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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耦合互动关系研究

时间:2024-05-09

王艳秋 李圆 巩艳芬

摘要: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探讨二者的耦合作用机制,厘清二者间的耦合协调等级,阐明二者间内在机理和发展状态。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模型与预测方差分解模型测量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选取2005—2017年间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相关指标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耦合协调度

模型应用于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耦合互动关系的可行性和适用性。结果表明: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互动关系存在两种状态。一是相互牵制,其表现为二者在较短时间内处于制约波动的状态,即短期内绿色增长使企业成长发展变缓,同时企业成长的突发事件会影响绿色增长的实施;二是相互促进,从长远来看,企业成长推动绿色增长的实施,同时在绿色增长的促进作用下企业成长也会迈进更新、更高的发展阶段。最终二者进入良性互动发展状态。

关键词:绿色增长;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耦合协调度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耦合互动

中图分类号:F205;X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1)06-0071-08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的消费也迅速增加。2005年,我国的油气能源消费总量为52 796.538万吨标准煤,到2017年增加到117 603.366万吨,增加了1.23倍。①

随着不可再生能源数量的减少,可供人类使用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将逐渐受到限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已成为中国及世界各国未来发展关注的核心问题。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生态文明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最终将由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载体企业来实现。[1]因此,未来世界各个国家将会把经济增长的关注点放在企业的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上。

绿色增长是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新概念[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进一步提出了较权威的概念,这一概念阐明了绿色增长、环境持续、经济发展三者间的联系,即“绿色增长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同时,保证各种自然资源仍能可持续被使用且供于环境服务,实现人类幸福”[3]。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在关注绿色增长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为绿色增长战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6年,“十三五”发展规划首次将绿色发展纳入国家层面。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除了对绿色增长的定义进行研究外,在绿色增长的相关领域也取得了巨大进展。这些领域包括绿色增长的框架系统、绿色增长的指标构成和评价、影响绿色增长的因素以及绿色增长的发展战略和实施途径。如John[4]运用均衡模型所构建的环境政策模型来衡量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如何影响经济,以及减少环境和资源约束的影响如何改善经济增长和绩效。

Mathews[5]概述了韩国制定和实施绿色增长战略的方法和特点,并回顾了2009—2012年韩国在政府的领导下实施绿色增长取得的进展。于惊涛、张艳鸽[6]先构建了绿色增长评价框架,然后采用模糊粗糙集法、熵权法对我国2000—2012年间的绿色增长水平进行实证评价,该指标体系有利于我国绿色增长发展的研究。关于企业绿色增长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张江雪、王溪薇[7]选取了我国各地区2005—2009年的相关工业绿色增长数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工业绿色增长指数进行计算,利用面板数据动态T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唐谷文等[8]运用聚类分析与熵值法对2016年的80家国有和上市企业的相应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了相关指标对企业实现绿色增长的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对陕西省两家企业绿色增长进行评价并给出建议。武春友等[9]用TOPSIS与灰色关联理论构建企业绿色增长的评价模型,旨在对企业绿色增长进行实证分析。现有企业成长方面的研究,杨虎翔[10]研究了采掘业的储存量取得以及研究与开发支出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赵奥[11]和赵奥、张敏[12]在环境约束的视角下,选取2000—2015年中国绿色增长与企业工业发展的相关指标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对二者进行动态与静态分析。

由以上文献可知,将绿色增长与企业联系起来进行的相关研究不多,并且缺少关于不同类型企业的绿色增长与企业成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具体研究。因此,绿色增长在不同类型企业的成长中起什么作用已成为关键和热点问题。本文主要分析在绿色增长模式背景下,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会受其怎样的影响,分析二者的耦合互动关系,从而为油气资源型企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

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之间耦合互动关系分析的思路:首先构建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其等级关系;然后构建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的动态关系模型。動态关系模型建立的步骤:(1)对绿色增长与企业成长的两组变量进行ADF(Automatic Direction Finder)单位根检验;(2)采用E-G两步法对两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以此判断其是否具有稳定均衡关系;(3)建立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其动态冲击与响应;(4)通过方差分解分析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之间动态作用的贡献度。

(一)绿色增长与企业成长指数模型

由于多个指标的影响,对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之间关系的衡量变得十分复杂。因此,本文将借鉴已有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的熵值法,分别将衡量绿色增长和企业成长的多个指标转化为绿色增长指数和企业成长指数。假设选择m个样本指标,评价对象为n年,计算步骤如下:

(三)动态关系模型

1.VAR模型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由计量经济学家Christopher Simms于1980年提出,是一种能够探讨经济系统之间动态交互影响、运用非结构性方法而建立各变量间关系的统计模型。[14]通常在无法判断一个变量是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时,对此进行处理的方法是平衡思考任一变量,即将它们均看成内生变量。[15]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最后泛化为由多个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16]VAR模型(滞后阶数为n)的表达式为:

2.脉冲响应函数模型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后,分析其所带来的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的影响轨迹。[18]它是系统对不同滞后冲击干扰的动态响应,可以显示出变量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VAR模型(考虑包含两个内生变量且滞后一阶)如下:

3.方差分解模型

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模型是各内生变量对预测方差的贡献度进行计算的模型。VAR中的方差分解是根据VAR中的内生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通过分析VAR系统中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程度。[19]本文旨在通过动态方差分解,研究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与程度。

三、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耦合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油气资源是我国的矿产能源,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但是,目前由于不可再生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些自然资源的消减、国家政策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油气资源型企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面对阻碍,企业必须进行绿色转型。油气资源型企业的成长能力表现在多方面:企业的规模扩大和持续盈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以及保护环境和承担其他社会责任的公共能力。[20]而本文的绿色增长要求企业通过对污染物的治理保护环境,不仅要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且也要企业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的特殊性有利于绿色增长与企业成长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

本文选择我国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能力中保护生态环境能力来衡量绿色增长,主要考虑两方面:一是考虑污染物的排放情况;二是考虑对污染物的治理情况。从这两方面计算油气资源型企业的污染治理总投资、废水治理、废气治理、固体废弃物治理及总治理占GDP比重等5个指标,由熵值法将5个指标聚合成文中的绿色增长指数(RGG)。在衡量企业成长的指标方面,现有研究文献主要使用总产出、销售额、雇员人数、资产、利润、市场占有率等指标。在这些关于衡量企业成长的文献中,用销售额这项指标的文献占25%,用雇员人数这项指标的文献占20%。赵昱钧[21]研究了石油企业成长的路径,其选择了最常用的衡量市场结构的企业指标:企业的产量集中度分析、规模划分等。陈兴红[13]在研究企业成长指标选取方面,充分考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表现,采用企业总资产、企业流动资产、企业增值税等8个指标衡量企业成长。借鉴上述学者的研究,根据油气资源型企业自身成长的特点,本文选择企业的流动资产、总资产、所有者权益、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企业的营业利润、利润总额、费用总额、企业流动资产周转率、企业销售回报率、企业总资产利润率、企业股东权益比率、企业成本费用率共13个指标。选取的13个指标能从企业盈利能力方面更加全面、准确地突出油气资源型企业的成长水平。由熵值法将13个指标聚合成文中的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指数(REG)。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绿色增长数据来源于2006—2018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2006—2016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数据来源于2005—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05—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保证了数据的权威性与准确性。

为了使分析更加准确,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一是对存在缺失项的样本数据进行剔除;二是2016、2017年数据异常,根据已经收集到的数据,利用趋势外推法和线性回归对这两年的绿色指标进行估算。处理后数据见表1和表2。

(二)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耦合协调关系分析法是一种判断两个变量间互动关系的最基本的方法。通过研究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的耦合度、协调发展度来判断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一步解释二者之间互动的强弱程度以及协调状况的好坏,从而发现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耦合协调变化情况。

1.耦合协调度协调等级

本文认为绿色增长和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一样重要,所以,在耦合协调模型中α与β均取0.5。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的耦合协调等级见表3。

2.耦合结果分析

根据已计算出的绿色增长指数和企业成长指数,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计算每一年的Cn、Dn、Tn,最后得到绿色增长与企业成长耦合协调度評价结果(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0.3<C<0.5,绿色增长和企业成长的耦合度属于拮抗时期,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承载力变小。只有在2005年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的协调发展度最高,处于轻度失调的状态;几乎所有年份的D在(0.10,0.19),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处于严重失调状态。

(三)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互动关系分析

从上文最后的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的耦合协调度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到,其只能表现出两个变量间的作用程度大小,无法看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因此,在完成单位根和协整检验分析的情况下,再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分析,对绿色增长和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的动态效应进行研究。[22-23]

1.VAR分析

将 RGG、REG两个指数进行增长变动的平减处理,本文的VAR模型构建需要借助 Eviews 9.0软件,对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D(RGG)、D(REG)两个指标的Prob.值分别为0.017 0与0.050 2,均小于0.1,说明两个变量在10%的水平下处于显著状态。因此,两个变量具有平稳关系,可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一般协整检验的方法有两种:E-G两步法和Johension 协整检验。E-G两步法更适合本文进行协整检验。对RGG、REG两个指标的协整检验结果如表6 所示,可以看出检验统计量为-3.409 121, 小于1%检验临界值-2.792 154,Prob.*为0.002 9,拒绝原假设,说明RGG、REG两个指标存在协整关系,即绿色增长、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动态的稳定关系。

在E-G协整检验通过的基础上进行VAR模型平稳性检验,根据整个系统的平稳性条件判断VAR模型平稳性,即计算特征根多项式的值,数值的模与1进行比较。[24]如果全部根模的倒数大于等于 1,则该模型是不稳定的,得到的结果也是无效的,该模型需要重新建立。从图 1 的结果可以看出,各小点均落在半径为1的圆内(即小于1),则该模型是平稳的,可以进行RGG、REG两组变量的脉冲响应分析。

2.脉冲响应分析

基于VAR模型平稳的分析结果,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需要脉冲响应函数来进一步分析。具体脉冲响应函数曲线由图2所示。图中横轴表示期数,纵轴表示响应程度,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为脉冲响应函数值正负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25],如Response of REG to RGG表示的是REG对RGG的一个标准信息的响应,当RGG发生正负向脉冲时,REG进行回应。

从图2左图中可以看出,绿色增长对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的标准信息的响应曲线总体上呈正向波动趋势,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发展越快越有利于绿色增长的实施,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合。首先,期初绿色增长对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发生负向冲击。原因是油气资源型企业期初技术水平落后,开采效率低,在开采过程中会有大量的能源浪费且排放大量的污染物,即GDP高速增长期初以油气资源的减少和环境污染为代价。但是响应值由负转正,上升很快,负向冲击时间相对短暂。第2期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作出最高值的正向响应,2~4期企业成长回应具有正向波动性,揭示了当年国家为实现绿色发展,相关政策的出台使企业纷纷进行绿色转型,短期内企业发展速度加快;接着,在5~7期出现小幅度的负向波动,说明随着企业经济水平的提高,在实施绿色增长时,企业会增加对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治理投资,从而促进绿色增长的发展。因此短期内企业会出现发展速度减慢,甚至出现负向成長现象。在第8期、第9期之后又逐渐由负转正,直到第10期后呈现平稳的趋势,即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均处于平稳发展局势。

从图2右图中可以看出,当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对绿色增长发生负向冲击之后,第2期出现了与绿色增长对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的冲击响应相反的结果。在第2期达到负向冲击最高点,揭示了这期间进行的大量油气资源的开采使环境污染隐患加大,不利于绿色增长。在3~6期发生回转,有一定的正向冲击,这是因为企业有效进行环境保护与治理,严格进行绿色发展控制,重视企业各个环节上的节能减排工作,降低油气能源消耗量及减少其污染物排放量。第7~8期是负向冲击反应,但与1~2期相比,其下降变动的幅度明显较缓,表明绿色增长对企业成长开始凸显作用,且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对绿色增长的冲击幅度很小,向平稳阶段迈进。第9期之后,绿色增长逐渐接近于0,反映出绿色增长长期带动作用趋于稳定,企业成长进入新的稳定发展阶段。

3.方差分解分析

为了突出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的动态发展变化,本文利用Cholesky分解法(又称平方根法)对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进行方差分解分析,观察两个变量冲击的贡献以及占总贡献的比,结果如表7、8所示。

从表7可以看出,在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过程中,绿色增长对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的作用贡献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而企业成长对自身的作用贡献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

绿色增长对企业成长的作用贡献率由第1期的0上升到第11期的17.06%,表明绿色增长对企业成长的作用逐渐突显。而油气资源型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使其在1期的贡献率达到100%,与前面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绿色增长模式的实施,企业的自身成长贡献率下降为第7期的83.04%,其中第2期企业成长的方差分解出现明显转折点,即企业成长对自身的贡献率比第一次下降了19个百分点。从占总贡献比角度看,绿色增长对企业成长的贡献率远远不及企业成长对自身的贡献率,这是因为油气资源型企业因本身能源消耗和污染较高,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企业经济实现绿色增长与高质量发展。随着油气资源的大量减少,企业更加重视自身成长。总体而言,两者贡献率变动情况趋于持续平稳。

从表8中可以看出,在绿色增长过程中,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对绿色增长的贡献率从第1期就有影响,且总体呈增长趋势,由第2期的31.93%上升到第11期的44.81%以上,说明企业成长对绿色增长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有显著影响。在第1期,绿色增长对于自身作用的贡献率很高,占总贡献比65%多,到最后1期的贡献率约为55.2%。在第6~11期绿色增长对于自身作用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缓慢。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绿色增长作用的发挥,企业成长日趋健康,同时企业健康发展会带动绿色增长的进一步实施。综上所述,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之间的方差分解显示,二者之间处于互动影响状态和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

四、结论

本文先后通过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与动态方差分解法,对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的耦合动态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间存在耦合互动关系。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间存在关联,二者之间的耦合度呈现稳定趋势。从耦合协调度评价结果来看,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但是二者在长期内表现为平稳发展状态。

(2)绿色增长的实施促进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期初,油气资源型企业自身经验条件尚未成型,导致绿色增长的实施道路较曲折。企业对绿色增长进行的人力、财力投入,使其自身的发展处于减速阶段。随着绿色增长逐渐迈入正轨,其作用会慢慢凸显,开始推动着企业正向成长。从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在第11期绿色增长对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作用贡献度与对自身相比,两者差距较小。从长远来看,绿色增长与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均进入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3)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推动绿色增长。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对绿色增长的贡献率从第1期就有影响,且呈增长趋势,由约34.56%上升到44.81%以上,说明企业成长对绿色增长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有显著影响。随着企业成长的发展,企业将有更多的人力、财力推进企业绿色增长的实施。从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期数的增加,油气资源型企业成长对绿色增长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弱,因此企业需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来予以提升。在油气资源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国家应该严格实行绿色发展产业政策,支持并鼓励油气资源型企业实施绿色增长模式,进而使中国的油气资源型企业实现绿色、高质量、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2017年能源消费量计算得出。参见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70E&sj=2017。

参考文献:

[1] Lee J.Examining a Green Growth Model for Policy Implications[J].Seoul Journal of Economics,2012,25(1):57-87.

[2] OECD.Towards Green Growth[R].OECD Meeting of the Council,2011.

[3] 周学飞.中国绿色增长政策评估模型构建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6.

[4] John M Reilly. Green Growth and the Efficient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J].Energy Economics,2012,34:S85-S93.

[5] Mathews J A. Green Growth Strategies——Korean Initiatives[J].Futures, 2012,44(8):761-769.

[6] 于惊涛,张艳鸽.中国绿色增长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 2016,35(3):109-117.

[7] 张江雪,王溪薇.中国区域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软科学,2013,27(10):96-100.

[8] 唐谷文,王能民,张萌.企业绿色增长指标体系设计与评价[J].科研管理, 2019(7):47-58.

[9] 武春友,郭玲玲,于惊涛.基于TOPSIS-灰色关联分析的区域绿色增长系统评价模型及实证[J].管理评论,2017,29(1):228-239.

[10] 杨虎翔.采掘业储量取得、研發支出对企业增长的影响研究[D].西安:西安石油大学,2016.

[11] 赵奥.辽宁省工业化进程与生态环境负荷的交互响应研究[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17,38(1):23-26.

[12] 赵奥,张敏.环境约束下绿色增长模式与中国工业企业发展的交互响应研究[J].财经理论研究,2018,184(5):107-115.

[13] 陈兴红.企业绿色增长的形成机制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8.

[14] 李国,孙庆祝.新时代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效益的VAR模型分析[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9(5):1-11.

[15] 俞立平.不同科研经费投入与产出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及面板VAR模型的估计[J].科研管理,2013,34(10):94-102.

[16] 刘文艳,常敬一,曹耀.河北省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相关关系分析[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3,36(2):47-50.

[17] 余士波.公司债券市场协调发展研究[J].对外经贸,2013(7):68-71.

[18] 丁笑文.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水果价格波动原因分析[J].商业经济,2020(2):124-125.

[19] 岳燕.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D].长春:吉林大学,2016.

[20] 史晓燕.油气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J].科技经济市场, 2011(10):68-71.

[21] 赵昱钧.政府规制视角下的石油企业成长路径研究——以中石油为例[D].西安:西安石油大学, 2014.

[22] 侯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基于重庆市的面板数据[D].重庆:西南大学,2014.

[23] 陈兴红,武春友,匡海波.基于VAR模型的绿色增长模式与企业成长互动关系研究[J].科研管理,2015(4):156-162.

[24] 牛楠,王金晖,王建国.脉冲响应函数下的我国货币需求变动与决定[J].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66-72.

[25] 张鲁青.北京市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9(5):69-73.

责任编辑:陈可阔

Abstract: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and the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green growth and the growth of 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and to clarify the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status between them. The vector auto regressive model,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model and forecast variance decomposition model are used to measure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growth and the growth of 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Indexes and data related to the growth of green growth and the growth of 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between 2005 and 2017 are used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model in the coupling interaction between green growth and the growth of 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two states i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growth and the growth of 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The first is mutual restraint, which manifests itself in a state of restricting fluctuation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at is, green growth slows down corporat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hort term, and at the same time, sudden events of corporate growth will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growth. The second is mutual promotion. In the long run, corporate growth promo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growth.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promotion of green growth, corporate growth will also enter a newer and higher stage of development. Eventually the two entered a state of benign interaction.

Key words:green growth; growth of 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coupled coordination model; vector auto regressive model; coupled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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