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文学复古与周作人的“文抄公”体

摘要：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创造的“文抄公”体是对章太炎文学复古思想的复归。章太炎的考据之文培养了周氏作文的求真精神，他提倡小学以达到文学复古的思想又使周氏注重修辞的精确与朴质，这两点构成了周作人的文抄公“体”的主要特征；周氏把章氏的儒家人本主义言说表述为“人情物理”一语，作为“文抄公”体写作的核心价值；“文抄公”体继承了《新方言》借助方言考察中国社会、生活、文化变迁史的民间立场，将民俗作为写作的内容主体。对两者关系的考察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晚清文学复古之间复杂而深刻的联系。

关键词：章太炎；周作人；文学复古；“文抄公”体；考据；人本主义；民俗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7）02007206

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创造的“文抄公”体，把中外古今文章（中国传统文人笔记、尺牍、日记占据大宗）中“人情物理”相通的文字，信手抄来，然后排列组合、连贯为文，形成晦涩、冲淡的文体风格。对于“文抄公”体所体现出的丰厚的审美情趣，以及周作人蕴含其中的深刻思想，学界多有研究，但对周氏创造这一文体所汲取的文学史资源缺少深入探究。笔者不赞成将其直接与芜杂的古代文人笔记简单联系起来，两者有本质的不同，事实上，周氏对大部分古代文人笔记表示了他的不满，它们只是周氏以现代眼光进行评判、取舍的对象罢了。如果我们对周氏在新文化运动前，即文学复古时期的创作做一番了解的话，便可发现，部分文章已经初具“文抄公”体的规模，或许可以说，周氏30年代所进行的“文抄公”体的写作亦是对早年文学复古思想的复归，而周氏在新文化运动前的文学写作是受到乃师章太炎文学复古思想感召的结果。章太炎考据文章的文体形式、对儒家人本主义的言说、方言学的民间立场对周氏“文抄公”体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以考据为“体”

清学，又称朴学，是以考据训诂为法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研究的学问，几乎涵盖中国学术的全部，包括经学、史学、诸子学、天文、算法、地理、文字、音韵、金石学、职官等门类。章太炎则是朴学的佼佼者，被梁启超誉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胡适称他是“清代学术的押阵大将”。章氏在《说林下》一文中对“治经”提出的六项要求颇能看出朴学的严谨：“审名实，一也；重佐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感情，五也；汰华词，六也。”[1]118章氏1890—1896年在杭州诂经精舍跟随俞樾进行朴学训练之际，西方近代科学正大举涌入中国。由于西方科学的实证精神与朴学的求是态度具有相通之处，在完成于此时的《膏兰室札记》著作中，章氏以西方科学知识疏证先秦诸子百家及秦汉典籍，使他的学术研究具备了现代眼光。

章太炎学术研究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将包含字形、音韵、训诂的小学看作一切学术的根本，中国社会文明的存在与发展亦得其维系：“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苟失其原，巧伪斯甚。”[2]所以，章氏提倡文学复古是以精通小学为途径的：“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3]7与现代从审美角度定义文学不同，章氏是以文字定义的：“何以谓之文学？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以文字论文学，其实打破了古代以文体区分文学价值等级的做法。章氏又通過“文”与“彣”含义的辨析，提出文学应当追求“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4]的质朴文风，最符合这一标准的文体便是考据文章，所以，章氏将书志、疏证类考据文章作为最优的文学。

章太炎的考据文章培养了周氏作文“求真”的取向，“文抄公”体的旁征博引便是借鉴了考据文体运用例证以进行归纳与演绎的形式。章氏提倡小学以达到文学复古的思想又使周氏极为注意修辞的朴质与准确，这两点构成周作人文抄公“体”的主要特征。周氏1914年发表的《儿歌之研究》一文，采取的便是考据的文体形态，周氏开篇便摘抄、旁引古籍文字以佐证“儿歌”意义：“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尔雅》，‘徒歌曰谣。《说文》，注云，‘从肉言，谓无丝竹相和之歌词也。顾中国自昔以童谣比于谶纬，《左传》庄五年杜预注，‘童龀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或有凭借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览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又论童谣起原。《晋书·天文志》，……又《魏书·崔浩传》，‘太史奏荧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谓下入危亡之国，将为童谣妖言。《晋书·五行志》……”摘引六段古文之后，周氏以现代眼光予以批评道：“自来书史记录童谣者，率本此意，多列诸五行妖异之中。盖中国视童谣，不以为孺子之歌，而以为鬼神凭托，乩卜之言，其来远矣。”[5]294295这便是考据方法之一的“归纳”。周氏全文摘抄了大量的儿歌，如“弄儿之歌”：“北京有十指五官及足趾之歌，（见美国何德兰编译《孺子歌图》）越中持儿手，以食指相点，歌曰：‘斗斗虫，虫虫飞，飞到何里去？飞到高山吃白米，吱吱哉！与日本之‘拍手（Chochi Chochi），英国之‘搨饼（Pata Cake），并其一例，其他指戏皆属之。”[5]296此段文字则是运用了“演绎”之法。由于该文抄录的材料多是活泼的儿歌，周氏又以浅显文言娓娓道来，稍有情趣，已经超出一般的考据文体，这便是文抄公“体”的雏形。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4月第33卷第2期贾泉林：章太炎的文学复古与周作人的“文抄公”体周作人“文抄公”体的形成是以1934年《夜读抄》的出版为标志的。把此集中《鬼的生长》一文与《儿歌之研究》的文体做一简单比较，可以显示文抄公“体”从考据而来的过程。《鬼的生长》如此开篇：“关于鬼的事情我平常很想知道。知道了有什么好处呢？那也未必有，大约实在也只是好奇罢了。古人云，唯圣人能知鬼神之情状，那么这件事可见不是容易办到的，自悔少不弄道学，此路已是不通，只好发挥一点考据癖，从古今人的纪录里去找寻材料，或者能够间接的窥见百一亦未可知。”[6]177与《儿歌之研究》直奔论证主题不同，周氏先以此段曲折而又环环相扣的文字抒发内心，文章主题变得晦暗不明，然后慢慢引出抄文，这说明周氏的“文抄公”体已不是直接的学理推断，而是追求审美了。周氏对摘抄之文旨趣的发掘暗含着他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认知与浓厚感情，如抄录纪昀《如是我闻》卷四的一段文字：“任子田言，其乡有人夜行，月下见墓道松柏间有两人并坐，一男子年约十六七，韶秀可爱，一妇人白发垂项，佝偻携杖，似七八十以上人，倚肩笑语，意若甚相悦，窃讶何物淫妪，乃与少年狎昵，行稍近，冉冉而灭。次日询是谁家冢，始知某早年夭折，其妇孀守五十余年，殁而合窆于是也。”周氏紧接抄文议论道：“照这样说，鬼是不会生长的，他的容貌年纪便以死的时候为准。不过仔细想起来，其间有许多不方便的事情，如少夫老妻即是其一，此外则子老父幼，依照礼法温清定省所不可废，为儿子者实有竭蹶难当之势，甚可悯也……”[6]178周氏以人之常情得出鬼之难容礼法，饱含着对妇女命运的同情，由此便引出了本文的真正主旨，“谈鬼”实是“谈人”，因为周氏“相信鬼后有人”。周氏接下来又摘抄了宋代邵伯温的《闻见录》、俞樾《茶香室三钞》，以及钱鹤岑《望杏楼志痛编补》关于女鬼的故事，以展现古代妇女命运悲惨的普遍性，颇接近“演绎”之法，但文章的目的已不在于证明结论，而是运用节制、舒缓而又平静、质朴的文字叙述，以引起读者感情的共鸣，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深思。由此看出，虽然《鬼的生长》与《儿歌之研究》一样，大量摘引意义相关的文字以阐明主题，但是两者的本质已经有所不同，《儿歌之研究》文意浅白、直截，虽有审美的观感，却仍具备考据文章的品格。《鬼的生长》则在周氏的精心编织下，成为了一篇文气连贯、主题统一、意蕴丰厚的现代美文。

周作人在《苦竹杂记·后记》中对理想的文章体式做过描述：“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理想固难达到，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肯轻易放过。”[7]以此标准来衡量的话，“文抄公”体的文字确实做到了“朴实”，“骈文的华美”却遭到了排斥，这明显是受章氏文学复古思想影响的结果；就“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而言，“文抄公”体足可称之，亦是其体现出来的最显著特征。周氏对“人情物理”的阐发受到了章太炎儒家人本主义言说的影响，并成为“文抄公”体取舍中外古今文献的价值尺度。

二、儒家人本主义

19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现代思潮的冲击下，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不断遭受知识分子的质疑与批评，这一反孔反传统思潮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高峰，乃至出现全盘西化与全面否定传统的激进言论。当反传统高潮退去之后，在西方现代思想的参照下，一批曾经攻击传统的知识分子开始以学术的眼光来发掘传统，他们发现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思潮亦有相通之处，章太炎与周作人便是其中代表。章氏认为人本主义是儒家乃至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内核，他对儒家的言说皆是围绕人本主义而展开的，受章氏儒家言说影响的周作人也将人本主义作为“文抄公”体的核心价值。

英国学者F.C.S.席勒在《人本主义研究》一书中定义人本主义时将它与实用主义联系了起来，认为“人本主义是实用主义的精神，并如同实用主义，是一种不会割裂经验的方法”[8]3。而追求真理亦是人本主义的表现：“我们可以把真理规定为逻辑价值，把自称为真理的断言规定为自称具有这种价值的断言。我们相信，确认这种断言要靠实用主义的检验来进行，即靠断言对它们所影响的业已确立的诸真理集合体的效果的经验。”[8]3435承认真理的权威，但又不能让真理脱离人的生活经验，席勒对人本主义的以上表述，在章、周两人的儒家人本主义言说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

章太炎借助西方现代科学来言说儒家的人本主义。他在1899年的《儒术真论》一文中，就运用西方近代天文学、生物学知识来证明孔子及儒家不言天道、鬼神之说：“按仲尼所以凌驾千圣，迈尧、舜轹公旦者，独在以天为不明及无鬼神二事。……若夫天体，余尝谓苍苍之天，非有形质，亦非有大圜之气。盖日与恒星，皆有地球，其阿屯以太，上薄无际，其间空气复厚，而人视之苍然，皆众日之余气，固非有天也。王育说，天诎西北为无，其说稍诞。盖天本无物，故无字从天诎之以指事，因下民所见，不得无所指斥，故强以颠义引申之而曰天。六经言天言帝，有周公以前之書，而仲尼删述，未或革更，若曰道曰自然而已矣。……何以知无鬼神？曰：斫卉木，磔羊彘，未闻其有鬼神，彼人固不得独有也。人所以有知也，分于父母，精虫胚珠是也。二者又摄引各点以为我有，使成官骸，而七情益扩，故成此知识，由于两精相搏，以生神明也。斯如两水相触，即便生浪。两味相合，乃生隽永，及精气相离而死，则神亦无存。”章氏以现代科学知识证明孔子不言天道、鬼神的正确性，实现了孔子学说的现代性转换，使儒家学说具备了现代科学内涵。章氏指出，孔子这种求是的精神是其人本主义的体现：“惟仲尼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天为不明，知鬼神为无，遂以此为拔本塞原之义，而万物之情状大著。”[9]也就是说，孔子及儒家对真理的追求皆是不脱离人的生活的。

章氏又在辛亥革命后为驳斥康有为孔教论所写的《驳建立孔教议》中指出，孔子学说的“人本主义”是顺应国民性而提出的：“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视彼佞谀上帝，拜谒法皇，举全国而宗事一尊，且著之典常者，其智愚相去远矣！”[1]200孔子人本主义学说因而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这也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之处。

“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1932年2月底始，章氏北上讲学近三个月，践行早年“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情”[3]3的主张，他在演讲《广论语骈枝》时把儒家人本主义精神概括为“修己事人”：“《论语》一书包括孔子语言思想之大部份，由此书可证明吾国圣人与西洋圣人之不同，西洋圣人有升天等等鬼话，而吾国圣人绝无升天之思想，仅重在修己事人。故孔子非宗教家，《论语》也不是一部宗教之圣经。有奉孔子为宗教家而与西洋宗教家并称者，实属荒谬！今之孔教会固不足一论，而开此异说者自汉已然。”[10]“修己事人”与“忠恕”“推己及人”的内在精神一致，皆为儒家专务人事的法则，是儒家人本主义之精义所在，也是章氏阐述儒家最用力之处。

章氏对儒家人本思想的不断阐发，对周作人产生了直接影响，周氏“文抄公”体正是在章氏1932年北上讲学不久后形成的。章氏的儒家言说多次出现在周氏“文抄公”体的抄文中，如周氏在《论语小记》中阐述儒家人本主义时便征引了章氏的《广论语骈枝》：“我觉得在《论语》里孔子压根儿只是个哲人，不是全知全能的教主，虽然后世的儒教徒要奉他做祖师，我总以为他不是耶稣而是梭格拉底之流亚。《论语》二十篇所说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不谈鬼神，不谈灵魂，不言性与天道，所以是切实，……太炎先生《广论语骈枝》引《释文》，鲁读天为夫，‘言夫者即斥四时行百物生为言，不设主宰，义似更远。”[11]在《汉文学的传统》里则把章氏的“忠恕”说作为儒家最有价值的内容：“由是可知先贤制礼定法全是为人，不但推己及人，还体贴人家的意思，故能通达人情物理，恕而且忠，此其所以为一贯之道欤。章太炎先生著《菿汉微言》中云：‘仲尼以一贯为道为学，贯之者何？只忠恕耳。诸言絜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于忠恕则已尽矣。……尽忠恕者，是唯庄生能之，所云齐物即忠恕两举者也。用现在的话来说，恕是用主观，忠是用客观的，忠恕两举则人己皆尽，诚可称之曰圣，为儒家之理想矣。”[12]1011周氏与章氏一样，认为儒家“忠恕”思想可以有效解决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周氏提及章氏儒家言说的地方还有许多，不再一一赘举。

周氏在“文抄公”体文章中提及最多的“人情物理”一词，是他对儒家人本主义的独特表达。周氏曾在《俞理初的诙谐》一文中对“人情物理”做出陈述：“盖常人者——无特别希奇古怪的宗旨，只有普通的常识，即是向来所谓人情物理，寻常对于一切事物就只公平的看去，所见故较为平正真切，……如平常的人，有常识与趣味，知道凡不合情理的事既非真实，亦不美善，不肯附和，或更辞而辟之，则更大有益世道人心矣。”[13]“人情物理”是指普通人在日用人事中应具备的公平、宽容、求真的态度。周氏在《蔡孑民先生传》一文中评价蔡元培思想的一段话亦颇能说明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收容逝世的西欧学问，使儒家本有的常识更益增强，持此以判断事物，以合理为止，故即可目为唯理主义者。”[14]“理”是“常识”，“唯理主义”便是人本主义。蔼里斯的性心理学、威思忒玛克的伦理学、安特路朗的神话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弗雷泽的文化人类学、倍倍儿的妇女论等现代欧洲的学术思想，亦是周氏人本主义“常识”的重要来源。与章氏将儒家人本主义作为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不同，周作人将其看作中西文化共享的普世价值，中西文化的不同只是这一价值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抗日战争发生之后，周作人则越来越强调民族形式的重要性。

儒家人本思想是周氏“文抄公”体的核心价值，他对传统文人笔记、尺牍、日记的爬梳、摘抄，即是对儒家人本主义传统的发掘与建构。章、周两人都是以儒家人本主义的眼光来打量学者文人的，所以两人对一些人物的评价多有一致之处，如他们都对王充“疾虚妄”的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赞誉。章氏在《訄书·学变》中认为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未有能逮者也”[15]。周作人《俞理初论莠书》一文如是说道：“从前我屡次说过，在过去二千年中，我所最为佩服的中国思想家共有三人，一是汉王充，二是明李贽，三是俞正燮。这三个人的言论行事并不怎么相像，但是我佩服他们的理由却是一个，此即是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12]145王充求真务实的精神被两人视作儒家人本主义的典型特征。

对于戴震的学术，章、周最看重的不是其考据功夫，而是其《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抨击理学而体现出的人本主义思想，章氏在《释戴》一文中说道：“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愬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1]122周氏在《古文与理学》一文中大段大段摘抄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的文字，然后议论道：“戴君的意见完全是儒家思想，本极平实，只因近千年来为道学家所歪曲，以致本于人情物理而歸于至当的人生的路终乃变而为高头讲章之道，影响所及，道德政治均受其祸，学术艺文自更无论矣，得戴君出而发其覆，其功德殊不少也。”[16]章太炎与周作人对王充、戴震的评价，一是站在学术立场，一是从文学角度，却做出一致的肯定，正是因为师弟两人共享儒家人本主义价值观的缘故，而周氏对儒家人本思想的理解显然是来自乃师的启发。

三、民俗书写

在晚清的语文变革运动中，章太炎提出了自己的语文统一思想。章氏认为：“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3]6所以，唐宋以后文人所运用的文言不但不是雅言，反而是对汉字的乱用与误用，而文人士大夫所鄙视的方言、俗语倒是纯正的汉语言：“但令士大夫略通小学，则知今世方言，上合周、汉者众，其宝贵过于天球、九鼎，皇忍拨弃之为！”所以，对于言文一致的时代诉求，章氏提出“何若一返方言，本无言文岐异之征，而又深契古义”[1]333334的方案。

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章氏以民间个体的感情需要为由为保存方言、俗语做出的辩护，显示出他方言观的民间关怀：“乃夫丘里之言，偏冒众有，人情互异，虽欲转变无由。……要之，封域大小，意趣浅深，必不能以密切。猥用彼语以相比况，将何以宣达职志，条鬯性情？”[1]356又“方今家人妇孺之间，纵未涉学，但略识千许字，则里言小说，犹可资以为乐。一从转变，将《水浒传》、《儒林外史》诸书，且难卒读，而欢愉自此丧，愤郁自此生矣！”[1]368。章氏方言学的民间关怀在课堂讲授语言文字学时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周作人居日期间感受甚深，他在《一岁货声之余》中曾深情回忆道：“我只记得章太炎先生居东京的时候，每早听外边卖鲜豆豉的呼声，对弟子们说，‘这是卖什么的？natto，natto，叫的那么凄凉？我记不清这事是钱德潜君还是龚未生君所说的了，但章先生的批评实在不错，那卖‘纳豆的在清早冷风中在小巷里叫唤，等候吃早饭的人出来买他一两把，……假如真是言为心声，那么其愁苦之音也正是无怪的了。北京叫卖声中有卖硬面饽饽的约略可以相比，特别在寒夜深更。”[6]67如果要深入理解章氏方言学的民间意义，就要从分析《新方言》入手。

章氏的方言研究实是对中国社会、生活、文化全貌变迁史的书写，这由他辛亥前后完成的《新方言》一书内容分为“释词”“释言”“释亲属”“释形体”“释宫”“释器”“释天”“释地”“释植物”等栏目可以看出。试举“释器”一则以作了解：“《说文》：籔，炊也，漉米籔也。籔音苏后切。今江、浙皆谓漉米竹器为籔箕。箕者，《说文》云：簸也。漉米者必簸扬之，故得箕名；籔转读如溞。《尔雅》：溞溞，淅也。《释文》：郭苏刀反。虞、侯与宵、肴、豪相转，若喿声之橾读如籔矣。籔所以溞，音训亦相通也。”[17]章氏根据声转原理考证出“籔”“箕”“溞”“橾”古今四字同指一物，使今人对古人的生活用品有了直观的理解。章氏《新方言》的合作者刘师培，曾对小学的社会学价值做出阐述：“予旧作《小学发微》，以为文字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而中土之文，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故治小学者，必与社会学相证明。”[18]章太炎与刘师培有相同的认识，他回应刘氏道：“大著《小学发微》，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可谓妙达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1]149可见，章氏对方言研究的社会学、民俗学意义十分自觉。

章氏弟子们继承了乃师方言研究的民俗学立场。周氏兄弟留日期间就对神话、歌谣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周作人1913年在绍兴开始编《越中儿歌集》，此时发表的《儿歌之研究》第一次把“民俗学”一词引入中国，与《风俗调查》等文一起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山之作。新文化运动期间，周氏与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成立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发起征集歌谣活动，这次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民俗学人才，之后出现的风俗调查会、方言调查会、风谣学会等民俗学研究组织皆源于此，周作人是其中最重要的领导者。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周氏以启蒙者的立场与学术的眼光，撰写了一批民俗调查与研究之作，又尝试将民俗融入“美文”与“小品文”中，如《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乌篷船》等，但这类作品的比重不大。“文抄公”体的出现，意味着民俗研究与文学审美相结合的文体探索的成功，《夜读抄》之后的文集，大半是以民俗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文学审美的角度使周氏对“民俗”内涵的理解已经与过去不同，这从他对柳田国男《远野物语》一书的介绍可以得出：“《远野物语》一卷，计一百九十则，凡地势时令，风俗信仰，花木鸟兽，悉有记述，关于家神，山人，狼狐猿猴之怪等事为尤详，在出板当时洵为独一无二之作，即在以后，可与竞爽者亦殊不多，盖昔时笔记以传奇志怪为目的者，大抵有姑妄言之的毛病，缺少学术价值，现代的著述中这一点可以无虞，而能兼有文章之美如柳田氏的却又不能多见。”[6]910民俗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民间的生存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神鬼传说等风俗文化，还包括“花木鸟兽”等名物知识，周氏对民俗的理解显然比过去更加多元、深广。

以《夜读抄》为例，在三十七篇文章中，直接以民俗为主题的有二十三篇之多。可归入风俗文化类的有《远野物语》《习俗与神话》《一岁货声》《一岁货声之余》《希腊神话一》《希腊神话二》《金枝上的叶子》《清嘉录》《和尚与小僧》《再论吃茶》《鬼的生长》《太监》《缢女图考释》《姑恶诗话》《论妒妇》《论泄气》《听耳草纸》；名物类的则有《猪鹿狸》《蠕范》《塞耳彭自然史》《花镜》《五杂组》《百廿虫吟》。这只是大致的区分，不论是谈风俗文化还是名物知识，周作人一般都将其与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以发掘渗透民俗之中的人情。《夜读抄》中的其他文章，有多篇抄录古代文人的生活趣味，如《五老小简》《甲行日注》《文饭小品》《江州笔谈》四文，以及展现人类文明发展的《性的心理》《兰学事始》《男化女》三文视作民俗亦无不可。由此可见，凡是能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事与物，在周作人看来皆是民俗。周作人摘抄民俗类文章是以“学术价值”与“文章之美”为选取标准的，这一标准针对的不仅是“以传奇志怪为目的”的古代文人笔记，更是以韩愈、顾炎武所代表的正统派、载道派文人文章的思想内容作为批判标靶的。

周作人一生都在坚持把“民俗”作为文学创作的主题，显然是受到章太炎方言学影响的缘故，因此，他与乃师也有着相同的抱负。在《女学一席话》中周氏自白道：“太炎先生曾说，儒生高谈学术，试问以汉朝人吃饭时情状便不能知，这话实在说得不错。我现在便是想劝女士们来做这面的学问。汉朝人吃饭时情状不过是一个例，推广起来可以成为许多许多的问题。我们各时代地方的衣食住，生计，言语，死生的仪式，鬼神的信仰种种都未经考察过，须要有人去着手，横的是民俗学，竖的是文化史，分了部门做去，点点滴滴积累起来，尽是可尊贵的资料。想起好些重要的事业，如方言之调查，歌谣传说童话之收集，风俗习惯之记录，都还未曾做，这在旧学者看来恐怕全是些玩物丧志的事，却不知没有这些做底子，则文字学文學史宗教道德思想史等正经学问也就有点站立不稳，由此可知学问无孤立亦无无用者也。”[12]70以“文抄公”体写作的周作人，在此显然是以章太炎方言学的继承者而自居的。民俗史的研究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对民间大众生活文化史的记录，而这才是真实的中国民族历史，如此才能“发思古之幽情”，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觉心与凝聚力，避免沦为他族的奴隶。

四、结语

由上可见，章太炎的文学复古从文体形式、核心价值与写作内容三个方面对周作人“文抄公”体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探究章氏文学复古与周氏“文抄公”体之间的关系，并非否定周氏自身的创造力与“文抄公”体的现代内涵，而是以其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与晚清文学复古之间复杂而深刻的联系。章太炎在晚清领导的文学复古运动，是以重塑民族文化的方式来抵抗民族危机的，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受压迫民族共同出现的现象，包括周作人在内的青年学生自然成为复古运动的一分子。“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华危机加深，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岗位型知识分子，便做出了与晚清时期相同的选择，即以文学复古的方式实行文化抵抗。章氏的文学复古并非对传统的照搬与对西学的抗拒，而是以西学为参照进行的民族文化建设，这是周氏在30年代再次走向文学复古的关键原因，“文抄公”体便是文学复古运动的显著成绩。

参考文献：

[1]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论初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 章太炎.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

[3] 章太炎.章太炎演讲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 郑振铎.晚清文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733739.

[5]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1[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 周作人.夜读抄[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7] 周作人.苦竹杂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245.

[8] F.C.S.席勒.人本主义研究[M].麻乔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9] 章太炎.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4849.

[10] 章太炎.章太炎書信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324.

[11] 周作人.苦茶随笔[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516.

[12] 周作人.药堂杂文[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13] 周作人.秉烛后谈[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4041.

[14]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8[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04.

[15]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42.

[16] 周作人.知堂乙酋文编[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44.

[17]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新方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16.

[18] 刘师培.刘师培辛亥前文选[M].上海：中西书局，2012：398.

责任编辑：夏畅兰

Abstract： The Plagiarist style created by Zhou Zuoren in the 1930s is the inheritance of renaissance led by Zhang Taiyan. Zhangs textual research articles cultivate Zhous spirit of pursuit of truth， and Zhou forms one style of accurate and simple writing words because he accepts Zhangs thoughts of renaissance through advocating linguistics.These a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giarist style. Truth and Humanity are the core values of the Plagiarist style， which comes from Zhangs thoughts of Confucian humanism. Zhous Plagiarist style inherits Zhangs folk position in New Dialect which studies the Chinese society， life and culture through investigating dialects， and puts the folk as the main content. Research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renaissance and Plagiarist style shows the complex and profound relations betwee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naissa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Zhang Taiyan；Zhou Zuoren；renaissance； Plagiarist style；textual research；humanism；folk

收稿日期： 2016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