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科研观与实践

□ 张立娟 周 川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1866-1959)，美国著名的教育改革家、批评家，卡内基教学基金普通教育委员会秘书，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创建者和首任院长。他一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发表过大量的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1930年，他的《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徐辉，陈晓菲译）一书出版，在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令他成为美国高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该书中，他对大学的性质与大学教育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形成了完整的现代大学教育思想体系。他对现代大学的科学研究见解独到，特别表现在他对现代大学科学研究自由探索和非功利性的追求。他从什么是科学研究、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科学研究是大学的首要功能、大学研究所等角度论述了他别具特色的现代大学科研观。时至今日，他的现代大学科研观对大学科学研究功能的健康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什么是科学研究

南北战争到二战前夕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但也是一个一切都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时代，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诸多弊端给高等教育带来了不良影响和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实用主义思潮的盛行对教育观念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为教育的功利主义、职业主义倾向，以“威斯康星思想”为标志，直接为社会服务逐渐被公认为大学的基本职能之一。大学为了获得社会捐助出现了过分功利化的倾向，造成推广工作泛滥、学术水平下降等不良局面。弗莱克斯纳在对美国的大学进行考察后，对当时充斥美国著名大学的“假科研”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认为出版物的大量增加是导致研究水平下降的原因之一。他引用丹麦生理学家克罗（Krogh）的话说，“进行了太多的实验和观察，出版了太多的实验和观察结果，而关于这些实验与观察的思考又太少”[1]（p106）。对美国当时通过问卷调查进行的所谓“研究”的质量，弗莱克斯纳认为，这种问卷调查发出的信函数以千计，许多信函常常被扔进纸篓，收回的问卷填得很随意，或者满纸批评意见。这些资料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被整理成表，但最后得出的结论要么是凭常识就显而易见的，要么是最终得不到可靠的结果。他认为，问卷不是一种科学的工作，只是一种廉价、方便和快速获取信息资料或非信息资料的方法。在实验科学中没有人尝试用问卷，在教育学、法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里也同样没价值，因为同样的词语对不同的人绝不可能有同样的意义，问题只有通过捕获信息进行研究，而要捕获事实，一个训练有素的人必须千方百计、竭尽全力地追根溯源。他认为构成研究的收集信息，即使是最精确的信息，不是研究。“收集大量描述性材料——在家政学、社会科学和教育学领域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不是研究。未经分析的和无法分析的资料，不管收集得多么巧妙，都不构成研究。报告不是研究，检查不是研究，女售货员、速记员、女招待、院长、破产者和诉讼当事人富有同情心的叙述，教育系学生的喜怒哀乐，招生中的怀疑学生是更爱父亲还是更爱母亲，有没有图表、曲线和百分比，这些也都不是研究”[1]（p107）。

经过对科学研究方法的诸多质疑后，弗莱克斯纳得出了结论。他说：“那么，什么是研究？虽然学术合作也是一种旨在获得真理的努力，不能被排斥在外，但研究不是通过雇用他人而是个人独自做出的静悄悄的和艰苦的努力”[1]（p108）。这种旨在获得真理的努力是目前人的思想在一切可利用的设备与资源的帮助下能够做的最艰难的事情。课题必须是严肃的或具有严肃的含义；目的必须是没有私利的；不管研究结果对财富、收入或物欲的影响多么大，研究者必须保持客观的态度。

由此可见，弗莱克斯纳所说的科学研究不仅仅包括学术合作，而更强调科学研究是一个人为了获得真理所做出的静悄悄的艰苦的努力。课题必须是严肃的，课题的研究者必须不受任何利益驱使，课题研究者的态度必须保持价值中立。

二、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弗莱克斯纳是基础研究与“纯研究”的倡导者。他曾有过一段著名的论断，“在整个科学史中，最终已证明，有益于人类的大多数真正的伟大发现，并不是由实用愿望所推动的，而是由满足好奇心的愿望所推动的。”[2]为此，布鲁贝克曾将他列为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智力与精神生活在表面上是一种无用性活动，人们之所以大量从事这种活动，是因为他们能获得更大的满足。对这些无用满足的追求，却往往能意外地得到梦想不到的有用效果。“学问之所以应培养好奇心，它们受即刻功用的因素干扰越少，它们对人类福利和现代社会的智力生活……的满足做出的贡献越大。”[3]他曾写过一篇“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的文章，认为当时美国处于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过分关注物质利益分配和追求世俗的机会，大学的多数学生不再倾心于前人的研究，转而投向社会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研究。这种现象无可争辩，但是这种过分的实用主义，人们过分地追求“有用性”，会导致一种狭隘，人类精神的漫游将变得不再可能。他同时列举了物理学、数学、医学和卫生领域等许多事例来证明这一观点。有一次，他同伊斯曼柯达公司的创建人、慈善家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谈起“效用”这一主题，伊斯曼说他将竭尽全力致力于有用知识的教育。当弗莱克斯纳问他谁是世界上最有用的科研人员，伊斯曼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收音机的发明者马可尼（Marconi）时，两人曾因此展开了一场辩论。弗莱克斯纳说：“无论我们从收音机得到什么，无论无线电广播和收音机能给人类生活增加什么内容，马可尼的贡献实际是微不足道的。”他认为马可尼的出现是必然的，而真正的功劳应归功于为无线领域做出贡献的克拉克·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他在1865年对电场与磁场进行了深奥的预言式计算，并在1873年出版的专著中再次列出关于两者的抽象方程。在其后的十五年时间里，其它的发现补充了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的理论，终于在1887年和1888年，这项悬而未解的科学问题——无线信号的电载体电波检测与演示，由赫兹（Heinrich Hertz）解决了。麦克斯韦与赫兹在研究的过程中都没有考虑过研究的实际效用，因此麦克斯韦与赫兹是未考虑实用的天才的科研人员，而马可尼是重视实用的发明家。弗莱克斯纳说：“我从不认为在实验室进行的每项实验都将最终转向某种意料之外的实用，或最终实用是其出发点正确的证明。我更赞同废除‘实用’这个词，并赞同解放人类精神。可以肯定，我们将因此浪费一些宝贵的钱财，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使人们心灵获得自由而涉足风险，可使人类的心灵摆脱枷锁。这种风险使得像海尔(Hale)、卢瑟福(Rutherford)和爱因斯坦等人一方面将人类带入最遥远的宇宙领域;另一方面将束缚在原子中的无穷的能量释放出来。这些人完全出于好奇心而做的研究，可使人类改观。”[3]

此外，弗莱克斯纳认为需求的迫切性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为此，一切社会科学家最好对此现象加以注意。他以化学为例说明。当人们关心如何立即将贱金属转变成金时，化学只能停滞不前；但当人们暂时忽视功用和实际时，它却前进了。同样地，直到医学基础科学分化出来并能够不考虑实际功用而自由发展时，医学才能摆脱几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临床医学的发展表明了同样的情况：“当疾病被作为一种现象加以研究，病人和问题的选择是依据临床医生的研究兴趣时，疾病最有可能被认识，也最有可能被攻克”[1]（p10）。那么，在社会科学领域与在自然科学领域一样，就理解现象的科学工作而言，大学是不关心真理的效果和用处的。

三、科学研究是大学的首要功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完成了近代工业化，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工业化的完成，引起了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社会面貌的深刻变化，物质财富巨大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与工业化相伴随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市场调节弊端迭出，对自然资源肆无忌惮的开发，伪劣产品充斥市场，消费者利益得不到保障等现象导致的经济混乱；政府人员素质低下，腐败现象，非民主、反民主趋向；尽管社会总财富奇迹般增殖，但大多数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加大，工人处境悲惨，劳资关系紧张；以及对物质财富的过分追求、过分浪费资源而导致的精神文化衰落。面对这样的情境，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必须涉足这些极为重要的领域去解决问题；对此，政治领导者必须有所创新，而这些创新不是指在黑暗中自己摸索，也不是依靠那些靠耍嘴皮子过日子的政客，而是要依靠那些心底无私、具备治世之才的大学精英的辅佐。他说：“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除了大学，在哪里能够产生理论，在哪里能够传授真理而不顾是否受到欢迎，在哪里能够培养探究和讲授真理的人，在哪里能根据我们的意愿将改造世界的任务尽可能地赋予有意识、有目的和不考虑自身后果的思想者呢？人类至今尚未设计出可与大学相比的机构。”[8]“大学应怀着探求真理的重大责任并运用人类思维的最大能力，去探求真理，并培养年轻人去发现真理、尊重知识、教授真理，在必要时为真理而献身”[4]。

弗莱克斯纳认为，无论民族传统和民族气质多么不同，大学的学者和科学家都应关注四大任务：知识和思想的保存；知识和思想的解释；寻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而且，他认为这里的事业是指学者和科学家主要关心的事业，也就是科学研究。他强调科学研究的中立性，认为摆脱实际责任压力的创造性活动和富有成效的批判性研究，必须在大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大学发展知识、进行高层次的训练和批判性的确立行为价值观的工作相比，大学保存知识注定将成为从属性的工作。现代大学的最重要的功能，是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各种现象：“……物质世界的现象、社会世界的现象、美学世界的现象，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发现相关事物的联系。对物质世界的研究要比对社会世界或美学世界的研究更深入一步，但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它们都很重要，都非常有价值，有意义，有内涵，有用处”[1]（p18）。

首先，社会的理智发展需要发展社会科学。尽管大学中一直有学者研究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但是世界上没有一所大学给学者们提供充足的生活条件或真正充足的机会和鼓励。只有大学注重智力的发展，鼓励学者去研究社会问题，人类社会才能避免盲目、自私的发展，走上理智发展的轨道。其次，人类社会的进步需要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这是因为人类已经取得的科学成果相对于科学发展潜力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理论成果；科学在解决人类问题的过程中也造成了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大量我们不懂的问题以及由于知识发展而产生的问题需要解决。人类要有理智的行为，就必须研究这些问题，而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研究者的合作以及优良的研究氛围和设施，大学正是进行这类研究的理想场所。再次，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文科学的发展。弗莱克斯纳认为，现代大学中人文科学的研究十分必要。其一，相对于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而言，为了达到一种文化的平衡，现代大学应加强人文科学研究。其二，克服科学发展带来的弊端迫切需要发展人文精神。科学发展解决了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但同时也使人类太沉迷于对社会的控制，以致“丧失了前途，丧失了历史感，丧失了哲学观，丧失了文化价值观”[13]（p16）。他认为，鉴赏力和理性不会阻止科学家对真理的探求，它们只会帮助社会判断科学的发展方向。因此，现代大学中，科学越是蓬勃发展，就越需要发展人文精神。其三，与科学一样，人文科学本身对于社会的发展也能产生实在的影响，人文精神能促使一个民族意识的觉醒，导致民族解放。更重要的是，人文科学研究能修正人类业已形成的观点，促进人类思维的发展。总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对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都值得大学去研究，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应该比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更深入。大学的研究不是事实的堆砌，而是人类思维的创造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说的科学研究是不带功利色彩的纯科学意义上的研究。

四、大学研究所

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学兴起了建立研究所的运动。但弗莱克斯纳认为，它们都是相关学系或学科的无谓重复，大学内重复设置的研究所遏制了研究的生命力。例如，芝加哥东方语研究所是由来自语言系的一组东方语教师构成，它不与系脱离，没有自治权，资金也由大学提供。最令弗莱克斯纳不能理解的是耶鲁大学人类关系研究所。该所试图打破学系之间的界限，将大学中研究人类心理、生理、社会的科目集合起来，对人类心理、生理以及健康的问题作一个综合研究。他认为，人类关系研究所的做法是违背科学研究特征的，而“科学归根结底是个人的事情。”[5]科学的生命力存在于学者从事创造研究的自由，但他并不主张科学研究上的孤立主义，相反，他强调学者间的相互交流与联系，但这种交流和联系不是人为制造的外在形式上的，而是建立在高度智力水平上的自然联系。因此，人类关系研究所忽略了真正思想的个人主义特征，阻碍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和创造力。通过刻意安排的组织去促进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就像通过一个委员会去写一首诗或作一曲交响乐一样没有意义。但各个领域真正一流的思想家能够被人为地和机械地安排在一起进行合作研究吗？如果某些平庸之辈机械地将活动汇集于一个“信息交流中心”，有可能取得什么新成果吗？回答是没有可能的。“科学，本质上和最终都是个人的事。任何发展都不能改变这一点。但有些工作会超越一个人的生命；有些工作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一个人根本不可能真正完成；还有些工作是如此复杂，必须进行劳动分工。甚至可以说，所有的科学工作都是一项范围更大的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以孤立的方式加以对待，就不可能取得进步。这样，我们就面临一种对我们的精神生活有很大限制的困境：科学是个人的事，但科学问题决不能由一个人去解决。我们如何摆脱困境？我们不能将科学完全留给一个人的书房或实验室，我们也不能在一个公共工作室里进行科学研究。我们最好在一个不断扩大的中心圈中开展工作，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使工作者保持非正式的接触，努力取得系统性的进步。”[6]他认为，大学里轻松自由的交往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刻意的安排会令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无所适从，这样的做法只能吸引平庸之辈，决不能吸引有创造性的学者。正如汉斯·津瑟所言，“真正的学者，如果他是称职的，他一定是固执的，不会仅仅做一个佃户，而会开垦自己耕种的土地。”[1]（P102）他再次强调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是学者本人的一种静心地、辛勤地探求真理的努力，研究的问题应当具有严正的性质和内容，研究的目的应当公正无私，研究人员应当保持客观的态度。

五、创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

弗莱克斯纳强调科学研究中的学术自由原则，主张研究者和科学家有学术自由的权力。研究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与人类生活休戚相关的课题，研究的自由不应受到干涉。大学作为学术的殿堂是有其氛围、精神和精髓的。大学在行政管理上不要干扰师生的学术自由，任何行政或管理的力量都不允许侵犯学者的精神自由。“一句话，大学应该是学者的乐园，应该是他们没有任何约束的、按自己的方式发展精神和智力的场所”[4]，因为学者智力或精神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努力程度。他反对行政职能过重，因为庞杂的行政管理机构不仅耗费大量的学校资金，从物力上影响师生的学术自由，而且导致行政管理过于“组织化”，从而束缚师生自由的创造力。大学行政管理机构应尽可能地简单，它的职责主要是为师生的学术自由提供更为便利的环境。但他并不主张大学无组织，而是主张大学应松散地将师生组织在一起，既保证个人独立研究的自由，又使师生之间和教师之间能相互自由地交流，大学本质上是在追求智力目标过程中，学者、教授和学生自然地混合在一起的“自由的社会”。

弗莱克斯纳认为，现代大学应在最高层次上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不管它们源自于何方）和训练学生。星球的构成，原子的构成，俄克拉何马、但泽和肯尼亚的宪法——所有这一切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大学需要思考太多的问题，因此，必须对大学的每一位要求进入者严格把关。大学里没有庸者的一席之地，大学靠的是思想，靠的是伟人。仅一个微耳和、巴斯德或吉布斯就可以改变其研究领域的整个秩序。伟人都是个人，个人与组织永远处在冲突之中。大学作为一个组织，它不能混乱不堪；更为重要的是，其繁荣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是否能够为不同的具有创造性的个人提供独特的、适宜的环境。这种环境可能既可以使人昏昏欲睡，也容易让人出成果。“有些人睡着无关紧要，只要还有人清醒着并全力以赴获得丰硕成果就行。重要的是不让有些人昏昏欲睡、游手好闲或效率低下，而是让像赫兹（Hertz）、麦克斯韦(Maxwell)、蒙森(Mommsen)、吉尔德斯利夫(Gilder sleeve)这样的人能在大学里找到各自的合适的环境——这种环境既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发展，也有利于包括各种人在内的合作小组的发展。”[1]（P20）

正是出于这样的设想和动机，1930年，弗莱克斯纳在富商路易斯·班伯格(Louis Bamberger)兄妹的资助下，在普林斯顿大学组织筹建了高级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该研究院在其定位中明确指出：“研究院致力于鼓励和支持科学和人文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即有助于产生新知识的原创性，常常是纯理论的思想，它将改变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8]始终致力于纯粹的科学探究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最大特点。这种“纯粹性”摒弃了一切功利性，只做纯粹的学术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它致力于“无涉利益的知识探寻”[7]。他在创建高级研究院的过程中，努力避免美国大学所犯的错误，认为研究院绝不应当媚俗，它首先是以智力为特征，应该是小型而易塑的，需要安静、尊严、不受琐事干扰的自由，高层次的社交活动和知识交流，以及充足多样、满足个性的生活。它不应对学者施加任何压力，而应尽力提供高级研究活动所必须的设施、安静和时间，让学者们享有完全的智力自由并绝对免于行政责任或事务。像吉尔曼校长一样，弗莱克斯纳踏遍欧美各地招纳人才，使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成为世界研究的中心，其中不仅包括杰出数学家维布伦、亚历山大(Alexander)和茅斯(Morse)，人文学者麦瑞特(Meritt)、洛厄(E.A.Lowe)、哥尔德曼(Goldman)，政论学家及经济学家斯图尔特(Walter W.Stewart)、瑞绋(Winfield W.Riefler)、伊尔(Edward M.Earle)等人，而且拥有一批出类拔萃的德国精英：爱因斯坦、温尔(Weyl)、冯·诺伊曼(Von Neumann)，人文学科领域的赫茨菲尔德(Herzfeld)和帕诺夫斯基(Panofsky)。在组织上，高级研究院的权力组织比较简单，它由数学部、人文部、政治经济部组成。每个学部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且学部中的成员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活动。学生、教授以及其他研究人员之间自由地合作，这里没有任何界限，没有任何的墨守成规，没有教师会议，没有委员会，行政事务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学者们享受着没有任何干扰的自由。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办院宗旨，集中地体现了弗莱克斯纳的科研观。

[1][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无用知识的有用性[J].陈养正，赵汐潮译.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9（1）：51.

[3]Abraham Flexner ，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Harper’s Magazine,vol,179,1939.

[4]Abraham Flexner, The University in American Life, Atlantic Monthly, Vol , 149,1932

[5]Abraham Flexner，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P.119.

[6]A.Harnack），Vom Grossbetrieb der Wissenschaft,Preussissche Jahrbucher，1905: 193-194.

[7]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Mission and History[EB/OL].http://www.ias.edu/about/mission-and-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