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理论建构与模式创建：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周文娟 翟晨笑

[摘 要]黄国文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自2016年以来一直积极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6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学科建设、理论建构和模式创建三个方面。在学科建设方面，他邀请国外著名学者开展鼓舞人心的学科对话，建立引领性的学科机构，探讨前瞻性的学科定位，普及语境化的和谐话语分析，为华南农业大学“语言生态学”博士点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理论建构方面，他确立了“人类世”“系统生态语言学”“生态素养”等重要术语与生态语言学的相关性，提出了“微观生态语言学”和“宏观生态语言学”等新术语，强调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责任和生态取向。在模式创建方面，他引介国际著名生态语言学家斯提比教授的话语生态分析，并结合中国语境和中国生态智慧进行了本土化探索，又基于系统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和谐话语分析的框架，包括“以人为本”的假设和“良知”“亲近”“制约”三个原则。黄国文教授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值得重视和推广。

[关键词]黄国文;生态语言学;和谐话语分析

黄国文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专家，自2016年开始他的学术研究出现了“生态转向”（the ecological turn）：选取生态语言学的“韩礼德模式”，系统探究语言与生态的关系，即语言如何影响生态环境，反之亦然。①6年来黄国文教授笔耕不辍，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成果，包括论文、译著和专著。近年来中国生态语言学事业蓬勃发展，黄国文教授作为中国生态语言学的领路人（胡壮麟教授评语），②非常重视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建设，身体力行，从学科对话、学科定位、学科机构等方面开展了很多实际工作。笔者曾于2016年对他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作过简要的勾画。③2022年恰逢生态语言学研究50年，④本文试图对他6年来的学术成果和研究工作进行系统梳理。

经过回顾不难发现，黄国文教授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包括宏观学科体系建设、中观理论术语建构和微观分析模式创建三个维度，蕴含着“从‘请进来’到‘走出去’”“从‘外引介’到‘内聚集’”“从国际化到本土化”三条主线，具有显著的建构性、进化性和包容性。

一、学科建设：从“请进来”到“走出去”

（一）学科对话

生态语言学兴起于国外。与国外生态语言学研究相比，中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黄国文教授认为，要建设中国的生态语言学，需要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学术交流的形式要多样化，不仅要邀请国外学者来中国作讲座，更要建立学术交流平台，联合做研究。他通过学术访评、实地讲习以及国际研讨等多种形式，把有影响力的国际学者请进来。

就学术访评而言，黄国文教授于2016年在《鄱阳湖学刊》主持的“生态学术名家阿尔温·菲尔专辑”中对菲尔（Alwin Fill）教授及其带领的“格拉茨团队”（the Graz Group）在生态语言学学科建设方面开展的实际工作给予肯定，包括出版论文集、刊发专号、举办学术会议等内容;①2018年在《鄱阳湖学刊》主持的“生态学术名家阿伦·斯提比”专辑中对斯提比（Arran Stibbe）的学术贡献进行了系统述评，②并将2016年刊登在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专刊《语言和生态》（Language and Ecology）上对斯提比的专访译成中文收入其中。③值得一提的是，这篇专访引起了巴西生态语言学专刊《生态语言学：巴西生态学与语言杂志》（ECO-REBEL）的关注，又被译为葡萄牙语，刊登在该刊 2021年第2期上。④此外，他还为菲尔等人编写的《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撰写了英文书评。⑤

就实地讲习而言，黄国文教授先后邀请丹麦南丹麦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的苏内·沃克·斯特芬森（Sune Vork Steffensen）教授和斯蒂芬·考利（Stephen Cowley）教授以及巴西利亚大学（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的希奥多·寇特（Hildo Honório do Couto）教授等国际学者来华，通过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组织的4期“生态语言学讲习班”⑥和2期“外语讲坛”（2018年第38期、2019年第40期），开展面对面的学科对话交流与互动。

就国际研讨而言，黄国文教授以华南农业大学于2016年成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所为依托，策划发起并组织召开了首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该国际研讨会至2021年已经顺利召开5届，其中第4届研讨会更是走出国门，在丹麦南丹麦大学召开。黄国文教授在前四届研讨会的主旨发言中，分别探讨了“生态语言学研究的韩礼德范式”（2016年，华南农业大学）、“中国语境下的和谐话语分析：从批评生态语言学到和谐生态语言学”（201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适用语言学的韩礼德系统生态语言学”（2018年，贵州师范大学）、“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到和谐话语分析”（2019年，丹麦南丹麦大学）①等论题。

（二）学科定位

对于如何定位生态语言学在人文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黄国文教授从学科属性和学科借鉴两个方面给予了明确回答。

就学科属性而言，黄国文教授明确回答了“为什么”和“是什么”两个基本问题。他认为，讨论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属性是必要的。首先，随着全球生态问题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生态学视角看待学科发展，出现了人文学科生态学化的趋势，即“学科发展的生态化趋势以及这一趋势在一些实践领域对生态语言学的影响”。②其次，中国生态语言学发展落后于先进国家，对学科属性的探究可以引起更多学术关注，吸引更多学者加入。关于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属性，黄国文教授等人總结了目前学界的三种主流观点，即作为交叉学科的生态语言学、作为应用学科的生态语言学和作为超学科的生态语言学。他们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一样，属于广义的应用语言学，是一门以问题为导向的交叉学科;同时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语境下需要有自己的学术归属，这样有利于初学者展开研究。③

就学科借鉴而言，黄国文教授等人就生态语言学的跨学科属性进行了有见地的论述：首先，从总体上看，跨学科融合发展绝非易事。就跨学科或交叉学科而言，所涉及的两个或更多的学科中有一个学科要比另外一个或一些学科处在更加中心的位置，某一学科所起的作用要比其他（另外）学科更加重要;也就是说，并不能对所涉及学科都等量齐观，而要思考这些学科群中哪个学科处于核心地位的关键性问题。④其次，就生态语言学而言，可以思考与认知语言学以及生态心理学等相邻学科的共通之处，丰富学科内涵，开展学科互动。⑤例如生态心理学的给养理论与中国儒学思想家王阳明心学中的“知行合一”思想有共通之处，即人（动物）与环境（物）之间存在交互关系，这一点对于讨论生态语言学的生态话语分析等问题具有重要启示。⑥

（三）学科机构

学科机构是一个新兴学科建设的重要依托平台。黄国文教授通过“内创研究所、外任区代表”，不仅填补了国内机构空白，并且担任了国际机构要职。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所（Centre for Ecolinguistic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是2016年成立的校级研究机构，现任所长是黄国文教授。该研究所有两个工作重点：一是开展语言生态、生态话语分析、生态翻译学等方向的学术研究活动，为“语言生态学”二级博士点提供学术支撑;二是开展国内外生态语言学家与相关科研院所的学术合作，为国内外生态语言学家共同体建设提供学术支持。其研究活动涉及语言、文化、翻译等领域，不仅体现农学院校特色，还凸显交叉学科视角。①该研究所的学术活动被国内外生态语言学界广泛关注，被多篇学术文章提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菲尔教授在他与彭茨（Hermine Penz）合编的《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中对黄国文教授及其带领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所作出的引领性贡献给予了认可。②

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作为生态语言学专门研究机构，成立于2017年，2019年正式更名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生态语言学专业委员会”，现任会长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何伟教授。黄国文教授作为该学会的名誉会长之一（另外一位名誉会长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一直积极推进学会的交流与互动。他已经参加6届中国生态语言学发展研讨会，为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建设献计献策。他同时还担任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的中国区代表（Regional Representative of China），③通过该学会的邮件列表与国际学者分享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议题。此外，他还是国际知名期刊《语言科学》（Language Sciences）的编委，以及国际知名出版社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推出的《布鲁姆斯伯里生态语言学系列丛书》（Bloomsbury Advances in Ecolinguistics，主编为斯提比教授等人）顾问委员会（Advisory Board）的委员。④

二、理论建构：从“外引介”到“内聚焦”

黄国文教授致力于宏观学科体系建设，为华南农业大学“语言生态学”博士点贡献一己之力，已指导一名博士生于2021年顺利毕业。同时他也重视中观理论术语建构，将人文领域的一些重要术语运用到生态语言学领域，通过建立二者的相关性，丰富了生态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和术语内涵。黄国文教授的生态语言学理论建构主要聚焦两条主线：一是围绕“生态语言学”这一术语展开，分“为何”以及“何为”两个部分;二是围绕“生态语言学家”这一术语展开，分“何所为”以及“如何为”两个部分。

（一）生态语言学：“为何”与“何为”

关于为何要进行生态语言学研究，黄国文教授运用“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和谐”、“可持续性”、“生态学化以”及“生态素养”（ecological literacy）等术语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回应。

一是人类世与生态语言学。这一相关性的建立是在历史层面强调进行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黄国文教授等人在简要回顾人类世概念、影响以及简况的基础上，指出二者存在两点重要的相关性：一是人类活动对地球产生重要影响，并已成为主导力量;二是研究人类世问题对人类提升生态意识、规范生态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他们认为，生态语言学可以通过探究语言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为解决人类世问题提供可行之道;这两个术语的联系也是对韩礼德强调的应用语言学家应该关注社会问题的一次重申。他们的总结可谓一语中的：“语言的使用（用语言来与人沟通）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这种活动与其他活动一样，都会影响地球，影响环境，影响生态系统。”⑤

二是生态学化、和谐与生态语言学。这一相关性的建立是在学科层面不仅为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定位提供重要启示，而且对其生态泛化现象提出前瞻警示，其中的核心概念是所涉及的各个成分之间的和谐。按照黄国文教授的观点，生态学化，顾名思义就是生态学的泛化，①就是生态学与其他学科结合产生一系列交叉学科研究，②其中生态语言学属于广义生态学和泛生态学范畴。③他指出，生态语言学研究要在中国语境中做出特色，跟风是不合时宜的;要避免生态泛化，就要把生态语言学研究置于中国生态文明大背景下，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探索适合中国语境的融合各学各派的生态语言学发展之路。④

三是生态素养与生态语言学。黄国文教授观察到人类世、生态学化与生态素养三个术语的建构具有显著的联系：首先，人类世时代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产生主导性影响;其次，学界开始从生态视角审视社会问题，出现学科生态学化;再次，要积极引导发挥人的积极作用，就要关注生态素养。生态素养是在个人层面建立起生态人与生态语言学的相关性。黄国文教授的具体研究分为三步：第一步，他們区分了素养、环境素养和生态素养的异同点。第二步，他们指出二者的两点相关性：一是在内涵上具有契合性，都是生态学与语言学的结合，都是学科生态学化的产物;二是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即通过分析研究指导人类生态行为。第三步，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用于培养和评估的生态素养连续统概念，包括生态素养缺失、低生态素养和高生态素养三个级阶。⑤

关于何为生态语言学，黄国文教授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首次系统梳理了韩礼德生态语言学思想;二是在此基础上较早引介了韩礼德关于机构生态语言学（institutional ecolinguistics）和系统生态语言学（systemic ecolinguistics）的区分，并将系统生态语言学看作是和谐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三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微观生态语言学（micro-ecolinguistics）和宏观生态语言学（macro-ecolinguistics）。

众所周知，黄国文教授的学术研究工作主要围绕韩礼德创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展开，他个人与韩礼德的学缘不浅。因此，他在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后，首次系统整理了韩礼德在生态语言学以及整个语言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和重要启发，他称这些学术贡献为韩礼德的生态语言学思想（或者理念）以及生态思想，包括一个生态假定和对三个非生态思想的批判。一个生态假定包括两个方面，即生态思想的基本内涵与生态假定的基本立场。生态思想是进行语言研究所秉承的整体的、系统的、选择的和进化的思想，具体到生态语言学研究就是：承认语言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认为意义潜势等语言系统要素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⑥基于这一生态思想，他将生态假定的基本立场概括为语言主动构建社会现实，即现实并非事先存在，语言对现实的意义建构发挥决定性作用。⑦基于以上假定，黄国文教授辟专文专节讨论了韩礼德对增长主义、等级主义以及物种主义的批判性论断。⑧他认为，韩礼德对这三类非生态思想的批判，是对语言建构社会现实这一基本立场的强化，并在承认语言工作者社会责任的基础上从语言本体研究转向语言社会研究。

黄国文教授在梳理韩礼德生态思想的基础上，参考韩礼德《作为进化主题的应用语言学》①一文，区分了机构生态语言学和系统生态语言学。②根据黄国文教授的观察，韩礼德关于机构生态语言学和系统生态语言学的划分反映了二者不同的研究问题和研究重点。③机构生态语言学与生态语言学的豪根隐喻模式接近，④韩礼德将其定义为语言层面上语言与语言使用者以及非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黄国文教授进一步指出，机构生态语言学关注的最突出的生态问题就是濒危语言问题，⑤涉及某一特定母语与社会通用语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对英语母语使用者与非英语母语使用者在社会各个领域都会产生不同影响。相比之下，系统生态语言学与生态语言学的韩礼德非隐喻模式接近，韩礼德将其定义为语言的意义表达方式对环境的影响。黄国文教授进一步指出，系统生态语言学关注的最突出的生态问题就是语言如何影响包括生态行为在内的人类行动。关于这个定义，黄国文教授又作了如下三个方面的重点拓展：其一，韩礼德提倡的系统生态语言学是一种注重语言在实践中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是一种对社会负责任的语言学;⑥其二，系统生态语言学反映了意义发生学的进化思想，可以从种系发生学、个体发生学以及语篇发生学三个时间维度解释其基本运作机制;⑦其三，系统生态语言学蕴含整体、多元以及系统的非二元论思想，可以作为和谐话语分析的理论指导思想。⑧

黄国文教授不仅细致辨析并拓展了韩礼德提出的机构生态语言学和系统生态语言学，而且结合国内外知名学者关于生态语言学的定义，提出了微观生态语言学和宏观生态语言学两个新术语。他们建构这两个新术语的基本做法如下：首先区分了微观语言学和宏观语言学，认为前者侧重语言本体研究，又称作弱式语言学，后者强调语言学交叉研究，又称作强式语言学;其次区分了微观生态语言学和宏观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属性，认为前者属于语言学范畴，等同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二级学科，重点探究语言与环境的关系，例如斯提比的生态话语分析属于微观生态语言学范畴，后者属于超学科范畴，高于生态学、语言学等一级学科，探究所有与生态和语言相关的问题;再次将微观生态语言学和宏观生态语言学放置在微观-宏观生态语言学连续统上，包括广义应用语言学、跨学科、超学科三个级阶;最后明确主张中国语境下应该采用微观生态语言学的定义。⑨

（二）生态语言学家：“何所为”与“如何为”

黄国文教授不仅关注作为术语的生态语言学的基本内涵，也关注生态语言学中“人”的维度，即“什么是生态语言学家”这一基本问题，探讨生态语言学家与其他语言学家以及学者有何异同（“何所为”），以及生态语言学家应该如何进行生态语言学研究（“如何为”）等问题。

关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家，黄国文教授等人首次区分了生态学者和生态语言学学者，明确指出生态语言学家是掌握生态学和语言学知识、关心生态环境的环保主义者和“绿色”实践者。①这就需要有志于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了解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口号——“思，以生态语言学为本（Think ecolinguistically）;行，以生态语言学为道（Act ecolinguistically）”。②這一口号具有重要意义：“要求研究者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审视我们的思和行。有了这样的生态观，就可以进行生态话语分析，能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③

关于生态语言学家如何进行生态语言学研究，黄国文教授主张生态语言学家应该明确语言工作者的生态取向和社会责任（social accountability）。按照他的解释，这种生态取向就是生态语言学家或者具体到生态话语分析者所持有的生态哲学观，即他们对人与人、人与非人类生命体以及人与环境的规范性原则和认同性假定。之所以强调这一取向，是因为这些假定和原则指导着生态语言学家的“思”和“行”。具体到中国语境，就是蕴含着中国“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如果要将这种生态取向落地，就需要生态语言学家明确自己处理生态问题时的社会责任。他首次对生态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作出了明确定义：“生态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包括，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对话语进行分析，提醒大家的生态语言使用意识，不说假话、不说大话、不说粗俗的话、不使用贿赂语言、不说破坏和谐的话语，这样就帮助创造了和谐的生活环境。对于有益性话语，我们要赞美、推崇、传播，对于破坏性话语，我们要批评、抵制、反对。对于优劣兼有话语，我们要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和甄别。”④这一定义明确了社会责任的三个维度以及对应的行为规范，也明确了生态语言学家有别于其他语言工作者的学者属性和专业特性。

此外，黄国文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注重将生态语言学与“共同体”等时代命题结合。首先，黄国文教授对自然意义上的“共同体”进行了界定。他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但这个一体是要有分殊的，“分并不表示没有共同体的观念，而是怎样把多元性、多样性和‘一体’配合起来的问题”。⑤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人类是共同体中的一员，与其他生物共存于自然中，“人们只有了解自然、敬畏生命、热爱生活，与自然‘一体’，才能够与大自然中的其他生命体一起顺利、和谐地走过生命的历程”。⑥其次，黄国文教授强调“共同体”理念的实际应用，例如他对***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演讲进行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功能语篇分析。⑦黄国文教授还就外语研究提出了“学术共同体”，即“外语界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⑧外语教师进行学术研究时要有自己对家国情怀的见解和贡献。

三、模式创建：从国际化到本土化

黄国文教授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第三个维度是创建微观话语分析模式，围绕生态话语分析以及和谐话语分析（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展开，分别回答了“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做”“已做什么”四个问题。

（一）国际生态话语分析模式的引进

关于什么是生态话语分析，黄国文教授等人认为生态话语分析包括对生态话语的分析和对话语的生态分析。①从文献内容上看，他倾向于话语的生态分析（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即对所有话语进行生态的分析，②原因在于生态语言学不仅要研究与生态有关的话语，而且要研究任何与“生命可持续关系”的话语。③为什么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与斯提比题为《从生态话语分析到话语的生态分析》④的文章对黄国文教授的话语生态分析产生了影响。黄国文教授等人在认同两位学者观点的基础上，重申了话语生态分析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生态语言学的韩礼德模式与话语的生态分析存在诸多共同点，为话语生态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国文教授等人在斯提比生态话语类型评介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生态话语分类的不确定性，即破坏性话语、中性话语和有益性话语之外的“灰色”地带。⑤

关于如何进行话语生态分析，黄国文教授明确指出了话语的生态分析可以选取的三种途径：

1）没有任何理论模式偏好，认可生态语言学（话语的生态分析）的应用语言学学科性质和特点，采用任何可用（有用）的语言学理论、方法和原则，把注重点放在生态视角的语言学探索;2）有理论偏好，尽量在某一理论框架中分析和解决问题，通过实践去为扩展、修正和完善所偏好的语言学模式服务;3）只用某一种理论模式，严格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分析和解决问题，通过实践去扩展、修正和完善所偏好的语言学模式。⑥

黄国文教授已经进行的话语生态分析实践具有话语分析类型的多元性。他参考斯提比有益话语、中性话语、破坏话语的分类框架，进行了大量话语的生态分析实践，其中包括：银行叫号单等机构话语;微信语篇《2016，我希望！》;“工业低碳发展”手机短信等媒体话语;《羊城晚报》养犬执法专项行动报道等新闻话语;“冲水打包”厕所提示语等公共话语;姚明“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等广告话语;狄金森《一只小鸟沿小径走来》⑦和杜甫《春夜喜雨》等文学话语;周杰伦秀恩爱、papi酱等网络话语;等等。例如在媒体话语的生态分析中，黄国文教授等人将微信语篇《2016，我希望！》定位为有益话语，⑧并以该语篇为例，认为有益性话语可以“既包括关心自然、保护环境、拒绝浪费资源、反对虐待动物等生态友好（ecology-friendly）话语，也包括给人希望、催人上进、勾画美好未来的话语”。⑨其具体做法是：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连续统”的概念，提出了“话语分类连续统”概念，并将这一微信语篇与《春夜喜雨》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了“前者明显比后者更加‘有益’”的结论。又如黄国文教授以某银行叫号单为例，分析了其中传递的中国人社会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基本情况。①按照黄国文教授的观点，银行叫号单这类语篇大体上属于机构话语（institutional discourse）。可以说，对这些多样化的话语（语篇）进行的生态分析，体现了黄国文教授话语生态分析类型的多元性。

（二）本土和谐话语分析模式的创新

在引介国际生态话语分析模式的基础上，黄国文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和谐话语分析模式。那么，什么是和谐话语分析？他认为，和谐话语分析是参照一定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要素，结合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动态发展，分析其中的生态因素和非生态因素，从而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物种之间、人與自然之间、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和谐。②与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和生态批评话语分析（eco-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相比，和谐话语分析有其特定的哲学根源、研究目标与原则、理论指导、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③为什么要进行和谐话语分析？黄国文教授指出，和谐话语分析的首要历史原因就是中国语境，包括中国国情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即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受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影响。④关于如何进行和谐话语分析，他提出了“以人为本”（human-orientedness）假定以及“良知”（conscience）、“亲近”（proximity）和“制约”（regulation）三大原则。⑤在此基础上，黄国文教授等人进一步区分了“以人为本”与“人类中心主义”截然不同的生态哲学观立场。⑥斯提比对黄国文教授创建的和谐话语分析给予密切关注和充分肯定。他写道：

最近这些年，中国学者发展了和谐话语分析。这种方法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和谐哲学，特别是儒家的良知、亲近和制约三大原则。和谐话语分析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生态语言学走遍世界，并根据它所到之处的文化、哲学和生态进行重新改造。⑦

从以上评价可知，黄国文教授提出的和谐话语分析作为植根于中国传统和谐哲学观的新兴话语分析模式，能够为全球语境下生态语言学的良性发展提供重要契机。

四、结语

本文从三个维度对黄国文教授进行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他致力于讲好中国生态故事的不懈努力和卓越贡献，具体体现如下：（1）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内，借助“社会责任”和“系统类型学”拓展了生态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2）在生态语言学框架下，参考生态哲学观以及话语的生态分析提出了中国语境下“和谐话语分析”的新议题;（3）在“人类世”的大背景下批判地看待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结合中国语境的社会要素，提出“以人为本”的假定，强调人类在保护生态环境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黃国文教授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体系是环环相扣、一脉相承的。

黄国文教授的学科建设、理论建构和模式创建不仅体现了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人文学科生态学化的宏观背景下为促进系统功能语言学、生态语言学以及话语研究学科互动所作的努力，也说明了中国语境下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及生态语言学理论深化和拓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特别是“生态取向”“社会责任”“和谐话语分析”等理念，从首次提出到丰富内涵，呈现了中国语境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动态发展历程。黄国文教授提出的新议题和新主张说明中国语境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国际语境下生态语言学从单独学科转向交叉学科、从研究专门化转向生态化、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转向生态语言学、从批评话语分析转向生态话语分析、从西方生态话语分析转向中国和谐话语分析的发展趋势。

目前中国生态语言学处于蓬勃发展阶段，黄国文教授通过一系列实际工作，支持中国学者在这一方兴未艾领域中探索和前行。他结合中国语境进行的和谐话语分析贯通中西，具有示范性，可以作为未来生态语言学研究“赖以信奉和践行的故事”（the stories we live by），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推广。他也将继续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生态语言学领域孜孜不倦地探索。黄国文教授团队最新出版的著作有：（1）《功能取向：黄国文学术论文自选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系“英华学者文库”丛书之一，由黄国文教授自选15篇论文组成。该著指出作为普通语言学和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的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是问题导向驱动的理论语言学，对这一理论的现状简况、理论框架、假定原则、分析模式等核心主题进行了论述，是对作为语言学两大阵营之一的功能主义的集中阐释。（2）黄国文与陈瑜敏合著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十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1年），系“语言学十讲”系列丛书之一。该著由“人际功能”“经验功能”“语篇功能”“逻辑功能”等10个讲座内容组成，对“什么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什么”“系统功能语言学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三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探究，突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进化式”的研究特色。（3）黄国文与赵蕊华合著的《功能话语新发展研究》，系“新时代外国语言文学新发展研究丛书”之一。该著共计10章，其中“语篇分析和话语分析”等7章内容为“功能话语研究”的基本内涵、发展动态和研究方法，第8章“生态话语分析”和第9章“和谐话语分析”将生态语言学的两个新范式纳入功能话语研究范畴，不仅详实介绍了两种方法的研究背景和分析框架，而且选取了鲜活的中国语境话语和生态文明建设话语进行分析，对如何在中国语境下进行生态话语分析及和谐话语分析作出了样板式示范。黄国文教授团队即将出版的著作有两部：一是赵蕊华与黄国文合著的《生态语言学100核心概念与关键术语》，系“100核心概念与关键术语丛书”之一，即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二是黄国文、陈旸与赵蕊华合著的《生态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系黄国文教授主持的2019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即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相信这两本著作继《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之后，会给未来生态语言学的本土化、国际化以及和谐化研究带来更多启发。

责任编辑：胡颖峰

[作者简介]周文娟，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丹麦南丹麦大学语言交流系访问学者;翟晨笑，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2021级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80）

[基金项目]2020年度自治区留学人员回区创新启动类项目;内蒙古工业大学自编教材项目“生态语言学概论”（JC201708）

①黄国文：《“请进来”与“走出去”：关于学术国际化问题的思考》，《外国语》2018年第4期。

②参见胡壮麟：《对“外语生活”的认识和期待》，《当代外语研究》2018年第1期。

③周文娟：《中国语境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理念与实践——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④Wenjuan Zhou， “Ecolinguistics： A Half-century Overview，”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vol. 7， no. 3， 2022， pp. 461-486.

①黄国文、陈旸：《菲尔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鄱阳湖学刊》2016年第4期。

②黄国文：《斯提比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鄱阳湖学刊》2018年第1期。

③参见G. Huang， “Ecolinguistics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An Interview with Arran Stibbe，” Language and Ecology， 2016，pp.1-10;黄国文、阿伦·斯提比、陈旸：《国际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阿伦·斯提比教授访谈录》，《鄱阳湖学刊》2018年第1期。

④G. Huang，“Arran Stibbe，” Ecolinguística： Revista Brasileira De Ecologia E Linguagem（ECO-REBEL）， vol. 7， no. 2， 2021， pp. 145-152.

⑤G. Huang， “Review of Alwin F. Fill and Hermine Penz，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 Pragmatics and Society， vol. 10， no. 2， 2019， pp. 322-328.

⑥4期“生态语言学讲习班”分别为：2017年第1期，以“聚焦儒学与生态和谐”为主题;2017年第2期，以“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不同途径”为主题;2018年第3期，以“生态语言学的历史与发展”为主题;2019年第4期，以“和谐话语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

①在南丹麦大学召开的第4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的详情可参见陈旸：《生态语言学研究从这里走向世界——第四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综述》，《中国外语》2020年第1期;张瑞杰：《言语行为与生态文明：与生命科学的融汇和贯通——“第四届国际生态语言学会议”综述》，《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②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5页。

③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4页。

④黄国文、李文蓓：《作为应用语言学的生态语言学》，《现代外语》2021年第5期。

⑤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37页。

⑥黄国文、王红阳：《给养理论与生态语言学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年第5期。

①具体信息参见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网站：https：//sfs.scau.edu.cn/2020/0527/c3306a233433/page.htm.

②F. Alwin， “Introduction，” in Alwin Fill and Hermine Penz， eds.，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18，pp. 5-6.

③参见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官网：http：//ecolinguistics-association.org/people/4593407435.

④具体信息参见网站：https：//www.bloomsbury.com/uk/series/bloomsbury-advances-in-ecolinguistics.

⑤黄国文、肖家燕：《“人类世”概念与生态语言学研究》，《外语研究》2017年第5期。

①黄国文：《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中国外语》2016年第5期。

②黃国文、赵蕊华：《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现代外语》2017年第5期。

③黄国文：《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中国外语》2016年第5期。

④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99页。

⑤黄国文、哈长辰：《生态素养与生态语言学的关系》，《外语教学》2021年第1期。

⑥黄国文、赵蕊华：《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现代外语》2017年第5期。

⑦黄国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到生态语言学》，《外语教学》2017年第5期。

⑧参见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研究与语言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①M. A. K. Halliday， “Applied Linguistics as an Evolving Theme，”in J. Webster， ed.， Language and Education：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London：Continuum，2007，pp. 1-19.

②这两个术语的区分最早见于黄国文、陈旸：《菲尔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鄱阳湖学刊》2016年第4期。

③黄国文：《导读：生态语言学与生态话语分析》，《外国语言文学》2018年第5期。

④黄国文、陈旸：《作为新兴学科的生态语言学》，《中国外语》2017年第5期。

⑤黄国文：《M. A. 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生态语言学研究》，《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⑥黄国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到生态语言学》，《外语教学》2017年第5期。

⑦黄国文：《M. A. 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生态语言学研究》，《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⑧赵蕊华、黄国文：《和谐话语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外语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1期。

⑨黄国文、陈旸：《微观生态语言学与宏观生态语言学》，《外国语言文学》2018年第5期。

①参见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问题44“生态语言学学者与生态学学者的区别是什么”，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21—123页。

②该研究口号英文版首见于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中国外语》2016年第1期;汉语版首见于黄国文、陈旸：《生态哲学与话语的生态分析》，《外国语文》2016年第6期。

③黄国文：《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中国外语》2016年第5期。

④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研究与语言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⑤黄国文：《生态话语和行为分析的假定和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6期。

⑥黄国文、陈旸：《自然诗歌的生态话语分析——以狄金森的〈一只小鸟沿小径走来〉为例》，《外国语文》2017年第2期。

⑦黄国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看政治演讲语篇——以***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演讲为例》，《外语学刊》2017年第3期。

⑧黄国文、肖琼：《外语教师与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中国外语》2019年第5期。

①黄国文、赵蕊华：《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现代外语》2017年第5期。

②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研究与语言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③黄国文、陈旸：《作为新兴学科的生态语言学》，《中国外语》2017年第5期。

④R. Alexander and A. Stibbe， “From 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to th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 ，”Language Sciences， vol. 41， 2014， pp. 104-110.

⑤黃国文、陈旸：《生态话语分类的不确定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⑥黄国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到生态语言学》，《外语教学》2017年第5期。

⑦黄国文、陈旸：《自然诗歌的生态话语分析——以狄金森的〈一只小鸟沿小径走来〉为例》，《外国语文》2017年第2期。

⑧黄国文、陈旸：《作为新兴学科的生态语言学》，《中国外语》2017年第5期。

⑨黄国文、陈旸：《生态话语分类的不确定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①黄国文：《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中国外语》2016年第5期。

②参见黄国文：《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中国外语》2016年第5期;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71—72页。

③黄国文：《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到和谐话语分析》，《中国外语》2018年第4期;赵蕊华、黄国文：《和谐话语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外语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1期。

④参见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问题35“和谐话语分析提出的动因是什么”，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97页。

⑤黄国文：《生态话语和行为分析的假定与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6期。

⑥G. Huang and R. Zhao，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ing Peoples’ Problems in a Chinese Context，”Language Sciences，vol. 85， 2021， pp. 1-18.

⑦A. Stibbe，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2021，p. 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