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的作用

陈旸 黄国文

编者按：生态语言学是20世纪70年代后慢慢发展起来的，是探讨语言与生态之间关系问题的交叉学科。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黄国文教授近年来在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努力耕耘，并带领着一批关注语言与生态问题的学者在中国推动生态语言学研究。他发表了多篇有学术影响的论文，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生态语言学著作《什么是生态语言学》。①他提出的“和谐话语分析”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认可。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召集人（主席）、英国格罗斯特大学生态语言学教授阿伦·斯提比（Arran Stibbe）多次提及和评论和谐话语分析，并认为“和谐话语分析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生态语言学走遍世界，并根据它所到达的地方的文化、哲学和生态进行重新改造”。②黄国文教授是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的中国地区代表，他与赵蕊华在国际期刊《语言科学》（Language Sciences）发表的论文③受到国际生态语言学学界同仁的关注和认同。斯提比教授在他的著作中特别感谢黄国文教授为生态语言学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所作出的努力。④采访人陈旸是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4年在黄国文教授的指导下获得中山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近年来与黄国文教授一起在华南农业大学努力推动生态语言学研究和致力于语言生态学博士点的建设。她主译的斯提比教授著作《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于2019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受《鄱阳湖学刊》编辑部的委托，陈旸教授于2022年1月25日就黄国文教授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进行了学术访谈，现将访谈内容分享如下。

陈旸：这些年您在中国引领学者进行生态语言学和生态话语研究，请问您的学术研究是怎么出现生态转向的？

黄国文：我是2016年才开始关注生态语言学和生态话语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这一年我从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调到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要结合研究者所在地区、学校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特色。因为农业大学的强项和特色就是“农”，所以农业大学的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就要以“农”为中心、围绕着“农”开展。在我准备调动时，我就在思考外语学科和我本人的研究如何融入“农”这个领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生态”与自然、环境、农业、林业、地理、气候等密切相关，语言学要跟“农”这个问题有交集，“生態”就是一个选择。语言学领域有一个分支，就是“生态语言学”或“语言生态学”。

从2016年初起，我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语言学，这一年发表的《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①一文在学界有很大的影响。据截至2022年1月22日的CNKI搜索结果，该文下载量8901次，被引298次。近些年来我自己以及与同事（包括你）和学生发表了多篇生态语言学研究论文，并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认同。事实证明，学者根据自己所在的地区、所在的学校来选择和调整研究重点，这一思路是可取的。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农业大学当然就要靠农。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每个中国人五代人以前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在农业大学工作，就要以强农兴农为己任。这些年我一直在说，农业大学的所有学生（包括外语专业的学生）首先要关注“三农”问题，要知农爱农，这样才配得起说自己是农业大学毕业的。

陈旸：您的这个生态转向，是否意味着您放弃了以前您所热衷的研究？我曾听到有人这样说，黄国文教授现在不做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他在做生态语言学研究。请问您对这种说法有何评论？

黄国文：很多人对我有这种误解是情理之中的，因为我从2016年起所写文章的标题几乎都与生态语言学有关。但是，说这些话的人应该是没有认真阅读我所撰写的生态语言学文章，因为我的文章里有着明显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思想或方法。我的语言观就是功能语言学，我所持的就是功能的语言观（a functional view of language）。我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视研究语言实例（instance）和语言的实际使用，重视语言与语境的关系，重视语篇与话语分析，重视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这些都表明我是个系统功能语言学实践者。

韩礼德（M. A. K. Halliday）在《意义表达的新路径：对应用语言学的挑战》（“New Ways of Meaning：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一文中谈到语言与生态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等级主义（classism）、增长主义（growthism）、物种灭绝、污染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不仅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所要关心的问题，也是应用语言学家所要关注的问题。他呼吁应用语言学研究者要关心语言与生态问题，强调语言与生长状况、种类特性以及物种形成之间的关系。他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引领着人们关注语言在生态和环境问题上的作用，推动了语言与生态问题研究的深入。作为语言学家，韩礼德认为我们要“展示语法是怎样推进增长或增长主义意识形态的”（to show how the grammar promotes the ideology of growth， or growthism）。②韩礼德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了“系统生态语言学”（systemic ecolinguistics）概念，并认为这个研究路径要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的意指方式如何左右我们对环境的影响”（how do our ways of meaning affect the impact we have on the environment）。①生态语言学奠基人、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教授阿尔温·菲尔（A. Fill）认为，韩礼德关于语言与生态关系的论述构成了生态语言学研究中的“韩礼德模式”，是目前比较有影响的两个不同路径之一。②

我认为，我所做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和生态话语分析的理论支撑主要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但由于生态语言学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分支，我的关注点主要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某一理论的构建或修正。如果一定要我说自己现在所做的研究是属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某个部分的话，那么我所做的就是韩礼德所说的“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

陈旸：刚才您说到生态语言学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分支，主要在于解决问题，请问这与韩礼德的语言学理论有何关系？

黄国文：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第一，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与生态的关系，研究的重点是语言如何影响生态或生态是怎样影响语言的，它们之间是怎样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这类研究属于问题驱动或问题倒逼。既然要解决问题，就需要寻找理论支撑和合适的研究方法，系统功能语言学就提供了一种理论、一种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语言与生态的问题，比如近年来有很多人运用认知语言学来探讨语言与生态的关系问题，斯提比也展示了认知语言学的可应用性。③第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本身就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a problem-oriented theory），是为应用而设计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④虽然说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生态语言学都是以问题为导向，但它们的一个最大差别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是理论语言学，它既研究语言的系统（包括音系、语音、词汇、语法、语义），也研究语言的使用、语言与语境的关系，既是普通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也是应用语言学（韩礼德称之为“适用语言学”）;而生态语言学不是理论语言学或普通语言学，它是“语言学的应用”（linguistics applied）。从文献上看，语言学有“系统音系”（systemic phonology）、“系统句法”（systemic syntax）等术语和研究，但没有“生态音系”和“生态句法”;即使有，其所指也是不一样的。“系统句法”说的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句法的理论部分，而“生态句法”则是指句法的生态属性。

陈旸：刚才您说到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是语言如何影响生态，您能举例说明吗？

黄国文：前面我说过，韩礼德曾指出，等级主义、增长主义、物种灭绝、污染及其类似问题也是应用语言学领域要关注的问题。⑤这就是说，关于生态问题的解决，语言是能够起一定的作用的，这是因为：语言对我们生活中的一言一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语言和语言使用会影响我们的一言一行，影响我们的所思所想。韩礼德明确地说：语言并不是建立在某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是意识与物质相互影响的结果，是我们作为物质存在与作为意识存在的矛盾体的结果，是作为与经验对立的领域。①他还指出，现实并非事先存在的，并非等著被赋予意义，现实必须被主动构建，语言在构建过程中演化且作为构建的中介，因此，“语言并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主动创建现实”。②

在我们的生活中，大家总会这样说：多总是比少好，更多要比更少好，大比小好，增加比减少好，等等。这种说法非常普遍，慢慢就成为我们行动的准则，什么事情都要“多”或“增加”。举个例子：一个身高1.6米的女孩，她找对象时通常会首先要求对方身高要1.7米甚至更高;如果男孩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就很难再进一步发展。事实上，个子高的人无论是智商、情商还是其他能力和条件都未必比个子矮的人好或差，但人们在找结婚对象时就会把身高当作一个重要的标准，身高达不到对方的要求，就无法或很难接着往下发展关系。同样的，招聘空姐、高档饭店的服务员，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身高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否则连参加面试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对这些观念和做法习以为常，慢慢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评判标准，成为我们价值取向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听到某男同事娶了一个空姐，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娶了一个有一定身高而且漂亮的人。这些行为是语言构建的结果：当一个人说了某句话影响了其他人，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句话，慢慢地大家就照此行事。对于过去的事件（历史）和未来的情况，除非我们亲身经历，不然只能依靠语言构建出的文本所传递的信息。

再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相信“冬天吃狗肉是补身体的好办法”，那么身体弱的人冬天就会想着吃狗肉;如果我们相信“狗是人类的忠诚朋友”，那么就不愿意去吃狗肉。这些不同的说法就是我们对事件的判断，会导致我们进一步的行为。保护生态环境和爱护动物都与语言的使用有关，这就是韩礼德所说的“意指方式”（ways of meaning）。

保护地球、保护环境、保护动物需要各种方式的生态教育，需要让更多的人提高生态素养，认识到生态危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危害。在所有这些活动中，语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语言影响和左右我们的行为，多次的行为就会变成习惯，一个社会中群体行为的习惯就形成了特定的文化。

陈旸：您调到华南农业大学后，学校很快就成立了校级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所，请问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研究所？

黄国文：华南农业大学生态语言学研究所是2016年初成立的，这应该是国内第一个以“生态语言学”命名的研究所。成立研究所的目的是邀请校内外有志于参加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一起探讨问题，是一个以研究为目的的学术机构，也便于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在过去的6年里，来研究所交流的国外学者有丹麦南丹麦大学的苏内·沃克·斯特芬森（Sune Vork Steffensen）、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郑东萍（Dongping Zheng）、英国卡迪夫大学的罗宾·福塞特（Robin Fawcett）、香港城市大学的卫真道（Jonathan J. Webster）、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爱德华·麦克唐纳（Edward McDonald）、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的米克·奥唐纳（Mick O’Donnell）、日本北陆大学的船本弘史（Hiroshi Funumoto）、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德里克·欧文（Derek Irwin）、英国卡迪夫大学的莉丝·方丹（Lise Fontaine）、英国卡迪夫大学的戈登·塔克（Gordon Tucker）、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安德鲁·兰伯特（Andrew Lambert）、丹麦南丹麦大学的斯蒂芬·考利（Stephen Cowley）、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汤姆·巴特利特（Tom Bartlett）等;国内参加生态语言学研究所组织的活动的专家学者也有很多，如何伟（北京外国语大学）、范俊军（暨南大学）、王铭玉（天津外国语大学）、胡加圣（上海外国语大学）、杨枫（上海交通大学）、胡颖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汪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刘君红（三峡大学）等。

生态语言学研究所分别于2017年6月、2017年8月、2018年1月和2019年12月先后组织了4期生态语言学研修班（线下），听众主要是英语专业的教师和学生，研讨话题分别为“聚焦儒学与生态和谐”（Focusing on Confucius and Ecological Harmony）、“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不同途径”（Different Approaches to Ecolinguistic Studies）、“生态语言学的历史与发展”（Ecolinguistics： Roots and Developments）和“和谐话语分析的理论与实践”（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Practice）。

华南农业大学生态语言学研究所组织的活动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支持，该研究所被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列为伙伴组织（Partner Organization）。阿尔温·菲尔教授在接受内蒙古工业大学周文娟的访谈时说道：“很高兴看到中国成立一所这样的专门研究中心。据我所知，该研究中心即将在中国召开首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究大会。”①

陈旸：您于2016年在华南农业大学发起举办的首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影响很大，您能谈谈為什么要发起举办这个研讨会吗？

黄国文：学术会议是学术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学术会议可以会见老朋友和结交新朋友，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探讨学术问题，并了解该研究领域的动态。我从一开始关注生态语言学研究时，发现国内外都没有以“生态语言学”命名的学术会议，因此于2016年11月25—27日在华南农业大学组织召开了首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 “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Ecolinguistics Studi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特邀国际生态语言学研究知名学者、国际期刊《语言科学》（Language Sciences）主编、南丹麦大学教授苏内·沃克·斯特芬森教授，韩礼德理论研究知名学者、国际期刊《语言学和人文科学》（Linguis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和《世界语言杂志》（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等主编、香港城市大学卫真道教授，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会长、《生态翻译学学刊》主编、清华大学和澳门城市大学教授胡庚申，以及美国中央华盛顿大学教授李兴中（Charles X. Li）等学者作大会主旨发言。会议由《中国外语》（CSSCI来源期刊）、《语言科学》、《功能语言学》（Functional Linguistics）和《世界语言杂志》等学术期刊协办。此次会议在国内外生态语言学研究界影响很大。国际生态语言学学科奠基人阿尔温·菲尔教授在他与赫米内·彭茨（Hermine Penz）共同主编的《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一书中两次提到此次会议组织和召开的情况。②

继首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举办之后，第2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于2017年8月由何伟教授组织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第3届于2018年10月在刘瑾院长的大力支持下在贵州师范大学召开，第4届于2019年8月12—15日在丹麦的南丹麦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Denmark）召开，第5届于2021年4月12—14日在英国的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 Britain）召开，第6届将于2022年9月21—24日在奥地利的格拉茨大学（University of Graz， Austria）召开。中国学者策划的国际会议，从广州走向国外，这也表明中国学者积极参加国际生态与语言问题的研究活动。

陈旸：我们发现，您在这些年的学术活动中特别注重与国际学者的交流，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黄国文：中国现在已经进入新时代，闭关锁国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中国在国际各领域要有话语权，学者就必须走出国门，与国际学者交流、对话，共同探讨人类面临的问题。我们所做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涉及的话题与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问题有关。我从一开始关注语言与生态问题起，就把与国际学者的交流作为一件事情认真来做。2016年初我在策划首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时就想到邀请这个领域的三位知名学者来参加会议：一是国际生态语言学学科奠基人、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教授阿尔温·菲尔，二是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召集人（主席）、英国格罗斯特大学生态语言学教授阿伦·斯提比，三是国际期刊《语言科学》期刊主编、知名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南丹麦大学教授苏内·沃克·斯特芬森。由于时间安排等原因，菲尔教授和斯提比教授无法来广州参加会议，但他们都给研讨会写了贺信，鼓励我们。斯特芬森教授参加了会议，并参加了后来在北京、贵州召开的第2届和第3届研讨会，并把第4届会议带到了欧洲召开。2019年20多名中国学者到南丹麦大学参加第4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其间也认识了更多的国际学者。我之所以有策划召开这种国际会议的想法和能力，与我1998—2014年在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担任执行副主席和主席的经历有关。中国学者只有主动走出去，才能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才有机会向外国人讲述中国的故事。

陈旸：据我所知，您是1996年开始被中山大学评聘为博士生导师的，来到华南农业大学后通过学校自设了二级学科“语言生态学”博士点，您能说说学科建设的有关情况吗？

黄国文：过去二三十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谈论和关注学科间的交叉问题。最近十几年来，跨学科尤其被人关注。近几年学界所关注的“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和“新文科”也非常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学科是人为设置的，但很多问题在一个学科内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必须突破学科划分形成的藩篱。只有走向更大范围、更高境界的跨学科研究，才有可能解决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于2016年向华南农业大学申请在一级学科“生态学”下自主设立“语言生态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就是在学界关注跨学科研究背景下的一种尝试。在农业大学做研究离不开“农学”中的核心学科，“生态学”就是其中一个最佳的选择，因为学界已有“语言生态学”的学科分支。

但是，决定要申请自设“语言生态学”博士点的主要原因是学校目前没有语言或外国语言学科的博士点，无法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学界慢慢注意到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外围因素。我从2018年起开始招收博士生，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语言生态学”博士点已经招收了7名博士生，博士生导师有3位（黄国文、肖好章、陈旸）。2021年6月已经有一位博士生毕业了。这个学位点的学生的博士论文是通过教育部有关平台的盲审方式，请一级学科（生态学）的专家审阅评分的，答辩的专家大多数都是生态学的博士生导师。

由于我本人的知识结构属于外国语言学学科，也由于我们招收的博士生本科是毕业于外语专业，我们关于生态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是不能与该一级学科的其他博士点相比的，因此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难以言喻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豪根①、麦凯（A. Makkai）②、冯广艺③等学者所做的语言生态学研究，并不是自然科学家（生态学家）心中所想的语言生态学。

做这个跨学科的博士点，我比较深刻的体会是：最近這些年，很多高水平大学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结合本单位学科建设目标和人才培养条件，在一级学科学位授权权限内，自主设置与调整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交叉学科。按照有关规定，拟要设置的交叉学科应是跨学科门类或多个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其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已经超出一级学科的范围。做学问和设置学科专业，如果要跨越到别的学科，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尽管很多人都在谈论学科交叉融合，但要做好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要打破学科间的界限是非常困难的。多数人都害怕未知，多数人都习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跨越到别的学科，迈出第一步是需要勇气的，进去之后需要加倍的努力去探讨学科之间的融合。因此，采取交叉学科研究的视角，既是机会，也是挑战。科学是在探索中发展的。

陈旸：我在有关文献中看到您于1988年出版的《语篇分析概要》是中国第一部语篇分析专著。从被引用等情况看，该书在语篇分析和话语分析领域影响很大。您2019年和赵蕊华合著的《什么是生态语言学》①是国内第一本生态语言学著作吧？

黄国文：从我所接触到的文献来看，冯广艺于2013年出版了《语言生态学引论》，该书的内容是关于语言生态的，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豪根（E. Haugen）所提出的语言生态研究②有些相似或很接近。我们的《什么是生态语言学》是讨论生态语言学问题，内容跟《语言生态学引论》有关联，都是关于语言与生态问题，但我们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思路受到国际学者的影响，我们的理论支撑、研究视角等与冯广艺的论著不一样。因此，应该可以说《什么是生态语言学》是中国第一本生态语言学著作。该书对想了解生态语言学的初学者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陈旸：我在阿伦·斯提比教授的著作《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第2版③的“致谢”部分看到他感谢您做了三件事，还请您为大家再解读一下。

黄国文：阿伦·斯提比是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的召集人（主席），他在国际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影响很大。把斯提比的学术思想、学术著作介绍给中国研究者，是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他说我把他的著作介绍到中国（“introducing my work to Chinese scholars”），是指我在多篇文章和有关著作中引用、介绍、评论、补充他的研究。他说我组织翻译他的生态语言学著作（“organizing the 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edition into Chinese”），就是你主译的《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一书。④我要感谢你挑起主译这本著作的重担，它为生态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译本应该是生态语言学的第一个中文版本。他说我促使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的成立（“facilitating the founding of the hugely successful China Association of Ecolinguistics”），是指在学会筹备期间我说服他要重视中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群体，要把当时准备成立的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挂靠在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成立以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何伟会长的带动下，中国学者做了很多实事，有力地推动了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包括召开全国学术会议、召开战略发展研讨会、举办研修班、通过微信群推送学术文献等等。这个研究会成立不久就成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民政部注册一级学会）的二级专业委员会，更名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生态语言学专业委员会”。一个学科的发展，靠的是不同群体、不同区域、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国内很多人知道生态语言学，跟我这些年的努力应该是有些关系的。

陈旸：我注意到您从2016年起就在构思和谐话语分析，请问您为什么会想到要提出和谐话语分析这个框架？

黄国文：我是学习外语出身的，学外语的人很容易受到外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在处理事情时常常会想到外国是怎样做的，因此比其他学科（如中文、历史）的人更容易“崇洋媚外”。就这些年的外国语言学研究而言，很多国外学者提出的观点、研究方法或分析模式，常常会被中国人在中国大地上“炒”热。关于生态问题和语言与生态的问题，不同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气候变化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治理方式，气候变化从环境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有人采取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目的是揭露、批评与生态有关的问题，这类研究主要在于批评和解构。“和谐话语分析”的出发点是建构，是生态语言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的尝试，是“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因素相结合，突出语言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也突出话语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和谐，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背景下的一种学术思考”。①

我对和谐话语分析的一个定义是：“在中国语境下，‘生态’不仅仅是指生命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而是被用来表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②尽管和谐话语分析是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下提出的，但我们相信，这一分析路径广泛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情、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经济状况下的生态话语分析。③

陈旸：从您这些年的生态语言学研究经历看，有哪些话想跟年轻的学者说？

黄国文：要说的话有很多，这里简单说几句吧。跨学科研究的前景非常光明，是学科发展的趋势，学科生态学化也是学科发展趋势。现在我们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优先”，都与生态语言学和生态话语分析有关。要真正做好学科交叉和融合并非易事，因此需要有志之士的不懈努力。做跨学科研究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需要胆略和勇气的。我始终认为，对于关心语言与生态问题的人，只要我们“think and act ecolinguistically”（思，以生态语言学为本;行，以生态语言学为道），就一定能为解决生态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此外，做学术研究需要立足自己的国家，首先考虑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为国家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责任编辑：胡颖峰

[作者简介]黄国文，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旸，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64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农谣谚语收集整理及其生态思想挖掘研究”（20YJAZH013）;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数字化背景下广州旅游外宣翻译语料库建设及应用研究”（2019GZYB36）;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广东景观语言生态翻译研究”（2018WTSCX006）

①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

②A. Stibbe，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2021， p. 212

③G. W. Huang & R. H. Zhao，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ing Peoples’ Problems in a Chinese Context，” Language Sciences， vol. 85，2021， pp. 1-18

④A. Stibbe，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2021.

①黃国文：《生态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外语》2016年第1期。

②M. A. K. Halliday，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no. 6， 1990， pp. 7-36; Reprinted in J. Webster， ed.，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Vol. 3：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London： Continuum， 2003， pp. 139-174.

①M. A. K. Halliday， “Applied Linguistics as an Evolving Theme，” in J. Webster，ed.，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Vol. 9：Language and Education， London： Continuum， 2007， pp. 1-19.

②A. Fill， “Ecolinguistics： States of the Art，” in A. Fill & P. Mühlhusler， eds.，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London： Continuum， 2001， pp. 43-53.

③A. Stibbe，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London： Routledge， 2015;A. Stibbe，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2021.

④M. A. K. Halliday， “Method-Techniques-Pproblems，” in M. A. K. Halliday & J. Webster，eds.， The Continuum Compan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London： Continuum， 2009， pp. 59-86.

⑤M. A. K. Halliday，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no. 6， 1990， pp. 7-36; Reprinted in J. Webster， ed.，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Vol.3：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London： Continuum， 2003， pp. 139-174.

①②M. A. K. Halliday，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no. 6， 1990， pp. 7-36; Reprinted in J. Webster， ed.，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Vol.3：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London： Continuum， 2003， pp. 139-174.

①周文娟：《阿尔温·菲尔教授访谈录》，《鄱阳湖学刊》2016年第4期。

②A. Fil， & H. Penz， eds.，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8， p. 6， p. 437.

①E. Hauge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in A. S. Dil， ed.，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25-339.

②A. Makkai， Ecolinguistics：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London： Pinter， 1993.

③冯广艺：《语言生态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①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

②E. Hauge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in A. S. Dil， ed.，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25-339.

③A. Stibbe，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2021.

④阿倫·斯提比：《生态语言学： 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陈旸、黄国文、吴学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

①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71页。

②黄国文：《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中国外语》2016年第5期;赵蕊华、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和谐话语分析——黄国文教授访谈录》，《当代外语研究》2017年第4期。

③关于和谐话语分析的一些讨论，参见黄国文：《生态话语和行为分析的假定和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6期;黄国文：《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到和谐话语分析》，《中国外语》2018年第4期;黄国文、陈旸：《作为新兴学科的生态语言学》，《中国外语》2017年第5期;黄国文、陈旸：《生态话语分类的不确定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黄国文、陈旸：《微观生态语言学与宏观生态语言学》，《外国语言文学》2018年第5期;黄国文、赵蕊华：《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现代外语》2017年第5期;G. W. Huang & R. H. Zhao，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ing Peoples’ Problems in a Chinese Context，”Language Sciences， vol. 85，2021， pp. 1-8;周文娟：《中国语境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理念与实践——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黄国文、陈旸、赵蕊华：《生态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出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