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汝宁府进士总数考辨及影响因素

摘要：关于明代汝宁府进士群体的具体人数，历来文献记载错讹、遗漏较多。据现存文献资料以及前人学术研究成果考证，明代汝宁府进士包括双籍和卫所籍在内，共有345名。其中，中第进士数量较多的时期主要集中于嘉靖、万历两朝，光山、光州两地区进士的数量居多，占明代汝宁府进士总数的28%。仅仅通过经济、教育因素论证其对该地区进士数量时空分布变化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汝宁府所属各州县进士数量分布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文化发展水平并不成正比，移民因素、士子专经化问题是影响该地区进士群体时空分布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明代；汝宁府；进士；數量；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7）02005307

科举制自创立以来一直都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尤其到了明代，进士科愈来愈受到重视，它不仅是当时众多中下层平民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衡量一个区域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对明代汝宁府进士群体进行深入的探究，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当时该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

汝宁府地处河南南部，其管辖的区域主要包括现今河南驻马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信阳的部分地区。明代以前，尤其在两汉及三国时期该地区就是人才辈出之地，文化教育十分繁盛，故有“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的说法。但是由于两宋夏金时期北方长期的战乱，导致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尤其元末该地区又是红巾军活跃的区域，从而导致该地区动荡不宁、人口锐减，文化教育事业一落千丈，直到明王朝建立之后，该地区才逐渐恢复稳定，文化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出现了科举兴盛的局面。

一、明代汝宁府进士基本情况

元代汝宁府隶属河南江北行省，明王朝建立以后，废行省设三司，汝宁府归河南承宣布政使司管辖，这在明史中也有详细记载：“汝宁府元直隶河南江北行省。洪武初，因之。领州二，县十二。”[1]这其中所说的领州二和县十二分别指的是明代汝宁府所属的信阳州和光州以及汝阳县、真阳县、上蔡县、新蔡县、西平县、确山县、遂平县、罗山县、光山县、固始县、息县、商城县，这是明代汝宁府的基本行政区划。此外，由于明王朝创立了卫所制度，使得各个地方都有军事卫所的存在，而且产生了众多的卫所籍进士，因此本文将归属于该地区的卫所籍进士也纳入统计范围。

明代汝宁府进士的确切人数，由于使用的文献以及统计方法不同，因而造成统计结果存在差异。其中赵广华与梁建华认为明代汝宁府籍进士人数为335人，这其中并不包括汝宁府卫所籍进士的数量[23]，但赵广华在其所写的文章中并未标注335人的统计结果是依据何种文章统计而来，而梁建华对明代汝宁府进士数量的统计结果又是转引自赵广华的文章，因此无法确定其统计结果的准确性。吴宣德统计得出明代汝宁府籍进士人数为343人[4]，但这个统计结果只是以附录表格的形式放在作者所写著作的最后，只有统计数字并没有具体到个人的基本情况，因而也无法确定其统计结果与赵广华所统计结果之间有什么具体差异，而杜尚远经过统计认为明代汝宁府进士人数应为337人。[5]笔者认为对于明代汝宁府进士人数的统计出现如此不一样的结果，首要的原因是文献资料掌握的程度，早期对于各地进士数量的统计主要是依据地方志以及朱保炯和谢沛霖编著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这些资料虽然保存了大量进士的基本信息，但是囿于当时的客观限制难免出现错漏，因而造成统计结果出现误差；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源于明代的籍贯与户籍问题，因为明代有不少中进士的士人既有原籍，又在其他地方占籍，因而这些人被称为双籍进士，由于双籍进士的存在导致不少研究者无法确定其真正的户籍所在地，所以造成统计数据不准确。

通过对现存的各种方志以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等的对比可以清晰地发现，明代汝宁府进士的基本信息记载较为全面可靠的是清代康熙年间由金镇编纂的《汝宁府志》中的选举志。虽然其记载的明代汝宁府进士信息也有错漏之处，但是总体上仍完整保留了绝大多数属于明代汝宁府籍的进士，这为本文的进一步探究提供了良好的资料基础。因此，本文在考证明代汝宁府进士数量时主要以清代康熙年间《汝宁府志》中的选举志为基础，再参照上述文献资料并结合史料笔记等文献，将明代汝宁府进士信息一一核对，找出其中的出入之处，并加以考证。最后统计出明代汝宁府共有进士345名，其中包括双籍进士和卫所籍进士。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4月第33卷第2期郑星：明代汝宁府进士总数考辨及影响因素在统计过程中笔者发现，以往对明代汝宁府进士统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能利用新近出版的文献材料进行比对，从而造成考证不严谨，或者就是照抄材料，导致许多进士的资料相互矛盾和错讹。如成化十四年（1478）登科的光山县进士吴道宁，其科甲名次理应为3甲第226名，但有的文献却记载成3甲第144名，这是因为该年登科的人有两个都叫吴道宁，一人是河南怀庆府人士，科甲名次为3甲第144名，而另一人才是光山县的吴道宁，因此造成科甲名次记载的错误。又如正德三年（1508）登科的汝阳县进士孔辅，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却被错记成孔孟富。此外，杜尚远经过统计认为明代汝宁府进士应为337人，与本文统计的明代汝宁府进士345人，有一些差别。这种差别主要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按照现有方志记载，不加考证直接纳入统计中，如杜尚远在其统计中把信阳州人董克昌和光山县人敖得纳入明代汝宁府进士统计范围，董克昌在乾隆《信阳州志》的选举志中虽被记录为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但是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显示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名单中并无董克昌其人，而记载有董克昌名字的乾隆《信阳州志》很显然是错误的。[67]记载敖得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中进士的资料为嘉靖《光山县志》以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但是根据现在学者的研究，目前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进士登科情况最为完整的是俞宪的《皇明进士登科考》，在此书记载中并没有敖得的名字[8]，由此可见此人不应纳入明代汝宁府进士统计中。还有一种情况是对汝宁府进士统计的脱漏，漏掉了一些进士，即本文经过统计和考证出的这9个进士，景泰二年（1451）中进士的罗山县人徐廷璋，成化十一年（1475）中进士的信阳州人张鼎，成化十四年（1478）中进士的息县人萧英，弘治三年（1490）中进士的信阳州人张鼒，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的汝阳县人贵仁，万历二十三年（1595）中进士的商城县人张舜命，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的罗山县人杨錥，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的商城县人王倓，崇祯十六年（1643）中进士的遂平县人魏天赏。因此，通过笔者的考证，同时参考以往研究者的最新学术成果，现将明代汝宁府345名进士基本情况列表如下（详见表1）。

从表1的统计数据来看，明代汝宁府中第进士数量较多的时期主要集中于嘉靖、万历两朝。如按照每个时期的每榜进士所占数量来看，万历朝开考16榜共有进士104名，可以统计出每榜平均中进士的数量为65名，为明代汝宁府每榜平均中进士数量最高的时期。其次为隆庆朝，此时段开考2榜共有进士12名，每榜平均中进士的数量为6名。再次为崇祯朝，该时期开考6榜共有进士31名，每榜平均中进士的数量为52名。其他各时期每榜平均中进士的数量都相对不多。此外，从表1所统计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明代汝宁府所属各州县进士数量分布较多的地区为光山县、光州，这两个地区进士的数量占明代汝宁府进士总数的28%。而进士数量最少的县如真阳县、遂平县共有3名进士，占明代汝宁府进士总数的0087%。地区间进士数量差异明显，反映了明代汝宁府内部各州县进士数量空间分布差异较大，揭示出明代汝宁府进士群体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域集聚特征。

二、影响明代汝宁府进士群体时空分布因素的再思考

以往对某一地域进士时空分异的研究都会着重强调经济文化因素对其造成的影响，而实际情况并不尽如此，某一地区取得的科举成就不一定与该地区的教育文化发展水平成正比[9]，甚至不一定跟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一般认为教育机构设置的多寡是影响进士地域分布的重要因素，但是根据统计发现明代汝宁府共有书院15所，其中汝阳县拥有3所，西平县拥有3所，而信阳州和光山县各拥有2所[10]，再根据上文统计的明代汝宁府进士空间分布状况不难发现，拥有书院较多的汝阳县其进士数量远远少于拥有书院较少的光山县，这说明教育机构的多寡并不是影响该地区进士数量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再从经济因素上来看，明代汝宁府经济虽有了较大的发展，时人称赞“山水相护，民物茂实，则汝宁为优”[11]，但其内部区域间经济发展仍存在差异，如进士数量最多的光山县其经济发展形势较差，在农业方面还是简单落后的农耕方式，商业方面大都是外地人在此经商，商业利润多落入来此经商的南方人腰包，而且在弘治之后，由于赋役的重压致使该县出现大量的人口逃亡，经济日趋衰败。[12]从中可以看出明代光山县经济发展并不尽如人意，而该地区大量进士的出现，跟该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构成正相关关系。

笔者认为仅仅通过简单的经济以及文化因素论证其对明代汝宁府进士时空数量分布变化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深入探究该地区科举竞争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如移民因素、士子专经化等问题，而这些因素往往是以往研究者忽视或者提及却没有进行深入考察的重要因素。如移民因素，由于汝宁府在元末遭受战乱的破坏，导致人口锐减，到了明王朝建立之后，开始向该地区实施移民。据相关统计显示，在汝宁府北部的几个县，如汝阳县与西平县其移民人口主要来自山西，而其他诸县其移民人口来源较多，主要是以南方移民为主，很少出现北方的外来移民人口[13]，也就是说以淮河为界，在淮河以北的汝宁府所属各县基本是以山西移民为主，而淮河以南汝宁府管辖各县以江西移民为主。这一时期进士人数较多的光山县，据民国时期《光山县志约稿·沿革志》中的记载“旧族百无一二，及朱元璋定鼎，然后徙江西之民实之。今考阖邑人民，大概原籍是江西，其明证也”，从中可以看出明初光山县由于战乱导致当地人口减少，不得不从江西迁徙大量居民到此，以充实当地的人口。由于江西地区具有“书史为家，讲颂为业”[14]的风俗传统，文化昌盛，而大量江西移民的迁入，使得光山县的风俗也变得“文雅而多学”[15]，这种移民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影响该地区明代进士数量的最大因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外来移民人口来源的地域差异以及移民文化影响是造成该地区进士数量时空分异的一个主要因素。这是因为南方地区的移民人口来源于南方文化发达地区，其整体文化素养要高于来源于北方的移民人口，而且他们带来了原迁徙地的习俗风气和信息文化，不仅使得当地的人口基数增加，而且带来了新鲜的文化血液，提高了当地的人口素质，对该地区进士数量时空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再如士子专经化问题，在明代施行的五经分试录取原则之下，地区间的进士数量时空分异很可能是由地区士子的专经化所造成的[16]，也就是说由于各地区的士子在乡试中自身习经的差异导致了各地区间进士数量的差异。如根据《嘉靖三十五年进士登科录》和《嘉靖三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可知这两年汝宁府共考中进士9人，其中嘉靖三十五年考中3人，嘉靖三十八年考中6人，在这些考中进士的士人履历中可以看到，他們中以《诗》考取举人的有4人，以《春秋》考取举人的有3人，以《易》考取举人的有2人，而且在这9人中光山县籍进士共有4人，数量最多，这4人是以《易》和《春秋》考取举人，并不是《诗》。由此可以看出光山县籍士子是以习《易》和《春秋》见长，与汝宁府其他地区士子习经科目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可以反映出地区间的文化与学术传授差异，这是导致地区间的进士数量时空分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学术脉络和区域文化与地区科举群体时空分异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需要得到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综上而论，通过对明代汝宁府进士群体数量以及时空分异的考察，笔者认为仅仅通过简单的经济以及文化因素论证其对该地区进士数量时空分布变化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经济与文化因素固然是影响这种地域分布格局的背景性因素，但还应该深入探究该地区科举竞争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如移民因素、士子专经化等问题对该地区进士群体时空分异产生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揭示造成明代汝宁府进士群体时空分布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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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畅兰

Abstract：Specific numbers on Runing groups of Palaceexam Superiors in the Ming dynasty have been documented with many mistakes and omissions. The study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previous researches shows that Palaceexam Superiors of Runing in Ming Dynasty total 345. The periods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are the reign of Wanli（1573-1620） and the reign of Jiaqing（1796-1820）. Guangshan and Guangzhou areas boast of the largest number， accounting to 28% of the total.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istribution are not simply the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level. The deep reasons for the variation in number of different counties lie in such factors as the immigration culture and the difference in Confucius classics that candidates read in preparation for Palaceexams.

Key words：Ming Dynasty；Runing；Palaceexam Superiors；the number；influence factors

收稿日期： 2016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