全照搬原作，需要给予导演充分的再创作自由。尽管周大新的大量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现代戏等文艺形式，但周大新依然认为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小说家，认为“改编是剧作家的事情”，别忘了自己的出身。周大新的小说受到影视的青睐，也在于其小说中有着丰富的故事内核，其对小说的文体特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不管用什么方法写小说，写什么样式的小说，这小说中总要有点故事，如果没有一丁点故事，小说怕就失去了它区别其它文学样式的最本质的界限”⑧周大新：《漫说“故事”》，《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小说之所以能获得读者认可、能广泛传播，“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它有故事，读者只有在小说中才能获得阅读故事的快感，别的文学样式不能在这点上替代它”①周大新：《漫说“故事”》，《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周大新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尤为注重“把好故事的质量关，力争讲出好的故事来”，其评价尺度在于“一是新，讲别人没讲过的故事；二是深，力争所讲的故事中包含着比较深刻的思想意蕴；三是不媚俗，不迎合读者的庸俗嗜好”②周大新：《漫说“故事”》，《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这里所提及的小说讲故事不能完全迎合读者的庸俗嗜好，实则是无论以何种形式讲述故事，都要有着小说家的艺术追求，而不能完全被读者市场所左右。这一理念似乎也从侧面透露出周大新并不热衷于改编自己的文学作品的内在原因。小说与电影毕竟分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小说的读者相对小众但能进行沉思式阅读，而电影的观众则是大众快餐式的消费者，周大新的骨子里仍然有着传统文人的气质与写作追求，其尔后的创作也坚定地朝着既选择好的故事，同时提升讲故事的技巧和本领的方向努力。

三、“不为改编而创作”：执着于文化底蕴的探索

电影《香魂女》红火前后，全国上下正掀起文人下海的热烈争论，最为典型的是作家张贤亮。张贤亮于1993年1月，先后在《文汇报》及期刊《朔方》发表文章《我们面临着一次历史的转机——文化型商人宣言》《文化型商人宣言——致我亲密的商业伙伴》，认为“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正是文化和文化人恢复到正常的、适当的、主动的状态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历史转机”③张贤亮：《我们面临着一次历史的转机——文化型商人宣言》，《文汇报》1993年1月22日第6版。。随后，张贤亮、陆文夫、韩少功、叶蔚林、谌容、郑渊洁等作家或创办文化实业公司，或创办杂志，文人下海经商一度成为热潮。

彼时的周大新，早在1989年底创作小说《香》时，就深刻地意识到改革开放对偏远农村的生活有了较为明显的冲击。当然，这里也并非以周大新后来的小说创作理念及媒介观作为评价尺度而倒推他早期的创作。当我们回到1990年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中，重读《香魂塘畔的香油坊》这部小说，会发现当时的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的关注远远不够。尤其是当我们以多个维度来重新审视这部小说时，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周大新从社会经济的视角来看待农村问题，当时的创作正处于改革小说、新写实小说思潮的夹缝之中，有着“路在何方”的找寻主题。“香油坊”成为一个特殊的符号载体，既让郜二嫂走向物质上的富裕之路，同时也让她的精神寄托有了依靠的实物，也正是“香油坊”贯通起了她和情人任实忠之间的隐秘关系。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的投入，只是让郜二嫂的经济条件更加富裕，但她的思想观念却未能发生较大的转机。

当现代技术与落后文化传统碰撞，当建设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复杂性难题摆在作家面前时，“香油坊”承载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蕴，这种文化意蕴通过郜二嫂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变迁来表现出来。我们在谈论郜二嫂的命运之时，应该将其充分地置放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考量，她制造悲剧的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她的富有，而她的脱贫致富也是通过辛勤的合法劳动所得。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背景，郜二嫂的生命更缺少了追求，假若她在无爱的屈辱婚姻的裹挟之下，仍要艰难地为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奔波，或许她早已走向逃离，或者已走向毁灭。她可能只是众多童养媳更无助的变体。小说触及到了改革开放生活的阴暗面，但并非控诉改革浪潮，而是引发人们的思考。

随着电影《香魂女》的红火，学界曾一度掀起电影《香魂女》的研究热潮，对小说《香》本身的关注较少，《周大新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在收录该小说时，以《香魂女》的名字而取代了《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小说《香》还曾被收入美国出版的《世界优秀小说选》，孟繁华主编的《百年百部中篇正典》（春风文艺出版社2018年），以及白烨主编的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农村读物出版社2010年）等文集。尽管电影及戏剧《香魂女》有着超高人气，但我们仍不能忽视小说原作《香》所蕴含的更为丰富的文化底蕴。这种文化底蕴最突出地表现在周大新敏锐的时代意识上，拥有的是社会转型的视野，将时代背景、时代痛点融入创作之中。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电影《香魂女》的成功之处在于其表现“民族性”“时代性”和“人性”的独特之处与表达力度①郭思宁：《民族性·时代性·人性——试评〈香魂女〉》，《电影评介》1993年第6期。。导演谢飞侧重对人性悲剧命运根源的挖掘，而周大新则侧重于对人性复杂性的呈现与探索。周大新在专注于“人性的书写”的同时，将精力更多地投射在文化思考方面。这种文化底蕴的探索常常集中于人物形象的形塑之中。郜二嫂的形象有着独特的文化承载意义。郜二嫂有着复杂的人性，她既受制于传统伦理道德，又受制于经济窘困的农村妇女的爱情。在传统意识与现代意识的碰撞之中，郜二嫂的身上有着美丑相间、新旧交替、现代传统混杂、文明愚昧交融的特点。郜二嫂可被视为历史夹缝中的女人，传统文化基因与内在精神的涌动，促使她借助改革的春风获得了物质生活的富裕，但她的精神追求却未能得到很大的提升。同样是童养媳，郜二嫂让我们看到了《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萧萧》中的萧萧的影子，然而郜二嫂的身上虽有着旧时代的烙印，但她与以往的童养媳有很大不同，她赶上了翻身的机会，且沐浴着改革的春风，依靠勤劳致富改变了自己凄苦的命运。造成郜二嫂悲剧的原因是多重的，周大新试图回答、探索的是一个时代之痛的问题。

郜二嫂的身份有着多重性，作为香油坊的主人、作为婆婆的她，是女强人的角色，而作为妻子、作为情人的她，却是一个弱者形象。在这里，“香魂女”中的“香”既是指香油，也是指物质生活的富足；而“魂”则代表精神，是无处安放的灵魂。郜二嫂是一个经济上的女强人，她的情感却无可寄托。当没有精神寄托的郜二嫂大病一场之后，她的生活成了机械的重复。郜二嫂通过自己的勤奋解决了生存层面的问题，但她的情感与精神层面却依然没有很大的改观。郜二嫂的形象塑造中寄寓着周大新对人性内涵的深层开掘，寄托着作家的理想主义情怀，是谁救赎了郜二嫂，谁能救赎郜二嫂等一系列问题，有待于研究者进行回溯式思考，探索人性更深层次的奥秘。将小说《香》置于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视野中考量，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融合着作者的文化反思，既关乎本土化与西方文化（香油的被认可及出口），又关乎着乡村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受到的影响。正如有研究者曾指出周大新的文学文本有着“文献纪录或历史承载意义”，同时也表达了“社会转型期作家的文化忧虑和文化建构立场”②石长平：《文化的自决与文学的自觉——周大新小说的文化形态学诠释》，《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从小说《香》问世后的波澜不惊、反响平淡，到电影《香魂女》的红火，我们既看到了文化语境对文艺创作与传播的制约作用，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传媒的强大力量。周大新曾幽默地指出“电影剧本是我最喜欢的表弟”“我很小就被电影所迷，在乡下有时为看一场电影，我会不辞辛苦地跑上十几里地”“我一向认为电影剧本的文学性并不低，我们可以把电影剧本当作正式的文学作品来读，我们从中可以收获东西”③周大新：《香魂女·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电影《香魂女》获得国际大奖，为周大新带来了空前的荣耀，也曾有多位研究者指出，最先阅读周大新是从改编作品电视剧《走出盆地》、电影《香魂女》开始的④张丽军、马兵：《一部新意与遗憾并存的“未完成”小说——关于周大新〈湖光山色〉的对话》，《艺术广角》2009年第5期。。尔后的文学创作之路上，周大新却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创作初衷，并非与影视进行密切地合作，而是清醒地指出“不准备把时间花在影视上，改编是剧作家们的事，我不多掺和。我主要埋头写自己的小说”①老九：《〈香魂女〉夺金奖内幕揭秘》，《厦门文学》1993年第7期。。

周大新敏锐地意识到影视对小说创作的冲击不容小觑：“影像对人们眼睛的吸引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这就要求作家的文字要更有吸引力，否则，你根本不能把读者的目光由影像上拉到你的文字里。”②周大新：《瞩目我们所处的时代——在中国作协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报》2009年11月3日第2版。这种坚持讲述好故事，坚持呼唤人性、坚持探索时代变迁中的文化底蕴，源自内心深处情感流淌式的写作，使得周大新的作品有更多的现实感与真实感，总能打动人心，这种质朴情怀正是小说与影视等不同文艺形式所共通、所亟需的。尽管已有多部作品被搬上银幕，但他仍坚守着小说写作的阵地，认为：“小说可以让我们看到别人的人生样本，可以激荡情绪情感，看到明亮的生活景象，在心理上给予安慰，在思想上给予启迪。”③王占宏：《文学是生活明亮的景象——专访著名军旅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首播》2016年第9期。

作为时代记录者的周大新，创作聚焦于时代变迁中的文化反思和人性追问，讲述着时代转型期的故事。虽然讲述方式相对传统，但正是故事本身的厚重性与典型性，使得他的作品被不断地搬上银幕，在大众传媒语境中备受青睐。在全媒体高度发展的今天，商业市场化只是改变了文学写作的形式，而周大新所执着开拓的文学主题与文学内容的表达，正是跨媒介改编过程中所稀缺的，即不缺好演员，而缺好剧本。于50后一代作家而言，无论是莫言、贾平凹，抑或是周大新，他们都有着社会转型期的丰富生活经历，又面临着大众传媒冲击传统写作方式的处境，与影视、戏剧等大众传媒的联姻，让他们的创作走向更广阔的大众，拥有更广阔的读者群体。然而，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促使周大新并未滑入大众传媒的窠臼，坚持“对人性进行深度探索，并以理想主义精神坚持对善的张扬和追求，以期对人类发生积极意义”④何弘：《周大新论》，《小说评论》2017年第2期。，坚守小说写作的位置，多方融合、多维思考，却又始终牢记写作不是舞台表演，而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⑤舒晋瑜：《周大新：写作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文化月刊》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