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研究的生态转向

[摘 要]生态语言学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它是语言学的应用，目的是解决与语言和生态有关的问题。文章阐述了作者语言学研究的生态转向及其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思路，认为生态语言学的研究重点不仅包括对生态话语的分析，还包括对话语的生态分析。文章着重介绍了和谐话语分析的假定和内容，以及学术界对和谐话语分析的关注，并对生态语言学跨学科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和谐话语分析;以问题为导向;跨学科研究

我曾在《人生处处皆选择》一文中谈到自己在人生的“耳顺”之年开始关注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我从工作了整整20年的中山大学调到华南农业大学。①我18岁那年进入广州外国语学院（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习英语，受到多年的外国语言学训练;1986年在广州外国语学院获得“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学位;后来到英国留学和工作，其间先后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应用语言学专业，1992年）和威尔士大学（今卡迪夫大学）加的夫学院（功能语言学专业，1996年）授予的两个博士学位;1992—1993年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做研究，被聘为助理研究员（Research Associate）;1996年从英国学成到中山大学工作，同年担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2012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21年获得“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称号。

从本质上说，我是个英语语言研究者，也是功能语言学研究者和应用者。我信奉的是功能的语言观（a functional view of language），主要从语言使用的角度观察和研究语言的功能，并注重语言的社会属性和语言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

我过去几十年的研究领域主要有三个：一是语篇分析及话语分析，出版了《语篇分析概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功能语篇分析》（与葛达西合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和《功能话语研究新发展》（与赵蕊华合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等著作;二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出版了《英语强势主位结构》（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已翻译成英文将由英国Equinox出版公司出版）、《功能取向》（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什么是功能语法》（与辛志英合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系统功能语言学十讲》（与陈瑜敏合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1年）等著作;三是生态语言学，出版了《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与赵蕊华合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生态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与陈旸、赵蕊华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待出）等著作。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中，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在最近几十年才兴起，比社会语言学这类学科分支还要年轻。我是从2016年才开始生態语言学研究，也即开始我的学术研究的“生态转向”。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在生态语言学领域的研究：一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二是话语的生态分析，三是和谐话语分析。

一、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

关于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一般的说法是追溯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豪根（E. Haugen）所说的“语言生态（学）”（the ecology of language）。①生态语言学涉及语言学和生态学等学科，所以本质上是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但是，我们注意到学界关于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属性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语言学是交叉学科，因为它涉及生态与语言的交叉，如范俊军;②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语言学是应用学科，主要是应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并将其糅合到生态语言学中以解决实际问题，如我和赵蕊华等;③第三种观点认为生态语言学是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如何伟将生态语言学定义为“基于并超越生态学、语言学、哲学、生物学、认知科学、社会学、外交学、政治学、文化学等”，④其观点应该是受了苏内·沃克·斯特芬森（Sune Vork Steffensen）⑤和阿伦·斯提比（Arran Stibbe）⑥等人的影响。⑦

生态语言学涉及语言学和生态学，因此说它是交叉学科或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ity）。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内容不局限于某一单一学科，它涉及甚至跨越了至少两个学科，而且不同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者所涉及或跨越的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尽相同。

我曾于2019年12月1日在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的第4期生态语言学讲习班上，就生态语言学学科属性问题与丹麦南丹麦大学的斯蒂芬·考利（Stephen Cowley）教授进行公开对话，但我们无法达成一致的看法。他认为生态语言学是超学科，语言学属于生态语言学;我认为生态语言学是广义的应用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这些学科分支一样，属于语言学应用。这一看法表明了我的观点：生态语言学属于语言学。⑧

正如我与李文蓓所说的，阿尔温·菲尔（A. Fill）和苏内·沃克·斯特芬森在讨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学科属性时认为，研究语言生态既属于自然科学，也属于人文学科。①他们在其主编的《语言科学》（Language Sciences）专号中，谈到了 2009 年在丹麦欧登塞召开的题为“生态语言学：科学的生态”（Ecolinguistics： the Ecology of Science）学术研讨会，并说到该研讨会的参与者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即想打破原来把生态语言学看作是语言学一个分支的界限，认为这个学科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科学）。②对于这个观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③在我们看来，目前把生态语言学看作是独立于语言学之外的学科领域是一个过于乐观的想法。我们通过提出区分微观生态语言学和宏观生态语言学来描述这种状态，把微观生态语言学看作是广义的应用语言学（这点与社会语言学一样），把宏观生态语言学看作是位于一般学科（如生态学、语言学、社会学等）之上的学科，也就是超学科。④在中国的语境中，我们把自己所做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定位为微观生态语言学，并把它看作是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属于维多森（H. G. Widdowson）所说的“语言学应用”（linguistics applied）。⑤

我在不同场合都谈到生态语言学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problem-oriented）的交叉学科，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分支一样，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所谓以问题为导向，就是问题驱动，从发现问题和观察问题开始，然后分析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解决问题。我们所做的生态话语分析，都展现了生态语言学以问题为导向的特点。⑥

既然生态语言学是个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那么它就期待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是问题驱动的，它不像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形式语言学理论或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那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术语和研究方法。生态语言学是问题倒逼的研究。

二、话语的生态分析

生态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就是从生态的角度进行话语分析，即生态话语分析（eco-discourse analysis）。生态话语分析与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生态批评话语分析（eco-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有着密切的联系。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在《建构关于环境话语的框架：批评话语模式》一书中采取案例分析法，讨论了一系列反映环境和生态问题的语言和话语。⑦他的主张是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他与斯提比合撰的论文《从生态话语分析到话语的生态分析》区分了“生态话语分析”（即关于生态话题的话语的分析，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和“话语的生态分析”（即对任何话语进行生态分析，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并认为后者更加重要。①这个观点在学界影响很大。我十分赞成亚历山大和斯提比对任何话语进行生态分析的观点，并通过对“银行排队叫号单”、②给知心姐姐信件、③“甜妹行为”④等语篇的分析展示如何从生态的角度分析不同类型话语。

我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和谐生态哲学观，提出“think and act ecolinguistically”的观点。⑤“think ecolinguistically”就是“思，以生态语言学为本”，即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act ecolinguistically”就是“行，以生态语言学为道”，即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去行动，在使用语言时考虑生态因素。我们曾就“大便后不冲水，就打包回家”这样的语言表达进行批评，因为这种语言使用的出发点是违反生态的。我们认为，在中国的文化里，“打包”是指在餐馆吃饭后将味道好、不舍得作为垃圾清掃掉的食物包装回家的行为，是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的生态行为;把“打包”这种使人联想到“美食”“好味道”“不浪费”的词语与厕所里的“排泄物”联系在一起，就是把现代文明带回到愚昧和原始。⑥

生态语言学和生态话语分析的一个任务是促进生态教育，提高全民的生态素养和生态意识，⑦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就是参与并致力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三、和谐话语分析

我在思考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过程中，始终记住以下三点：其一，生态语言学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因为它是问题驱动、问题倒逼的。其二，中国面临的生态问题与其他国家相比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因此研究要努力做到本土化，要时刻记住我们首先要关注和解决中国自己的生态问题。其三，生态话语分析的重点不在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后者只是一个研究视角，而且不是前者的核心内容;生态话语分析的重点应该是关心绝大多数人，应该紧跟社会主流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氛围。因此，我们根据这些情况提出了“和谐话语分析”（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框架。⑧我曾明确指出，“在中国语境下，‘生态’不仅仅是指生命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而是被用来表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⑨这是因为在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国家理念，“和谐”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词，它强调各种关系的和谐一致。⑩

关于构建和谐话语分析模式，我们这些年一直都在思考并付诸实践，对其哲学根源、研究目标与原则、理论指导、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等进行深层次的探讨。①但需要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我只是提了一些初步设想和原则，总的说来研究还不够深入，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涉及。目前已经有一些人跟我一起在这方面进行深入思考，我们期待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的构建工作。

和谐话语分析的语言学理论指导主要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②遵循的是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③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原则，④因此我们推崇辩证唯物主义，主张采取整体论（holism）、多元论（pluralism）和系统论。之所以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理论支撑，是因为我们把语言看作政治活动的工具，因此突出语言在社会活动中的干预功能，把语言研究和语言使用置于社会政治语境中，同时也把语言与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结合起来，在语境中研究语言和语言使用以及语言的功能。

和谐话语分析的哲学根源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生”的问题，“生”的哲学就是生态哲学，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⑤中国哲学中的“天地以生物为心”“人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天人合一”都是主张要与自然界万物和谐相处，以自然界为精神家园。无论是儒家孔子的“天生万物”还是道家老子的“道生万物”，都是讲世界的本源（天或道）与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的生成关系与和谐关系。虽然儒家与道家在“天人合一”的解释上有差异——儒家侧重“人文”、道家侧重“自然”，但在“天人合一”这一理念的理解上其基本的含义都是“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⑥

雖然我们信奉中国的生态哲学，认为动物、植物等都是有生命的，都要得到爱护、保护，但在人与动物的选择上，我们认为首先选择的应该是人，因此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假定。⑦

明代著名思想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在其《传习录·钱德洪录》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禽兽和草木都是一体，我们都是要爱的，但我们用草木去饲养禽兽;人和禽兽一样都是要爱的，但我们宰杀禽兽以奉养亲人、祭祀祖先、招待客人。①由此可见，人比禽兽和草木更加重要。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荀子》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②人之所以贵重，是因为人会思维、有意识、有语言、有道义、有组织，能结合成社会群体，群体中有等级名分之分;人能利用意义表达手段沟通协调、团结一致、和谐相处。从这点看，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责任最大。因此，人类应当最小限度地影响、采用和破坏其他物种，要有节制、有限制地取用自然资源，尽量保持生态的平衡，这也是生态环境伦理学所关注的问题。人类首先应考虑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人的生态素养的培养，认真做好生态教育工作。③

我还认为，从生态哲学的角度来看，有三条原则可以指导我们的生态话语分析：一是良知原则，二是亲近原则，三是制约原则。④

和谐话语分析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前者的出发点是构建，而不是解构。我们要展示生态系统中积极、和谐的一面，而不是突出消极、冲突的一面。和谐话语分析的目的是面对问题、分析问题、认识问题，并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使社会越来越好、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不是突出冲突、激化矛盾。和谐话语分析尤其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既可以用于分析包含积极因素的语篇，也可以用于分析包含冲突的语篇。⑤

自2016年我的和谐话语分析框架提出以后，得到很多同行的关注和认同。如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召集人（主席）、英国格罗斯特大学生态语言学教授阿伦·斯提比就曾多次谈到和谐话语分析。他在2016年11月写给“首届生态语言学国际研讨会”的贺信中这样说：“话语分析者可以使用黄国文教授提出的和谐话语分析框架，批判当代的破坏性话语，如消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并分析中国的积极话语选择来源。”（Discourse analysts can critique contemporary destructive discourses like consumerism and neoliberalism， and analyse Chinese sources for positive alternatives， using the framework of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proposed by Professor Huang Guowen.）⑥2018年他在其著作《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的中译本前言中又谈到和谐话语分析：

当然，任何一门学科都蕴含着创作者的文化视角，生态语言学也不例外。因此，有必要创造出适应中国语境的生态语言学形式，并将中国传统思想的感悟直接融入其理论和实践的框架中。为此，黄国文教授与其他学者共同建构了和谐话语分析（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框架。以下是黄国文教授对和谐话语分析的总结：

批评话语分析和积极话语分析都局限于人类社区团体的范围，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和谐话语分析的目的在于实现不同层面的和谐，尝试探究语言在人类与其他物种以及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探讨如何通过语言的选择来理解、调整、维持和/或加强特定社会中的关系。这突出了语言的使用在解决生态问题中的重要性。

和谐话语分析和生态语言学之所以在当今世界如此重要，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语言学只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而没有考虑社会所嵌入的更大的生态世界——一个有动物、植物、河流、海洋、土壤和雨水的世界。但是，由于语言与更大的生态系统是相互塑造，只有将更广泛的生态考虑在内，才能使语言学成为一门更为准确的学科。其次，随着生态系统的日益恶化，我们的生命、我们下一代的生命以及无数其他生物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因此，将更广泛的生态考虑在内是十分必要的。①

2021年，斯提比教授的《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一书由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再版。他在书中写道：

最近，在中国，学者们发展了和谐话语分析。这种方法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和谐哲学，特别是儒家的良知、亲近和制约三大原则，描述了如何在和谐话语分析中，“通过研究话语中与语言相关的生态问题，我们旨在展示人类与其他生态参与者的各种关系，并通过语言促进和谐关系”。和谐话语分析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生态语言学走遍世界，并根据它所到达的地方的文化、哲学和生态进行重新改造。（More recently， in China， scholars have developed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approach is unique because it is strongly roo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es of harmony， particularly the three Confucian principles of conscience， proximity and regulation. Huang and Zhao describe how in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by examining language-related ecological problems in discourse， we aim to present the various relations of humans with other ecological participants and to promote harmonious relations via language’. The importance of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is that it provides an example of ecolinguistics travelling across the world and being reinvented in line with the culture， philosophy and ecology of the place it has arrived in.）②

2022年，斯提比教授《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的配有导读的中译本第2版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

和谐话语分析框架具有中国特色，已经成为生态语言学的一种重要而独特的形式。黄和赵（2021）是这样描述的：

和谐话语分析既将“话语”解释为狭义的语言使用，也从更广的意义将“话语”解释为社会实践中的各种系统，其目标是在两个层面上开展工作：基于文本的微观层面，分析语言形式的特征和模式;超越语言的宏观层面，分析语言系统和其他系统（无论是意义系统、社会系统还是物质系统）在社会实践中的相互作用。和谐话语分析不仅肯定或批评一种现象、生态哲学或行为，还展示生态系统中的各种关系是如何协调的，以及语言和其他系统如何推动这些关系的协调的。

和谐话语分析中的和谐概念基于中国哲学传统的道家和儒家思想，融合了“良知原则、亲近原则和制约原则”。该框架中的分析充分利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

[The framework of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and distinctive form of ecolinguis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Huang and Zhao（2021） describe how：

Interpreting “discourse” as language use in the narrow sense and in a broader sense in the context of various systems of social praxis， HDA aims to work on two levels： the micro level， a text-based level， analysing features and patterns in language forms; and the macro level， a translinguistic level， analysing the language system and other systems， whether semiotic， social， or material， in terms of their interactions in social praxis. HDA does not merely confirm or criticize a phenomenon， ecosophy， or action， but also shows how various relations in the ecosystem are harmonized and how language and other systems contribute to harmonizing such relations.

The concept of harmony in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of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 incorporating ‘the principle of conscience， the principle of proxim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regulation’ The analysis within this framework makes strong use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s well as cognitive linguistics.]①

從有关论文检索来看，已经有一些国内外学者在讨论生态语言学和生态话语分析时引用、讨论或修正和谐话语分析中的一些观点或说法，让我们备受鼓舞。长期以来，中国外语界的研究总是比较轻视中国学者提出的理论、方法，眼睛一直盯住“外国人”。如果说我们要做到理论自信，那么我们的研究就要有本土意识，要努力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并结合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寻找中国的解决方案。

近年来，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与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联合组织出版生态语言学专著系列，其主编斯提比教授和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的玛丽安娜·罗西亚（Mariana Roccia）在丛书选题中就特别谈到：期待出版“像和谐话语分析那样的新兴理论框架”（emerg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s such as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的专著。②

和谐话语分析是在中国语境下提出的，它不仅要研究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关系，还要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重点在于研究语言在生命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保持和谐关系和构建和谐共生关系，体现在不同的形式层面和不同的意义表达方式中。和谐话语分析不仅要探讨如何通过语篇中语言的选择来理解、说明、调整、适应、维持和谐共生关系，而且要探索语言是怎样构建、推广、强化或解构、抵制、破坏特定环境中的各种和谐的生态关系的。这种研究取向突出了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突出了语言和语言使用在解决生态问题中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不忘初心，牢记研究目标，拓宽研究思路，探索更多的研究方式，涉及更多语料，根据不同的环境把不同的语篇类型与意义表达紧密联系起来。这个研究领域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非常多，我们期待更多信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研究行列，共同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跨学科研究的机会和挑战

最近十多年来，国际学术共同体十分关注“跨学科”、“交叉学科”和“超学科”问题。这种新的研究范式给解决问题带来新的机会，也带来新的挑战。生态语言学研究当然也涉及这类问题。

我是学习英语出身的，在国外所受的教育是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所以我的知识结构就是学习语言或语言学的模式。语言有人类属性和社会归属，但语言学研究没有国界。经常听到有人说，科学没有国界，不分国外国内，因此我们不说“中国物理学”“英国物理学”，但是科学家是有国家的，是有家国情怀的。因此，科学家所做的研究就有为谁服务的问题。学习外国语和研究外国语该怎样为国家服务，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学界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和“新文科”以及这“四新”之间的关系，这就带来了跨学科研究或超学科研究的话题。生态语言学无疑涉及跨学科或交叉学科问题，但每个人必须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和能做什么。语言学者做生态语言学研究，得心应手的肯定是语言理论和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就语言与生态的关系而言，研究的学科分支既有语言生态学也有生態语言学。首先提出“语言生态（学）”（linguistic ecology、language ecology、the ecology of language）的应该是语言研究者。①从术语的语法结构看，“语言生态（学）”的中心词是生态（学），而“生态语言学”的中心词是语言学。但是，目前做语言生态研究的学者②都是语言学家，他们所做的研究和理论支撑是来自语言学，而不是生态学。正如我和李文蓓所说的，语言学者所做的语言生态（学）研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语言，所涉及的学科除了交叉的语言学和生态学以外，还有历史语言学、语言人口学、社会语言学、语言接触、语言变异、语文学、语言规划和政策、语言政治学、民族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虽然最近十多年来也有一些语言学科以外的学者讨论语言生态问题，但这些学者几乎都是来自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而很少来自生态学或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者。③

在自然科学界，语言生态（学）探讨的问题的核心学科是生态学，涉及的学科除了语言和语言学之外，还有环境学、气候学、地理学、土壤学、森林学、园艺学、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等，语言学在其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内容;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数也都是来自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学科。因此，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的语言学者④所做的语言生态研究，并不是自然科学学者心目中的“语言生态（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学者本质上就是语言学家，而不是自然科学研究者，他们所采用的研究视角、理论支撑和研究方法都是来自语言学或其他人文科学，而不是来自生态学或其他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的学者和自然科学学科的学者具有完全不同的专业知识结构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这也是为什么要真正做到跨学科是非常不容易的。

五、结语

当今的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学科已经出现了生态学化。30多年前，李继宗和袁闯发表了《论当代科学的生态学化》一文，指出当代科学出现的生态学化现象。①在生态转向的大环境下，很多与生态有关的学科陆续出现，仅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就有生态心理学、生态女性研究、生态社会学、生态批评、环境沟通、生态文学、生态语言学等等。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语言研究者要有所作为，其中一项工作就是积极参与生态教育，为社会提高公民的生态意识和生态素养作出我们专业的贡献。

我研究生态语言学的理论支撑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从本质上说，我是个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学习者、研究者和应用者，这些年主要围绕着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提出的“系统生态语言学”（systemic ecolinguistics）②进行学术探索。根据这一研究范式，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意指方式如何左右我们对环境的影响”（how do our ways of meaning affect the impact we have on the environment）。这个问题的核心内容就是语言与生态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是在构建和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过程中语言所起的作用。

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前景光明，可以探讨的问题很多。2019年5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武勇采访了我，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国内外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新趋势，我作了回答，这里就用它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语言与生态问题的研究，是最近几十年才慢慢发展起来的，中国起步比欧美国家晚。无论是“语言生态学”还是“生态语言学”研究，都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话题。目前，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主要有三个：一是语言多样性研究，内容包括小语种和方言的使用和保护情况;二是生态话语分析，研究内容包括各种题材和体裁的话语，如广告、媒体话语、政治话语、多模态话语等;三是突出生态语言学的跨学科性和超学科性，强调人类生态意识，强调有利于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哲学观。第一点主要是语言生态学关注的问题，第二、三点则主要是生态语言学研究的问题。③

责任编辑：胡颖峰

[作者简介]黄国文，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64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农谣谚语收集整理及其生态思想挖掘研究”（20YJAZH013）;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数字化背景下广州旅游外宣翻译语料库建设及应用研究”（2019GZYB36）;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广东景观语言生态翻译研究”（2018WTSCX006）

①参见黄国文：《人生处处皆选择》，《当代外语研究》2016年第1期。

①E. Hauge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in A. S. Dil，ed.，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 Stanford， C. 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25-339.

②参见范俊军：《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2期。

③参见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的兴起和發展》，《中国外语》2016年第1期;赵蕊华：《基于语料库的生态跨学科性及学科生态化表征研究》，《中国外语》2018年第4期。

④何伟：《关于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外语》2018年第4期。

⑤参见何伟、魏榕：《生态语言学：整体化与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语言科学〉主编苏内·沃克·斯特芬森博士访谈录》，《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⑥参见何伟、魏榕、Stibbe， A.：《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发展——阿伦·斯提布教授访谈录》，《外语研究》2018年第2期。

⑦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3页。

⑧参见黄国文、陈旸：《生态话语分类的不确定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

①A. Fill & S. V. Steffensen， “Editorial：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and the Ecology of Science，” Language Sciences， no. 41，2014，pp. 1-5;黄国文、李文蓓：《作为应用语言学的生态语言学》，《现代外语》2021年第5期。

②S. V. Steffensen & A. Fill， “Ecolinguistic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Horizons，” Language Sciences， no. 41，2014，pp. 6-25.

③参见黄国文、陈旸：《作为新兴学科的生态语言学》，《中国外语》2017年第5期。

④参见黄国文、陈旸：《微观生态语言学与宏观生态语言学》，《外国语言文学》2018年第5期。

⑤H. G. Widdowson， “On the Limitation of Llinguistics Applied，” Applied Linguistics， no.1，2000， pp. 3-25.

⑥参见黄国文：《论生态话语和行为分析的假定和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6期;黄国文：《生态语言学与生态话语分析》，《外国语言文学》2018年第5期;黄国文：《生态语言学与语言可持续发展》，常晨光、喻常森主编：《语言的可持续性》，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60—294页;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黄国文、陈旸、赵蕊华：《生态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出版中）。

⑦参见R. Alexander， Framing Discourse on the Environment： A Critical Discourse Approach， London： Routledge， 2009.

①R. Alexander & A. Stibbe， “From 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to th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 Language Sciences， no. 41，2014， pp. 104-110.

②黄国文：《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中国外语》2016年第5期。

③黄国文：《生态语言学与生态话语分析》，《外国语言文学》2018年第5期。

④黄国文：《生态语言学与语言可持续发展》，常晨光、喻常森主编：《语言的可持续性》，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60—294页。

⑤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外语》2016年第1期。

⑥黄国文：《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中国外语》2016年第5期。

⑦黄国文、哈长辰：《生态素养与生态语言学的关系》，《外语教学》2021年第1期。

⑧参见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外语》2016年第1期;黄国文：《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中国外语》2016年第5期;黄国文：《论生态话语和行为分析的假定和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6期;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黄国文、赵蕊华：《功能话语研究新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赵蕊华、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和谐话语分析——黄国文教授访谈录》，《当代外语研究》2017年第4期。

⑨赵蕊华、黄国文：《和谐话语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外语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1期。

⑩黄国文：《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中国外语》2016年第5期。

①参见赵蕊华、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和谐话语分析——黄国文教授访谈录》，《当代外语研究》2017年第4期;黄国文：《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中国外语》2016年第5期;黄国文：《论生态话语和行为分析的假定和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6期;黄国文、陈旸：《作为新兴学科的生态语言学》，《中国外语》2017年第5期;黄国文、陈旸：《生态话语分类的不确定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黄国文、陈旸：《微观生态语言学与宏观生态语言学》，《外国语言文学》2018年第5期;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黄国文、赵蕊华：《功能话语研究新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G. W. Huang & R. H. Zhao，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ing Peoples’ Problems in a Chinese Context，” Language Sciences， vol. 85，2021，pp. 1-18;赵蕊华、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和谐话语分析——黄国文教授访谈录》，《当代外语研究》2017年第4期;赵蕊华、黄国文：《和谐话语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外语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1期;W. J. Zhou， “Ecolinguistics： Towards a New Harmony，” Language Sciences， no.62，2017，pp. 124-138;周文娟：《中国语境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理念与实践——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W. J. Zhou & G. W. Huang， “Chinese Ecological Discourse： A Confucian-Daoist Inquiry，”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no. 3，2017，pp. 264-281.

②M. A. K. Halliday & C. M. I. M. Matthiessen，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London： Cassell， 1999;M. A. K. Halliday & C. M. I. M. Matthiessen， 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4th edition），London： Routledge， 2014.

③J. R. Martin， “Grammar Meets Genre： Reflections on the Sydney School，”Arts： The Journal of the Sydney University Arts Association， vol. 22，2000.

④何遠秀：《韩礼德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取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⑤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⑥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⑦黄国文：《论生态话语和行为分析的假定和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6期。

①鸿雁编：《王阳明全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②王先谦：《荀子集解》卷第五《王制篇第九》，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4页。

③黄国文、哈长辰：《生态素养与生态语言学的关系》，《外语教学》2021年第1期。

④黄国文：《论生态话语和行为分析的假定和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6期;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黄国文、赵蕊华：《功能话语研究新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

⑤黄国文、赵蕊华：《功能话语研究新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黄国文、陈旸、赵蕊华：《生态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出版中）。

⑥参见《首届生态语言学国际研讨会会议手册》，华南农业大学，2016年，第3页。

①阿伦·斯提比：《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陈旸、黄国文、吴学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第vi页。

②A. Stibbe，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2021，p. 212.

①斯提比：《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

②Arran Stibbe and Mariana Roccia，“Bloomsbury Advances in Ecolinguistics，”https：//www.bloomsbury.com/uk/series/bloomsbury-advances-in-ecolinguistics.

①J. L. M. Trim， “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Dynamic Linguistics，” Language and Speech， vol. 2，no.1，1959， pp. 9-25;C. F. Voegelin & F. M. Voegelin， “Languages of the World： Native America Fascicle One. Contemporary Language Situations in the New World，” Anthropol. Linguist， vol. 6，no. 6，1964， pp. 2-45;E. Hauge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in A. S. Dil，ed.，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25-339.

②E. Hauge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in A. S. Dil，ed.，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25-339;A. Makkai， Ecolinguistics：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London： Pinter， 1993;冯广艺：《语言生态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③黄国文、李文蓓：《作为应用语言学的生态语言学》，《现代外语》2021年第5期。

④E. Hauge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in A. S. Dil，ed.，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25-339;A. Makkai， Ecolinguistics：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London： Pinter， 1993;M. Garner， Language： An Ecological View，Oxford： European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冯广艺：《语言生态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A. Stibbe，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London： Routledge， 2015;A. Stibbe，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2021.

①李继宗、袁闯：《论当代科学的生态学化》，《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

②M. A. K. Halliday， “Applied Linguistics as An Evolving Theme，” in J. Webster，ed.，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Vol. 9：Language and Education， London： Continuum， 2007， pp. 1-19.

③《黄国文：人工智能时代的语言研究与人才培养——访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黄国文》，2019年5月29日，http：//fund.cssn.cn/zt/rwln/xj/xrxp/201905/t20190529_4909140.shtml，2021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