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帅：粟裕与陈毅（之十二）

少华

毛泽东千里密召陈毅，目的是“稳渡长江遣粟郎”

1948年11月8日，陈毅在陇海路以北的九女集与粟裕分手，前往后方筹措粮草。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一走就是6个月，途中会生出许多变故。

24日，陈毅一行到达河北武安县冶陶镇郊外，天已擦黑，远远望见几盏马灯和一群人守候在路口。到了近处，发现站在最前头的是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

“陈司令，我们已恭候多时。”薄一波一口山西官话在寒风中带来暖意。

“哎呀呀，怎敢劳父母官远迎。”陈毅与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人一一握手。

陈粟大军超过60%的物资需要仰仗晋冀鲁豫解放区，所以陈毅称薄一波为“父母官”。当时，晋冀鲁豫解放区除负责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的供给外，还要照应西北野战军。毛泽东给三路大军发电，指示调拨晋冀鲁豫的物资不可要求“过大过高”。陈毅体贴他们的难处，清单数字非常克制。他开玩笑地对薄一波说：“看看单子，是不是狮子大开口？”

薄一波扫视单子，爽快地说：“保证完成任务。”

陈毅在冶陶停留6天，准备回转，驻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工委）来电话，要他去汇报工作。行程发生第一次变化。

12月初，陈毅来到西柏坡，向刘少奇、朱德汇报请示工作后说：“粟裕来电报，催我回去。”

“恐怕要让粟裕失望了。”朱德掏出一份毛泽东的电报，递给陈毅，上面写着：“拟请陈毅来米脂一商。”

刘少奇说：“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十二月会议，通知你赶去参加。你必须马上起程，再晚就赶不上了。”

行程发生第二次变化。

第二天，陈毅改乘中工委提供的汽车，经五台到代县。晋绥军区副司令周士第亲自带一个团前来雁门关迎接。

“陈司令，这后面都是绕着古长城走山路，车用不上了，要辛苦脚了。”

后面的行程确实如周士第所说，绕着长城来回穿插。先是过雁门出长城，越管涔山，然后是入长城，经神池、兴县渡过黄河。一路山高路险不说，还遇到大雪封路，走走停停。更令人奇怪的是，在解放区竟然发生了连饭都吃不上的事。

陈毅这样描述见到的情形：

有些地方土改整党过左，几个县政府被解散，县长县书记都被押起来，以致有几个县饭都吃不到。因为县政府揭了底，打垮了，没有人负责……今天是贫雇（农）当权，成立主席团时，选出了一个伙夫，一个奶妈。那些部长、厅长、委员、科长都傻了眼。会场里贴着“贫农席”“雇农席”“王八蛋席”，入会场时，贫农入贫农席，雇农入雇农席，有些人既非贫农，又非雇农，无处去坐。他们就讲：“你为什么不坐，你们还客气，要整党，要革命，就是革你的命。你们回去把你们所有的表、笔、皮袍，全部集中大礼堂，我们要分浮财！”并且强迫他们去做王八蛋席。

1948年1月7日，陈毅到达杨家沟。从九女集到米脂，他一共走了30天，行程4000余华里。

对于远道而来、威名正盛的华野统帅，中央办公厅给予最高礼遇。安排他住进一号院，与毛泽东、周恩来紧邻。接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悉数出迎，设宴款待。贺龙还通过部队送来黄河大鲤鱼。有肉有鱼，在以黑豆为食的陕北，就是盛筵了。

大家有说有笑地来到席前，陈毅扫视了一圈，说道：“这里是王八蛋席！”

笑声戛然而止，众皆愕然。

陈毅笑语盈盈，又加上了一句：“这里没有一个贫雇农！”

按新中国成立后划定的阶级成分，周恩来出身没落的官僚家庭，任弼时出身教育世家，贺龙出身行商，属于小商贩，毛泽东的家庭成分为富裕中农。

毛泽东问：“什么王八蛋席？此话怎解？”

陈毅把沿途所见简述一遍。

“真是惊心动魄啊！”毛泽东接着说，“我们不怕美援，就怕左援。对于蒋政权，美援已被证明是无法挽救其统治的；但是，如此我们一任‘左的错误泛滥，失去民心，那倒是对蒋介石最有力的援助。”

任弼时告诉陈毅，中央已经察觉到了华北解放区整党和急性土改的问题，委托他正在起草纠偏文件。纠偏政策主要体现在1月中央《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和3月以任弼时名义发表的《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陈毅千里躜行，目的是参加十二月会议。他赶到时，十二月会议已经结束了一个星期。

陈毅遗憾地说：“来迟了。”

“一点都不迟，来得正好。我有一件大事要与你商量。”毛泽东说，“你先看文件，有空我们再详谈。”

这是行程的第三次变化。

对于毛泽东所说的大事，陈毅估计十有八九是渡江跃进的计划。

果不其然，10多天后，毛泽东找陈毅谈话，说：“解放战争的基本进程是先内线作战，后转入外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又有两种形式：一为北伐军的方式，背靠后方，逐步前进；一为跃进方式，超越敌人。有阵地的前进是很合理想的，但依据我军性格，应采取跃进式的。”

陈毅非常赞成：“自从主席去年7月首提派叶陶纵队渡江以来，我们一直在思考挺进江南的问题。我主张把解放战争第三年上半年战备重点放在跃进江南的行动上，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相当充实，在秋季可以抽调3个纵队用作机动。”

两人一拍即合，确定粟裕统率叶飞、王必成、陶勇3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的计划，并将决定电告粟裕。

1月24日14时，军委电台收到粟裕暂缓渡江的提议。毛泽东略感意外，边看边用红笔逐句圈阅，嘱咐将粟电送给周恩来、任弼时、陈毅传阅，并加注一句：“再送毛。”endprint

周恩来阅后，批注了一行字：“请陈考虑，粟所提各项问题，是否需要再议一下？”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与陈毅再议的结果是维持跃进计划不变，并于1月27日电告粟裕，请他在军委商定的3个方案中挑选。

2月2日，中央办公厅为陈毅饯行。毛泽东亲笔写下一纸命令，交给陈毅，任命他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粟裕为东南野战军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叶飞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和副政委委员；粟裕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金明为副书记。

毛泽东还说：“这些日子我们已经谈得很多了，你们作战是可以放心的，从山东转入外线前的几个仗没有打好，不伤大体。别的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今后要讲究政策，整顿纪律，各级干部要重视政策，不要胡来。回去代我问候同志们好，问候华东部队全体指战员好！”

2月4日，陈毅从杨家沟东返，准备回华东实施跃进计划。中央的信任，毛泽东的倚重，跃进的前途，在他胸中冲撞。途中，他赋诗抒怀：

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左右费思量。

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要擒王。

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正当行。

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

粟裕别生他法，三次斗胆直陈。陈毅惊讶地问：“中央要你过江，你不过？”

对于跃进江南，粟裕一直心存疑虑。他认为，国共双方战力胶着于中原地区，要扭转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进而夺取全国胜利，关键在于集中更多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12月9日晨，粟裕致电军委并刘邓，上报平汉路破击计划，提到准备伺机攻取开封。军委觉察到粟裕的胃口正在变大，在复电中有一段针对性很强的指示：

目前时期，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如敌集中强有力兵团向你们进攻，仍宜避开，别求机动。

这段指示引起粟裕深思。12月10日，粟裕起草了《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草稿，正式提出中原会战的思路：

建议三军（刘邓、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较彻底地歼灭敌人一路。在此区歼灭战结束，敌向此区集中，则我又分散或转至邻区，总以何区便于歼敌，即向何区集中。如此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形势可能变化。

草稿写好后，粟裕顾虑重重，压了40多天。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曾10多次向上级机关提出重大建议，但像这样关系全局、关系指导原则、明显与中央唱反调还是头一次。他后来回忆说，主要顾虑三点：一是事关大局方针，怕影响或干扰统帅部的决心；二是未与陈毅商量，怕考虑不周；三是集中3个兵团攻敌一路的设想未曾实践，怕实战行不通。

粟裕开始寻机检验自己的主张。12月20日，他向刘邓、陈谢和军委大胆建议，华东野战军以3个纵队破击津浦路，集中4个纵队与陈谢、刘邓协同，诱歼国民党军第三师。这一建议得到陈赓的呼应，回复如果粟裕派4个纵队南下，即可部署行动。粟裕大喜，派陈士榘率第一、第三、第四纵队参战。

当时参战兵力共6个纵队，来自三路大军：陈粟大军3个纵队，兵力最多；陈谢大军2个纵队（第四、第九纵队），兵力次之；刘邓大军1个纵队（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战场指挥则需指定。

按照作战主力担任战场指挥的惯例，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在四纵（陈谢）与粟部行动中，则陈谢即归粟指挥之。”

粟裕认为作战区域主要在陈谢地盘，两次请求“由陈谢提出歼灭整编第三师的作战方案”，“请陈谢统一部署并指挥”。

25日至29日，平汉路战役打响，仅用4天即全歼国民党第五兵团部及所辖整编第三师以及整编第二十师一部，只漏逃了兵团司令李铁军等数十人。该役是三军协同作战的一次成功预演，坚定了粟裕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的决心。

1948年新年伊始，军委开始部署跃进战略。10日，毛泽东发出给三路大军的指示电。其中一行电文触动了粟裕的敏感神经：“陈（毅）面称华野八个纵队相当充实，秋季可抽出三个纵队机动使用。”

按照字面理解，陈毅计划将华野分为两部，用于不同的作战方向，其中以3个纵队用于江南国统区。

1月14日，军委命令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休整一个月，尔后部署下一步作战计划。为了给毛泽东、陈毅和中央军委提供参考，1月22日，粟裕将1947年12月10日已经拟好的《关于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发给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在电报中末尾，粟裕在原稿上加写一段：“管见所及，斗胆直陈。是否有当，尚盼裁示。”

电报发出的时间为1月22日。按照军电以地支代月、天支代日的惯例，1月为子，22日为养，合称子养电。

电报发出后，粟裕坐卧不宁，焦急地等待结果。

26日，两处复电同时到来。

刘伯承、邓小平有条件地同意：“粟养电悉。改变中原形势的关键在于打几个歼灭战。我们目前情况是部队极不充实，弹药亦渐感困难。……部队集结均发生困难……而我们不能集结，使三大野战军陷入跛足状态，尤属不利。改变此不利状态，有赖于友军之协助和新兵的到来。”

他俩说的是大实话。1947年7月，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12.6万人，千里跃进大别山，苦斗6个月，减员5.6万，所余兵力仅为陈粟大军的一半。在三路大军中，刘邓条件最苦，装备最差，兵力最少，在三支大军中成跛脚之势。目前阶段在中原打大仗，主要依靠兵力雄厚的华野，中野很难单独打大歼灭战。

毛泽东和陈毅认为中原集战的条件尚未成熟，断然否决了粟裕的建议。26日，军委指示，三路大军1月休整，2月、3月、4月展开新的作战，“三个月内，陈粟、陈谢两军作战原则是调动敌人打中等规模之歼灭战”。

同时，毛泽东也没有把话说死，电文中加了一句：“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

如果说26日的军委复电还给粟裕留下一丝转圜的余地，接着第二天的指示信则令他心灰意冷。endprint

粟裕：

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三个方案。

对于叶、王、陶渡江后的进军路线，电报作了粗线条的展望：“你以七八万之兵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以使休息时间多于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

电报还叮嘱：“此事只先由前委几个同志及叶、王、陶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

这封电报虽然请华野前委和叶、王、陶“讨论”，特别嘱咐粟裕“熟筹”，其讨论内容不是是否渡江的问题，而是在渡江方案中三择一。

重压之下，粟裕强迫自己转入军委既定的跃进计划，但逐鹿中原的念头不断在脑海浮现。1月31日，粟裕复电中央，倾向于采取第一方案。复电共计2000余字，共分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渡江时机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渡江地点和战术的推演，第二部分是一段与渡江完全不相干的内容：

职对于中原战局认识，除已于一月二十二日电呈外，认为我军以原有的政治优势，于反攻中又取得了战略优势，但在数量及技术上并非优势。加以土改又为反攻中最主要的政治内容，故进展较慢。在军事上，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如上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同时也可因战役的优势，取得较多的休整和提高技术的时间。如果我军再能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而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向来逻辑严谨的粟裕，不是思维上出现了漂移，而是以突兀的格式再次向毛泽东和陈毅进言，申述集中三军在中原打大仗的主张及其理由。

这是粟裕的特点，一旦形成成熟的想法，轻易不会改变。这一点与毛泽东非常相似，都是具有超强预见力、超大自信力和超常意志力。

军委收到这份电报的时间是2月1日。这天，按原定行程，陈毅将从杨家沟东返华野。毛泽东把他再留一天，研究粟裕的建议。商量到子夜时分，起草了回电，核心内容是两条：一是批准第一方案，由粟裕率叶王陶3个纵队渡江南进；二是华野剩余兵力（三、八、十、十一4个纵队）配合刘邓、陈谢两军，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机动歼敌。

看起来，军委好像接受了粟裕集中三军、忽集忽分、机动歼敌的建议，但华野7个纵队被分为两部，战斗最强的一、四、六纵担负渡江南进任务，这与粟裕集中三路主力打歼灭战的初衷大相径庭。

毛泽东和陈毅实际上是第二次否决了粟裕。

从2月开始，叶、王、陶3个纵队的主要任务是休整。休整时间原定一个月，后来延展为三个月。整训地点为濮阳。

2月21日，粟裕率华野指挥机关和一、四、六纵队渡过黄河，野战机关进驻濮阳东关孙王庄。

离渡江的日子越近，粟裕的心事越重。与他同处一院的华野第一兵团参谋长张震回忆：

那些天，粟司令员常常工作到深夜。每当我去汇报、请示工作，就看见他手拿中央军委的电报，静静深思，有时则站在地图前比来比去，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有时还突然发问，征询我们的意见。

就南渡问题，粟裕找张震研究了多次，一谈就是一个通宵，好像有好多话憋在胸中。

“部队长途转战，既有有利条件，又有不利条件，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粟裕扳着手指，一个个地讲，“一是这么多部队过江，如一个晚上过不完，第二天就可能遭到敌机和军舰的袭击，部队会有一定损失。二是长距离转战，部队伤亡就要增大。因此，沿途要建立一些游击根据地，以安置伤病员。一个地区，一般要留下一个团加以掩护。这样，部队到达东南地区后，估计要减员四五万人。三是部队进入新区后，没有可靠的后方保障，将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1934年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四是东南地区多为水网稻田地，不利大兵团机动作战。估计蒋介石不会将中原地区的重装备的主力兵团，如第五、第十八军调往江南，因此对减轻中原地区我军的压力，效果不会太明显。”

粟裕的结论是：如果以同样的代价，将兵力用于中原战场，则可能消灭中原敌军几个整编师。通过若干次这样的歼灭战，就一定能改变该地区敌我力量对比，改变整个形势。

“我非常赞同你的谋划和设想。”张震钦佩地说。

粟裕问：“那你觉得可不可以向军委和毛主席提建议？”

“应该。”张震态度明确。

粟裕点了点头，又轻轻地摇头，缓缓地说：“我们对全局的情况了解不够，贸然提出不同意见，可能会影响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

张震坚持道：“为了把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与战区当前的实际结合起来，应当提出建议，供军委决策参考。”

粟裕还是一副忧心忡忡的表情：“要慎重。”

4月2日，陈毅由西柏坡回到濮阳，与粟裕会合，同来的还有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山东分局书记康生。

陈毅主持召开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向华野传达中央和毛主席指示。他郑重强调了三点：一是中央对各中央局的工作，均表示满意，认为论战功华东居首；二是军委高度认同粟裕同志的指挥才能；三是目前战局的重点和华野的历史任务是向江南挺进。他还通过电报向华东局领导张云逸、邓子恢、张鼎丞、曾山、谭震林、黎玉，传达中央精神。

关于执行渡江计划，陈毅更是兴奋，他将“第二次战略跃进”总结成三句话：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到来了。

两天后，中央军委下达命令：粟兵团休整到5月15日，15日以后出动南下。

粟裕按捺不住了，找陈毅个别交换意见。

“中央要你过江，你不过？！”陈毅懵了。

粟裕摊开地图，阐述中原作战的有利条件。endprint

“这些意见中央已经讨论过了，也给了你回答。你拒绝过江？！”陈毅语气变得锐利起来。

“我服从中央的命令，南渡准备工作都已经妥当了。”粟裕也倔犟，“但是，我确实认为中原有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和可能。”

“那渡江计划呢？”陈毅逼问。

粟裕回答得很干脆：“建议暂缓。”

随后，两人展开了激烈讨论。

当时，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指示正在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其内容包括反对军阀主义、游击主义、本位主义，加强党的政治领导、组织观念、群众观念等等。

粟裕带头在会上作自我批评，叶飞、陶勇、王必成等也就各自纵队存在问题进行剖析和检讨。在总结时，陈毅说：“反省得很好，很中肯，很扼要，但我感觉有些过分了。这种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到了晚上，陈毅由表扬转为劝导，从不同角度阐述渡江的必要性。他转述了毛泽东在陕北的一段话：

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全国战争负担加到解放区身上，达到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我们的战略就是要尽量破坏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使蒋介石担负全部战争负担，达到解放战争的胜利。

“如果不考虑战争消耗，不考虑几百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就不是战略家。同志哥，这不是我讲的，是毛主席讲的原话。”他重重地敲打了粟裕。

任凭老首长如何开导、阐述、施压和敲打，粟裕都是沉静如水的表情，但决不松口，针对陈毅的设问，一一解答。

两人长谈几次，都说服不了对方。

陈毅转而找叶飞、王必成、陶勇和一兵团前委成员交换意见，结果可想而知，这些人早就被粟裕说服了。

“如果你实在坚持，那就给中央再反映一次。”在与粟裕的交谈中，陈毅感觉老搭档的思维另有洞天，值得向中央推荐。

陈毅态度的松动，消除了粟裕思想顾虑。他后来回忆说：“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

在打定上书之后，粟裕还是底气不足。他于4月16日先将建议内容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请钧座予指正”。

他先请刘、邓“指正”，有三个因素：一是刘邓大军是第一次跃进战略的实践者，对于不要后方作战和转战蒋管区有切身体会；二是刘邓大军是三军会战中原的重要一路，意见至关重要；三是刘伯承、邓小平是粟裕钦佩的领导人，在之前的两军或三军协同行动中，粟裕总是向中央建议战役行动由“刘邓统一指挥”。

18日，刘、邓复电陈、粟。这是一份闪耀着军事定力和政治智慧的答复：

从中原形势而论，粟部过江迫使敌人抽走几个师，将发生很有利的变化，于全国战局的发展亦极有利。这个问题取决于自身的准备、过江条件……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迟出几个月为好。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些敌人，尔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

所有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复。其实，这样提出和解决问题，可能更能让中央和毛泽东接受。

但是，粟裕在得到刘、邓首肯后，仍选择向中央“斗胆直陈”：1.建议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2.向淮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地区派出几个以旅或团为单位的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作战；3.向长江以南的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与当地人民武装结合，在广大范围内辗转游击，以求大量调动敌人，策应中原地区作战。

电报最后，粟裕声明：“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电报如何签名？粟裕、叶飞、王必成、陶勇、张震等前委成员议论过几回，开始准备联名上报，后来考虑到这样做，似有集体向军委施压之嫌，商量还是由粟裕以个人名义上报。

这是他作为战局指挥员第三次行使建议权，也是最后一次。

西柏坡五大书记集体会审，开启淮海战役蓝图

在大军准备停当、即将开拔之际，要求中止军事行动；在两次意见被否之后，仍然固执己见，重申前议；在战区最高统帅返岗履责的情况下，敢于不受约束，越级上报……这不光是对陈毅，也是对军委和毛泽东的一种“挑战”。

不仅如此，粟裕所提建议得到了一些重要方面的响应。在收到电报的当日，刘、邓来电表示同意暂缓过江。其后不久，华东局负责人张云逸、邓子恢也致电中工委并转军委，表示“同意粟卯巧（4月18日）电对今后战况估计，在长江黄河之间须有几个大歼灭战才能解决中原问题”。又过了一段时间，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也致电毛泽东，提出：从目前情况看，粟裕部按原计划渡江问题值得考虑，不如先不渡江，而集中五六个纵队出中原作战，以求打开豫鄂皖局面。

毛泽东觉得兹事体大，决定与陈、粟详谈。

本来，在从陕北杨家沟出发到西柏坡之前，毛泽东就有这样的想法。他在3月10日电告刘少奇：“我们拟于三月二十日动身东移，约于四月十五日左右可到你处，届时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

4月21日，中央军委电示陈毅、粟裕“于卯有至卯世数日内同来平山中工委开会为盼”。

接到电报后，陈毅找粟裕商量：“现在华野前委扩大会议进入收尾阶段，我要作总结，你一个去，行吗？”粟裕同意。

22日，两人致电军委，请求粟裕24日作完报告后北来，陈毅不北上。

毛泽东不同意：“请你们两人提前于卯感日（4月27日）赶到中工委会晤。”典型的毛氏风格，一抓到底，不打折扣。

陈毅、粟裕不敢怠慢，立即回电，表示“于有（25日）晚动身北来”。

25日黄昏，陈毅、粟裕从濮阳出发，赶往西柏坡。出发时，华野前委成员集体送行，表情凝重。

在他们动身这天，毛泽东亲自拟定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议程，第六项议题即是“陈粟兵团的行动及其他问题”，“请他们先作大概的讨论，然后到城南庄商定”。endprint

30日，陈毅、粟裕到达城南庄毛泽东住所。听到粟裕来了，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少见的举动。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正在花山村的一间房子里开会，听见外面有人和警卫人员打招呼，毛泽东立即放下手中的文件，惊喜地对大家说：“粟裕来了！”在大家起身的同时，毛泽东已经迈开大步，跨过炭盆，迎到门外去了。快步走出院子去迎接下面来的将领，这在毛泽东还是第一次。

准确地说，这是毛泽东第二次破例相迎。获此殊荣的另外一个人是林彪。据师哲回忆：

这天（1943年7月16日）早上，毛泽东破例没有睡觉，正往山下走。我同他不期而遇，他边走边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我十分惊讶：朱德从前线回来，周恩来、任弼时从苏联回来，毛泽东都没有迎接，为什么要迎接一个青年林彪？后来才了解，那是因为林彪执行了他交给的使命，因而表示对他重视。

这个判断在会面的第一句话中得到了验证。

“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毛泽东一把握住粟裕的手。

亲切的乡音，灼热的褒奖，令粟裕很激动，嘴唇嚅动着：“主席！”

“17年了啊！”毛泽东问，“我们有17年没有见面了吧？”

又是一句滚烫入心的问语。17年前，粟裕担任红十二军第六十四师师长，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挑起主攻重担。战事最紧张的时候，毛泽东电询情况如何？粟裕回答：“抓住了张辉瓒！”毛泽东诗意大发，战后写下《渔家傲》：“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没想到毛泽东竟把这一天记得如此清晰，粟裕眼圈湿润了：“是的，17年不见了。”

毛泽东跟陈毅打招呼，对他俩说：“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你们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面对五大书记的集体会考，粟裕有些拘谨，说：“我就怕干扰了中央的决心。”

“不要急，先坐下来，喝口茶再说。”朱德递给一个水杯。

粟裕定定神，然后叙述自己的建议内容，特别是在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理由及依据。他着重讲了4点：第一，中原地区广阔，有三条铁路干线和一些大城市，敌人都需要防守，包袱背得很重，因而机动兵力就相对少了。如果我军在这一地区积极行动，必能调动敌人，为我军歼敌于运动之中创造战机。第二，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铁路和公路被我破坏的情况下，敌人重装备的机动将受到很大限制，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分进合击敌人，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第三，中原黄淮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支援，特别是可以较好地保障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同时我军挺进外线作战已有数月，已度过了最困难时期，并逐渐适应和掌握了外线作战规律。第四，经过我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的艰苦斗争，新解放区党的工作和政权工作已有初步基础，军民关系逐渐密切，已有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

只要一涉及战略战役领域，粟裕便能挥洒自如。他说：“以上四条，就是我主张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方案的根据，请中央审定。”

“根据你的估计，华野集中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寻机歼敌，能够有多大作为？”毛泽东逼问。

粟裕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他想了想，说：“争取在4至8个月内，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

书记处五大书记听了，表情都有变化。

按国民党编制，1个旅约有8000人，12个旅就是10万，相当目前华野主力纵队的总数。

书记处进行了研究，同意了他的方案。

粟裕松了口气，也非常感动。他回忆道：“党中央领导同志这种处处从实际情况出发，十分重视前线指挥员意见的领导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其实，中央批准的方案与粟裕的本意是有区别的。粟裕建议集中在中原打大战，与国民党重兵集团进行决战，是不主张继续派兵团南渡；而中央则是在坚持南渡既定方针的前提下，尊重粟裕的意见，同意粟部暂缓过江。

果然，在讨论粟裕的方案后，书记处在5月3日讨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南进战略是否正确？”

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由刘少奇转达了他的意见：“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无疑会有很大困难，打出去的主力会减弱，打不了很多胜仗。但无此一条，就不能战胜国民党。”

刘少奇接着阐述这一观点：“去年大军出中原，河北（黄河以北）大胜利，而大军在中原很困难，主力削弱了，胜仗打少了。但是，义无反顾，总要南下，不能北返。现在江北至多支持一年。如果搞得不好，江北支持不住，主要问题是吃饭。渡江很困难也要前进。”

周恩来提出两种前进方式：“军队向外线转，不断开辟新的外线，是坚定不移的方针。现在暂不跃进，暂采波浪式前进，先迫江边。”

朱德、任弼时的话很简要，但观点鲜明。朱德说：“战略方针向南，必须向南才有胜利。”任弼时说：“打向国民党区域，是决定战争胜负快慢之一条。”

这些会议记录证明，五大书记并没有一风倒地接受粟裕的观点，甚至他们多数仍然坚持向南用兵，但这个集体充分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同意暂缓过江，同意先按粟裕的意见打4至8个月，这就为国共两党中原逐鹿提供了可能，也为日后的淮海战役提供了最初的蓝图。

这是毛泽东为首的五大书记英明的地方。这也延续了粟裕向中央建言所发必中的神奇纪录。

粟裕坚决要求保留陈毅在华野的职务，毛泽东赞叹：“壮哉粟裕，三次辞帅！”

粟裕电报引发的直接后果，是陈毅职务去留问题。

政治上极为敏锐的刘、邓成为第一个推手。

早在两个月前，中原局为应对极其严重的财政困难，提请中央调派一个擅长土地改革和财政工作的“大员”。身为中原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第二书记刘伯承看上了时任华东局工委负责人的邓子恢。endprint

邓子恢在党内享有“农村工作专家”的美誉，1947年11月他提出了精简机构、清理财物、降低生活待遇等财政改革的“三大方案”，在华东成效明显。

刘、邓仰慕邓子恢的才干，希望借他之手解决中原战场缺人缺物两大难题，4月2日第二次电报中央并陈、粟：“仍切望子恢同志来加强中原局领导，主持地方工作和财经工作。”

在得知粟裕正式向中央提出暂缓渡江的消息后，刘、邓胃口大开，不仅索要邓子恢，还盯上了陈毅。

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称：中原局辖区甚大，领导力量极嫌薄弱，三部分野战军在20万人以上，如粟裕迟出，则达30万人。军区武装约为20万人，亦须统一指挥及供应。因此，建议任命陈毅为中原局第一副书记；在中原局领导成员内部，邓小平以主要精力主持党政，刘伯承、陈毅主持军事工作，邓子恢任中原局第二副书记，主持运购。

关于陈毅到中原局后的军职问题，电报提出三种方案：第一方案，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二方案，任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第二政委；第三方案，任中原军区第二政委兼中原野战军政委。

刘伯承、邓小平在电报中声明：“无论哪种形式，陈毅同志华野职务不变。”

这一提议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在电报上批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与陈（毅）、粟（裕）、薄（一波）、李（先念）商复。中央这样答复刘、邓：“陈、粟二人日内可到阜平和我们会商行动问题及你们提出的中原机构组织问题。”

5月5日，刘、邓在获悉中央批准粟部留中原作战的决定后，又一次致电中央：中原局面太大，情况复杂，现在中原局的能力实难胜任。二人联名提出三个人事建议：1.请彭真同志任第一书记，陈毅、小平分任第二、第三书记。2.陈毅兼军区第二司令员兼野战军司令员。3.粟裕如暂留中原，则兼军区副司令员及野战军副司令员。

中原局的两次建议都体现了抑己让贤的品格，一是刘伯承让出中原野战军司令员之职，二是邓小平让出中原野战军政委之职，第二次建议又将邓小平的党内职务排在陈毅之后。两次建议都坚守一条原则，即不变动陈毅华野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

毛泽东经过思考，对刘、邓的建议作了两处重大变动：一是维持刘、邓在中原野战军的核心地位；二是撤销陈毅在华野的任职。

5月7日，毛泽东召见粟裕，郑重地告诉他：“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

粟裕惊呆了，怔怔地望着。

毛泽东又说：“今后华野由你来搞。”

粟裕一脸焦急：“为什么调动陈毅同志工作？”

毛泽东解释道：“中央决定陈毅和邓子恢两位同志到中原局担负中原军区工作，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之职，由你接任。”

“那不妥。”粟裕口不择言，“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华野！”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粟裕与陈毅相识相知，相互倚重，结下了深厚友谊，形成了固定的工作方式。多年来，陈毅负责大局和人事、政治工作，粟裕专注于战略思考和战役指挥，两人心有灵犀，十分默契。

见粟裕再三推辞，毛泽东面有愠色，词锋也犀利起来：“离开了他，华野就搞不转？这是中央决定了的，华野你来搞！”

粟裕见毛泽东和中央已经作了决定，于是提出最后请求：“实际工作我来做，但请保留陈毅同志在华野的职务。”

毛泽东沉思片刻，点点头，说：“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但是中原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

这就是军史著名的“辞帅”事件。7年后，在评定共和国元帅时，粟裕再次辞让军衔，毛泽东忍不住拍案击节：“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

两天后，城南庄会议结束，中央发布《华北、中原两解放区的辖区及人选》的通电，决定：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其在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政委、前委书记职务由粟裕代理。

在当时各路统帅中，司令员兼政委、前委书记，并全面领导战区党政军工作的，除了彭德怀、林彪，便是粟裕。

一切尘埃落定后，粟裕又恢复了平静如水的神情。一位随行参谋日记记载：

5月9日中午，粟裕首长沐浴出来，耐心地向我交代任务，要我等待接收晋察冀工业局生产的一批弹药，并具体地告诉我弹药的种类和数量。晚上，我们几个人逛大街，在灯光下又碰到粟司令。他独个在蹓跶，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平凡而自在。人们哪里知道，这就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常胜将军。

洗去一身风尘，粟裕同陈毅暂时结束了搭档关系，走向人生新的征程。

（作者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员、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本刊特约撰稿人）

责任编辑 张荣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