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区红色金融建设中汲取现代金融事业的精神力量

时间：2024-04-23

王信

[摘要] 苏区金融事业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人民历经艰辛的斗争，引领苏区旧时代金融从纷乱、困境中一步步走向稳定、光明和胜利之路的红色事业。在这艰辛与辉煌的创业史中，共产党人坚持理想信念、勇于担当、敢于开拓的精神品格，广大金融工作人员身上洋溢的理想主义情怀和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永远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事业的动力源泉。

[关键词] 苏区红色金融现代金融精神力量

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是一块风云际会的热土。这里不仅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人民军队的摇篮”“中国革命的摇篮”“人民共和国的摇篮”，还孕育了伟大的安源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等宝贵精神财富。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是全国最为重要的革命中心，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建立了井冈山、中央、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预演了治国安邦的文韬武略。在领导苏维埃经济建设时，共产党人高度重视金融工作，红色金融在支持革命战争、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商品流通、支持合作社运动、巩固红色政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其后党领导的金融事业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和巨大的精神力量。

一、苏区金融是苏维埃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支持革命事业、巩固红色政权的历史重任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自己的金融主张，并且积极地付诸实践。1924年1月，共产党人在参与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时，针对“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负债终身”的问题，提出了应由“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办法。1925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中，提出了农民应有的八项最低要求，明确指出“由各乡村自治机关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息借贷局”。1926年7月，在《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强调要“限制高利盘剥，每月利息最高不超过二分五厘”，第一次提出农村借贷利率的上限。1927年3月，毛泽东在《对农民宣言》中要求各省将“农民银行列为专条，并定以年利5%贷款与（予）农民”，还提出“努力设立农民银行等条件极低之贷款机关，以解决农民资本缺乏问题”。

1925年至1927年期间，广东、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先后召开全省农民代表大会，针对各项金融问题作出了决议。湖南省农代会提出“请求政府设立农民银行，以最低利息贷款给农民”，并“以省公有之地作为农民银行基金”，“不得以他名义动用此种为农民谋利益的农民银行款项”。广东、湖南农代会提出“确能谋贫农间金融之流通而减轻其借贷之利息，以抵制地方土豪、地主等高利贷”，要求“在政治上经济上予以有力之援助，如补助信用合作社之资本”。江西农代会规定“最高利率不得超过20%”，“废除父债子还制度”。浙江萧山，湖南衡山、浏阳、醴陵和湖北黄冈、麻城等地农民协会，先后创办了一批金融机构，例如，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衡山柴山洲特区第一农民银行、第二农民银行，浏阳浏东平民银行和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这些金融组织都是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产物，它们由农民协会创办并领导，通过发行货币和信贷活动，直接为农民服务，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资金困难。尽管这些组织存在的时间短暂，但在红色金融发展中起到了开拓先锋的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各地发动武装暴动后，建立了乡、区、县临时性的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当条件成熟时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红色金融就是在此过程中应运而生，经历了从无到有、自下而上、由小到大的艰难历程。红色金融成为中华苏维埃革命事业的重要部分，同苏维埃命运息息相关。

东固平民银行是东固红色政权创办的第一家银行，也是中央苏区最早的银行，闪耀着红色的金融火花，开启了红色中华的金融史话。1928年，中共东龙区委成立（9、10月间改为东固区委），标志着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它包括了江西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5县交界的广大地区，全盛时期面积达到200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5万。东固革命根据地创造了独特的斗争经验，被毛泽东称之为“李文林式”、陈毅称之为“东井冈”的红色割据区域。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崛起，严重威胁着国民党在赣西南的统治，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经常对苏区进行军事“清剿”，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为了解决东固人民和部队的给养问题，发展生产，活跃市场，中共东固区委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反经济封锁斗争，发动群众集资在原消费合作社基础上成立了东固平民银行，印发了东固红色政权的第一张纸币。无论基金宽裕不宽裕，银行都能坚守信用，做到随到随兑，有多少兑多少，因而该纸币深受欢迎，很快流通苏区各地。由于信誉很高，有的妇女还把陪嫁的手镯、项链、耳环、戒指等金银手饰送往平民银行。革命根据地由东固等小块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到吉安、吉水、永新、泰和、宁冈等10县的广大地区。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将东固平民银行改组为东固银行，把它发展壮大为区域性银行。

1930年10月，红军攻占了吉安城，赣西、赣南根据地连成一片，苏维埃区域由南丰到永新，由寻乌到峡江，地跨25个县，占有14座县城，横断江西半壁河山。苏维埃运动的迅猛发展，红军力量的不断壮大，深深地刺痛了蒋介石。蒋、冯、阎军阀混战一结束，蒋介石便调集10万军队，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为着红军反“围剿”的大量给养，为着赣西南苏区的经济建设，为着改善人民生活，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财政金融。因此，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通令：“本政府为要取得这一决战的胜利，当然要准备充分的经济，为了这一决战的胜利之需，因此本政府财政部以一百万现金创设大规模的江西工农银行，同时财政部为着要使金融有广泛的流动，使我革命群众与红军在经济上有绝大的充裕，因此发行钞票一百万元”，“该钞票在赤区一律通用”。在此背景下，江西工农银行成立于吉安城，按照通令之要求，先后发行4种“暂借发行券”、铜圆票投放市场。由于之前的东固平民银行有良好的信誉，因此当地群众踊跃购买作为临时货币发行的“暂借发行券”，使红军获得了给养保障，为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奠定了经济基础。在历经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江西工农银行迎来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成立。党在赣西南成立的东固平民银行、江西工农银行，在闽西成立的闽西工农银行，被称为苏区金融三朵奇葩，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就是这三朵奇葩孕育而生的结晶。

以赣南、闽西苏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苏区，中华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群首脑机关所在地。1931年11月7日，也就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国家银行，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1932年2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新生红色政权下第一个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就此诞生，它像一座丰碑屹立于跌宕而光辉的共和国金融史上。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成立之初，仅行长毛泽民、会计曹菊如、记账员、出纳员、兑换兼杂务5人；成立时注册资本仅有20万元，且在成立后的几天之内就因为战争需要被全部划出；办公地址是只有两厅三房200平米的两层民居，而且还住有老百姓，金库是10平方米的柴房。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袖珍银行”，自建立之日起就承担起建立苏区财政金融制度、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的重任。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国家银行仍然实现了从弱小到强大，并在吸收存款、放贷兴业的重大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支援革命战争充实了国库家底。为了筹集军费，维持临时中央政府的运转，国家银行代理临时中央政府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一期经济建设公债，经过地方政府的层层宣传和动员，开展认购竞赛，苏区群众竞相购买。国家银行统一货币发行以后，中央苏区实行统一的金融政策、统一的货币政策，使苏区市场物价和金融秩序平稳有序，苏维埃纸币的信任度在苏区百姓中提高了，苏区的金融环境稳定了下来。为加强金融管理，国家银行还建立了国库制度，直接对国家所有现金收入、保管、支出等事宜实行管理。国家银行的初步组织体系以及内部的架构设计，在中央苏区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金融体系，打破了自从1905年以来主要由外商银行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势力、以钱庄（银号）为代表的中国旧式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信用机构三者构成的旧式金融体系，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金融事业。

闽浙赣、湘鄂赣、湘赣等苏区也在滚滚如潮的革命洪流中，不断地发展、壮大。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各个苏区坚决执行临时中央政府指示精神，相继在各自的区域将原有的苏维埃银行改组为国家银行的分行、支行等分支机构，坚决执行中央的各项金融政策，以红色金融支持苏区的各项建设。信用合作社作为国家银行的有力助手，在各苏区也得到竞相发展，不仅填补了国家银行的空白区，而且在推进苏区各项经济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苏区金融建设从纷乱、困境中走上稳定、光明、胜利和辉煌之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为革命根据地，成为党领导土地革命的大本营和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区，因而也成为国民党重点打击的区域。为了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巩固红色政权，党领导各苏区大力开展包括经济在内的各项建设，红色金融在其中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物资极为缺乏、生活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共产党人坚持信仰、勇于担当、执著奉献，领导红色金融从纷乱、困境中走向光明、胜利和辉煌。

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相当于高额地租的剥削，是封建土地占有制的伸延，是封建剥削制度的重要支柱。因此，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把打击高利贷、废除封建性的债务作为土地斗争的重要任务。1928年，赣南各县举行武装暴动时均提出了“废除一切债务”的要求。1929年，苏维埃政府总结废债斗争的经验，提出分清情况、区别对待的原则。1930年赣西南的陂头会议进一步规定，“豪绅地主及商人欠公家或工农贫民或小资产阶级之债务，不论新旧都要还清”，“工农穷人欠商家交易而非商业高利贷者仍旧要还，但非本身之账不还，年限太久之账不还”。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借贷条例》，明确规定：“取消和废止一切高利贷形式的借贷，过去高利贷的契约完全宣布无效，并焚毁之”。并且规定，“今后借贷的利率，短期的不得超过月息一分二厘，长期的周年不得超过月息一分”。这些正确政策，有力打击了封建高利贷剥削，动摇了反动的金融体系基础。

在废除封建性的高利贷之后，根据地出现农民借贷无门的局面，农民只得在收割后低价出售粮食，造成粮价大跌，严重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苏维埃政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及时发出通知，要求各区着手发动群众，“招集私人股金创办信用合作社”，做到“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人剥削，而农村贮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赣南革命根据地各区、乡都办起了信用合作社，以帮助贫困群众生产和生活。1930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其《宣布本府成立及政纲》中明确提出：“政府帮助贫苦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贩卖合作社、借贷合作社。”1931年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苏区的粮食价格仍然不稳定，群众生活仍然十分贫苦。鉴于此，临时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信用合作事业的发展，先后颁布了《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自此开始，包括信用合作在内的合作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入社的社员购买生产资料或其他急需用途而资金紧缺时，由信用社提供短期低息贷款，及时解决群众资金周转困难，对于苏区红色金融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共产党人把建立工农自己的银行作为首要的经济任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创办了东固平民银行、东固银行、江西工农银行，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湘赣省工农银行，湘鄂赣省工农银行，万载、修水、铜鼓、宜春、武宁、瑞昌6县工农兵银行等苏区银行，特别是苏维埃国家银行以及各分行、支行的成立，开创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体系。苏区银行运用银行职能为革命最高利益服务，聚集资金以支持财政，筹备战费以支援战争，发放贷款以发展生产，扩大赤白贸易以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活跃苏区经济，为苏区的各项建设作出了不朽贡献。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各苏区的金融市场极为混乱。流通的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圆票，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圆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甚至还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以及白区银行、商会、钱庄发行的票、券等。人们购买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样的票子出来，有时连账也算不清。不仅老百姓头疼，商家也是不胜其烦。此外，军阀和土豪发行的杂币也在苏区流通，这无疑给国民党提供了破坏苏区金融的机会。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中，明确指出：“为着实行统一币制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起见，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这个银行应实行兑换货币，其分行并代征税收”。

国家银行成立后的首要之事，就是统一货币、创立货币制度、稳定苏区金融环境。根据临时中央政府的授权，国家银行采取银本位制，发行国家货币。为了保证国币的信用，临时中央政府准备了充足的银圆，并规定银行不得拒绝国币的兑换。从1932年8月起，国家银行陆续在赣南、闽西设立一些兑换处和代兑处，在白砂、会昌等地设立了收买金银处。由于有充分的现金准备，国币在1932年信用较好，币值也很稳定。

发行国币的实际工作，使毛泽民深深地认识到国家银行必须承担“驱逐劣币，回收杂币，禁用外币”的重任。在驱逐劣币、打击假银毫的斗争中，毛泽民还亲自过问，研究制定政策。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果断走出去，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建立兑换和回收网点，使已连成一体的中央苏区内的广大民众听从政府的号令，团结在国家银行周围，自觉维护新生的苏维埃国家金融政策法规。从实际出发，国家银行及临时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金融财政上的法规法令、政策章程，以确立当时红色政权统一币制的基本内容，为这一币制的实行提供法律保障。

只有统一货币、建立起独立的货币制度，才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才能巩固工农革命政权。国家银行成立时，江西工农银行已经停止营业，其发行的铜圆票全部收回。闽西工农银行继续营业，但停止发行货币权，其发行的银圆票在流通一段时期后也逐渐收回。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苏维埃银行，也发行自己的纸币流通。国家银行成立后，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省的苏维埃银行陆续改为国家银行分行，并在部分县设支行。由于这些根据地独立于中央苏区之外，所以各地仍然独立经营，发行自己的纸币流通，但县支行没有纸币发行权。苏维埃的国币发行，苏区货币的逐渐统一，奠定了苏区金融稳定发展的基础，为苏区经济发展扫除许多障碍。

苏区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为此苏区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大力吸收群众存款，广泛动员社会游资投入生产一线。苏区银行吸收的存款，主要有财政存款、机关企业存款和为数不多的个人储蓄存款。财政存款，也就是金库存款，主要来源为战争缴获的款项，没收和征发的款项，各项税收和借谷得到的款项，各企业单位上缴财政的利润，红军战士和机关工作人员捐助的费用。当时苏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采用收入上交、支出下拨的办法，单位必须在银行开设往来账户，款项收付都由银行办理，因此公家存款始终在银行存款中占主要地位。苏区的个人储蓄存款，一般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的。国家银行设立储蓄部，开办了定期、活期和零存整取三种储蓄业务。私人储户虽然不少，但存款金额较少，主要是当时苏区工商业不发达，农业凋敝，群众普遍比较贫困。

在艰难的苏区斗争年代，苏区银行还承担着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的重任。为筹集军费、维持临时中央政府的运转，国家银行代理临时中央政府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188万元。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发行60万元，其中在中央苏区发行50万元，在湘赣、湘鄂赣苏区发行10万元；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发行120万元，实际发行128万元，全部在中央苏区发行。为改善群众生活，发展苏区经济，国家银行再次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此次发行的300万公债，以三分之二作为发展对外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及农业与工业的生产之用，以三分之一作为军事费用”，“公债以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及其他国营企业所得利润为付还本息之基金”，“公债准许买卖抵押并作其他担保品之用”。湘赣、闽浙赣等苏区也为经济建设和战争需要，发行了数量不等的公债。1933年，湘赣省苏维埃“为发展革命战争起见，特募集公债以充裕战争经费”，决定发行“革命战争公债”8万元。其后，为备战又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5万元。之后，还补发经济建设公债20万元，其中8万元用于对外贸易，8万元用于粮食调剂，4万元帮助合作社。湘赣省在1933年一年内，共发行三期公债总计43万元。闽浙赣省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发行十万元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战公债”，其中80%作为战争经费，10%用于经济建设，10%用于救济避匪的革命群众。1931年到1934年，闽浙赣苏区总共发行了近100万的纸币，大部分用于支援革命战争。

自建立始，国家银行还承担着建立苏区财政金融制度的使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规定，国库委托国家银行代理；还规定“中央财政部得指定银行，代理税收”，“各级财政机关所收入之税款及政府经营事业的收入款，或罚金或没收的财产及其他收入等款项，概应随时转送或直接送中央财政部，或中央财政部所指定之银行”。国家银行总行开张后，接受中央财政部的全部库存，开始代理金库业务。在代理税收时，还从实际出发制订各项税收制度，实行低税率政策，主要征收农业税（土地税）、商业税和工业税。为了促进赤白贸易的开展，对于苏区紧缺的工业品，例如食盐、药品等还免征进口税。统一累进税的征收，使根据地的财政逐渐走上正轨。苏区取消了红军筹款的任务，使红军能够全力进行革命战争。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金融也走上了万里长征之路。

三、现代金融是一项承载着历史与未来的事业，需要激活红色基因，传承和弘扬红色精神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扛杆，是沟通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命脉和媒介。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斗争和经济社会建设时，努力开创了红色金融的伟大事业，为巩固红色政权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事业，是一项承载着历史与未来、艰辛与辉煌的新的历史使命，难以预见的风险考验很多，需要金融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继承革命传统，焕发出战斗的精神、拼搏的劲头去闯关夺隘，夺取新的胜利。

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性质、地位和担负的历史任务，决定了必须要巩固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江西的红色金融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江西乃至全中国的苏维埃事业中作出贡献，无不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所取得的。苏区革命战争年代，党领导红色金融的历史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金融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只有党掌握了金融事业，握紧了属于自己的“钱袋子”，才能赢得战争的主动权，才会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才会开辟一片革命的新天地，新生的红色政权才会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的金融事业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如何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不断提升现代金融的服务水平，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就是要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就是要坚持党对金融工作方向性、战略性的指导，以务实的态度、创新的思维来思考和制定正确的金融大政方针；坚持和完善党管金融干部的原则，始终加强现代金融人才的培养；不断创新现代金融理论，优化金融发展的信用环境，增强破解金融难题的能力。

要坚定理想信念。信念坚定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从开创红色金融史的东固平民银行，到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诞生；从分布江西各地的工农银行、造币厂等红色金融旧址遗迹，到流传至今的各种铸币、纸币、债券、股息等票证；从发行纸币、存款放款、汇兑、代理业务，到摧毁旧的金融体系的斗争；等等，无不体现着共产党人坚守信念、追求真理、执著奉献的崇高境界和博大胸怀。从安源路矿消费合作社总经理易礼容、东固平民银行行长黄启绶、中央造币厂厂长谢里仁、井冈山“工”字银行铸造者谢火龙，到红色金融事业奠基人毛泽民、党和人民的金融事业家曹菊如、苏维埃国家银行货币设计者黄亚光，我们始终可以感受到他们身上洋溢的那种理想主义情怀和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

在苏区时期那样无比艰苦的环境下，党领导的苏区建设之所以能够兴旺起来，党领导的红军之所以能够打胜仗，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之所以能够走出艰难、走向胜利。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理想、信念、纪律。在当今坚定理想信念，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信念信仰、实事求是、改革创新思想，不断提高把握大局、明辨是非的能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变立场、不变本色、不变信仰。建设现代金融事业，做好新形势下的金融工作，就是要做到志存高远、胸怀大局、坚定信念。

要秉持为民情怀。永远忠于人民，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苏区时期，为什么人民群众那样信赖党和政府，就是因为我们的共产党员总是“像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红色金融工作始终把苏区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真正做到一心为民。当苏区群众在分得土地后，却因为严重缺乏生产资金，眼巴巴地干着急的时候，苏区的红色金融机构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伸出援助之手，想方设法帮助群众解决生产资金。毛泽东曾深刻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分到田地的苏区老百姓，秋收后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交土地税。不仅如此，他们还纷纷强烈要求临时中央政府提高税率，以支援战争经费。为支持金融工作，群众踊跃购买公债，踊跃入股银行或者加入合作社。

我们共产党是做群众工作起家的，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以服务人民为最大追求，这也是我们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现代金融事业，我们依然要秉持一心为民的情怀，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金融的每项决策、每项业务、每项工作，都要把群众的满意与否当做衡量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征程中，要紧紧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实现金融事业新的飞跃。

要勇于开拓创新。开拓创新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和精神特质。苏维埃国家银行刚成立时，条件艰苦，设备简单，就连银行业务相关的票据表格账簿也不齐备，更不统一。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共产党人总是善于发现、善于创造。在一次前方来款中，工作人员发现包现洋的纸是一张税务机关的四联单，就是受这张单子启发，经过摸索，制定了苏区银行的金库条例，设计了国家的财政金库制度。也就是按照这个办法，为财政部制定了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和审计制度等。正是革命先辈和老一辈红色金融工作者这种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精神品格，最终铸就了苏区金融事业的辉煌业绩。

当前，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党所面临的执政环境更加复杂，所承担的执政任务更加繁重，所经受的执政风险更加严峻。党领导的金融事业要改革创新，要再创辉煌，同样面临诸多艰难险阻。这就需要极大地激活广大干部群众中蕴涵的“敢闯新路”的特质和精神，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革命精神，鼓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豪情，勇敢地克服前进路上的各种困难，努力开创金融事业新的辉煌。

要敢于担当责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废除高利贷，解除几千年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枷锁，打破农村旧的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对民族和人民的担当精神。苏区困难时候，党和政府号召开展“节省运动”，银行、造币厂、印刷厂的工作人员主动要求免发工资，节约每一个铜圆支持革命战争。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经常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背上装有衣服、笔墨、账簿、算盘的背包，下乡办公，筹款筹粮。同志们笑谈：“毛行长的办公室打在背包里。”正是红色金融干部和职工的这种责任意识、担当精神，才成就了苏区的红色金融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庄严地提出“三个责任”：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这是对担当精神的最好诠释。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正成为时代的最强音，金融工作将肩负着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扮演着更加重要的社会角色。我们要继承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汲取前贤的历史经验，忠诚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谋金融发展之道，举金融兴国之策，走金融强国之路，为国家和民族的富强，为老区的全面振兴，谱写金融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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