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舫诗》与清初诗人集会之变迁

夏勇

[摘 要] 清初集会诗总集《湖舫诗》以回避现实、关注自我为主导思想，社会关怀、家国之感相对淡漠。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迫使诸作者不得不在生存夹缝中寻求调适，同时也在于部分作者的思想带有狭隘庸俗的个人主义倾向。该书展现了清初士人思想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可谓清初诗人集会之变迁轨迹的侧面写照。

[关键词] 《湖舫诗》；清初；诗人集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6-0077-05

清初诗人集会顺承明末而来。较之明末以政治性质、经世精神、论争色彩等为突出特征的集会结社活动，清初诗人集会既有因承，又有新变。关于这一点，何宗美指出：“那些拒不仕清的明遗民则以结社的方式招集同志，以图兴复，或借诗酒唱和，发抒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由此，一类带有反清复明倾向的遗民诗社便应运而生，并成为这一时期文人结社的主流，与东南沿海此起彼伏的反清复明斗争互相呼应。此外，仕清的文人亦承晚明结社的遗风，重整吴松社事的旗鼓，一方面满足士人热衷社事的心理，另一方面则为清王朝的科举取士厉兵秣马。”[1]但清初遗民集会未能持续长久，一则清廷于顺治九年（1652）、十七年（1660）两次颁布禁社令，严厉打击士人结社，尤其是涉及时事政治的清议结社；再者，“士人内部门户、地域之见，分出派别，不能统一，这种内耗，也使其易于走向衰落”[2]。由此，政治性质、经世精神、论争色彩乃逐渐从诗人集会中消退，一般意义上的诗酒雅集则日益兴盛，并进而占据了主流。

从宏观上看，上述观点无疑较准确地把握了清代诗人集会的整体特征与走向。不过，实际历史进程中的文学文化现象往往纷繁复杂。其间的主干与支脉、表层与潜流，每每交织混融，互为消长。即就清初诗人集会而论，遗民与仕清的二分法固然有其适用性与有效性，但其人群涵盖面却相对有限。因为不论遗民还是仕清者，都只是清初诗人群体中的两个较特殊的组成部分，而大量浮沉于历史浪潮中的普通诗人却在这个二分视角下被忽略了。更何况遗民群体内部绝非整齐划一，其中既有坚韧不拔者，亦有意志消沉者；既有始终不渝者，亦有中途失节者；仕清者的情况也同样复杂。所以，我们仍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要之，为求更深入全面地认知清初乃至整个清代诗人集会，有必要将普通诗人成规模地纳入视野，同时在历史的实际场景中考察遗民与仕清者。本文即立足于此，从清初集会诗总集《湖舫诗》入手，分析其诗人诗作的思想取向与情感内涵，进而管窥清初诗人集会的变迁轨迹之一斑。

一、集会缘起与时代背景

顺治六年（1649）清明前二日，沈奕琛、李长顺、汪汝谦、吴山、卞玄文、阳岳、王民、释普醇、徐必升、释圆生、沈彝琮、赵陞、汪度、姚孙森等在杭州西湖聚会。当时，春雨纷纷，山色空濛，他们乘舟游于湖上，以“雨丝风片，烟波画船”为韵，各赋五律八首，由沈奕琛纂为《湖舫诗》一卷。

由于文献缺失，这14人的生平已难详细了解。笔者目前也只翻检到6人的信息，兹列举如下：

沈奕琛（1613—？），字石友，贵州普安人，侨居江南高邮。崇祯九年（1636）举人，顺治中任直隶唐山县令，后历任户部广西、广东、福建、天津等司主事、员外、郎中等职。迁卫辉知府，晋河南兴屯副使。因公左迁粤东盐课司提举。后升直隶广平知府，卒于官。

汪汝谦（1577—1655），字然明，号松溪道人，江南歙县人，明季侨居杭州。《国朝杭郡诗辑》卷二称其尝“制画舫于西湖，曰不系园，曰随喜庵，其小者曰团瓢，曰观叶，曰雨丝风片，又建白苏阁，葺湖心、放鹤二亭，及甘园、水仙王庙，四方名流至止，必选伎征歌，连宵达旦，即席分韵”①。据《武林掌故丛编》所收汪汝谦编撰的《西湖韵事》、《不系园集》、《随喜庵集》等书来看，他在西湖边建造画舫、聚会四方人士的活动，明末即已开始。据此推测《湖舫诗》所反映的这次集会，或以汪汝谦为东道主。

吴山，字岩子，江南当涂人，太平县丞卞琳妻。家遭患难，转徙江淮。琳殁无子，依其次女德基居杭州卖画为生。

王民，字式之，江南江宁人。《遗民诗》卷十称其“甲申后放情音乐，往往寄兴少年场，黄金随手散去。年八十余，值行粟帛养老礼，曰：‘我年才七十耳。坚拒不受”[3]。

《湖舫诗》与清初诗人集会之变迁徐必升，字扶九，贵州贵阳人，崇祯九年（1636）举人。因乡里未靖，随父徐卿伯避居江宁。明亡后不求仕进，自号五溪山樵，以诗酒自放终。

姚孙森，字绳先，号珠树，江南桐城人。天启四年（1624）副贡，顺治初以明经署浙江龙泉训导。

从上述6人的情况看，这次集会包括仕清者沈奕琛、姚孙森，遗民王民、徐必升，无明显政治倾向者汪汝谦，甚至还有一位女诗人吴山，可谓清初士人群体的缩影。

至于其他人，可据《湖舫诗》获知其字号、籍贯。除释普醇是“西陵（即杭州）”人外，其他均为流寓者。再联系到该书屡屡出现“游子意何其”[4]542、“日薄客衣肥”[4]542、“逆旅支寒食”[4]546之类文字，可见这次集会正可谓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促使这些背景不同、年龄各异的男女诗人背井离乡、萍聚于西湖的主因，自然就是易代时的社会动荡。清王朝建立的最初十年，是它同南明诸政权与各地抗清义师间交锋最激烈的时期。即就杭州来说，明鲁王麾下兵马便曾于顺治二年（1645）十月攻打过该城，未克。顺治五年（1648），南明的军事形势一度有所好转。该年正月，江西总兵金声桓叛清，受命于明永历帝；山东栖霞又有于七义军抗清。三月，米喇印、丁国栋等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率众连克凉州、兰州、河州、洮州、岷州。该年春，王翊率四明山大岚山寨义军攻陷上虞。四月，驻守广东的李成栋叛清，受命于永历帝。五月，清军退出全州、湘南；郑成功亦收复福建同安。十一月，明将何腾蛟率师攻克永州。十二月，清大同总兵姜瓖倒戈，奉永历正朔。是年，永历帝一度拥有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江西、湖南、四川等地，堪称永历政权处境最好的阶段。但好景不长，顺治六年（1649）正月，清军即再度攻占南昌，金声桓投水死；又陷湘潭，何腾蛟被俘杀。二月，清军进占抚州、建昌，李成栋败死；同时，清摄政王多尔衮亲自统兵攻打大同，至八月城破，姜瓖遇害。三月，清军陷衡州、宝庆，明将李锦等退入广西。是年，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义军亦多为清军所败。可以说，顺治五、六年间是清王朝与南明永历政权厮杀极为惨烈的一个阶段。由于战争的影响，人们纷纷弃土逃亡，迫使清廷不得不于顺治六年四月出台政策，令地方官招揽流民还乡务农，并编入保甲，永准为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沈奕琛等萍聚于已不复天堂胜景的杭州。恰如李际期《湖舫诗序》所云：“我等适复来此，荒凉刺目，所谓其民富完安乐者安在？而陌上之缓缓归，与夫钱唐乐国者，皆不可计也。则是唐季以来，西泠未有之衰，而我等适遭之。”[4]541面对此情此景，他们将作何感想呢？

二、回避现实与关注自我

关于清初诗坛的特点，朱则杰认为：“明清易代之际，大批诗人从明朝进入清朝。在这个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复杂的战乱年头，诗人们无论其政治态度如何，都积极运用诗歌这种文学体裁，深刻抒发家国之感，广泛反映社会现实，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主题。”[5]综观《湖舫诗》，这种现实内容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如沈奕琛诗：“曲堤分野水，人上木兰船。小草春来思，残烽江外传。风和回北雁，云湿近南天。欲问千秋迹，荒祠带夕烟。”[4]542吴山诗：“塔挂云枝断，桥分月两天。雨多春值贱，花尽客生怜。愁以一樽压，怀将五字宣。莫虞身外事，未了是烽烟。”[4]543所谓“残烽江外传”、“未了是烽烟”，即折射出当时战乱不断的景象。

不过综计全书，类似内容仅有少数几处，且绝非全诗焦点。即如上引沈诗，由登船游湖写起，时值清明时节，春雨纷纷，碧草如丝，惹起骚人无限情思。其间，他的思绪一度飘飞至“江外”，仿佛感受到那里仍在燃烧的战火。但很快，游玩的雅兴就又引领他返回眼前的湖光山色。于是，他便在赞叹美景的同时，将目光投注于历史时空，在“欲问千秋迹，荒祠带夕烟”的沧桑情境中寄托幽思。吴诗则浸润着游子离人的愁情别绪。首句“塔挂云枝断”意象突兀，予人瘦硬倾畸之感。这是由于当时女诗人正遭逢丈夫亡故、无家可归的境地，其满腔凄苦哀怨情绪遂外化为一幅奇诡图像。随后，作者乃尽情倾吐胸中的块垒。尾联揭出她对现实的根本态度：战火无休无止，且独善其身罢，何必去为身外事费思量。由此可见，“残烽”与“烽烟”只是二诗所涉背景的组成部分，而作者的主要意图并不在此。

实际上，清初诗坛常见的家国之感的抒发、社会现实的反映，在整部《湖舫诗》中都只是一个模糊的远景。诸作者并不乐意将笔触伸向现实生活，而更情愿把观照镜头推向遥远的历史时空。如汪汝谦诗：“藉甚企芳声，才名夸第五。乍聆玉屑霏，忽变商羊舞。寓目多伤时，感怀应吊古。春深游屐稀，十日九听雨。”[4]543既然“寓目多伤时”，那么，将吟咏的对象置换为古代的人、事、物，便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于是，在沈奕琛看来：“烟水心期尽，行藏有梦同。余生成快览，异代阅空濛。西爽沈千碧，南枝滴数红。恍然逋士句，今古逐春风。”[4]542他置身于雨中西湖，感受着苏轼描绘过的空濛山色、林逋欣赏过的数滴残红，在古今契合的文化交流与认同中，获得了精神愉悦。至于具体的兴亡盛衰事迹，沈氏则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来对待：“游到真忘倦，春城动晚烟。山青全入鉴，云黑半垂天。问水迷秦客，看碑说宋年。鸱夷何代事？珍重五湖船。”[4]542如同那个迷失于桃花源的渔夫一样，作者几乎失落了时间感，不禁发出“鸱夷何代事”的疑问。在他眼里，吴越争霸的硝烟久已沉湮，范蠡的千秋功业也渺不可追，逝者如斯，古今均如是，唯一可宝贵的，不过是泛舟于五湖，博得一霎清欢而已。观点与之类似的还有王民，曰：“清梦二十年，佳人许一见。敛眉违清欢，含情依良宴。云气压孤城，夕阳沈古殿。念彼浣纱人，勋名逐花片。”[4]545浣纱女西施由于左右了历史进程而赢得了显赫声名，但随着时光的流逝、生命的结束，这种声名便如雨中花瓣般褪色、飘零，最终香销玉殒，而意义与价值也在这个过程中消失无踪，使所谓勋名、功业成为空洞的符号。应该说，沈、王二人的这种情绪是相当虚无的，他们对存在的意义感到迷惘甚至怀疑，遂以一种无可无不可的超然、淡漠态度来看待历史进程。

进一步来说，这种超然与淡漠其实是《湖舫诗》诸作者普遍的抒情姿态。他们对历史是这样，对时局也同样如此。如卞玄文诗：“山色序当春，山骨瘦已古。游客泛杯欢，湖光笑人苦。且忘山海忧，毋问莺花怒。槛外幽气繁，竹泉啸风雨。”[4]544作者沉醉于“游客泛杯欢”的乐境，极力想要忘却现实的山海之忧，全然不愿重温“感时花溅泪”式的激楚情怀。释圆生则把这层意思说得更加露骨：“十里香尘路，游情二月天。移樽开舫社，分俸给花钱。废塔存何代？荒祠记宋年。隔江春几许，浪说又烽烟。”[4]546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十里香尘路”的美景、“游情二月天”的闲适。偶尔他也会想起隔江对岸的战争或许仍在延续，但在其眼中，这终究只是“浪说又烽烟”而已。历史循环往复，一切皆为因缘际会的结果，战争也不例外，眼前的“烽烟”不过是它的“又”一次重演，给予其任何形式的关注与感伤都是徒劳，都是“浪说”。由此，不难感知到一个生灵涂炭略不萦于心上的彻底的“出家”人形象。吴山也表达了类似想法：“独此别有天，超脱沧桑界。周折买山钱，慷慨偿诗债。舟同范蠡寻，赋借司马卖。安得辋川人，收拾烟波画。”[4]543置身于迥异尘世的西湖，饱经沧桑的女诗人仿佛获得了解脱，甚至渴望能长久地过上这种远离尘嚣的生活，从中我们可以体察到这种超然、淡漠态度背后的真实意蕴——对现实的回避。

这种回避现实的态度，可以说是全书的主要思想倾向。具体可分两个层面看：首先，不少作者明确陈述了避世态度。如李长顺云：“避世封长剑，乘流狎短蓑”[4]543；“怀人花半阁，逃世酒全卮。”[4]542汪汝谦云：“因知诗遣兴，偏向酒逃禅。”[4]543其次，还突出表现在若干典故的使用上。譬如“渔父”。自《楚辞·渔父》篇以来，这个鼓枻于沧浪之水的渔人形象一直被视为隐者的代表，成为历代文人传达避世情思时最乐于使用的典故之一。这在《湖舫诗》中也有显著体现。如汪度“徘徊看鼓枻，默默问春波”[4]547；释普醇“鼓楫歌沧浪，操缦资游燕。”[4]545其他如陶渊明“桃源”、王维“辋川”、林逋“梅鹤”等带有类似意蕴的典故，同样多次或显或隐地出现在诸诗人的笔下。

由此，可以看出《湖舫诗》诸作者回避社会现实与政治话题的取向。比较来看，无宁说他们更关注自己个人的命运。因为通观全书，描述个人生存状态、感慨自身境遇的文字倒是比比皆是。如释普醇：“节序无虚度，予生可若何？移情花不语，有意客悲歌。玉笛清风冽，清光此夕多。良时终感慨，亭榭下湖波。”[4]545沈彝琮：“鹤径封苔藓，何年别乃公。咽泉春乱石，遗构老荒丛。代谢花开落，升沈客转蓬。踏歌山骨冷，可奈岁寒风。”[4]546徐必升：“酒入莺花梦，何堪五噫歌。不经湖寂寞，谁复怅烟波。幽榜开林麓，春丝荡晚簔。食愁弹铗老，畊傍北山阿。”[4]546贫困的生活，颠沛的游踪，老去的年华，一切都令他们悲愁不已。即便置身于良辰美景，也无法消弭胸中的感慨。时值仲春，他们感受到的却是“踏歌山骨冷，可奈岁寒风”。这种“有意”的“移情”，鲜明地凸显出他们对个人命运的无奈，对自身生存的焦虑。

综上可见，这次集会的参与者虽然身份不一、处境各异，但仍有大致趋同的思想取向。他们身处改朝换代、战火纷飞的特殊时期，却未给予天翻地覆的大变局多少关注的目光。战争的残酷、社会的凋敝、人民的苦难等现实内容，在其笔下只是偶尔闪现，而没有成为普遍主题。虽然他们也不时慨叹自己的遭际，但基本只是及身而止，并未推广至天下苍生，所以仍停留于个人层面。要之，绕开现实话题、聚焦个人境遇、回避大我、关注小我，可谓《湖舫诗》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取向。

三、动因解读及其他

这种回避现实与关注自我的取向之所以形成，归根到底是他们对现实环境的一种反应。个中信息，可以从汪汝谦诗中读出一二：“当年多画桨，罗袜每临波。堪叹采莲曲，翻闻奏凯歌。匡时宁献策？屏迹避操戈。欣此招携日，平湖共狎鹅。”[4]543全诗上半部分回顾了他早年意气风发的情形，至“匡时宁献策”句则笔锋一转，从中我们得知他或许也曾积极入世，并有心匡补时政，甚至可能向主事者贡献过对策，但一个“宁”字，却把过去的一切都否定了。如今的他只想“屏迹避操戈”，优游于湖山胜景，安度晚年。经历了明清之际太多变乱的老诗人已经对现实深深失望，既然匡时无补，献策无望，那么，苟全性命于乱世似乎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面对易代之际战火纷飞、民生凋敝的时局，可选择的道路其实多种多样，既有退避林下者，也有积极进取者，甚至还有二者兼有的矛盾综合体。具体就《湖舫诗》诸作者而论，便非完全只求苟全性命，而彻底不问世事。如李长顺诗：“曲隖烟如泻，柳寒丝未挂。山满采樵声，人半课晴话。俗畸人近僧，道穷书欲卖。倚榜见鸠形，流民谁为画？”[4]543“倚榜见鸠形”一联可谓整部《湖舫诗》摹写现实最切实的文字。至于遗民情怀，亦非无迹可寻，如王民诗：“细雨知寒食，湖头费酒钱。梨花多怨暮，杜宇独啼天。祀貌存宫锦，碑阴论昔贤。莫传南渡事，箫鼓半风烟。”[4]545尾联所谓“南渡事”既是咏叹南宋史事，也可能在指涉南明，从中可以读出作者对易代的感伤。不过从整体上看，李、王二人的这种情绪只能说是全书的特例，而占绝对优势的，则是“莫虞身外事，未了是烽烟”和“隔江春几许，浪说又烽烟”式的态度；并且即便这个宣称要勾勒一幅流民图的李长顺，也明确表达了“避世封长剑”、“逃世酒全卮”的想法，王民的诗笔亦以消沉低徊为基调。

虽则如是，李、王两人仍然在《湖舫诗》回避现实、关注自我的主旋律中，传达出了些许变奏。透过这种主音与变奏的微妙组合，我们可以体察到这批普通士人在动荡时局下的纠结挣扎处境。他们绝非看不到现实的苦难，亦非没有家国之感。只是对他们来说，战争的残酷、社会的凋敝、人民的苦难固然触目惊心，但这种惨淡现实却首先意味着他们也要像民众一样遭遇真实的生存困局，而如何应对困局，如何在现实环境、历史大潮中适应、生存下去，才是其首当其冲的要务。他们之于现实，要么有心无力，要么根本无心关注。因为在剧变时局面前，恐怕只有少数具备深刻透辟的思想、坚韧顽强的品质与炽热入世情怀的文化精英，才可能以足够的勇气、耐心与兴趣，去观察、思考、表述变局的来龙去脉，并对其施以个人的影响。《湖舫诗》诸作者显然不属于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文化精英、思想巨人，他们虽然也在睁眼看世界，但大抵只是浮光掠影，并不能深入，当哀怨感伤情绪宣泄过后，必然走向调适之路。事实上，求得个人生活的安适、心灵的惬意，正是《湖舫诗》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些饱经易代沧桑、深受转徙之苦的普通士人看来，眼前的西湖乃是动荡时局下一片难得的乐土。徐必升便赞叹：“此乡称净土”[4]545，汪度亦云：“两湖浑醉乡”[4]547。在这里，他们可以“答歌樵牧外，逃醉白苏边”[4]547，从此“终日踏波光，闲情殆欲徧”[4]548；同时还能“征诗刻烛催，高情捉谭麈”[4]547，“清言得晋风”[4]545，一派自得其乐的景象。就这样，他们在美景的环抱中，在“净土”、“醉乡”的抚慰下，有意无意间忘却了牢愁，躲进个人的小天地，开始兴味盎然地体验起历代文人固有的闲情逸致。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闲情逸致并不仅仅是临时的调适之举，恐怕就是某些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与态度。即如汪汝谦，便以优游行乐、风流自赏的态度看待易代后的生活。这在他写于清初的《六桥补桃柳歌》、《同李太虚先生、冯云将、顾林调、张卿子订五老会》②等诗中，有鲜明体现。前者有句云：“长吏只今表儒术，范老苏公良在兹。竞分冰橐谋补缀，区区老病安能辞。栽以桃花闲垂柳，拖云带月重纷披。良辰佳兴人所共，虽云好事心无私。试看不朽自千载，湖光一片长相思。”①后者亦云：“人生行乐当如此，何用浮名混青史。楚国三生少见机，竹林七子徒然尔。洛社风流迹已稀，文章道德留馀徽。即今四海正清晏，急须携酒烹鲜肥。”①他否定了积极有为、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价值观，认为人生的意义全在及时行乐，可谓一种带有强烈个人中心色彩的思想。从这种历史观、人生观出发，自然可以不理会人间疾苦，而热衷于游宴享乐；同时也不甚在意气节，所以将表彰儒术的清廷官吏比作范仲淹、苏轼等千古名臣，且称道“即今四海正清晏”，可见其对清王朝也并无多少排斥情绪，甚至还有所认可。

当然，汪汝谦毕竟只是一介布衣，易代时出处行止的大是大非，和他并无太多干系。而另一位与会者沈奕琛，则以明举人的身份，真正迈出了仕清的脚步。陈垣先生在考察过沈氏别集《寄庵集》后，指出：“今读《寄庵集》，于君国之亡，毫不动心，而惟致慨于宦海升沉，身世穷达”[6]351，认为他后来“与王弘祚连袂降清，恬不为怪”[6]350。虽然沈、汪二人一仕清，一在野，但在关注小我、漠视大我的层面上，他们正是同道中人。

总之，《湖舫诗》诸作者并非没有现实关怀与家国之感，在李长顺、王民等人笔下，这类思想内容便有所流露。但一方面，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大部分作者不得不在生存夹缝中寻求调适；另一方面，某些作者的思想也确实带有个人主义倾向，较为狭隘庸俗。两重因素合在一起，遂使顺治六年的这次西湖集会的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主动回避了社会现实与政治话题，于大我与小我间选择了后者。在当时清王朝与南明永历政权殊死搏杀、抗清斗争风起云涌、遗民社团遍布南北、现实主义与慷慨悲歌成为诗坛主旋律的情形下，《湖舫诗》诸作者却奏起了一支平和舒缓、婉转清悠的小夜曲。其间既有湖山游赏、友朋雅集的愉悦与闲适，又有沉浸于良辰美景、历史时空的超然与洒脱，并且还蕴涵着些许幽怨与辛酸。这是对动荡时局的无奈，对个人命运的焦虑，对安定生活的向往，同时也未尝没有对朝代兴亡的慨叹与感伤。它实际上代表了清初士人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甚至可以说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普通士人合乎逻辑的人生选择。当众多持有类似思想的士人聚合到一起时，自然便带来了清初诗人集会的一重不容忽视的内容与倾向。它预示着不待清廷禁社令下达，士人群体内部就已经出现了退出政治领域、回避现实话题，而沉酣于诗酒山水的趋势。随着清王朝的统治日益巩固、社会趋于安定、抗清斗争衰微、遗民社团也不断消解离析，这种趋势乃一跃成为清代诗人集会的主流。直至清末，才在另一场大变局中，出现显著变化。

注释：

① 见吴颢、吴振棫著《国朝杭郡诗辑（卷二）》，同治十三年（1874）钱塘丁氏重刻本。

② 《国朝杭郡诗辑》卷二汪汝谦小传称其“所著诗凡十种，惟《松溪集》为入本朝后作，今即其集甄录焉” （同治十三年钱塘丁氏重刻本，第15页），可知此二诗应作于清初。

[参考文献]

[1]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22.

[2]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1：66.

[3] 卓尔堪.遗民诗[M]//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2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660-661.

[4] 沈奕琛.湖舫诗[M]//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丛书集成续编：第11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

[5] 朱则杰.清诗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5.

[6]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论著八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夏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