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费沉甸甸的党性之镜信仰之镜

王建柱

20世纪50年代，作家王愿坚的小说《党费》，讲述了发生在闽粤赣边区一名基层党员交党费的故事，感动了几代读者。党费，是衡量共产党员党性观念的一种标志。按照党章规定向党组织缴纳党费，是党内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党费制度是什么时候建立的？不同历史时期党费的缴纳情况怎样？缴纳的标准有什么不同？什么是“特殊党费”？党费是如何使用的呢？

军政大事重要，交党费也很重要

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第一个党章。党章中专门列有“经费”一章，规定：党员按月缴纳党费，月薪在50元以内者，缴1元；在50元以上者，按月薪的1/10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20元的工人，缴0.2元；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并规定：“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

1923年，中央政治局在修正章程时，对缴纳党费做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党员月薪在30元以内者，缴0.2元；在30元以上至60元者，缴1元；60元以上至100元者，缴月薪的1/20；在100元以上者，缴月薪的1/10；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

然而在党的初创阶段，党员按时缴纳党费的情况并不乐观。据1924年上海地方委员会工作报告，在47名党员中，学生13人，工人8人，商人3人，教员、编辑或其他职业的有23人，合计每月可收党费130元，但“实际上不能按月收清，上月收到的仅30元”。

另据山东地方委员会工作报告，济南有党员8人，青岛3人，淄川炭矿2人，张店1人，济宁1人，离（开）济（南）者1人，除1人按月缴纳特别费3元外，余均4个月未缴党费。1923年6月马林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甚至提到，中共有党员420名（其中工人160名），“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

当时，党的活动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党外协助、党内派捐（党内义务捐）、党费三类。其中党外协助是来自共产国际、党外人士或团体的资助，党内派捐是向有经济实力的党员派捐，比如李大钊，在建党前，他每个月拿出80元用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拿出资助革命最多的人”。党费则是与每个党员休戚相关，要求每个党员按月按规定缴纳。而党员不能按时缴纳党费，致使党原本紧缺的活动经费更加匮乏。1924年9月，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陈述经济困境，由于经费不足，党的“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

这一时期党费收缴困难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还是与当时险恶的斗争环境有关。以山东地方委员会为例，1924年1月，中共中央特派员吴容沧在济南向银行筹款时被捕。在反动军警的到处搜捕下，济南的多名共产党员被迫离开，致使党在济南的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状态，“四个月未曾正式开会”。在此环境下，让党员按月缴纳党费显然不太现实。

尽管如此，广大党员仍然把党费看得很重。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周恩来忙于处理各种工作，非常劳累。有一次，警卫员魏国禄不忍打扰他，就替他交了五分錢的党费。在得知自己的党费被别人代为缴纳后，周恩来马上对警卫员魏国禄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党费不能让别人代缴，军政大事重要，交党费也很重要，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

介绍人说，入了党就要交党费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立，使得党费收缴有了较为稳定的内部环境。

曾担任过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江，是1937年10月就入党的老党员。那时，太原会战已经结束，太原被日军占领，山西已经处在日军的阴影之下。当时才19岁的刘江和另一位同时入党的同志回到和顺老家的村里，他当村长，那位同志当自卫队长。刘江说，整天就见国民党的部队一队一队地往下退，而八路军游击队一队一队往上顶。八路军缺枪少炮，游击队甚至连统一的服装也没有。他那会儿就负责招呼八路军的队伍，给筹集点小米啥的。

那时当村长自然也没有工资，刘江靠着地里出产的东西，才能有一点点活钱，但就那样，日子过得还是“连吃盐都买不起”。可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刘江还要省出钱来交党费。在入党的第二个月，介绍人就和他说，入了党，就要交党费。“这不是党和你要钱，党也不靠你的钱。而是作为一个党员，要表示对党的忠诚，这是党员组织观念的体现。至于交多少，看个人心意。”

刘江就和村里的同伴商量了一下，最后，刘江第一次交了党费：两个大铜板。在当时，只够买两个大烧饼。然而重要的是，刘江确实拿出了自己的心意。在村里过了一年，刘江调到了太行新华日报，有了固定的“收入”，每月两块钱的津贴。两块钱其实也不多，刘江说，除了能买点毛巾牙粉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其实也剩不下什么了。但每月发下津贴的第二天，他就会抽出两角钱来交给自己的党小组长。后来，津贴虽然没涨，但随着福利待遇的提升，刘江上交的党费标准也提到了5角。

只是，并不是所有的党员都有刘江那样的觉悟，按时缴纳党费。在陕甘宁边区，边区党委与西北局曾就党费缴纳问题展开全面调查。结果显示，随着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党员不缴党费几成普遍现象。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多数农村党员还不懂得缴纳党费的意义，有的人认为，“党应帮助党员，怎么党员还帮助党？”有的认为，党费就是当地负责人对党员的剥削；也有的认为，党费是印文件的纸钱，不发文件，就不应缴党费。

面对党费收缴中存在的问题，党中央多次强调，基层支部在按期征收党费的同时，要经常向党员讲解党费的意义。对真正贫苦的党员可以减少缴费比例，或免征党费；对经常无故不缴党费的党员，应给予应有的处分。

为提高党员思想觉悟，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党委成立了教育训练班以及支书、干事的专门训练班。同时，对于一般党员，各地还举办流动训练班，使全体党员都受到基本的教育。为纯洁党的队伍，各抗日根据地还开展了对干部队伍的整理与审查工作。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据边区党委组织部统计，自1937年到1939年的两年里，边区党委先后进行了五六次审查，在整理与审查的过程中，共洗刷了3180个落后分子。

特殊党费：一份浓厚的政治情感

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一名革命烈士在牺牲之前，用颤抖的手从怀里掏出包裹严密的几枚大洋，以断断续续的微弱声音对身边的战友说：“这是我的全部积蓄，请替我交给组织，当作我的最后一次党费”……还有不少老干部老将军在病危或临终前把一生仅有的十几万元存款，一半缴纳最后一次党费，一半捐赠给希望工程。这些老同志充满深情地回忆说，自己每个月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组织缴纳党费。这不是单纯的几元钱和几十元钱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和政治义务，它表达着自己对党的深厚感情和政治忠诚。由此看来，在党和国家的发展历史上，党费更有着厚重的“軟实力”，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政治思想意义和精神价值。

在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催生的“特殊党费”现象，给全中国人民带来了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巨大的精神震撼。同时，也唤起人们对党费精神价值的时代诉求。

至今，很多党员还保留着那张制作精美、印有“中共中央组织部”鲜红大印的卡片，这就是在汶川大地震时他们上缴“特殊党费”的收据之一。与普通捐款不同，汶川地震后的“特殊党费”捐款，被称为“管理得最好的资金之一”。

2008年5月13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的第二天，浙江企业家祁友富便将10万元人民币交到了绍兴县柯岩街道党工委书记办公桌上，这成为了第一笔用于支援灾区的“特殊党费”。5天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缴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开启了全国性党员缴纳“特殊党费”赈灾的“第一次”。本着“自愿、不定标准、不强行摊派”的原则，7000多万名共产党员中，有4550多万（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缴纳了“特殊党费”，用以赈灾。

在此之前，“特殊党费”这个词一般出现在建党、入党周年等纪念日，党员用来表达对党的特殊情意。更多时候，“特殊党费”出现在党员的遗嘱中，作为个人上交的最后一笔党费。另外，“特殊党费”有时也会成为一些地区号召党员集体捐款的一种形式。

那么，特殊党费究竟特殊在哪儿？

作为党费，“特殊党费”之特殊，在于其用途超出了中组部下发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也就是说，党费只能用在党内。而抗震救灾的“特殊党费”，主要用在了灾区的教育、民生、慰问、党建上，非党员同样是“特殊党费”的受益者。

而作为捐款，“特殊党费”之特殊，在于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及其运作模式。从一开始，“特殊党费”就受到了中央的“特殊关怀”，中央领导曾先后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认真做好“特殊党费”的使用和监督。“特殊党费”接受组织部门、纪委、监察、审计部门的行政监督以及1700位普通公民的社会监督。

从2009年起，审计署开始对“特殊党费”及其援建项目进行跟踪审计。2012年4月21日，“特殊党费”跟踪审计结果出炉：全国共缴纳了97.3亿元“特殊党费”，除去53.15万元左右使用不够规范，总体上做到了专款专用、专账核算，是“管理得最好的资金之一”。

另外，“特殊党费”捐款与普通捐款的最大不同，在于其特殊的捐款渠道和管理体系。一位普通公民要支援灾区，可以捐款给红十字会、扶贫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公益性社会团体，也可以直接捐给灾区的学校、医院等公益性非营利事业机构。而“特殊党费”是由党员上交到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然后经由地方党委组织部、中央组织部、民政部、汶川地震灾区的流通渠道到达灾区。

党费是一面镜子

朱德同志2万元的存款单，至今仍存放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生前他反复叮嘱这笔钱不分给子女，要交给党组织。

长征路上，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部司务长周克柳，把捡到的牦牛皮和骨头架煮了给大家吃，数量太少，他就把自己那份也拿出来让给大家。看战友们不吃，他强忍着饥饿说：“别让了，我是共产党员，都得听我的，大家吃了好行军打仗，就权当是我向组织缴纳的一份特殊党费吧！”

抗战老兵张道干，1942年入党，后来由于党员证件丢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他执着寻找党组织70年，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抗战女兵杨美田。之后他把珍藏了70年的3块银元作为当年的党费上交组织。

开国少将李中权，生前拿出积攒的20万元委托空军党委代他缴纳党费，他说：“我就像一棵小草，永远难报党的恩情。”

党费虽不以数额分高低，但通过考量党员个体对党费这件事情的尽心程度和重视态度，足可以照见党员内心的忠诚、信念、使命和担当。从这个角度来看，党费又是一面镜子，一面沉甸甸的党性之镜、信仰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