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写作资源的现代转换——以“故事新编”在创意写作课堂上的运用为例

许 峰

引言

创意写作作为学科进入中国已经整整十年。从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创意写作学科中国化（本土化）”和“中国传统写作资源的现代转化”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就相伴而生，如同一块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用学界最熟悉的话语来形容，就是如何实现创意写作领域的“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就目前整体现状而言，绝大部分研究是围绕前者而展开，对后者的研究则严重滞后，像杨剑龙《论创意写作的中国古典文论资源》①杨剑龙:《论创意写作的中国古典文论资源》，《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这样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绝大部分学者的注意力放在对以爱荷华大学为代表的西方资源的引介、学习与转化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创意写作书系”应运而生并且在图书市场上长盛不衰，便是其中的标志。这固然与目前国内的创意写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密切相关，但对本土写作资源重视不足，对传统写作资源的现代转化不够，这也是目前学界存在的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目前创意写作在中国最大的研究阵地在高校。这样一来，如何在高校课堂教学中实现对传统写作资源的现代转换，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这也是本文讨论的起点和最终的目标指向。把这个关键性问题进一步具体化，其实就是如何促使各种传统写作方法，在今天的创意写作课堂上“老树发新枝”？

既然高校是创意写作研究的主阵地，高校教师是创意写作研究主力军，那么其教学实践体会，必然会渗透进对传统写作资源的现代转换之中；要对传统写作资源进行现代转换，必不可少要对教师教学经验进行归纳总结。笔者从自身有限的教学实践出发，深感“故事新编”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在今天的创意写作课堂上同样适用。别看“故事新编”貌似“旧瓶装新酒”，远不如原创来得高大上，只要是写作者无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原创。但对于广大在校学生来说，要做到原创，尤其是班上大部分同学普遍性的原创，谈何容易？实际上，动辄要求学生原创，这也是一直以来学生害怕写作的其中一个原因。正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一个全新点子的出炉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教师能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点，在教学时能适当地调整对学生的要求，不再一味要求原创，转而选取一些学生耳熟能详的神话、寓言、典故等，尽量让学生在初学阶段能多接触些“母题”并来个“故事新编”，让学生在构思时能有所依托，反而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事实上，这有点像学画画、学书法。学画画、书法总是从临摹开始，从模仿开始的。等打好基本功，日后才能自成一体。现在的写作教学，却经常在有意无意之间跳过或忽略这一必经阶段。

谈到“故事新编”，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故事新编”并非鲁迅首创，但却因鲁迅家喻户晓。小说集中的《奔月》《补天》《铸剑》《采薇》《出关》……莫不是对中国经典神话故事或历史典故的重新演绎。实际上不只鲁迅的《故事新编》，王实甫《西厢记》、马致远《汉宫秋》、郁达夫《采石矶》、茅盾《大泽乡》、施蛰存《石秀》《鸠摩罗什》《将军底头》、郭沫若《屈原》《虎符》《棠棣之花》，还有周星驰《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济公》……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可见，古往今来，故事新编，或者说对原著、典故进行改写、续写，推陈出新，一直是作家创作的一条重要途径。用郭沫若的经典主张来说就是:“我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①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编:《郭沫若集外序跋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然而问题是，无论是“故事新编”也好，“老树发新枝”也罢，如何引导学生有效地对故事进行“新编”，而不是牵强附会地沦为“胡编”，这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下文将以《嫦娥奔月》《愚公移山》《荆轲刺秦》《西游记》等中国经典故事为例进行讨论。需要明确的是，既然是新编而非原创，意味着对原著、典故存在关联或承继。因此本文所定义的“故事新编”是指在保持原著、典故人物关系基本不变，如嫦娥与后羿，愚公与智叟，荆轲与嬴政，唐僧与悟空；核心情节基本不变，如是奔月不是逐日，是移山不是填海，是刺秦不是降秦，是取经不是娶亲。在此基础上，通过改写或续写某部分故事情节，赋予故事尤其是结局以新的意义，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旧瓶装新酒”。

一、与时俱进，引入时代元素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以《愚公移山》为例，愚公之所以坚定地认为坚持就是胜利，关键一条就是认定了“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乏）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②袁珂:《中国神话故事集》，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版，第95-96页。与此同时，他的子孙的确也支持了这种想法:“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很明显，在那个讲究传宗接代，主张多子多福的年代，愚公的这套理论的确是可行的。然而到了今时今日，是否依然管用，那就需要重新考察了。有学生就这样设计智叟——智叟不屑一顾地反驳愚公:“愚公你OUT了！现在的年轻人流行‘丁克’‘不婚主义’，只想好好享受自己的生命，哪来什么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现在国家已经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二孩的出生率并没有预计中那么高，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吗？你能保证N代之后，你的某个孝子贤孙不会走上‘丁克’‘不婚’这条路？”……这样一来，《愚公移山》这一流传千古的故事，一下子被赋予了时代元素，颠覆了故事原有意义，令人眼前一亮。可见，故事新编看似老套，但实际对于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是一个卓有成效、屡试不爽的好办法。

不只是《愚公移山》，《嫦娥奔月》同样可以与时代元素相结合。事实上在练习中，已经有学生尝试结合当今“嫦娥”系列探月工程的开展，对其进行重新演绎。推而广之，嫦娥为何会奔月？被逆徒逢蒙（逄蒙）所迫真的是主要原因吗？还是因为穷困潦倒，天天得吃乌鸦炸酱面？在鲁迅的《奔月》中，后羿为何会沦落到只能以打乌鸦、麻雀度日的地步？想当初，后羿和嫦娥可是“熊是只吃四个掌，驼留峰，其余的就都赏给使女和家将们。后来大动物射完了，就吃野猪兔山鸡；射法又高强，要多少有多少”①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页。，奢靡程度堪比“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的西晋权臣何曾。很明显，如果不懂得可持续发展，不明白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存，那么就算是力能射日的后羿，最后也会因为竭泽而渔，搞到连老婆嫦娥都要跑路。后羿和嫦娥的教训，放在大力宣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今天，不是大有教育意义，大有文章可做吗？同理，《愚公移山》放在今天也是如此。愚公为何要移山？因为交通出行不便，影响生活品质。很明显，“路通财通”“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就连愚公也懂。放在大力提倡“乡村振兴”的今天，愚公移山的故事不是依然值得宣传吗？在开工之前，连愚公的老婆都知道要提前考虑“焉置土石”，最后决定“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那么今天在进行城市建设时，是否也要先规划后建设，不搞“拉链工程”呢？还有，愚公为何要劳师动众地移山而不选择搬家了事？在过去可能是因为重土安迁，故土难离，父母在不远游；放在今天这很可能是因为现在房价飞涨，尤其是交通便捷的楼盘价格更是天文数字，老百姓就算节衣缩食也只能望洋兴叹。于是愚公全家只好老老实实选择呆在原地。

联系当下的社会生活，引入时下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关注的热点话题，不仅能别出蹊径赋予故事新的结局或意义，更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锤炼他们的思辨能力。学生进行此项训练时，每每脑洞大开，写出一些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故事来。

二、刨根问底，层层递进

《嫦娥奔月》《愚公移山》《荆轲剌秦》，一个是神话，一个是寓言，一个是典故，但对它们的改编，其中都有共同的核心元素，就是追问及对其的回答。所谓的“追问”，其实就是刨根问底、层层递进，这将令创意的激发具有明显的方向感和指向性。

《荆轲剌秦》体现得最为明显。秦宫金銮殿，图穷匕首现。电影《英雄》（张艺谋，2002年）中的“无名”（荆轲）在历经千辛万苦才得以接近秦王，为何匪夷所思地选择用剑柄而不是剑尖刺向对方，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会主动放弃行刺？进一步而言，在历史上，如果荆轲行刺成功，由秦统一六国的历史是否会被改写？是否会出现如春晚小品《新荆轲刺秦》（黄宏，2012年）那样，行刺成功后荆轲因为建立不朽奇功，被六国百姓爱戴，拥立为王，最后由荆轲统一天下？另一方面，太子丹一直梦想通过“斩首行动”来化解燕国被灭的危险，不过干掉秦王嬴政真的就能解决问题？正如愚公所说的“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纵然一个秦王嬴政倒下去，还有千千万万个秦王站起来。如果秦统一六国已是大势所趋，不可抵抗，那么荆轲到底是视死如归、可歌可泣的英雄，还是螳臂当车，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恐怖分子……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同的人（学生），会有不同的理解，不仅会在课堂讨论中形成激烈的思想碰撞，而由碰撞所生发的火花，将演绎成一个个全新的故事，在无形之中，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造性都会得到有效训练。

以问题为切入点，以“追问”这一方法作为故事“新编”“改编”或“重构”时的驱动力；以思辨能力的训练为手段或载体，最终达到对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这是训练的关键。在对思辨能力进行训练时，应注意环环相扣，加强课堂讨论和工作坊的运用。各个故事所引发的问题都是开放式的，并没有标准答案。教师在组织训练时，要注意把控节奏，只可引导，不能把某种观点灌输给学生，尽可能用自由讨论、分组（分工作坊）讨论的方法，给学生更多自由思考的空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学会“追问”，通过问题来进行构思。嫦娥为何要奔月？后羿为何会穷困潦倒？愚公为何要移山？无名（荆轲）为何主动放弃行刺秦王……主人公作出他们的判断和选择时，动机何在？在这里，教师需要向学生强调，主人公的动机或者说欲望，是驱动故事能讲述下去，向纵深发展的动力源泉，即故事的内部驱动力，简称“内驱力”，而非通常认为的矛盾冲突。除了已经分析过的《嫦娥奔月》《愚公移山》《荆轲刺秦》，《西游记》是最好不过的一个例子。唐僧师徒四人一路上与各色妖魔鬼怪斗法是西游记情节的主体部分，取经与反取经之间构成尖锐的矛盾，但归根结底，如果不是当初的玄奘法师在长安立下要去西天取经回东土大唐普济众生的宏愿，而是选择留在长安养尊处优，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取经之旅，不会有后来一系列的故事，不会碰上各路神仙鬼怪。尽管孙悟空是《西游记》中最出彩的人物，唐僧是最“没用”的人物——肉眼凡胎、人妖不分，但却是整部西游记中最重要的角色，少了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少了唐僧。孙悟空可以一而再地被逐回花果山，猪八戒可以一而再地闹分家回高老庄，但这些都没关系，故事依然可以继续讲下去，因为唐僧还在，故事的内驱力就在。

在这里，之所以列举《嫦娥奔月》《愚公移山》《荆轲刺秦》《西游记》，主要是因为它们在中国妇孺皆知，在课堂上不需要教师进行过多的讲解，而选取张艺谋的电影《英雄》、黄宏的小品《新荆轲刺秦》，同样是出于其流行程度与通俗程度的考虑，出于对学生接受心理的考虑，简单来说就是四个字——喜闻乐见。推而广之，在课堂授课时，受制于学时，同时受制于学生的作品阅读积累，教师所举的事例，未必都需要是文学经典。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和“碎片化阅读”趋势的不断加强，据笔者自己的体会，学生对文学经典的阅读量和阅读兴趣不容乐观。因此，教师在课堂上举例时，所举的文学作品未必需要全部是一流的，但需要是家喻户晓，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笔者身处广东，以自身的教学经验出发，深感面对广东的学生，举“鲁巴茅，郭老曹”的效果，还不如举周星驰。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在广东，在年轻人中尽人皆知，容易接受。特别是像《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济公》等，更是经典的故事新编之作。相反，讲“鲁巴茅，郭老曹”学生有时反而觉得恍如隔世。毕竟是在上写作课而非文学鉴赏课，教师不必纠结于所举的事例到底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关键在于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各种写作技巧、作品构思的流程以及创意的路径，这才是关键。《牡丹亭》《哈姆雷特》《暗恋桃花源》等固然可以讲，卓别林、周星驰、赵本山、黄宏等更可以讲。

三、顺藤摸瓜，续写经典

本文开头已经明确，对经典之作无论是进行改写还是续写，都是从不同角度进行故事新编。尽管前文谈的主要是改写，但对经典进行续写，其实也是故事新编的一种变体。以续写来进行新编，不仅古已有之，而且非常流行，如俞万春《荡寇志》、张恨水《水浒新传》、丁耀亢《续金瓶梅》、酉阳野史《三国志后传》、萧然郁生《新镜花缘》等。至于《西游补》《续西游记》《后西游记》……《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更是比比皆是。甚至《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本身就是高鹗对曹雪芹前八十回的续写。因此顺藤摸瓜，续写经典，同样是对学生想象力的极好训练。比如，教师可以设置《取经归来后的唐长老/孙大圣/二师兄……》，续写《西游记》；《又一个二十年以后》，续写欧·亨利《二十年后》）；《玛蒂尔德后传》，续写莫泊桑《项链》……其中《取经归来后的二师兄》相当有意思。众所周知，二师兄猪八戒取经有功，被如来佛祖封为“净坛使者”，天下供奉给佛祖的贡品，最后都由八戒负责处理，“凡诸佛事，教汝净坛，乃是个有受用的品级”①吴承恩:《西游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03页。。可以说，“净坛使者”的“官”看似不大，但实权却不小，尤其是对于贪小便宜，惯于好吃懒做的八戒来说，实在是个美差。问题是，以八戒的习性，当官之后，会否以权谋私，把好吃好喝的东西统统留给自己或者是自己的死党，余下的才上交公家，把原来的“净坛”——打扫祭坛、打扫战场变成“喝头啖汤”，或者利用“净坛”的权力，搞权权交易、权色交易，实在让人为他捏一把汗。八戒在天宫当“天篷元帅”之时就出了生活作风问题，现在复出掌权，是否又会因为腐败问题而再度落马？这一回，疾恶如仇的悟空是否会清理门户？慈悲为怀的唐僧又是否会为八戒求情说项？假设佛教界也在搞反腐运动，“老虎苍蝇一起打”，八戒的下场到底如何？实在是大有想象空间。

欧·亨利的《二十年后》②[美]欧·亨利:《欧·亨利短篇小说集》，牛振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93页。同样值得玩味。又一个二十年后，警察吉米和大盗鲍勃这对兄弟、对头的际遇会是怎样？在不断追问之下，会发现故事最后很可能峰回路转。话说警察吉米把芝加哥警方通缉多时的江洋大盗鲍勃捉拿归案，而且是大义灭亲，会不会受到上级嘉奖乃至提拔？想来这是理所当然之事。不过，“一个萝卜一个坑”，吉米上去了，自然也意味着把别人升官之路堵死了。既然如此，会不会有人嫉妒眼红？既然嫉妒眼红，会不会在背后造谣生事？吉米自己觉得是大义灭亲，但在别人眼中很可能就是卖友求荣。单位中会不会流传出吉米头上的“顶戴花翎”，是用兄弟的鲜血染红的说法？同僚们会不会逐渐与他保持距离？这样一来，吉米还能顺利开展工作吗？本来亲手把兄弟送进监狱就够郁闷纠结的，现在还因此被诟病成卖友求荣的鼠辈，吉米的心情会是如何？在这种氛围下，吉米日后的工作和生活将会怎样？如何对那些嫉妒、污蔑他的对头进行反制？……围绕着立功之后的吉米和纽约警察局，完全可以写成一个警界《宫心计》。反过来，鲍勃锒铛入狱之后是死不悔改，天天谋划着越狱逃跑，报复吉米、报复社会？还是如同《悲惨世界》中冉阿让遇到米里埃主教一样，在狱警的教育引导之下，最终洗心革面，在出狱后通过不懈努力完成了从“冉阿让”到“马德兰市长”的华丽转身？在又一个二十年后，当吉米和鲍勃再次相会，他们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实在耐人寻味。

无论是对《西游记》还是对《二十年后》的续写，都可以发现其中既融入了现实生活和时代元素，同时又不断通过追问推动故事进程。彼此之间环环相扣。

结语

实现对传统写作资源的现代转换，这是构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本源性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高校作为中国创意写作研究的主阵地，高校教师作为主力军，高校课堂作为主战场，应在此转换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传统写作资源博大精深，以“故事新编”为例，只要运用得当，同样可以在今天的创意写作课堂上“老树发新枝”。与时俱进，引入时代元素；刨根问底，层层递进；顺藤摸瓜，续写经典。这些都是故事新编的具体手段，同时这三条也只是笔者从个人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体会，必然是挂一漏万。三者之中，以问题为切入点，以“追问”作为故事“新编”“改编”或“重构”时的驱动力，以思辨能力的训练为手段或载体，最终达到对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这是“故事新编”落实到具体课堂教学时的关键。与此同时，教师应加强课堂讨论和工作坊的运用。要注意把控节奏，只可引导，不能把某种观点灌输给学生，尽可能用自由讨论、分组（分工作坊）讨论的方法，给学生更多自由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