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江西时期的农村调查

罗平汉

江西是土地革命斗争的中心，毛泽东率先在这块红土地上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个重要起点就是他十分注重对农村经济、社会的调查，掌握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制定出相应的革命方针和斗争策略。

调查中制定土地革命政策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上了井冈山，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发动农民，取得农民的支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一开始，工农革命军在进行革命宣传的基础上打土豪、分浮财，虽然也能调动部分群众的革命热情，但单靠这种办法，显然难以解决工农革命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一到井冈山，他就极为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在工农革命军占领宁冈、永新两地后，他在这里进行详细的社会调查，并写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通过调查，他发现，湘赣边界地区的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1928年3、4月间，在工农革命军进入湖南酃县（今炎陵县）的中村和桂东县的沙田时，他在两地通过采取访贫问苦、召开诉苦会和斗争会等方式发动群众，然后插牌分田，进行土地革命的最初尝试。同年夏，朱毛会师后，井冈山根据地也发展到了全盛时期，边界各县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在上述调查基础上，他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

《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个别耕种或共同耕种，亦可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后禁止买卖；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遇特殊情况时得以几个乡或区为单位。由于缺乏经验，《井冈山土地法》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大大提高了他们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的热情。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前往赣南、闽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4月，他率红四军第三纵队进驻兴国县城，在这里调查兴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翻阅县志并向群众了解兴国的历史及现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这个土地法与《井冈山土地法》相比，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虽然只有几个字之差，但它是对《井冈山土地法》的“一个原则的改正”，这样可以集中打击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土地关系，因而深得农民的拥护。

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后，他离开红四军，到中共闽西特委所在地的上杭县蛟洋帮助指导地方工作。

他初到上杭时，中共闽西特委正准备在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发现会议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于是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这次调查对于开好中共闽西一大起到了重要作用。大会在毛泽东指导下，总结了闽西土地斗争的经验，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其中规定：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这些都对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的新发展。

1929年12月，红四军在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毛泽东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形成了比较巩固的赣南根据地。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分散到寻乌及附近各县发动群众。

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接连开了10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他以前还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而且通过对寻乌的调查，即可对赣南、闽西的基本情况有大致的了解。他此次调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解中国的富农问题和小城市的商业问题。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11人。

这10多天的辛勤工作换来了丰硕的调研成果，他写成了一篇共5章39节长达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涉及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商业往来、商品种类、货物流向、税收制度、人口成分、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方式、土地斗争等等。他着重调查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寻乌的商业情况。他具体调查了从门岭到梅县、从安远到梅县、从梅县到门岭、从梅县到安远与信丰经寻乌的生意情况，以及惠州来货、寻乌的出口物、寻乌的重要市场情况。详细调查了寻乌城内各种货物的种类、店铺分布、经营品种、专卖经营、商品成色、货物来源、市场价格、销售方向、年度贸额、荣枯演变、店员制度等情况。调查的内容甚详，比如调查的货物门类或行业就包括盐、杂货、油、豆、屠坊、酒、水货、药材、黄烟、裁缝、伞、木器、火店、豆腐、理发、打铁、爆竹、打首饰、打洋铁、修钟表、圩场生意等，并对其中的每一门类又作详尽的分类调查，例如水货中又包括咸鱼、海带、糖、豆粉、猪皮、闽笋、鱿鱼、豆豉、面灰、洋蜡、玉粉、盖市（鱿鱼里的一种，即是最好的鱿鱼）、菜莆、虾壳、胡椒、酱油等，并对每一种货物的来源、销量及销售对象进行了解。同时还调查了店主的出身、发家经历、性格特点、政治态度、资本多寡、势力大小、家庭人口、营业状况、店铺变化等，涉及的店铺达90多家。endprint

二是关于寻乌旧有的土地关系。他对此共分农村人口成分、旧有田地分配、公共地主、个人地主、富农、贫农、山林制度、剥削状况、寻乌文化等9个方面，并作了详细调查。毛泽东在调查中了解到：收租200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500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由此可见，这样的地主阶级除了剥削农民之外，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毫无积极意义之处，在土地革命中是必须彻底打倒的。

他还详细地调查了小地主的情形。寻乌的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32%。依据他们的经济地位，其政治态度又有三种区别：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不多，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调查。就整个阶级而言，地主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阶级，是土地革命必须打倒的对象。但对这个阶级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其中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不能一概而论，有相当一部分小地主其实也是愿意革命的，有的甚至有较高的革命热情。在红四军到来之前，领导当地革命斗争的，有的人就是出身于这类小地主家庭，陪同他调查的古柏就是这种出身。可见不能将地主阶级的每一个成员，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作为革命的对象。

他在调查中了解到，普通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占地主全数48%的是所谓“新发户子”。这部分小地主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他们看钱看得很重，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所有放高利贷，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根据毛泽东的调查，寻乌农村剥削形式，分为地租剥削、高利剥削和税捐剥削三类。在地租剥削中，比较普遍的是见面分割的收租方式。即在禾熟时，地主和农民同往禾田，农民将打下的谷子与地主对半分，然后由农民将给地主的那部分送到地主家。放高利贷者，多为中地主、新发户子，大地主及公堂仅占5%。大地主之所以较少放高利贷，是因为他们的“目的在图享乐而不在增值资本”；而那些商业化的大地主，“拿了钱去做生意，因而无钱借给别人”。

高利贷剥削有多种方式，比如钱利、谷利、油利等。其中谷利是“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6个月甚至3个月就要付50%利息。贫农还不起债或生活不下去，就只有最后一条路：卖奶子（即卖亲生子）。他在《寻乌调查》中写道：“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农民，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调查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所以他说：“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三是关于寻乌土地斗争。围绕着土地分配，毛泽东列举了17个问题。他了解到：寻乌革命委员会开始提出了四个办法，要求区乡苏维埃召开群众代表大会，讨论选择其中的一种：一是照人口分配；二是照劳动力状况分配；三是照生活来源多寡分配；四是照土地肥瘦分配。结果多数地方采取第一种办法，按照人口数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劳动能力有无大小，以人口除田地的总数平分，并且得到多数群众的拥护。

他发现，农民反对以大的区域（区）为单位分田，就是以乡为单位也不赞成，而是愿意以村为单位。主要是因为村里的田近、熟悉、方便。毛泽东说：“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至于具体如何分田，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最核心的是一个“平”字，“平田主义是最直截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逼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

寻乌调查对形成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毛泽东曾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寻乌调查后，毛泽东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1964年6月《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时，改题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是他多年从事调查研究的理论总结。

文章开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进而解释说：“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他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并具体阐述道：“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endprint

针对当时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他尖锐地指出：“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他接着又阐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他由此得到了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那么，如何才能纠正这种本本主义？最根本的办法——“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毛泽东认为，“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调查的对象是社会的各阶级；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他指出：“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其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当时，党内有不少人对十月革命的经验盲目崇拜，对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述教条式地理解，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或盲目照搬俄国革命做法，缺乏独立自主意识和独创精神。为此，他尖锐地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为了帮助那些不会进行调查研究的同志学会调查，毛泽东在文章的最后，特地讲到了调查的技术问题。他的经验是：

——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调查会到些什么人？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要定调查纲目。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

——要亲身出马。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要深入。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要自己做记录。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虽然只有4000多字，但他科学地论证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两个重要的命题。从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已经蕴涵其中了。

“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

乃非常之必需”

1930年10月初，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占吉安，进到袁水流域。这时，兴国县送来了许多农民当红军，毛泽东趁此机会作了一个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的调查。他找了8个刚刚参加红军的农民，开了一个星期调查会。调查的时间是1930年10月底，调查会的地点是新余县的罗坊。

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的交界处，调查清楚了这个区的情况，不但能了解兴国、赣县、万安的基本情况，而且能掌握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对于这次调查，毛泽东认为，一方面，“这次调查，一般说来仍不是很深入的”，“这个调查的缺点，是没有调查儿童和妇女状况，没有调查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没有调查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也没有调查文化状况”。这些情况他本来是要调查的，因为敌人对根据地发动新的进攻，红军决定诱敌深入，调查只得结束。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这次调查较之“历次调查要深入些”。原因有两点：第一，他做了8个家庭的调查，这是他从来没做过的。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他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

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endprint

他深入调查了8户农民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支出、人口、劳动力、婚姻、文化、政治地位、对革命的态度等。这8户农民，在土地斗争中分到了土地，欠的债也不要还了，而且百物都便宜了，因此他们总是“叨红军的恩典”，这也正是农民拥护共产党、革命根据地能够建立和巩固的根本原因。但是，这8个农民也反映，盐和布匹的价格太贵，甚至比土地斗争前贵出很多。他认为，这是工农政府应当引起注意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革命还使妇女得到了解放。农民陈侦山家的“几个妇娘子都赞成革命，原因是往常债主逼债，逼得她们过不得年”，而且革命之后，抗租、抗捐、抗粮、抗债，故而她们“心里喜欢”，赞成革命。

分到土地之后的农民，对于参加红军总体上积极的。当然，也有的人不愿当红军，这些人并非不拥护红军，而是家中缺少劳动力，生产离不开。

土地革命使无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农民的生活有了改善，但也有的人革命之后生活仍苦，甚至“困苦不堪”。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土地政策不好，而是有的人好赌、好吃懒做所致。他之所以对农民的家庭生活情况了解得如此细致，是因为他认为，“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

他不但对农民的家庭生活情况作了详细的了解，而且对旧有的土地关系、土地革命中各阶级的表现、土地的分配情况等，也作了细致的调查。他发现，在永丰区，地主富农人数不过6%，占有的土地却占80%。其中富农占有土地30%，而公堂土地又有许多掌握在富农手中，因此，如果不平分富农的土地，多数人土地不足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中农占有农村人口的20%，占有的土地只占15%，平分土地对他们来说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土地，故那种认为平分土地要损及中农的说法是不对的。

在土地革命前的农村，广大的贫苦农民，不仅占有的土地很少，而且还要受到各种形式的剥削，永丰区的情况就是一个例证。该区地主富农对贫苦农民的剥削，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地租剥削，全区4个乡中有3个乡的地租是50%，有一个乡的地租大部分是60%、小部分是50%，农民须将自己辛苦劳作所得的一半交给地主。二是高利剥削，包括钱利、谷利、猪利、牛利、油利、当利、盐利等7种，放债者富农占80%，公堂占20%，而公堂多数把持在劣绅手中；借钱者基本是贫农，因为中农不要借钱，雇农因无抵押品借不到钱。“因此，土地革命中贫农与富农的决定，无疑要激烈的。”三是捐税剥削，除了粮税外，贫农或中农如果做些小本生意，沿途要受到各种捐税剥削。

他还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地主多数反对革命，有的参加反动武装靖卫团，有的革命后逃跑。但也的地主参加了革命工作，并且红军来后“自动拿出契来烧，田都平了”，可见地主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的。

富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阶层，他们多数反革命。当革命初起时，他们参加革命的颇多，但有不少人是投机革命，在乡、区苏维埃政府中，富农及其走狗占去了30%的位置，经过反富农宣传周，大部分富农分子被清洗出去了。

中农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的，主要表现为：平分土地后他们的土地不但不受损失，而且多数还分进了部分土地；过去娶亲要花很多钱，几乎等于中农的全部财产，土地斗争后，婚姻自由，娶亲不要钱；过去办丧事要花很多钱，有些中农由此负债破产，土地斗争后破除了迷信，这个钱也不用花了；土地革命后牛价便宜；地主和富农的权利被打倒，中农不再向他们送情送礼了，也可节省一项费用。更重要的是，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的统治之下，没有“说话权”，事事听人处置，土地斗争后，他们与贫雇农一起有了“说话权”。中农参加革命很勇敢，“和贫农一样出发（谓编在自卫军中，有时要出发作战），一样放哨，一样开会”。可见土地革命时不侵犯中农利益、团结中农的重要。

贫农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最大的阶层，因为他们分了田，分了山，革命初起时，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物价便宜了能吃便宜米，废除了买卖婚姻可以娶到老婆，等等。最根本的是取得了政权，他们成为农村政权的主干和指导阶级。

雇农是农村中最苦的一个阶层，整年以做长工和短工度日，没有房子住，没有衣服穿，吃不饱饭，没有老婆的占99%。革命后，他们虽然分到田，得到了许多利益，但是，区、乡政府不把没收地主富农的耕牛、农具发给他们。由于没有牛和农具，他们很难耕种，而分田后雇长工的没有了，请零工的也少了，所以他们的生活仍然比较困难，娶到老婆的很少。并且也没有当权，因为中农贫农认为他们“不认得字，不会说话，不开通，不熟公事”，区、乡政府委员中没有一个雇农。

在调查中，他还发现区、乡政府工作人员中存在的一些弊病：

一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欢接近群众。有群众走到政府里去问他们的事情时，政府办事人欢喜时答他们一两句，不欢喜时理也不理，还要说群众“吵乱子”。

二是没收了反动派的东西，不发与贫民，拿了卖钱。群众想买没收的东西，如果向政府里头讲不起话的买不到手，有情面讲得起几句话的才买得到。并且只有比较有钱的人才能买到，雇农及极穷贫农当然无份。

三是调女子到政府办事。乡政府总有一个二个女子，区政府总有三个四个女子。生得不好看，会说话会办事的也不要，生得好看，不会说话不会办事也要。乡政府的人下村开会时，也是一样，漂亮的女子他就和她讲话，不漂亮的，话也不和她讲。

四是强奸民意。政府委员由少数人指定，代表大会选举只是形式。

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向参加调查会的人表示：这些坏事是土地革命初期的状况，原因之一是区政府成分不大好，将来都要改变的。

通过这次调查，他进一步感受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他在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endprint

不放过任何一个调查研究的机会

1930年11月上旬，他从峡江到吉安布置部队撤退，途经吉水县的东塘村、大桥村和吉安县的李家坊、西逸亭等地，利用吃饭、休息和夜宿的时间，了解村乡两级苏维埃政府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写下了《东塘等处的调查》。在李家坊的调查中，他了解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现象相当普遍，于是提出要迅速改变这一现象。他在《东塘等处的调查》的前言中写道：“在李家坊调查中，使我明白了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在这次调查中，使我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赣西南分配了土地的有几十县。高级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是以乡为单位去分配，一般高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家也以为是照着乡为单位去分配的，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普遍的是以村为单位去分配，乡为单位分配的很少。以村为单位，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可见，制定政策的机关不但在政策出台前要认真调查，政策出台后同样也要深入调查。

11月12日和1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分别出席了赣西行动委员会扩大会议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扩大会议，对代表的发言作了简略的笔记，整理出了《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青与出租问题》等，主要记载了分田的一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他同样发现，在进行土地分配时，以村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的多，而以乡为单位分配的少，而以村为单位分田，存在大村不肯拨田于小村，单位太多，区乡政府不易督促，容易被地主富农以宗族关系蒙蔽群众不去彻底平田等弊端。他认为，正确的土地分配政策应该是：“无偿得田，分亩分青。”地主家属照分，以归一律；以乡为单位，按全乡总人数，除全乡人口原来所耕田地的总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这段时间，毛泽东不放过任何一个调查研究的机会。1930年11月，红军放弃吉安，他和古柏（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谢唯俊（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等人从吉安前往永丰县的藤田，与红军主力会合。在途经吉水县的木口村吃午饭时，他利用这个机会，调查了木口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该村9个村政府办事人员中，除1人是小地主外，其余是中农或贫农。所调查到的3个中农出身的村政府办事人员，土地革命都分进了土地。该村共杀了7个反动分子，其中小地主3人、富农3人、流氓1人。事后，他将调查到的情况写成了《木口村调查》一文，他指出：“在这个调查中证明，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富农小地主则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走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同时，他感到木口村被杀的7个反革命，“是否每人都应该杀，却是问题”。在根据地的“肃反”过程中，曾存在较严重的扩大化倾向，他此时便已有所觉察，可惜后来未引起高度重视，使“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未能解决。

他经过农村调查，强调土地革命中必须保护中农的利益，必须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必须给地主富农以生活出路，这都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1933年11月中旬，为了总结苏区乡一级苏维埃工作的经验，并为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兴国县的长冈乡进行调查。在乡列宁小学，他召集中共支部书记、乡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村代表主任、赤卫队长、贫农团主任等乡村干部开调查会，还在同农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中了解乡苏维埃的工作和农民的生活情况。经过实地调查，他对长冈乡的政治区划及人口、代表会议、选举工作、乡苏维埃之下的各种群众团体、地方部队、群众生活、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公债的推销、合作社运动、卫生运动、社会救济、妇女儿童工作等各方面的情况作了详细了解。调查结束后，他又让长冈乡的几位干部前往瑞金汇报工作，再次核实调查情况，对长冈乡的工作作了进一步的调查。12月15日，他将调查材料整理成《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一文（即《长冈乡调查》）。这篇调查报告系统地总结了长冈乡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紧密联系起来，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任务同时解决的经验。他指出，要动员群众完成各项任务，“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

长冈乡调查后，毛泽东又到福建上杭县的才溪乡进行调查，先后召开乡苏工作人员、工人和贫农代表、耕田队长等各种类型人员调查会，还走访了红军家属和贫苦农民，对乡苏维埃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调查研究。随后，他将调查的情况写成了《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一文（即《才溪乡调查》）。他在调查中了解到，才溪乡在青年壮年男子成群地出去当红军、做工作之后，生产超过了暴动前10%。荒田开尽，没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没有种植，群众生活有很大的改良。通过才溪乡的考察，他认为，“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将长冈乡和才溪乡的调查报告印成了材料，发给到会代表。他还在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结论时，集中讲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称赞这两个乡的工作“做得非常之好”，“是真正的模范乡政府”。他郑重地向大会提出：“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他强调，要得到群众的拥护，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只要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毛泽东这些调查研究，使他对中国农村的现状、农村的各种阶级关系、农村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党的有关土地革命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有了透彻的了解，为形成与发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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