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云“鸟笼经济”说的再认识

蔡天新

摘要改革开放之初，陈云为了帮助人们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辩证关系，提出了“鸟”与“笼”的著名比喻，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争论。陈云的“鸟笼经济”说，既坚持了在计划指导下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改革方针，又适应了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防止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指出了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陈云的“鸟笼经济”说，不但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陈云；计划与市场；辨证关系；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09)01-0015-(05)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30个春秋，经历了许多艰难与曲折，尤其是在思想理论方面，出现了多次激烈的争论。正由于这种争论，有力地冲击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左”的思想束缚，促进了人们的思想大解放，纠正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在认识上的偏差，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二大适时地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措施，但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许多人在如何处理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感到困惑，甚至出现了两个极端。为了帮助人们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的精神，正确处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度”，陈云提出了“鸟”与“笼”的著名比喻(俗称“鸟笼经济”)，形象地解释了计划与市场的辩证关系。这一比喻引起海内外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论。本文拟就陈云所提出“鸟笼经济”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以及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再作一些必要的探讨，以飨读者。

一、“鸟笼经济”提出的历史背景和主要过程

“鸟笼经济”的提出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之初，借鉴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采取计划经济体制，这对于战乱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扼制通货膨胀，解决民生问题，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促进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有着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经济主体的逐渐多样化，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难以准确预测复杂多变的市场信息，也不能周全计划千千万万个大小企业的生产和销售，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开始逐渐减弱。为了突破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中共八大采纳了陈云的建议，确立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加上“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八大的正确主张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并逐渐形成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发展失去了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农村改革人手，通过搞活农村经济来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又在城市进行改革试点，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开始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然而，长期被计划束缚的中国经济一旦放开，犹如脱缰的野马，“漫无目标地乱窜”。加上国门打开后，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商品令人眼花缭乱，各地都争先恐后地行动起来，一度出现了盲目引进、重复建设现象，还提出了“小跃进”的设想。一些地方领导刚从“左”的思想束缚中得到解放，又进入另一个急于求成的怪圈，使中国刚刚复苏的国民经济又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对此，陈云忧心忡忡，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保持国民经济平衡稳步发展的建议，坚决反对在经济建设中盲目发动“小跃进”。这一建议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中央及时采取了措施，使中国避免了一次新的经济挫折。同时，为了让人们充分认识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陈云运用“鸟”与“笼”的比喻，通俗地阐述了搞活经济和市场调节与国家计划的辩证关系，强调指出要根据“鸟”(经济)的需要，设计“笼”(计划)的大小，并不断地调整“笼”的尺寸，使“鸟”既能在“笼”中充分地飞翔，又不被“笼”困死。

陈云“鸟笼经济”思想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对“鸟”与“笼”关系问题的阐述，最早出于陈云与黄克诚的一次谈话。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在向陈云汇报工作时，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走私、逃税以及乱上项目、乱涨价等经济犯罪猖獗和经济秩序混乱等情况时说：“要把经济搞活，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死，但搞活不能没有秩序，这就好比一只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它就死了，要让它飞。但要让它在笼子里飞，否则就飞跑了。”两个月后，陈云在听取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关于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汇报时用了这个比喻。他说“搞活经济是对的，但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这就像鸟一样，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合适的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笼子的大小要适当，但总要有个笼子。”这是陈云受黄克诚启发后，第一次运用“鸟”与“笼”的关系来比喻市场调节与国家计划的辩证关系。1982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经济工作。陈云在会上就如何搞活经济问题作了长篇讲话，又重复了“鸟”与“笼”的关系，并对如何理解“笼”的概念作了更具体的阐述。他说：“这个‘笼子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这是陈云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借喻“鸟”与“笼”的关系，阐述自己对计划与市场之间的辩证看法。同年12月，在全国五届人大会议上，陈云应邀与上海代表团的部分代表进行座谈时，又对“鸟”与“笼”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现在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指导的搞活。这就像鸟与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在笼子里飞。当然，‘笼子的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要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计划的指导。。陈云的这番讲话立即被众多的报刊

杂志所报道，记者们称之为“鸟笼经济”，并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尔后，众多的专家学者也对陈云关于“鸟”与“笼”的比喻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一些赞同的看法，也发表了不少的反对意见。有的人认为，“鸟笼经济”是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一贯思想的新表述，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计划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关系；也有的人认为，“鸟笼经济”是陈云为了防止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避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起大落，体现了他的平衡经济思想；还有的人认为，“鸟笼经济”主要是强调计划，限制市场调节，属于保守经济理论范畴；甚至有的人从狭义上理解“鸟笼经济”，认为把“鸟”关在不盈尺的“笼”里，即使不被困死，也飞不起来；国外有一些专家学者还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鸟笼经济”是“反对改革，走回头路”，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保守派的代表思想。一时间，国内外对陈云的“鸟笼经济”进行了激烈争论，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有关“鸟笼经济”的争论也逐渐销声匿迹。

二、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正确认识和理解“鸟笼经济”的主流思想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理论和观点都具有历史性，即使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也不会永远是正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这些正确的理论和观点，也会因时间、条件的变化而逐渐减弱其原有的历史作用，甚至走向反面。研究陈云的“鸟笼经济”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站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历史高度，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

首先，“鸟笼经济”与党的十二大精神和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方针是保持一致的。建国之后，由于我们没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问题，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将市场调节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可以说计划经济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共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的思想，成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继续和发展。党的十二大根据陈云的建议，确立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对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要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待这一重大变革，而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责备求全。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毫无疑问地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言行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鸟笼经济”既符合党的十二大精神，又遵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同时也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作为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在上层建筑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不可能一下子就抛弃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休克疗法”，这对一个大国来说，前途很难预测。所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只能在原有的计划体制基础上，循序渐进、步步深入，急于求成的做法只能是欲速则不达。在中国改革的初期，必须重点发挥计划的作用，以“笼”来限制“鸟”的盲目性，以避免经济过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通货膨胀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等问题。

其次，“鸟笼经济”适应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生产力状况还处于总体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的低级阶段，根本不具备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硬件”和“软件”。从硬件上说，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和运行的通讯设备、市场设施、港口码头、物流载体、交通工具等基础设施还很薄弱。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大、收益低、资金回笼慢，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地区和国家，私有企业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没有能力投资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也没有兴趣对“公共物品”投入。所以，要营造市场经济所必备的硬件，必须依靠国家来投资，通过计划经济，以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从软件上说，由于中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各种经济政策都是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而市场经济又是法制经济，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对市场主体进行规范、监督，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不能有序地进行资源配置。所以，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市场机制所赖以顺利运行的商务法律、企业法规、行业规则、市场主体准入制度都不具备，特别是联系和促进当事人缔结契约的中介机构，以及能强制市场主体履行契约的监督、管理机构等均未建立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国家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对重大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应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笼”是替代市场经济所必须具备的又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的部分“软件”和“硬件”的重要工具。同时，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法律意识还不强，商品意识也比较缺乏，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竞争、风险、效率、效益、价值、分配等各个方面的意识都很薄弱。而按照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基础的变革往往又快于上层建筑的变革，引入市场机制以后，人们的意识往往落后于存在，长期形成的计划经济观念不可能立即改变，各种市场意识必须假以时日才能逐渐形成。因此，在必要的软、硬件未具备之前，市场机制无法顺利运行，必须通过计划手段进行调节，利用计划这个“笼”来规范市场那只“鸟”，才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的大起大落。其实直到现在，中国还是牢牢掌握着宏观调控这个“笼”，以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如2007年国家运用金融等多种手段，调控物价上涨，防止经济过热。2008年又通过扩大内需和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再次，“鸟笼经济”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国情是底子薄、人口多。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大国，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庞大的人口压力和人均资源占有的相对贫乏，这就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而要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需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倾斜和对相关行业的重点扶持。如要解决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政府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要扶持局部地区和个别行业的优先发展，中央必须制定一些优惠政策，提供部分扶持资金。还有，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国家专门制定了有关法律，以保证各地政府逐年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这些倾斜和支持，既是无偿的，又数额巨大，作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市场主体一般都不愿意做，也做不到，只能通过国家计划来实现。同时，由于人口众多和人均资源的贫乏，在市场竞争中，各市场主体不可避免地会不择手段地争夺资源和市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公司，为了自身的经济效益必然会对社会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进行市场投机活动，这种恶性竞争所引发的严重经济后果，直接影响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在人口众多的国度里，个人经济行为的轻微变动加在一起，便会汇成一股巨大的经济潮流，对尚且脆弱的市场框架形成严重的冲击，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和改革的失败。而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看，市场机制形成也需要一个发育、完善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承受市场经济浪潮冲击力也有大有小，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尚未形成时，市场机制只能通过供求关系的调节来解决比较轻微的经济波动，对巨大的经济浪潮冲击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必须依靠国家计划对一定领域、一定部门、一定行业和对特定阶段的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调节，也就是说必须通过“笼”来规范“鸟”的活动，以防止“鸟”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折断翅膀。

三、“鸟笼经济”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鸟笼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不但帮助了人们正确认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辩证关系，纠正了改革初期各级领导的急躁心理，而且也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指出了一条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同时，“鸟笼经济”作为一种科学的经济手段，在搞活经济、进行市场调节、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防止经济过热、扼制通货膨胀，以及调整经济结构、进行宏观调控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首先，“鸟笼经济”对于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相当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很不理解。而早在1979年初，陈云就比较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按比例部分；二是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在计划经济盛行的年月，陈云对计划与市场的精辟认识，对于转变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又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有的人抱住计划经济的大树不放，以担心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为由反对改革，反对实行市场调节；也有的人希望采取“休克疗法”，彻底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自由经济；还有的人想走折衷的路子，主张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共十二大集思广益，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但如何把握计划与市场这个“度”，却成为各级领导最难界定的问题，陈云的“鸟笼经济”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科学钥匙。“鸟笼经济”生动形象地阐明了国家计划与市场调节的辩证关系，明确指出了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市场调节。陈云借喻“鸟”与“笼”的关系，科学地回答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必须掌握的“度”，一方面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市场调节的作用和地位，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稳步发展的重要性，以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曾经多次采用计划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如1988年的经济过热，1994年的通货膨胀，还有应对目前正在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都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这个“笼”。

其次，“鸟笼经济”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指出了一条循序渐进、稳步改革的发展道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大国，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许多急需解决的历史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解决。一方面，市场机制运行所需要的软、硬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相对落后，在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软件和硬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如果大幅度地放松计划，必然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况且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运行所需要的各种软件和硬件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具备的，特别是市场机制运行所需要的法律体系、市场体系、金融体系、资本运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软件方面的完善，比硬件的建设需要更多的时间，如果我们一开始改革就放弃了计划，整个国民经济就有可能出现混乱，甚至造成灾难性后果。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方法、步骤和速度也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盲目地放弃计划，进行“休克疗法”，激烈的市场竞争必然会加剧两极分化，在经济不能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会使更多的民众加入贫困行列，这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度里，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政府根本没有能力解决大面积的贫困问题。而贫困问题不妥善解决，又会引发众多的社会矛盾，甚至出现政治危机。所以，按照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在国家总体计划指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把计划与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摸着石头过河”，使国民经济始终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是保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根本途径。

再次，“鸟笼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对于解决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面临和出现的诸多问题，仍然有积极的指导作用。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已经顺利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家计划在管理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就不要计划了。一方面，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而言，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构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从整体上看，整个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抗击经济波动的能力也不强。所以，还需要利用计划这个“笼”来弥补市场机制方面的某些缺陷，以辅助调控重大的市场波动。如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重复建设、商品过盛、经济危机和经济过热等问题，必须运用国家计划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实施宏观调控。这些手段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和行政等，同陈云所比喻的“笼”有异曲同工之处。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是法治经济，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各种行业规定，以及各种中介机构和监督机制，才能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这些软件也是一种“笼”。市场经济这只“鸟”必须在各种法律法规的“笼”中活动，离开了这些“笼”，经济秩序就会出现异常。如偷税漏税、假冒伪劣、走私贩私、欺诈贿赂、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都是因为“鸟”逃脱了“笼”的控制所引发的后果。另外，在市场经济中，一个国家和地区往往需要对重点项目优先考虑，比如要及时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要对科学、教育、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给予政策性倾斜和支持，要对农业等弱势行业进行扶持，要对重复投资的项目进行压缩，要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进行控制等等，这些都需要通过国家计划和宏观调控来实现。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外国的经济波动也会影响中国经济，如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现在正在面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会冲击中国金融秩序和经济发展，通过计划这个“笼”，既可以一定程度抵御外国经济波动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又可以保护和减少本国部分行业面临的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风险。所以，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度里，也有国家的总体规划和宏观调控这个“笼”在起作用。

当然，肯定陈云“鸟笼经济”的主流思想和历史作用，并不否认其历史局限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鸟笼经济”，必然会受当时的主流文化、思想观念、认知水平和客观环境的影响。一方面，“鸟笼经济”是基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还不能完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故必然带有浓厚的传统计划经济观念色彩。虽然陈云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比别人更到位，但毕竟还不能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或多或少带有保守思想。另一方面，“鸟笼经济”仍然带有对市场调节不放心、存有疑虑的因素，特别是对市场调节所引发的一些暂时性问题考虑过多、过于担心。应该说“鸟笼经济”的主体还是强调计划，主张在计划指导下进行市场调节。虽然说“鸟笼经济”也倡导搞活经济，进行市场调节，但这个度很难把握。如果能正确认识和理解陈云的本意当然再好不过，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出现以计划来束缚市场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甚至会出现以“笼”为借口人为地干预经济的现象。但从总体来说，“鸟笼经济”对于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意义，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在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时候，让我们打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尘封历史，认真探讨研究陈云的“鸟笼经济”，或许会给人们一些新的启示。应该说，陈云的“鸟笼经济”，不但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且对于当前我们正在解决的全球金融危机问题，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责任编辑：陈可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