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战略推动中部崛起了吗？

黄敦平 方建

摘要：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是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为验证政策效果，将中部崛起战略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中部崛起战略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因果效应以及评估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表明，中部崛起戰略促进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此结论在剔除样本检验和反事实检验中得到进一步验证，并且这种政策实施效果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产生。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创新通过加快工业部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充分发挥城镇化集聚效应等途径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

关键词：中部崛起;双重差分模型;反事实检验;经济增长;政策效果评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1）05-0032-07

一、引言

2019年5月，***在推动中部崛起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部崛起势头正劲，中部地区发展大有可为，要不断增强中部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奋力开创中部崛起新局面。中部崛起战略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2006年被正式确定为国家战略，指出要把中部地区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三基地、一枢纽”，即全国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随后，在2009年制定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中进一步明确了中部地区“三基地、一枢纽”的发展战略。到2016年，国家综合考量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出台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在“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基础上将中部地区发展成为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的“一中心、四区”的新战略定位，这为今后一段时间内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总结近年来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主要文件，可大致将其中的政策内涵概括为“两个延伸、两个支持”。其中，“两个延伸”为国家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关政策向中部地区延伸;“两个支持”为国家对中部地区粮食生产的支持和对中部地区其他额外的特殊支持。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实施，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2019年，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国的22.07%。但中部地区仍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经济开放度等方面存在不足。基于此，为检验以“两个延伸、两个支持”为政策内涵的中部崛起战略是否真正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且是通过何种途径产生这种效果的，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科学分析，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中部崛起战略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以期为下一步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导。

二、文献综述

当前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中部崛起战略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高国力认为中部崛起战略作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促进区域间比较优势发挥和分工协作格局形成，增强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1]何春研究发现中部崛起战略有效缩小区域间及中部地区内部各省市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并且进一步分析得出这种影响主要依靠投资和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而实现。[2]胡海洋等研究得出中部崛起战略并没有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认为该战略虽促进投资增加，但阻碍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最终使得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效果不明显。[3]王升泉等研究发现中部崛起战略在短期内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但这种作用在中长期将逐渐减弱。[4]学者们还评估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何春等研究发现西部大开发将在整体上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但这种推动作用主要依靠增加实物资本实现，而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水平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5]张成等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相对较低的劳动产出效率并未导致西部地区沦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但随着西部地区劳动产出效率的不断提升，这种现象逐步恶化。[6]对东北振兴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运行效用等方面，研究发现该战略实施并未促进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集聚水平提升[7]，但在短期内能促进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而这种促进作用在长期内会因为制度因素影响而被抵消[8]。

国内外学者多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Jennifer 等以伊利诺伊州学费保障计划实施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美国这种学费保障计划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该计划虽规定学生四年内所交学费不变，防范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但这也将导致院校大幅度提高初始年份入学时的学费，学生四年所交总学费反而增加6%～7%，未能起到应有的学费保障效果。[9]Jahanshahi等使用同样的方法研究意大利2009年“格尔米尼”教育改革对教育差距的影响，得出该项改革将不利于具有移民背景学生的受教育状况。[10]Calogero等同样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意大利旅游激励政策对旅游业绩的影响，发现由于权力下放导致制度治理混乱，该政策实施未有效提升旅游业绩。[11]国内学者刘瑞明等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能显著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但这种济经增长效应存在较强的异质性，省会、副省级、较大人口规模的城市等三类较高等级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低于其余城市。[12]王鹏等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推动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结构高级化逐渐增强，合理化逐渐减弱。[13]张军等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动态视角研究发现自贸区的设立能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增长[14]，而叶修群进一步证实自贸区的这种促进效应存在一定时滞性[15]。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宏观层面评估国家战略性规划实施效果，从微观视角对以“两个延伸、两个支持”为政策内涵的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效果评估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缺乏对中部崛起战略影响地区经济增长作用路径的清晰探讨。鉴于此，基于2003—2015年全国层面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效果，进一步以相对微观的“两个延伸、两个支持”政策视角构造渠道变量，具体分析中部崛起战略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

三、理论分析

中部崛起战略是继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后我国实施的又一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两个延伸、两个支持”政策是对中部崛起战略政策内涵的高度提炼，明确了中部地區各省市在战略实施过程中享受到的实质性优惠条件。其中，“两个延伸”政策具体指国家将振兴东北战略中关于增值税转型、国有企业改革等政策，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关于农村和城市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等扶持政策向中部地区延伸;“两个支持”政策具体指中部地区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是维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点，国家要对此大力支持，同时，国家也要支持中部地区发展能源、原材料等优势产业和交通、现代物流、流通体系建设。可以看出，中部崛起战略主要致力于改善中部地区落后的生产和生活面貌，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而新增长理论通过把技术内生化，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认为地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要素，要素水平越高地区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收入水平越高。[16]综上所述，中部崛起战略提升了地区技术创新能力，而技术创新又促进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中部崛起战略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

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必然会带来技术进步。中部崛起战略主要包括对中部地区工业发展、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建设的支持。技术进步促使工业生产要素从低效率生产部门向高效率生产部门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创新资源的空间重置会提升生产力水平，改善经济增长效率。此外，技术进步将加快传统产业分离，促使新材料、新工艺、新中间品出现，推动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形成新兴产业，进而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传统农业主要依赖土地和劳动力的投入实现增长，是一种以资源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当技术进步的成果应用到农业生产领域后，农业机械得到广泛应用，大大缩短了农业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17]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变革和改善生产关系，农业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集体经济，更好地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此外，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平台经济等新技术、新模式的出现，农业生产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将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生产关系的变革。[18]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技术升级和成果转化，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生产要素的聚集，城镇化过程即要素的积累过程，加快创新能力与创新成果的相互转化还能通过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紧密联系产生溢出效应，使城市群内的人口和产业的集聚不断走向高端，进而推动城镇化向高水平发展。[19]综上所述，中部地区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提升工业部门生产效率和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改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效率和变革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充分发挥城镇化集聚效应等途径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中部地区技术创新将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推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城镇化建设等作用渠道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中部崛起战略在2006年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惠及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西6省所有地区。将中部崛起战略实施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效果。以2006年为实际政策冲击年份，将总体样本划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比较中部地区各地市（处理组）与非中部地区各地市（对照组）在2006年前后的地区经济增长状况。由此，构造双重差分模型为

根据中部崛起战略 “两个延伸、两个支持” 的政策内涵分别选取工业发展水平、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率等3个渠道变量，验证中部崛起战略如何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渠道变量具体如下：工业发展水平（ID），为反映国家对中部地区工业发展的支持，使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具体衡量，该变量值越高代表该地区工业发展水平越高;农业现代化（GE），为反映国家对中部地区粮食生产的支持，使用每千公顷耕种面积所使用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具体衡量，该变量值越高代表该地区农业发展水平越高;城镇化率（UR），为反映国家对改善中部地区农村和城市生活面貌的支持，使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具体衡量，该变量值越高代表该地区城镇化水平越高。采用的控制变量为：财政赤字（DF），主要用来反映政府运行效率，采用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差额占地区GDP比重具体衡量;总储蓄率（SV），主要用来反映地区投资和消费水平，采用地区城乡居民储蓄总额占地区GDP比重具体衡量;教育水平（ED），一般反映地区人力资源禀赋，采用教育支出占地区GDP比重具体衡量;固定资产投资（FA），主要反映地区经济增长驱动力，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地区GDP比重具体衡量。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性统计

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且为剔除因行政区划调整撤销的安徽省巢湖市，以及因数据严重缺失的海南省儋州市和三沙市、贵州省毕节市和铜仁市、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青海省海东市等7市后剩余的全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具体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将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看作一次“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效果。具体结果见表2，其中第1列为不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2～5列分别为依次加入上述四个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在控制个体固定效应与时间效应之后，无论模型中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交叉项time×treated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各系数间数值大小均未表现出明显差异，表明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

进一步分析控制变量，第2列中财政赤字的估计系数为正，表明政府的财政赤字水平越大，越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这可能是由于当地方政府承受的财政压力越大时，会选择偏向于房地产行业的经济发展模式，降低了经济发展的多样性。[20]第3列中总储蓄率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这可能是由于总储蓄率上升会提高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但随着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将加剧地区市场分割，阻碍市场一体化发展，导致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将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21]第4列中教育水平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可能是由于虽然教育投入在不断增长，但教育资源分配在城乡间仍存在较大差距，教育投入结构扭曲导致其未能对经济增长形成促进作用。第5列中固定资产投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未能形成促进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内生性问题，造成实证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偏差。本文采用剔除样本检验和反事实检验两种方法检验基准回归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1.剔除样本检验

考虑到目前绝大多数省份优先发展省会城市，省会城市通常是一个省域内的经济中心，汇集来自全省的优质资源，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先发优势。此外，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由于城市行政级别较高，也将受到政策性照顾。故本部分将剔除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这3类城市样本后，重新评估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效果，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第1列和第2列分别为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后的模型估计结果，两个模型中交叉项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在剔除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样本数据后，结论仍支持基准回归模型中的估计结果。

2.反事实检验

通过分别将政策实施时间提前2年和3年，模拟观察交叉项估计系数的变化情况。若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则说明基准回归模型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成立，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很可能来源于战略之外的其他因素，具体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将政策实施时间提前2年的模型交叉项L2.time×treated和提前3年的模型交叉项L3.time×treated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来源于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而不是由于其他政策引起，间接验证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三）中介效应分析

由基准回归模型得出，中部崛起战略能够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符合中介效应模型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文将进一步验证是否存在中部崛起战略的技术创新中介效应，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表5中，第1列显示中部崛起战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中部地区技术创新。第2列显示中部崛起战略和技术创新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技术创新确实产生显著的中介效应，中部崛起战略促进技术创新并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

（四）影响渠道分析

根据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可知，中部崛起战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技术创新具体是通过何种渠道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呢？本部分将选取工业发展水平、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率等3个变量分别论证技术创新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城鎮化建设等渠道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论证结果如表6所示。表6中，第1～3列是因变量为lngdp的回归结果。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将因变量替换为lnpgdp，采用各地市的人均GDP自然对数值衡量，回归结果为第4～6列。由表6可知，技术创新与工业发展水平的交叉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技术创新将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渠道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这可能是由于技术创新会促使生产要素从低效率向高效率生产部门转移，加快了中部地区工业部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2]。技术创新与农业现代化的交叉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技术创新将通过推进农业现代化渠道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这可能是由于技术创新推动我国农业部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生产结合高新科学技术、管理技术和加工技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提高了我国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技术创新与城镇化率的交叉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技术创新将通过加快城镇化建设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这可能是由于技术创新通过优化城市产业布局，提高城市在空间和资源上的高效集约利用，同时推动信息技术进步，促进智慧城市的发展，进而加快城镇化进程[23]，在此过程中城市产业集聚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同时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至此，假设1和假设2都得到了验证。

六、结论与建议

采用全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效果，进一步验证该政策的技术创新中介效应，选取工业发展水平、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率等3个变量探讨中部崛起战略影响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渠道。研究发现，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此结论在剔除样本检验和反事实检验中仍成立，中部崛起战略促进技术创新，并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进一步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与工业发展水平、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率的交叉项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技术创新将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推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城镇化建设等作用渠道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

针对进一步促进中部崛起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优化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主动淘汰落后过剩产能，积极引导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方向发展;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不断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提升在关键技术方面的自给率，提高自身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增强中部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寻求经济发展新动能。

第二，优化产业分工格局，推动产业协调联动发展。支持产业结构由单一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探索建立区域间产业协调模式;充分发挥中部地区传统的农业优势地位，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同时延伸农业产业链，构建与二、三产业相互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加快推动各城市群间产业分工协调联动，积极探索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全新模式。

第三，消除城镇化发展障碍，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中部地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大力改革户籍制度，破除导致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的体制因素，营造公平统一的体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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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国良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To verify the policy e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is regarded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the double-difference model （DID）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causal effect of the policies supporting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c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olicies supporting the rise of the central region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central region. This conclusion is further verified in the elimination sample test and counterfactual tes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such policies is generated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ll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in central China by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industrial sectors， promoting large-scale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urbanization.

Key words：rise of Central China;double difference models;counterfactual test;economic growth;policy effect evalu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