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陈伯钧与毛泽东的深厚革命情谊

张瑞安

开国上将陈伯钧（1910—1974），原名陈国懋，四川达县人，1926年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在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陈伯钧矢志不移，紧跟毛泽东的革命步伐，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毛泽东的革命演讲深深感染了陈伯钧，他毅然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1926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农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各地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罢工浪潮。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培养革命军事人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成立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称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而此时正在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的陈伯钧，因不断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反动当局开除，那年他刚满16岁。当他听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重庆招生的消息，立即投身报考，如愿以偿地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六期。

陈伯钧感受到了武汉火热的革命气氛，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革命书籍，积极倾听早期革命家的演讲，有幸聆听了毛泽东的精彩演说。毛泽东用亲身实践加上丰富的理论思考，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进行了科学、细致的分析，并号召大家支持农民运动，将农民组织并武装起来，打倒地主土豪劣绅，推翻旧政府的统治，建立新政权。毛泽东演讲声情并茂，入情入理，让心中充满革命激情的陈伯钧产生了极大震撼，由衷地钦佩毛泽东的远见卓识，进而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产生很大兴趣。

1927年，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背叛革命，年轻的陈伯钧一度迷茫，但他很快认识到：要想打倒强权，建立平等政权，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办到，这个信念使陈伯钧在对付反动阶级的战役中表现非常勇敢。5月，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及由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和中央农讲所学员合编的中央独立第一师进剿叛军，陈伯钧参加了这次战斗。叛军被击溃。政治上逐渐成熟的陈伯钧在咸宁前线毅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共产党人很快拿起武器，发动武装革命。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原本要参加南昌起义，但未能赶上。不过，陈伯钧等人有幸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9月10日，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从安源赶到铜鼓肖家祠堂起义军第三团团部，召开全团排以上干部会，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及安源张家湾会议确定的军事部署。陈伯钧在会上发言时，一口四川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他的年龄、籍贯和经历，在陈伯钧讲了自己的经历后，毛泽东开心地说：“好啊！上过黄埔军校，还入了党，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干部。”他还夸奖陈伯钧“人小志气大，有革命抱负”。这次谈话，陈伯钧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陈伯钧时任该团第三营第六连第一排排长。9月12日，陈伯钧随第三团向浏阳白沙镇挺进。由于日夜兼程长途奔波，毛泽东的身体十分虚弱，陈伯钧和其他同志一商量，做了个简易担架。为了不耽误部队行进，毛泽东只好坐上去，他风趣地对陈伯钧说：“只好烦劳你做一回轿夫了。”在攻打白沙镇时，陈伯钧带领全排战士勇猛冲杀，击溃了当地的国民党驻军和地主武装“挨户团”，首战告捷，毛泽东称赞陈伯钧旗开得胜。但在攻打浏阳东门市时，第三团突然遭到敌人火力的猛烈袭击。第一、第二团也均失利。各团余部先后退到文家市。毛泽东把队伍集合起来鼓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我们能够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就能够逐渐取得革命的胜利。”陈伯钧在这关键时刻没有动摇，跟随毛委员南下。部队转移到永新后，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工农革命军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陈伯钧虽然患疟疾，仍任第三营第八连第一排排长。

10月3日，陈伯钧随毛泽东来到井冈山下的古城，参加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联络井冈山上的袁文才、王佐武装。一心要为革命队伍寻找立足之地的毛泽东，派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上井冈山，到袁文才部任连长、排长，做袁部的改造工作。出发前，毛泽东在酃县水口朱家祠专门与陈伯钧等促膝谈心，告诫他们：“到那里要好好同人家合作，要搞好关系，注意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

陈伯钧等到职后，集中袁部在茅坪步云山进行军事训练。不久，因脚伤未愈的毛泽东来到茅坪养伤。在这里，他与陈伯钧进行多次谈话，还到练兵场上检查战士们的军事训练。陈伯钧后来回忆说：“在我们操练空闲的时候，毛委员还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封神榜》上有个土行孙，还有个哪吒，他们会入地土遁、腾云驾雾，为什么你们没有那样的本事呀！”于是陈伯钧狠抓“能打能走”的训练，使部队很快走上正轨。

1927年11月中旬，毛泽东委托团长陈皓、第一营党代表宛段先率领第一营攻打茶陵。12月下旬，脚背溃伤略有好转的毛泽东决定下山到茶陵，同工农革命军主力一道发展革命形势，由连长陈伯钧带领袁部一个班护送，同去的还有毛泽覃等。下山第二天，陈伯钧让这个班战士回山归建，只和毛泽覃带几名战士继续护送毛泽东。到达茶陵县城郊，因城里枪声紧、情况不明而未进城。原来是湘敌攻打已经占领茶陵的第一营和从桂东前来汇合入城的第三营。宛希先和第三营营长张子清主张撤出战斗，折回井冈山，但陈皓令部队向湘南撤退，企图投敌方鼎英部。毛泽东等闻讯从城郊出发向南追赶。路上他问陈伯钧：“假若后面敌人追来怎么办？”陈伯钧立即回答：“我同警卫员在后面打掩护，你们只管往前走好了。”他们终于在掌灯时分赶到茶陵湖口，追上大部队，随即召开干部会议，揭发陈皓等人叛变投敌行为，决定将部队带回宁冈龙市。毛泽东令陈伯钧连夜抄小道往龙市送信给县委，做好迎接大部队的准备。陈伯钧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回到宁冈后，在龙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撤销陈皓等人一切职务。endprint

短短几天生死与共的危急考验，毛泽东对陈伯钧不仅异常信任，而且对他的胆识更加了解。在后来成立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时，毛泽东任命陈伯钧为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叮嘱他好好读书。红军军官教导队是后来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是中国革命军事教育的起点，毛泽东将培养红军干部的重任交给了陈伯钧这样的年轻军官，说明他对陈是何等的信任。正是因为对教导队有着殷切的期望，毛泽东非常关心教导队的成长，不仅经常抽空给教导队上课，而且听取陈伯钧的汇报，耐心地指导陈伯钧等人的工作。年仅17岁的陈伯钧，在毛泽东的鼓励和培育下，在井冈山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日益成熟起来。

毛泽东的“刀下留人”铸就了陈伯钧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感恩之情

1928年春的一次战斗中，陈伯钧缴获了一支手枪，因枪有锈斑拉不动枪栓，军官教导队队长吕赤开玩笑说：“什么破枪，‘半斤铁，扔掉算了！”陈伯钧舍不得扔，把手枪零部件拆开，找来煤油反复擦拭，把它给鼓捣好了。一天，吕赤带队外出打土豪归来，刚迈进院子，陈伯钧笑着迎上去，持枪比画说：“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随即拉动了枪栓。他万万没想到枪栓带动撞针，击发了一粒尚未退出的子弹。砰的一声枪响，吕赤应声倒地。陈伯钧顿时愣住了：同是四川老乡、黄埔军校生，又一起上的井冈山，平日里朝夕相处感情甚笃的亲密战友，竟突然倒在自己的枪下……陈伯钧跪倒在地，呼唤他的名字，但一切已无可挽回。陈伯钧闯下大祸后，随即被关了禁闭，等候上级处理。黄埔军校的同窗好友、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参谋长的徐彦刚怕陈伯钧想不开，亲自陪他住了两个晚上，劝导他相信毛泽东会对此事作出公正的处置。

对吕赤之死，毛泽东也很难过，但他弄清情况后并没有马上做结论。毛泽东找来军官教导队区队长张令彬，以征询的口气说：“你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杀了，你看不杀陈伯钧好不好？”张令彬说：“很多人都要求杀。”毛泽东说：“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讲清不杀的道理。”张令彬便回去向大家转述了毛泽东讲的道理。接着，毛泽东通知部队集合，向指战员们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

大家见毛泽东讲的既不失法度军纪，又入情入理，便逐渐缓和了情绪。这时，仍有人问毛泽东：“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毛泽东严肃起来：“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看到没有反对意见，毛泽东让自己的警卫员找来竹板子，在大家的监督下对陈伯钧执行惩罚。实际并没真打一百板子，打了二十几下就收住了。他当时不喊不叫，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处罚。据陈伯钧事后讲，毛泽东并非搞体罚，而是通过此种羞辱形式，一方面教育惩戒自己，另一方面平息大家的情绪。

在红军初创的艰苦卓绝时期，毛泽东成功地说服大家，从枪下救出了一个有过失的好同志。正是在井冈山的火热斗争中，陈伯钧与毛泽东结下了生死之情。后来几十年中，陈伯钧以百倍的英勇投身中国革命战争，这不仅仅是他知恩图报，而且是用全部身心证实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

悟透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术，陈伯钧作战勇敢，成为战场上的“常胜将军”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时，陈伯钧率军官教导队负责押运胜利品和俘虏。2月攻打宁冈县城，陈伯钧又率队负责攻打西门。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到达宁冈龙市，与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陈伯钧任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5月中旬，赣敌发动第三次“进剿”，陈伯钧率部在毛泽东“声东击西”的战术指导下，进至高陇，打死敌团长刘胡子，占领永新城。随后，他又参加了毛泽东指挥的龙源口战役，三占永新，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7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错误地把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调往湘南后，毛泽东指挥第三十一团，用四面游击方式，与赣敌11个团周旋于永新县城附近，进行了长达25天的以少胜多的“永新困敌战”。陈伯钧在永新北乡作战时，被子弹打穿了左大腿，送回井冈山治伤。8月下旬，湘敌吴尚的一个师乘机进犯井冈山。留在小井养伤的张子清、陈伯钧参加了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主持的干部会议，指挥红军取得了以少胜多的黄洋界保卫战胜利。毛泽东闻讯，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著名诗句。

1929年1月，毛泽东决定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向赣南出击，留彭德怀的红五军及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陈伯钧和团长张子清、营长陈毅安均被留下，协助红五军工作。在红四军主力出征前夕，毛泽东特地到医院看望他们，谈到深夜，恋恋不舍。1930年1月，红六军成立，柯武东任第一纵队纵队长，陈伯钧任参谋长。2月，与毛泽东指挥的红四军一起夺取吉水水南。陈伯钧骁勇善战，率部猛打猛冲。此役全歼了号称“铁军”的敌唐云山旅。在追击敌军于吉水乌江坪时，他不幸右腿负重伤。1930年7月，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成红二十军，正在医院治伤的陈伯钧被任命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10月2日，腿伤刚好的陈伯钧指挥部队协同红一军团第九次攻打吉安。在螺子山战斗中，陈伯钧再次负伤。打下吉安后，陈伯钧见到阔别近一年的毛泽东，要求回红四军工作。毛泽东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而是让他暂时养伤读书，同时兼任红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学生总队政委，负责培训红军干部。

1930年12月，陈伯钧被毛泽东、朱德委任为红三军第七师师长，投入第一次反“围剿”战斗。按照毛泽东、朱德采取的“诱敌深入”的方针，陈伯钧率部首先在龙冈打响了围歼张辉瓒师的第一枪，与红四军和红三军一起取得了全歼该师、活捉张辉瓒的重大胜利，受到了毛泽东的嘉奖。战后，陈伯钧参加了毛泽东、朱德主持召开的干部总结会，对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有了深刻领悟。endprint

1931年5月和7月，陈伯钧接连参加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斗。次年4月，参加了攻占漳州的战役，7月升任红十五军军长，成为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的坚决支持者和执行者。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并免去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随后，苏区中央局还在部队中撤换了一些领导干部，陈伯钧因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被免去第十五军军长，调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

1934年10月18日，陈伯钧带病率领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开始长征。12月任红五军团参谋长。1935年9月，毛泽东率第一、第三军（后改陕甘支队）北上后，他与朱德等人留在西康，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1936年7月，陈伯钧调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后恢复为红六军团）军长，挥师北上。1936年10月15日，当得知红六军到达甘南，即将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正在陕北的毛泽东挥笔给陈伯钧写了一封信：“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你。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领袖对爱将的关切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由于陈伯钧悟深悟透了毛泽东的用兵之道，所以，由陈伯钧指挥的战役大都获得了胜利，这既是陈伯钧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潜心学习的结果，也是同毛泽东对他在战术素养上的指导分不开的。

毛泽东非常注重磨砺陈伯钧的个性修为，教育他对待一切问题要原则化、马克思主义化、客观化

陈伯钧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将领，但生性急躁、多言好动，喜欢开玩笑，且心直口快、疾恶如仇，实乃蜀地一性情中人。

1937年10月，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驻军洛川。时天已降霜，部队寒衣尚未解决，旅长陈伯钧心急如焚。17日这天，摩托学校一位司机偏偏不愿搭载旅部袁会计去延安领公款解决部队冬衣问题，还蛮横无理地吵闹。陈伯钧劝告无效，气急之下给了司机一个嘴巴。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真是鲁莽不该！但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亦实可恨！”旅长打人之事很快被人夸大利用，告到毛泽东那里。10月2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见了陈伯钧，主要就打人一事对陈伯钧作了严肃批评，指出根源是“主观性太强，客观性太差，此其一。其二是由于一切问题尚未完全提到原则性来看，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对片面与全面，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未确实了解并统一起来”。毛泽东谈话完毕，叫陈伯钧深刻反省几天，再来详谈。对毛泽东的批评，陈伯钧毫无怨言，表示都接受，并努力改之。几天后，中央决定调陈伯钧去党校学习。毛泽东及张闻天又找陈伯钧谈了关于个人修养、思想及工作方法上的问题。毛泽东特别教诲说，对待一切问题要原则化、马克思主义化、客观化。

在延安工作的几年里，毛泽东与陈伯钧见面机会很多，并常有书信来往。他们二人公谊在先，私交亦甚厚。1937年9月，陈伯钧的二哥陈笃斋（时在国民党川军中就职）从四川来延安看望陈伯钧，毛泽东亲自设宴招待，一起谈古论今，临别时还送了300元旅费，希望他回川后利用其社会关系多做些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转变其他亲友对共产党的看法。10月9日，毛泽东在陈笃斋回川路上托带给陈伯钧的信中，关切地询问陈伯钧：“看书没有？不论怎样忙，总看一点书，把些原则问题多考虑考虑，这样来提高自己，改正自己或有的某些缺点，这是我盼望于你的。”陈伯钧给毛泽东写信，除了工作请示、互相问候，更多的是寻求思想上工作上的帮助指导。

经过一年的学习，陈伯钧在思想方法上有了明显提高，个人修养也进步很大。毛泽东决定放手使用这位“干才”。1938年12月15日，毛泽东与陈伯钧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毛泽东决定调他任抗大第二分校校长，开赴华北前线。同时，他仍不忘帮助这位爱将详细分析个性特点，并指明以后努力的方向。1941年10月1日黄昏，陈伯钧收到毛泽东一封信，教诲陈伯钧“以不浮、不露、不躁‘三不为戒，再加上深刻和切实的精神，着重实行，则过之改必易”。陈伯钧从此用毛泽东的“三不”指示为戒，努力加强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他曾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心直口快，夸夸其谈的老毛病，今后在自我修养的日程上应随时注意痛绝之。”

在毛泽东的督促和领导下，陈伯钧政治上更加成熟，在党和军队中负起了更大的领导责任。他先后担任八路军军政学院副教育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参谋长等职，颇受毛泽东的器重。抗战胜利后，他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委托，率领800名干部从延安经过华北开赴东北，先后任北平军调部中共热河小组代表、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前方指挥所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后改为华东野战军第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和广西战役。1949年初，他以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身份，组织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军进行了著名的湘西剿匪战，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从1927年开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在共同革命理想和目标的指引下，陈伯钧以毛泽东为师，锤炼高尚的革命情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种情谊对充分发挥革命热情和个人才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 马永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