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事家叔叔粟裕大将

粟刚兵

婶婶楚青有时对朋友说：“其实我家的孩子是比较多的！”她说的这个“多”字，除了两个烈士子弟外，也包括我。我自幼跟随祖母生活。解放后，叔叔粟裕把祖母和我接到南京一起生活。从此，我对叔叔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中央指示粟裕带兵攻打上海

叔叔与上海结缘，始于抗战后期。1945年初，中央有个指示，让粟裕带10万精兵攻打上海，并把张爱萍派到上海做内应，还把江苏省委改为中共中央直属上海局，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里应外合，把日本人赶出上海。攻下上海后的领导班子也确定下来了，刘晓任市委书记，刘长胜任市长，张执一和张承宗任副市长。接到指示后，叔叔开始认真研究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研究，叔叔向中央报告，攻打上海的时机尚不成熟。从军事上说，新四军倾全力不一定能攻下上海。即使付出极大代价攻下了上海，之后的管理恢复也是问题。除了叔叔，潘汉年也以书面报告向中央建议，暂不能攻打上海。毛泽东从善如流，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经过研究，叔叔对上海已经十分熟悉。据周启光回忆，叔叔可以不看地图，画出上海的草图，道路的走向基本正确。打淮海战役时，给交通战壕起名，用的都是上海的路名，如“霞飞路”“南京路”。在视察时，叔叔发现“霞飞路”和“南京路”两条战壕交叉，他说这两条路不可能交叉，可见其对上海的熟悉程度。他要求，连排级干部必须记住上海的路名，一旦攻打上海，可以有个初步印象。

粟裕部署指挥上海战役

果然，1949年解放大上海的任务又落到了他的肩上。上海是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并赖以顽抗的重要堡垒，也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号称中国的“半壁江山”。毛泽东曾多次指出，解放和接管上海是“中国革命的一道难关，它带有全国、全世界的性质”，并提出了“要完整地保全上海”的战略构想。为更好地解放和接管上海，党中央决定，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由粟裕负责。之后，华东局建立了两套班子：一套班子是以叔叔为主的三野前委（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主要负责以军事手段解放上海；另一套是以陈毅为首的接管班子。

上海战役是我军在战略追击阶段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在仔细研究敌我态势和全国战局的基础上，叔叔提出了三套解放上海的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围困战法。叔叔认为，上海的情况比较特殊，500万居民的生活资源主要依靠从外地运入，实施长期围困，机器不能运转，人民生活也会陷入绝境，不可取。第二套方案是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地区实施突击。虽然可以避开敌人防御的重点，大量减少我军的伤亡，但主战场将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也不可取。第三套方案是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暂时不攻市区。这套方案将是硬碰硬的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叔叔认为，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护上海人民的财产，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要的、值得的。为此，5月7日，叔叔上报了以第三套方案为基础的作战方案。第二天，中央军委即回复电报表示同意。10日，叔叔下达了《三野淞沪战役作战命令》，确定分两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以第十兵团为主力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第九兵团从浦东切断国民党军队向东向南的退路，形成对市区的合围；第二阶段，待接管上海准备工作就绪后，向市区发起总攻，解放全上海。

5月12日，上海战役正式拉开大幕。叔叔密切关注战场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战术。半个月的战斗推进过程，基本与叔叔之前的预判一致。我军在宝山、吴淞口与国民党军进行苦战，迫使汤恩伯调出市区大部分兵力前来增援，待市区兵力空虚后，叔叔则趁机于5月23日对市区发起总攻。25日凌晨，第27军基本上攻取了苏州河以南的主要市区。但我军进至苏州河南岸开阔地段时，却遭到河北岸守敌阻击。

我军指战员坚决执行命令，不用重炮轰击敌军据守的大楼，而是不惜牺牲生命，尽力完整地保全大上海。最后，在上海地下党的密切配合下，通过策反部分敌军阵前起义，终于消灭了顽抗的敌军。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

26日晚上，叔叔率領三野前委由苏州进入上海市区。他顾不得休息，连夜察看市区状况。第二天，又到各部了解情况。他看到、听到了一件件感人的事迹：部队进入市区后，严格执行政策，自觉遵守纪律。各级指挥所不进民房，指挥员就在马路边、街道旁指挥作战。在没有划定营房前，士兵一律露宿街头，不准扰民，谢绝市民一切馈赠。吃的饭都是后勤机关和人员从15公里以外送来的，有的部队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没有菜，用盐水拌饭。而他们守卫的食品仓库里堆满了饼干、白糖、罐头等食品，均原封不动。

面对此情此景，上海各界人士对人民解放军的纪律之严明大加赞赏，就连西方的通讯报道也纷纷给予好评。经过半个月战争洗礼之后的上海市区，基本上看不到战争的创伤。工厂照常开工，商店照常营业，通信设施照常运转，交通照常畅通，水电照常供应。5月30日，中共中央特发来贺电，高度评价上海战役的全面胜利。

“要把洋山港建好”

上海解放后，叔叔任华东局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举家迁入多伦路30号。6月7日，叔叔在上海主持召开国防建设会议。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考虑和布置解放台湾的工作。由于解放台湾的任务重大，他曾建议由林彪、刘伯承来指挥，但毛主席说：“不要变了，解放台湾的任务，还是由你来承担吧。”7月1日，陈毅和叔叔等一起参加了上海解放后第一个纪念党的生日全市大游行。7月12日，叔叔率三野指挥机关，由上海移防南京，接替二野的防务。

之后，叔叔身体不好，尽管住在北京，但他喜欢来上海看病。他每次都把看病疗养当作调查研究的好时机。1956年底，叔叔到上海华东医院检查身体。其间，他又到杭州、无锡、苏州、舟山视察。1957年1月15日，叔叔5点半就起床，准备到佘山考察。天在下雨，气象预报佘山附近有8级大风。陶勇司令员、彭德清副司令员劝他改日再去。叔叔说：“8级大风算什么，我们几次渡长江都遇到类似情况，不是也过来了吗？”后来在大家的劝阻下，才决定改去大戢山。9点40分起航，天气越来越坏，风雨交加，还下起了雪，视线很差。只好再次改变计划去铜沙嘴，结果还是什么都没看见。返航时，因吴淞口雾大，不得不临时抛锚，待大雾散后才上码头，下午5点1刻才回到住地。endprint

在军委工作时，叔叔视察了全国的海港，尤其是上海，最后他提出一个方案：新中国刚成立，家底薄，洋山港非常好，但投入大，先建北仑港，分担上海港压力，一旦家底厚了，再把洋山港建好。如今他当年提的方案实现了，现在的洋山港对上海的确贡献很大。

一位军事家的“文房四宝”

叔叔作为军事家，有他特殊的“文房四宝”，即枪、地图、指北针、望远镜。他有一个非常旧的硬壳指北针，只比五分硬币略大一点，他一直当宝贝收着。四样东西里，他最喜爱的又数枪和地图。

战争岁月里，叔叔枪不离身，即便成为高级指挥员，他也总佩着左轮手枪。全国解放以后，环境变了，但他仍然爱枪。战斗中缴获的枪、我国制造的枪、外国军事代表团赠送的枪，他保留了好几支。对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枪，他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当总参谋长期间，有一天，他的儿子戎生说：“咱们的枪不好，美国的卡宾枪又轻又灵活。”他沉下面孔说：“你就知道洋人的好！告诉你，咱们自己也有好枪——半自动步枪！我们要立足于用自己的武器消灭敌人。”

1960年，部队赠给他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十分高兴。由于他左手残疾，不能像健康人一样操枪，就请修理工在下护木上安了一个握把，这样他就可以进行各种姿式的射击了。这支枪也成了他的一件“珍宝”。“文革”开始后，根据中央规定，私人手中的武器一律上缴。叔叔把枪精心擦拭好，再三叮嘱接收的同志：“你们可要保管好，运动完了我还要。”

叔叔爱地图如命，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地图。在战争年代，每到一个宿营地，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参谋把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挂起来。住在老百姓家时，有的人家房子小，也比较矮，只好从地上沿墙壁挂到梁上。他不仅挂军用地图，还挂全国地图、亚洲地图乃至世界地图。一挂好地图，他就在地图前反复研究起来。他的脑子也是活地图，对地形、地貌、道路、桥梁、江河、湖海、城市、村庄、民情、风俗等了解得一清二楚，连哪里有个坟包都记得。同时，他还要求参谋人员也把地图印在脑子里。他说，地图在军事指挥员的脑子里应该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

叔叔爱枪、爱地图，不仅仅是对过去战斗生活的感情寄托，而是时刻关注着战争风云，为国家的安危而枕戈待发。

“你算是白跑了一趟根据地”

叔叔同婶婶平时谈话，多是谈形势谈工作。婶婶曾嗔怪说：“你就不能谈点别的？”叔叔风趣地说：“我们是革命伴侣嘛，经常商量革命工作很正常。”岂止如此，他对自己的几个孩子，也如同“军事父子”。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吃苦、耐劳、勇敢、顽强的军人气质，要求孩子“吃饭不可挑食、夜行军不可啼哭、饥寒不可叫喊”，否则就会遭到他的呵斥。他从不让家属坐他的公车。有一次，他让我们去北京的一个地方看戏，离家很远。他按时坐车走了，让他的儿子寒生和我骑车过去。我们骑了很长时间，出了一身汗，到场时戏已开演。叔叔让我们先冲个凉，他到旁边的小卖部给我们一人买一件汗衫，让我们换上。他说：“去看吧，还能看到一点。”

戎生两岁多时，叔叔让他学游泳。他让戎生抱着一段竹筒跳进水里。戎生不敢下水，叔叔就一下子抱起来把他扔下水。戎生五六岁时，他送给戎生一支从一个地主家缴来的小手枪，并告诫说：“好好学，长大就当兵。”叔叔生前留给戎生的最后嘱咐，也是关于工作的，他说：“师这一级很重要，连、团、师的锻炼对军队干部极为重要。”

叔叔对我也严格要求。当他听到我读高中后，虽然功课比较好，但仍是“捣蛋鬼”时，心里十分不安。他认为，这同我长期与祖母生活在一起，在祖母的溺爱下成长有密切的关系。于是决心让我转学到北京读书，以“严加管教”。1959年夏天，他就把我带到北京。暑假里，叔叔親自为我、戎生和寒生制定了作息制度，安排了学习、劳动和文体活动。后来，我放寒暑假常去北京叔叔家小住。有一次，他说：“以后假期里不要老往北京跑，可以到农村去看看，特别是到老根据地去看看，看看那里人民的衣食住行。”

1964年夏天，我到苏北地区过了一个暑假。回来向叔叔汇报在苏北收集到的一些关于新四军巧妙杀敌的故事，特别是在南通芦基港疗养院里，向一位被人们称为“双枪老太婆”的游击队长张妈妈学会了几首民歌，其中一首的前两句就是：“毛主席当家家家富，粟司令打仗仗仗胜！”叔叔立即不让我再说下去，并十分严肃地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那里一些主要作物的产量比解放前提高了多少？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多少？那里人民的子弟兵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多少？烈士们的家属与遗孤生活得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结果我一条也没答出来，他狠狠地批评我说：“你算是白跑了一趟根据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