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文艺界著名人士的亲密交往

熊坤静

一代伟人周恩来在其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十分注重团结爱护文艺人才，为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文艺的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与我国文艺界著名人士的亲密交往，对这些人士的关爱有加，至今仍被传为美谈。

对老舍：出新题目 促新作品

周恩来与老舍的交往始于抗日战争初期。老舍原本是写小说的，但全国抗战爆发后，在周恩来的倡导下，他开始学习写话剧，并尝试着写相声和大鼓词等民间曲艺作品，为的是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在周恩来的直接帮助下，老舍还积极投身于抗日的社会工作，为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而积极奔走。

新中国成立后，远在美国讲学的老舍，应邀回到祖国北京。1950年5月28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百忙中亲自出席了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大会，向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表示祝贺。7月14日中午，周恩来宴请老舍，鼓励他多为人民创作，多写他自己熟悉的北京，写北京的变化。老舍也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的创作计划，说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正在排演他已基本完稿的话剧《方珍珠》，他打算马上再写一部以龙须沟的变迁为题材的话剧，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歌颂毛主席、共产党和新政府。周恩来听了高兴地连声说：“等着看你的新戏。”老舍深受鼓舞，经过实地调查、采访，很快就创作完成了《龙须沟》剧本。该剧上演后，周恩来看了多次，还向毛泽东推荐。1951年春的一个晚上，该剧在中南海怀仁堂开演之前，周恩来拉着老舍的手走到坐在第一排的毛泽东身旁，郑重地向毛泽东介绍，毛泽东很高兴地和老舍握了手。

在周恩来和毛泽东亲切关怀的巨大鼓舞下，老舍先后给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写了《方珍珠》《西望长安》《神拳》《全家福》4部话剧，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了《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茶馆》《红大院》和《女店员》6部话剧，并给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写了《宝船》。这些剧目，周恩来都亲自看过，而且不止一次作过重要指示，因而在一出新剧刚刚上演不久，剧院的同志们常常能够听到老舍说：“总理又给我出新题目了。”于是，老舍在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又开始动笔创作下一个话剧。

创作以“五反”运动为题材的话剧《春华秋实》，对老舍来说是一次大胆而艰难的尝试，也凝聚着周恩来的智慧和心血。因为老舍不熟悉剧中的主角资本家和工人，而且他动笔写该剧的时候，“五反”运动刚开始，很难看清运动的全貌，也无法预计运动的全过程。加之该剧政策性很强，所以它耗费了老舍10个月的时间，其间大改达10次之多，是修改得最多的一个剧目。周恩来在该剧排演过程中多次到场指导。有一次，周恩来看完排演，专门将扮演资本家女儿的演员约去，询问所演的某一场戏是否舒服，该演员回答说：“是有点别扭。”周恩来经过细心观察和调查后，才委婉地告诉老舍，那一场戏恐怕有点问题，这让老舍极为感动。周恩来还对该剧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还有两重性，不要因为强调了对它斗争和限制的一面，而忽略了民族资产阶级经过斗争还有接受改造的一面。为此他专门约老舍和导演详谈了党在现阶段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这次长谈使老舍完全明白，若该剧以违法的资本家被送进法院而告终，反映不出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全貌。老舍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又花费精力把剧目的结尾重写了6次，从而使该剧在圆满的结尾中又体现出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正确性。

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被改编为话剧在北京上演后，周恩来先后看过3次。1957年12月8日，周恩来还专门约了老舍一道去看，并称赞扮演虎妞的舒绣文演得好。后来，另一位青年演员扮演虎妞的时候，周恩来又约老舍专门去京郊剧场看了一场。

1959年的一天下午，周恩来在得知老舍患病的消息后，亲自来到他家，十分关切而详细地向老舍夫人胡絜青询问老舍的病情和是否住院等情况。当了解到老舍前些日子得过一场严重的气管炎，现已有所好转在家休养时，周恩来很严肃地对胡絜青说：以后，不管老舍得了什么病，你都要马上向我汇报。那天，周恩来和老舍谈了很长时间，并与作家夫妇共进晚餐后才离去。

对齐白石：生活起居 关怀备至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齐白石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享受教授的最高工资待遇。1950年秋，当周恩来偶然听说齐白石所住的跨车胡同15号房子年久失修，又破又漏，且有坍塌的危险时，遂命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人前去维修，除了对部分房屋进行翻盖外，还将其余房屋也粉刷一新，并在南院打了一口3米多深、2米见方的盛脏水的大坑，费用由国家承担。从此，齐白石感到舒适和方便多了，因而对周恩来十分感激。也是在这年，齐白石因最疼爱的长子病故而不胜悲痛，周恩来知道后，便派秘书到他家中吊唁，并送500元表示慰问。

1951年，实际年龄只有88岁的齐白石，为求消灾祛病，将年龄增加两岁，在家中过了90岁生日。周恩来得知此情后，于1953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为齐白石补庆大寿，并由木偶剧团作专场演出。在有中央和各文化单位的领导同志参加的庆祝会上，周恩来亲切地握着齐白石的手说：“听说老人家近来画兴很好，画了很多内容丰富、题材新颖的作品。解放后生活安定，没有顾虑，愿意为人民为祖国多作一些贡献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是90高龄的人了，今后要多多注意休息，保护好身体。我还等着为您做百岁大寿呢！”齐白石听后非常高兴，直到回家后还是笑嘻嘻的。

后来随着齐白石声名日隆，来访的人越来越多。1955年秋，周恩来为了使齐白石有一个舒适宁静的环境，能在茶余饭后悠然散步，颐养天年，又不致使来访的客人感到拥挤，便委托文化部和全国美术家协会在地安门雨儿胡同买了一所旧王府作为齐白石的住宅。这个王府很宽敞，南、北两个院里种有紫藤、葡萄、芭蕉、斑竹等植物，但房屋需要修理，仅此一项就花了几万元。生活在这么好的环境，享受着如此高的待遇，齐白石自然对周恩来感激万分。然而因家属没有随侍同去，齐白石住了一段时间，备感孤独，又想搬回跨车胡同。次年春的一天上午，他去中南海看望周恩来，在吃午饭时，他将自己要搬回跨车胡同的想法和盘托出。周恩来满口答应说：“我现在就送您去。”下午3点多钟，周恩来和齐白石同车来到跨车胡同。约5点钟，周恩来起身告辞时，一再语重心长地嘱咐齐白石的家属说：“老人是国家的人瑞，我们要好好照顾他。你们也要好好照顾他。你们不但要好好照顾老人，还要好好向他学习，学习他的艺术、人品、风范和道德。”临出门时，他笑着对齐白石说：“您今天想回跨车胡同来，我就送您来，明日想要到雨儿胡同去，就再接您去，我不会怕麻烦的。”endprint

1956年9月1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为齐白石举行1955年度国际和平金奖授奖仪式。会前，周恩来和齐白石亲切交谈，他紧握着白石老人的手说：“我代表党和政府热烈祝贺您为祖国赢得了光荣，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希望您好好保重，健康长寿。”仪式结束后，他又亲自将齐白石送上车。

此后，周恩来又特别嘱咐全国美术家协会与齐白石的家属商量，每日由西单曲园酒楼为老人送两顿家乡风味的饭菜，老人想吃什么，便做什么，曲园记账，国家付钱。后来考虑到这样做有一定麻烦，又改为由国家按月发给齐白石500元生活费，交家属代办伙食。每逢端午、中秋、春节还另送节礼500元，直到白石老人逝世为止。

对程砚秋：亲自介绍入党 关心程派艺术

1949年1月，北平（京）和平解放后，3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北平。这年夏的一天，周恩来在繁忙的国事中挤出时间，专程登门去拜访程砚秋，岂料程的家人说他外出了，周恩来便在一张纸上写下留言：“砚秋先生：特来拜访，值公出，不便留候驾归为歉。”傍晚6点，程砚秋去北京饭店参加宴会，见到了和蔼可亲的周恩来，感到全身热乎乎的。

席未终，程砚秋便匆匆回家，然后乘车赶到中南海怀仁堂去演出京剧《锁麟囊》。他正在后台化妆时，岂料周恩来夫妇在张瑞芳的陪同下来看望他了。程砚秋急忙站起来，对周恩来说：“对不起，我手脏（手上有胭脂）不能和您握手。刚才您来家看我，失迎得很！”周恩来笑着说：“哪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邓颖超同志，这位是张瑞芳同志。”程砚秋为后台很乱、没地方坐而深感抱歉，周恩来见状说：“你忙吧。”便到前台去看戏了。目送周恩来等离去，程砚秋激动万分，因而在随后的表演中，他演得非常精彩。

1956年冬，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的周恩来与随同全国人大代表团访苏的程砚秋在莫斯科相遇，回国途中他们又恰巧同乘一列火车。周恩来利用这个机会，与程砚秋倾心交谈，详细了解他的思想情况，耐心启发教育他要积极上进，并亲切地问他：“你为什么还没有入党呢？”程砚秋惭愧地说：“我缺点太多，不够资格。旧社会养成的个人奋斗、疾恶如仇的性格，容易得罪人，加上生活散漫……”周恩来诚恳地说：“缺点是可以克服的嘛！如果你想入党的话，我愿意做你的介绍人，能否入党要经过党支部、党的组织讨论决定。”在北京站下车时，周恩来又把介绍程砚秋入党的事告诉了前来迎接代表团的贺龙。贺龙高兴地走过来握着程的手说：“砚秋，入党要两个人介绍，我愿意做你的第二个介绍人。”这给了程砚秋很大的信心和力量。不久，他就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一天，周恩来在家中煮了阳澄湖螃蟹，约请贺龙夫妇、程砚秋夫妇来聚会。吃罢螃蟹，周恩来便起身同贺龙、程砚秋一道走进另一个房间。在坦诚的交谈中，周恩来肯定了程砚秋的优点，但也指出他性格有些孤僻、清高，在旧社会不愿与旧势力同流合污是个优点，但到了新社会，不顺应历史潮流，心胸狭窄，不注意团结同志，就和新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了，必须加以克服。程砚秋信心满怀地说：“我现在觉得进步多了。”贺龙直言道：“你说你进步多了不行，得别人说才行。”在周、贺二人的耐心帮助下，程砚秋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基本上达到了共产党员的标准。他于1957年11月上旬按规定履行入党手续时，周恩来严肃认真地在其入党志愿书上填写了自己的意见和希望，而后又写信一封，将这些意见和希望亲笔抄送给程砚秋，以帮助他认识自己，继续求得政治上更大的进步。程砚秋收到这封信后，心潮澎湃，思虑良久，于12月3日提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回信：“看到您的珍贵指示和对于我的愿望，（我）感到兴奋极了，想了多日，真不知应用何种语言来回答。您再三说30年没有介绍人入党了，请放心吧，我永久忠诚遵守党的一切，有信心为人民去工作，不会使您失望的。”

1958年3月9日，程砚秋不幸病故，周恩来在追悼会上表达了对他的惋惜之情和对程派艺术的关怀。次年3月，周恩来于百忙中亲自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程砚秋逝世1周年纪念演出活动。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夫妇又邀请程砚秋夫人果素瑛、“程派”传人赵荣琛、王吟秋、李蔷华、侯玉兰、李世济、江新蓉以及梅兰芳等到家中座谈、便餐。在座谈中，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程派艺术成就极高，如今程先生不在了，程派艺术不能散失湮没。这次演出只有6个人参加，同全国几亿人口相比，太少了，一定要多培养程派人才。”周恩来还提议要抢救“程派”艺术，搞一个“程派”剧团，把“程派”艺人和乐队都调来。遵照这一指示，不久便成立了“北京市青年京剧团”，由赵荣琛、王吟秋担任指导，并将白登云、钟世章从外地调回京城。

对秦怡：谆谆教诲 殷切关怀

1939年末的一天，周恩来在重庆的一位朋友家吃饭时，与年仅17岁的秦怡相识。在闲聊中，周恩来问秦怡在哪里工作，她说：“合唱团！整天唱歌，可是我嗓子不好，唱不好，真没什么意思。”周恩来又问：“合唱团都唱些什么歌？”秦怡说：“可多了，尽是抗日歌曲，《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大路歌》，等等。”周恩来一听说是这些歌曲，高兴地说：“唱抗日歌曲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你不要不满。你要好好地练，好好地唱。我们多少同志正是在这些抗日歌曲鼓舞下参加了抗日，到前线进行斗争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你怎么能说没有意思呢？”正是周恩来的这番亲切教诲，使年轻的秦怡对抗战文艺活动重要性的认识有所提高，从此更加积极热情地投身于抗日歌曲演唱之中。

1953年，秦怡在北京演出历史剧《屈原》。因该剧抗战时期曾在重庆上演过，故有一天，周恩来在家中与秦怡等剧组人员谈及该剧时，他说：“一个戏的演出，要看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才更有教育意义。你们那时候演出，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揭露了国民党的假抗日、真投降的嘴脸，有很大意义，对全国人民是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比起今天来，更有价值。”他还教育秦怡等要时刻记住当今文艺要更好地歌颂新中国，歌颂新社会。

1958年，在上海视察的周恩来观看了秦怡表演的莎士比亚名剧《第十二夜》后，对秦怡等剧组人员说：“你们应该多演一些反映当代伟大斗争的戏，要不失时机地反映这种生活。”两年后，周恩来在京接见了即将出国访问的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他见秦怡等一个个又瘦又黑的样子，就惊讶而关切地询问究竟，秦怡等笑着回答说：“来北京之前正在马桥公社劳动，同贫下中农一起抢种油菜。”周恩来这才高兴地说：“啊！是这样。好！那就再瘦一点也不要紧，这是一个锻炼！”并同秦怡开玩笑说：“秦怡，你不能再胖了，再胖下去，还有许多工作怎么做啊！”

周恩来对秦怡的关心关怀，可谓无微不至。有一次，他与在京参加会议的秦怡一起吃饭时，特意问她：“你那个菲菲现在身体怎么样了？胃病好了没有？”周恩来这么突然一问，让秦怡感到很吃惊，她心想，总理怎么会知道自己那个孩子呢？原来，秦怡在重庆开展抗日斗争期间，于1940年生下一个孩子。当时因为工作忙、生活苦，她便将孩子寄养在一个同志家中。一天，周恩来在此看见这个瘦弱的孩子，便十分惊讶而关切地询问这是谁家的孩子。有同志告诉他说：“这是秦怡的孩子。秦怡因为整天忙演出，没时间照顾她。”过后，秦怡就从同志口中得知了这一细节。岂料事隔20年后，连秦怡本人都忘了，而周恩来却还记得。

1964年，秦怡因参演的故事片《北国江南》受到批判而心情郁闷。有一次周恩来在京见到秦怡时，就关切地问她：“怎么样？紧张了吧？”见她默然无语，周恩来笑着安慰说：“你们不要紧张，一个人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这种坏事也都可以变成好事，如果汲取一次经验教训，认识就飞跃一次，进步就更快一些。不要老是灰溜溜的，不要老是挨批的样子，应该振作起来。我明天让国务院办公室送些票子来，请你们去看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你看了这个戏之后，思想境界就会同现在不一样，你的眼界就开阔了。你看了那个《东方红》以后，再回过头来看看你的《北国江南》，就会提高得快得多。”周恩来的一席话宛如和煦的春风，驱走了秦怡内心的抑郁，使她很快振作起来了。

题图 周恩来

责任编辑 陈 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