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中世纪环境史研究文献综述

[摘 要]环境问题古来有之，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存在诸多环境问题，到中世纪时已十分突出，从而影响到生态系统安全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中世纪环境史研究即已开始，德意志中世纪環境史也由此展开，至90年代渐趋成熟。这些研究主要涵盖中世纪环境史理论、气候环境史、自然景观史、自然灾害史、农业环境史、城市环境史、森林环境史、矿山开采和金属冶炼引发环境问题、动植物环境史、医疗环境史等方面。对德意志中世纪环境史研究的文献综述，可为国内德国环境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德意志;中世纪;环境史研究

一、引言

从环境史角度来划分，欧洲中世纪是指上起公元5世纪民族大迁徙结束，下至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产生物种大交换的这段历史时期。而这约1000年时间又可划分为中世纪早期（5—11世纪）、中期（11—13世纪）和晚期（13—15世纪）三个历史阶段。5世纪民族大迁徙结束，标志着中欧地区日耳曼各部落正式告别史前以来迁移不定的状态，他们开始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和动物驯养等活动。从气候变化来看，5—7世纪的气温虽比“罗马最佳温适期”要低，但总体来说仍保持在一种较温暖的状态，非常有利于农业生产和人口增长。这期间，5世纪末的基督教传播逐渐兴盛，早期的僧侣先是占据河流湖泊中的小岛，然后在许多河口和山上修建修道院，开始传经布道。①“6世纪后，待社会逐步平稳后，人口快速增长刺激了拓荒垦殖的开展，土地面积大幅增加，庄园制基本形成”。②7—8世纪，北海沿岸很多人工海岛逐渐建成，岛上的维京人和弗里斯兰人开始和沿岸居民互通贸易，甚至还和格陵兰岛、英格兰岛进行远程贸易。③特别是8世纪开始的“中世纪最佳温适期”，对欧洲人来说无疑是上帝赐予农奴和庄园主的福音。尽管期间发生过战争、十字军东征、教会分裂等社会冲突，但这5个世纪的温暖气候还是给欧洲大陆带来难得的丰收富足。6世纪时，德意志境内只有60万人，而到13世纪末，城市发展数量创历史新高，人口已达1300万人。④究其原因，德国学者格鲁普（Gisela Grupe）认为是资源可利用空间不断扩大的缘故，也即当时的生态系统可为消费者提供充足的资源保证，如食物、饲料、供暖和建筑材料等。①然而，进入14世纪后，长达5个世纪的“小冰河时期”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灾难。美国学者费根（Brian Fagan）认为，这是此时期大西洋涛动促使阿尔卑斯山地区阿莱奇冰川活动加剧所致。②1340—1380年40年间，夏天持续湿冷即是这种气候变化所致。③1433—1438年间，欧洲又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紧随其后的是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三分之一人口死于这场瘟疫。随着冰川不断扩大，至1440年，德国高纬度地区的葡萄种植几乎无法进行。50年后的1490年，中欧地区又进入夏季气温普遍较低的状态，尤其是1510—1520这10年内，类似情况连年出现。④1560年后，随着欧洲气温大幅下降和夏季多雨天气的出现，阿尔卑斯山冰川仍不断向前推进，1590—1850年这260年间已达小冰河时期峰值。5个世纪的小冰河时期造成的结果是：短期内相对稳定的天气状况经常被寒冷、潮湿的天气打断，而后者则带来暴雨、毁灭性霜冻，最终导致农业歉收。好在自1855年起，人类终于告别小冰河时期，进入“现代最佳温适期”，良好的气候条件给世界经济复苏和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德国由此进入人口激增、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生产大发展阶段，为1871年德国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小冰河时期的气候剧烈变化成为划分中世纪中晚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也是中世纪晚期社会发展逐渐衰退的一个重要标志。

研究中世纪环境史，首先要研究的应是气候变化，这在今天的环境史学界已成为普遍共识。其次是气候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自然灾害，以及人为因素所导致的环境要素变化。其中，自然灾害包括火山、地震、风暴潮、洪灾、雪崩;⑤人为因素导致的环境要素变化则包括农业生产、城市卫生与安全、森林砍伐、矿山开采和金属冶炼、海洋和内河环境、瘟疫、人与动物关系等。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受美国环境史研究影响，但又有别于其荒野史研究，英、法、德等国环境史学研究者在各国中世纪环境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至今已取得一批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德国率先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学者，他们结合中世纪历史开展环境问题研究，其中赫尔曼（Bernd Herrmann）、舒伯特（Ernst Schubert）以及叶格尔（Helmut J■ger）等都成就突出，开启了该领域研究的先河。进入20世纪90年代，专门从事中世纪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层出不穷，施密特（Uwe Eduard Schmidt）、绍特（Dieter Schott）、屈斯特（Hansj■rg Küster）、拉德考（Joachim Radkau）等皆成为各自领域的权威学者，开始引领中世纪环境史研究向更专业、更广泛的领域拓展。此外，德国之外研究德意志中世纪环境史的学者也为数不少，有的虽未直接涉及，但在研究成果中仍可找到相关的线索或史料，为该项研究提供了很多佐证和参考，如美国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学者汤普森（James W. Tompson）、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勒高夫（Jacque Le Goff）和布瓦松纳（Prosper Boissonnade）、比利时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学者皮雷纳（Henri Pirenne）、奥地利动物史学家丁策尔巴赫（Peter Dinzelbacher）等的研究成果。他们从各自专业出发，对德意志中世纪历史研究不乏真知灼见。中国目前对德意志中世纪环境史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研究中世纪历史的学者王亚平《德国通史》第1卷在对德意志中世纪城市手工业、农村、采矿冶炼研究表述时偶尔提及一些环境问题，①侯树栋、徐浩、朱明等学者的专著也零星涉及。②专门研究此问题的，应系笔者2021年出版的专著《德国环境史研究》。此书对德意志中世纪的气候变化、城市发展、农业生产和森林砍伐与保护引发的诸多环境问题均有涉及。③此外，笔者另有7篇论文也专门研究了这些问题。

这些研究中，德国同行的研究最全面，出版成果也最多。据不完全统计，最近40多年来他们的相关著作就不下200部，专业论文则有两三千篇之多。因论文涉及面广、研究者众多（其中不仅有专家学者，还包括环保人士、宗教人士和新闻工作者等），如要全面考察，則检索难度大、分述繁琐。因而本文只以出版著作为准，即以专著、译著和重要文集这三方面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作综合概述。将这些足以反映德意志中世纪环境史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提供给国内同仁作参考使用，以期尽快为中国中世纪研究增添新史学内容。下文拟从10个方面作分述概括。

二、德意志中世纪环境史研究参考文献分述

（一）中世纪环境史理论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历史学分支的环境史学也属生态文化史范畴，这也契合德国中世纪史学家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所倡导的历史学应包含文化史学这一“新史学”观点。在他看来，历史学家不应只囿于德国另一位史学家、实证主义大师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倡导的只对政治制度史和外交史作研究，而应该扩大视野，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视角对中世纪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具体地说，就是以研读档案资料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事件历史”研究。由此，“历史文化”的概念逐渐盛行并被普遍接纳采用。从后世研究来看，德国史学的两大根基由此形成，从而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种史学研究（包括环境史学在内）指明了方向。在这一思想影响下，美国史学家汤普森1929年发表的著作《中世纪社会经济史》坚决“反对把中世纪史看成是由神学思想支配的‘宗教时期’这一陈腐观点”，声称“这本书的宗旨就在于叙述中世纪这些经济社会利益和活动的历史”。④而在其另一部著作《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1931）中，他从中世纪晚期封建制度的衰落入手，一方面从经济角度强调此时期的“工商业努力摆脱庄园和农场束缚，建立商业贸易中心城市”;另一方面则从社会角度出发，认为“中世纪晚期是社会下层阶级为争取人生自由和经济自由、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斗争时期”。⑤尽管当时“环境史学”这一概念还未诞生，但从这两部著作叙述的历史事件中却可以找到许多对德意志中世纪城市环境问题的描述，如1430年前后的法兰克福、乌尔姆、慕尼黑、纽伦堡、科隆和奥格斯堡等城市“给外国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其中斯特拉斯堡“许多碧波粼粼的运河使人联想到优雅的威尼斯，这里没有令人作呕的咸水湖的恶臭”。总之，“德国城市的美丽和舒适是欧洲任何国家无与伦比的。它们的清新悦目和明媚多姿，仿佛昨天刚落成似的”。①此外，这两部著作中还可找出德意志中世纪环境问题的其他表述。

与汤普森等美国史学家相比，欧洲史学家在中世纪研究则更具说服力，也更为详细，其中的环境问题表述也更为具体。如比利时史学家皮朗（又译为皮雷纳）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即专门研究了德国北部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商业复兴情况，以及城市和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的诸多环境问题，并对1315—1317年间的灾荒饥馑和1347—1350年三分之一人口死于黑死病这场瘟疫等都有分析研究。②而在其另一部著作《中世纪的城市》中，作者详细阐述了城市发展对欧洲文明产生的巨大影响，其中多有涉及垦荒、排水、森林砍伐、牲畜饲养等环境要素问题。此外，法国史学家在中世纪史学研究方面也成就斐然。除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外，勒高夫在其著作《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中专辟“物质文明”一章阐述中世纪在技术使用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如水磨、风磨、犁具、金属加工和投掷技术、时间测量、传动机械和升降技术、采矿技术、海上运输技术、森林资源利用等，为中世纪技术史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参考。③另一位史学家布瓦松纳在其著作中表述的环境问题则更为直接和具体。他从日常史中的劳动方面入手，着力研究5—15世纪欧洲中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同时也为后世留下大量丰富的环境史研究史料，其中对德意志中世纪诸多环境问题，如蛮族入侵，荒地、森林和牧场的垦殖与农业生产，果树栽培与葡萄种植，城市发展和工商业兴起，洪水防御和排灌工程实施，采矿、冶金、纺织、木材、陶器和玻璃行业的兴起发展，以及远洋贸易等引发的环境问题，等等，都有详尽描述。他的研究凸显了劳动、社会发展与环境变化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④

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兴起的环境史研究造就了一批杰出的环境史研究学者，同时也催生出丰富多样的环境史学理论。美国的休斯（J. Donald Hughes）将生物群落与历史学作有机嫁接，探讨人类在地球生命史中的角色转变，其中部分内容涉及欧洲中世纪环境问题研究，如欧洲地区的森林砍伐和北海边的围海造田等问题。他指出，“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因为“人类与生物群落的其他成员都身处于一种共同进化的过程中，这一过程一直持续至今。历史的一项任务便是审查人类在生物群落中不断变化着的角色”。⑤同样具有全球环境史眼光的德国环境史学家拉得卡在其著作《自然与权力》中也阐述了这一过程，并对德意志中世纪城市环境、森林砍伐、粪肥利用、矿山开采等方面作了精深研究。这部著作既展示了“人与自然原始和谐”的一面，同时也展示了生态悲观主义的一面，即“人类历史是一个毁坏自然的历史”，并强调环境史的魅力在于它“激励人们不要仅身处历史遗迹，而要在广袤的土地上发现历史，书写历史”。⑥此外，在理论创新方面，前文提及的赫尔曼在著作《环境史入门》中则从环境史基本概念入手，引导环境史工作者正确区分“环境-人的周边环境”、“自然-环境”以及“人、自然和环境”这三组基本概念，并在分析空间和景观基础上对最体现“生态系统”这一概念的城市环境史作了深入研究。不仅如此，在木材能源、技术史、人口发展史等方面，作者也作了很多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其中就包括很多德意志中世纪经典案例。该部著作现已成为德国高校学生研究环境史的必备教材。①同样，奥地利学者薇妮瓦特和克诺尔合著的《环境史》也是一本德语国家高校环境史专业的重要教材。在这部教材中，他们阐述了环境史的概念、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基本理论，并从城市、贸易运输、人口发展和动植物物种变化角度出发，深入研究环境史中的人地关系，最后从认知角度将环境史理论上升到宗教世俗感知、决定论范畴、人对环境作用的感知以及自然景观审美等理论，其中中世纪内容占据不小篇幅，为德意志中世纪研究提供了许多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导。②与上述学者略有不同的是，叶格尔则高度强调人在环境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的聚散、流动和人口结构等是环境变化发展的“重要推手”，同时也是环境变化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大型地貌塑造”如陆地、海洋、盆地、山川、沙丘等的形成与“小型地貌塑造”如地表隆起、矿山遗留、交通要道修建等所引发的地表地貌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与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无关系。其中，对德意志中世纪的气候变化、水域分布与演变、各种苔藓地的形成、主要动植物生长进化甚至各邦国森林法的颁布实施，也都作了详尽阐述。总之，在叶格尔看来，7000年中欧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变与人口增长、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态度、社会和国家机构的变革以及科技创新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中世纪科技进步有限，但1000年的时间足以对环境产生重大改变，也对近代乃至当代环境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③

由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环境史研究尚处早期阶段，其理论创立、研究方法和体系建立等仍处于萌芽和探索阶段，所以相关理论很少，德国史学家们也只能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从事环境史研究，因而发表的有深度、有见地的著作很少，直至90年代才不断有专著问世，由此迎来德国环境史研究的繁荣局面。而在此前80年代的研究多以文集形式出版。1981年，西德西南城市史研究团队推出一部文集，其中收录城市溪水引入和水供应、木材供应、帝国城市纽伦堡垃圾清除、老符腾堡地区环境立法、高山水渠建造等研究文章，作者多为环境保护、城市设计和规划方面的专家，④而学院派史学家则属赫尔曼和舒伯特两位教授。1986年，赫尔曼编著的环境史论文集《人与环境》问世;3年后，他的第二部文集《历史中的环境》问世，由此拉开了德国环境史也是德意志中世纪环境史研究的序幕;1994年，他和舒伯特合编的另一部文集《从恐惧到剥削——中世纪和近代的环境感知》问世。这3部文集的作者皆由当时各国高校一流学者组成，其中前两部文集涉及德意志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如人口发展、对妇女儿童的认识态度、瘟疫流行、道路交通、花园文化、农业生产、森林砍伐与保护、技术利用，甚至草药服用、身体骨骼和食物营养、考古中的寄生虫和谷物发掘等问题也有涉猎，视野独特、形式多样。在这两部作品中，德意志中世纪人的生活又以一幅全新的风景画展现在世人面前，为德国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⑤第三部文集收录的文章也多与中世纪内容有关，对中世纪人的环境意识和“景观”概念，当时农民如何通过利用动植物来感知周边环境，15世纪游记中的环境记载，17世纪风景画中对中世纪环境的临摹再现，荒野自然和宫廷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等作了深入研究，给人不少启发。应该说，较之于前两部文集，这部文集中的德意志中世纪环境研究题材有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入。①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哥廷根大学每两年便出版一部师生在研讨课上以报告形式汇编的论文集，并一直延续至今，从而形成一种传承有序、良好浓厚的学术氛围。为方便史学工作者研究，学者施马尔（Stephan Schmal）还编纂了文集《环境史——从古希腊罗马至当代》，收录了各历史时期世界重要学者对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表述，萨本德（Raimund von Sabunde）的《自然原理》、卡尔菲尔茨（Hatto Kallfelz）的《10—12世纪若干主教的生活描述》、霍塞尔（Gottfried H■sel）的《城市卫生文化史》、温克勒（Stefan Winkle）的《瘟疫文化史》中有关重要段落皆被援引收入。此外，早期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宗教环境史、城市垃圾清理和水井投毒等德意志中世纪环境问题，都在书中作了介绍和展示，并附有重要论述和评价。②

（二）气候环境史研究

在环境史研究中，气候研究是一个决定性要素，因为这不仅反映了历史变迁，也决定着地球和人类未来的命运。长达千年的欧洲中世纪先后经历了中世纪最佳温适期、小冰河时期和现代最佳温适期这三个气温变化反差极大的时期，从而导致欧洲社会的剧烈动荡和环境的巨大改變。环境史研究首先需对事件发生地的气候成因和变化情况作深入了解。正是由于欧美气象学家等科技工作者对中世纪欧洲气候作了大量科学严谨的分析论证，才使得今天的环境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中世纪环境史时能做到有源可寻、有据可查。在这方面，瑞士气候史学家普费斯特和瓦纳、德国气候史学家贝林格尔以及美国考古学家费根等都做了大量开创奠基性工作，成为欧洲中世纪气候研究的楷模。在2021年9月出版的气候学著作《近千年欧洲气候与社会》中，普费斯特（Christian Pfister）和瓦纳（Heinz Wanner）运用计算机成像模拟技术，生动演示了近千年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中包含对中世纪后500年气候变化的研究。③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气候系统研究中心主任布拉德利（Raymond Bradley）在评价这部著作时认为：“这部著作清楚展示了近千年气候变化如何对人与环境产生影响，它对人类未来发展可谓教益良多。总之，这是一部欧洲一流气候史学者写成的史料详实、引人入胜的著作。”④在此前一年，瓦纳即已推出著作《12000年的气候与人类》，该书研究人类进入现代人阶段即全新世后12000年以来的气候变化情况，其中中世纪气候变化也有涉及。值得关注的是，针对此时期极端天气如极寒霜冻期和干燥期的出现，作者给出了大量实例和数据，以说明当时社会如何应对和克服恶劣天气带来的危机，12000年以来的气候和社会发展变化由此得到全面展示。对全新世的研究不止于瓦纳，贝林格尔早在3年前也曾推出一部气候文化史著作。他将冰期时代至今的全球气候变暖纳入研究视野，旨在阐述气候变化、文化和历史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以揭示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其中中世纪早中期的最佳温适期研究为这部著作的重点。⑤费根在《小冰河时代》中则从考古学角度出发，重点考察了1300—1850年小冰河时期的气候变化情况，旨在强调中世纪后期气候恶劣变化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和环境骤变情况，而1850年开始的现代最佳温适期，则又促进了欧洲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和环境的重塑改变。这部著作中德意志中世纪史料考证颇为丰富，为相关研究带来了有益的启发和参考。①

（三）自然景观史研究

景观史学是继环境史学后兴起的一门新史学学科。它不同于环境史研究，但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在这方面，德国学者屈斯特专门从事中欧地区景观史研究达30年，其学术成果颇丰，也颇具代表性。为介绍景观史这门文化新史学，他于2012年专门推出著作《景观的发现——一门新学科入门》，详细介绍了什么是景观史，人与景观的关系，生态系统对人的影响;同时还对时空景观、狩猎采集景观、国家政体内的景观以及景观学任务作了具体介绍和阐述。②次年他又推出《中欧景观史》，从冰期时代开始考证中欧地区地形地貌变化、森林大海产生，人类渔猎采集、动物驯养和经济作物栽培、盐铁制造，中世纪城市村庄的形成和发展、围海造田，近代早期的能源危机，工业革命开始后铁路、运河、林荫道的兴修，以及当今生态文明时代德国景观发生的巨大改变。迄今为止，这是德国史学家研究中欧景观最全面的一部学术著作，《法兰克福汇报》主编拉伍尔夫（Ulrich Raulff）认为：“屈斯特以令人信服的研究说明，自然已逐渐成为人类史的一部分，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③在中欧景观史研究基础上，2017年屈斯特又推出一部专门研究德国景观史的力作——《德国景观史》。他选择有代表性的景观作为研究对象，对许多德国著名景观作了介绍展示，既展现了德国美丽的自然风光，同时也全面普及了德国景观史知识。④此外，他还对波罗的海沿岸景观有精深研究。早在2002年，他就出版了著作《波罗的海——一部自然文化史》，对历史各时期该地区气候变化、海洋形成、沿岸居民定居后的生产生活、城市形成、工业化时代道路交通运输网建设、沿岸国家现代农业发展、海洋污染和旅游圣地开发保护等都作了详细论述，为其后来更广泛的景观学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⑤不满足于对波罗的海沿岸景观史研究，2015年屈斯特还推出《北海景观史》，对北海各种自然景观作了全面研究，从而完善了德国海岸景观史，也为德国海洋环境史研究作出许多重要贡献。⑥除屈斯特外，久负盛名的德国景观史学家还有上文提及的以研究德国地形地貌著称的叶格尔和迈尔等学者。迈尔从事景观发展史和聚落史研究20余年，以德国海洋景观史研究著称，同时兼擅德意志中世纪环境史研究。不同于屈斯特的是，迈尔更注重于德国海洋气候史研究，同时对海洋自然灾害如风暴潮、飓风、海啸、溃坝以及海洋保护等有独特研究，甚至对有关海洋沿岸的历史传说也多有记载，既让读者在故事情节中学习了海洋景观史知识，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许多信服可靠的史料。⑦

（四）自然灾害史研究

自然灾害属不可抗力事件，在没有人类出现前即已有之。在德意志中世纪自然灾害史研究方面，有关专家和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上述屈斯特景观史研究中多带有涉及地质灾害史如地震、洪涝灾害和雪崩等，而迈尔则对海洋自然灾害如风暴潮、溃坝、海啸等多有研究。①此外，雷希霍夫（Josef H. Reichhof）也对德意志中世纪自然灾难有许多研究。在《近千年自然简史》这部著作中，他从中世纪传说和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等文学作品中，推演出13世纪初中欧地区动植物分布情况和消亡经过。此外，雷希霍夫还对1164年2月17日东弗里斯兰海岸、埃尔伯河和威悉河入海口处发生的百年不遇的风暴潮，1219年元月16日造成北海海岸1万多人死亡的风暴潮，1348年席卷欧洲的黑死病，1362年元月15日、1436年11月1日（此日为万圣节）、1509年9月、1532和1570两年11月1日（万圣节）、1634年10月北海地所发生的风暴潮等灾害事件都作了细致研究。在他看来，之所以发生如此多灾害，皆因全新世之前地球气温不断升高导致冰山急速融化、海平面不断上升，14世纪开始的“小冰期时代”气温又急速下降，以及蒙古人对欧洲的入侵所致。②此外，灾害史专家杨科里夫特（Kay P. Jankrift）也对德意志中世纪灾害史有精深研究，出版了著作《火灾，风暴，饥馑——中世纪自然灾害》。除上述提及的自然灾害外，他还将视野扩大到如冰雹、城市火灾及防范措施、饥馑灾荒、城市传染病及防治、山体滑坡、鼠患、蝗灾，以及许多人为灾害如肆意放火和水井投毒等领域。杨科里夫特在这部著作的前言中对灾难中的死者给予很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深厚的历史关切和人文情怀。③可喜的是，近年来这方面的新作不断问世，其中以沃茨尼亚克（Thomas Wozniak）2021年出版的著作《中世纪早期的自然事件》最为有名。在这部近千页的巨著中，作者从大量历史传說和历史记载中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事实材料，即德意志中世纪早期（6—11世纪）发生的1175起自然灾害事件，以此反映当时现实，再现人的自然感知和生命感悟。作者认为：“环境史研究可算是历史学第四块基石，而中世纪环境史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的自然灾害史学则又为这门新史学增添了活力，为此，它需要有更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来指导引领，以此拓宽研究领域，开阔研究视野。”④

（五）农业环境史研究

自75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中欧地区农业诞生开始，环境问题也随之产生。由于农业是一种在土地上直接经营的耕作和饲养方式，所以它对环境的影响表现得最为直接和深刻。在《西欧中世纪史》这部著作中，蒂尔尼（Brian Tierney）和佩因特（Sidney Painter）在致力于欧洲中世纪史研究时，还专用三节分别对中世纪早、中、晚三个历史阶段的欧洲农业生产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其中很多内容涉及人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以及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如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发展、中世纪庄园的经营运作模式，以及人口增长与耕地扩大等问题。从当时农村社会各阶级的生产关系中不难找出人地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如粪肥不足，犁具和耕种方式的不断改良，中世纪晚期夏季湿冷天气情况下葡萄种植难以为继，灌溉、除草和施肥所带来的巨大劳动强度，花园经济作物品种的不断丰富，以及家禽牲口饲养放牧和屠宰问题等。⑤和这两位史学家不同的是，德国农业史学家舒尔策（Eberhard Schulze）的《德国农业史》则直接钩沉7500年德国农业史，其中中世纪早期的人口增长和村落定居，封建化进程中庄园主和农奴关系的更替演进，中期土地垦殖运动的不断兴起和农业生产大发展，晚期黑死病流行给农业生产和粮食价格带来重创，农业萧条对庄园经济带来的直接冲击等，都是其研究的重要方面。特别是重犁、马代牛耕、马挽具的使用，三圃制的推广，北德地区草根泥的使用，水磨、风磨的使用，花园果蔬种植，忽布、荞麦和山毛榉果油料等特殊经济作物种植，以及鱼塘经济开发利用等农业技术的推广运用，可为中世纪环境问题提供研究素材。①格茨（Hans-Werner Goetz）则重点致力于德意志中世纪人的食物、服装、劳动、居住环境、文化娱乐、教育、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研究。格茨的农业环境史研究把社会与阶级剥离出来，从日常生活角度出发对历史作多层次研究，所有的历史环境和各生活范围内的人都被其纳入视野，以阐明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和平民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部著作中，环境问题在这些“小人物”活跃的社会舞台上不时得到展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皆与环境有着直接联系，反过来也对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②此外，在策恩施泰因的著作《历史中的生态与环境》中，作者对德意志中世纪土地大规模开垦情况，以及14世纪下半叶开始因鼠疫导致的传染死亡、饥馑、撂荒等农业大萧条情况也进行了研究。③福尔曼对德意志中世纪农业领域所取得的各项科技成就进行了探讨，他将环境史研究内容放置到经济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并认为：“环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很大，仅气候变化就对经济作物栽种和葡萄收成产生重要影响，它们的丰收和歉收可直接决定人的营养乃至人口发展能否得到保障。”这部以“经济、社会和环境”为副标题的巨著《德意志中世纪》即是三者关系的最好总结，也是目前德国唯一一部将环境史和经济社会史相结合进行系统考察的专著。④此外，2018年中国出版的由两位日本学者合著的欧洲中世纪著作《中世纪生活史图说》虽涉及德国内容较少，但对法国中世纪人的日常生活研究较多，也可作为该项研究的重要参考。因为，莱茵河两岸中西欧地区中世纪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书中附有的很多插图真实再现了中世纪中西欧田园和农村共同体的诞生、形成和发展情况，农耕、畜牧、林业、渔业、集市、农村中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等都得以展现，从中可探索出很多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⑤

（六）城市环境史研究

在环境史研究中，城市往往被看成是“第二自然”或“被改造了的自然”。它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城市居民在空间上已脱离自然原始的循环状态，而在时间上则形成一个能够自主安排生产生活的自由群体。他们既是工商业生产经营者，也是艺术的受教育者和传播者;既是“人落生境”的一分子，也是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流的参与者。到中世纪晚期，城市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它接受周边地区物质、能量、信息的不断供给，即人们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水、木材、食物、建筑材料、生产原材料等;与此相对应的是，城市也为周边地区提供商品、生产工具和技术服务等。⑥以此为出发点，德国史学家多从水源供应、污水和垃圾清除、瘟疫防治和火灾防范等环境要素着手，考察研究德意志中世纪城市环境问题。福尔曼在考察农村环境问题的同时，也注重对城市环境问题的研究，在《德意志中世纪》中，这些问题均有涉及。他认为，在城市这个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信息载体的输出和输入随时可导致环境问题的产生，从而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乃至社会发展的稳定。迈尔则在《中世纪城市与乡村》中专辟一章对莱比锡、科隆、特里尔、美因茨等当时大城市的生活用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牲畜饲养和瘟疫传播防治等进行研究，甚至对一些城市郊区的农业生产情况也作了介绍分析，以此说明城乡之间物质、能量、信息载体流动交换的关系。①城市史学家普拉尼茨（Hans Planitz）虽不以城市环境史研究为主，但他在著作《德意志中世纪城市》中选取很多德意志中世纪有代表性的城市为例，并配以大量直观生动的城市史料地图，分析其设计建造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实用性。这其中，城市的生态系统同时得到展示，其生态系统越丰富健全，其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交换就越快捷高效，城市活力就越旺盛。今天的科隆、奥格斯堡等城市就是这种生态系统的杰出代表。②绍特（Dieter Schott）以此为出发点，将视野扩大到欧洲顶级城市如巴黎、曼彻斯特、汉堡等，研究分析了近千年来这些城市生态系统的丰富多样性和活力源泉。在《欧洲城市化——环境史入门》这部著作中，他分三章具体研究了城市人口变化，欧洲城市网之间生态系统内各生态要素的流动交换，如水资源和垃圾的循环处理，城市周边森林资源的利用情况，鼠疫对城市的毁灭性打击等问题。这部著作自2014年问世以来，一直被选为高校师生授课教材，广受城市环境史专家的好评。③

（七）森林环境史研究

施马尔、拉德考、叶格尔和屈斯特等史学家一直认为，中世纪欧洲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森林砍伐史。这种观点初看好像有些言过其实，但其实自有道理。因为在古日耳曼人看来，森林不仅阻碍自己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而且还妨碍其自身的生存。正如施马尔所说的：“它是许多凶猛野兽和鬼怪精灵的现身处，是强盗的隐没处，是异教徒的藏身处，所以这种隐患必须消除。”④尽管森林为他们提供了栖身之所和食物资源，但随着新石器时代人们的定居和农业开垦，森林不断被砍伐，人口不断增加，人们开始需要更多的土地来养活自己。于是从6世纪开始，在教会僧侣的引领下，人们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森林砍伐运动。至中世纪晚期，除一些很难开垦到的山区和潮湿地以外，德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原始森林几乎被砍光。在著作《森林中的人》中，克莱因施密特（Hartmut Kleinschmidt）以大量历史绘画和图片等形式，有力地证明了中世纪这一毁灭过程。城堡要塞构筑、战船建造、农地开垦、城市建设、金属冶炼、矿山开采、制盐、玻璃制造、木材加工和其他手工业等所耗木材十分惊人，从而引发诸多环境问题，如水土流失、地块板结、农作物歉收;山体滑坡，洪水引发众多泥石流灾害;坑道塌方、矿山开采和金属冶炼等造成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等，这些对人的周边环境和自身生存产生了巨大影响。①迈尔则引用中世纪最伟大的德意志诗人福格威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1215年写成的名句概括这段最严重的毁林期：“田野在扩展，森林被砍伐。”②到处是一望无际的田畴和不断被砍倒的树林，自然景观正逐渐变为人工景观，直接导致近代早期的森林资源枯竭，由此引发一场能源危机。③为溯本求源，屈斯特还写成德国第一部《森林史》，详细介绍了史前中欧地区第一批森林诞生的经过，从针叶林、阔叶林的诞生到冰期时代早期森林生长，直至晚冰期时代森林繁育茂盛等。此外，中世纪庄园村落和城市森林、放排运输、工商业用材、花园果树种植等内容也有涉及。在他看来，人类时代被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唯独缺少的是“木器时代”这一概念，而中世纪正是这一概念的代名词，因为当时人们生产生活均离不开森林资源的滋养补给。有鉴于此，他告诫人类：“从森林发展史中人们应看到，这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森林史，而是一部人类如何正确和自然打交道的厚重历史。”④从森林文化史角度研究中世纪森林环境史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式，文化史学家德芒特的《森林文化史》即展现了德国生态文化史视野下人们的绿树之思、故土情结，以及对民族精神气质的卓越追求。中世纪早中期的森林虽一望无际、阴森恐怖，但它却滋生哺育了德意志文明，由此橡树成为德意志精神之父、椴树成为德意志之母的象征。此外，女学者乌耳姆耳斯巴赫（Viktoria Urmersbach）的森林文化史著作《森林中尽是些强盗》，从文学、美术等角度对中世纪森林文化史作了很好的研究。在她看来，森林可寄托德意志之思，也是德意志之魂。德意志民族精神气质的养成有赖于森林的哺育，没有森林，德意志文化就会断根，成为无根之木，无水之源。⑤

（八）矿山开采和金属冶炼引发环境问题研究

早在公元前1300年的青铜器晚期，古希腊罗马人因矿山开采和金属冶炼导致的环境污染在史料中有大量记载。罗马帝国时期曾一度遭受过铅污染、铅中毒这样的历史事件，铅也因此被赋以“罗马金属”这样的恶名。⑥这种环境破坏行为直接对中世纪人的环境行为产生深远影响。1996年，一部较早出版的文集《中世纪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和森林利用》收录了很多学者撰写的文章，并详细介绍了中世纪哈茨山冶炼组织架构、生产能力以及矿山开采和金属冶炼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其中还包括森林砍伐、贵金属冶炼和玻璃制造等重要内容。⑦另一位环境史学者托尔斯多夫在著作《中世纪埃尔茨山区的矿山开采与环境》中则以东部埃尔茨山为研究对象，运用古生物学、人口学、树木气候学、地质学、地球化学、微型地貌学等知识对该地区矿山开采、采煤、玻璃制造、炭火生产等进行研究，从科学角度详细论证这些生产经营活动对该地区带来的各种环境影响。①1987—1991年，下萨克森州考古人员在上哈茨地区对中世纪矿山开采遗留下的村落进行发掘考察发现，该地区从8世纪开始即从事炭火烧制，从10世纪开始提取陶土，从11世纪开始炼制铅等生产活动，且12世纪遗留下许多矿渣堆放地、炼炉、矿灯、纺锭和生活器具等等。这些生产生活既反映了这一地区环境所发生的深刻改变，同时也反映了它的兴盛与衰落。之所以会衰落，是因为森林乱砍滥伐和过度开采导致矿井渗水，礦井废弃，矿山生产生活被迫中断停止。考古学家阿尔佩（G■tz Alper）依据此次考古发现最终写成专著《“约翰内斯温泉疗养屋”——上哈茨克劳斯塔尔-策勒菲尔德附近地区铅银炼制场》。②此外，福尔曼在《德意志中世纪》一书中还专门对中世纪晚期最为活跃的矿山开采和金属冶炼活动进行了研究，内容包括矿砂开采、金银铜铁炼制、矿山人口和疾病传播、高炉和鼓风机等技术使用、坑道塌方、有害气体中毒、废渣废水遍地、动植物生存受到威胁等，全面展现了该时期中欧地区环境的深刻变化，这些问题为近代早期出现的许多恶劣的环境问题埋下了伏笔。③此外，迈尔、策恩施泰因、波尔、博尔克、布瓦松纳、王亚平等人的研究也从各方面展现了此时期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和对社会发展的改变。④

（九）动植物环境史研究

动植物对环境的影响也同样巨大。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和动植物形成一种密不可分、相互依赖的关系，渔猎驯养、田地草场开垦、作物栽培成为人类定居后首要的经济活动。中世纪史学家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并对动植物在环境变化中发挥的作用作过很多研究。在动物研究方面，英国史学家汤因比1909年发表的巨著《古希腊罗马动物世界》率先对古希腊罗马时期在农业生产、交通贸易、和平或战争、餐桌美味、运动竞技、观赏展览、狩猎捕杀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作过深入研究，从而也为后学提供了范本。⑤受此启发，奥地利动物史学家丁策尔巴赫则扩大研究范围，将欧洲历史中人与动物关系从石器时代早期一直演绎至20世纪末，从而一举奠定其在欧洲史学界的研究地位。在《欧洲历史中的人与动物》这部著作中，他分各历史时期阐述人与动物的关系，其中中世纪动物研究分为10个部分，即：为人类提供营养，狩猎对象，用于手工业制品，畜力使用，用于军事用途，观赏娱乐，用于宗教祭祀，成为世俗文学创作对象，作为音乐和艺术表现对象，用于科学研究。丁策尔巴赫认为，中世纪人与动物关系多打上鲜明的宗教烙印，在神性思维中动物多受到崇拜和保护，从而为改善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⑥同样，叶格尔在《环境史入门》中也用大量篇幅对德意志本土动物、动物驯化、动物繁殖和灭绝情况作了深入研究，且很多哺乳动物、鸟类和鱼类动物，甚至蚌壳、蟹类等小动物也多有述及。在他看来，没有渔猎开垦、人口迁徙等人类活动和瘟疫流行，新石器时以来的动物物种就不会发生巨大改变，如中世纪三圃制农耕方式的采用极大地改变了动物的生存环境。12世纪本笃派女教徒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在其著作中就有对纳厄河、格兰河、莱茵河、萨尔河、马斯河、多瑙河一带水域中25种鱼类的记录，说明这些地区环境优越，生态良好。然而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动物数量开始减少，它们逐渐退居到小片森林和人迹罕至的荒原河海中。但战争又往往给这些动植物生存创造了便利条件，如中世纪的鼠疫流行以及近代早期的30年战争虽毁灭了城市村庄，导致人口下降，但却极有利于生态的恢复。根据其研究分析，这两个时期的动植物物种不但没下降，反而有上升的趋势，狼、野兔、山鸡、田鼠、麋鹿、石蟹等种群大量繁殖，而人口增长后的过度捕杀捕捞随即又导致动物数量急剧下降。①

在植物研究方面，屈斯特的《中欧景观史》和《始于谷粒》两部著作则专门研究了中世纪中欧地区人们食用的大麦、二粒小麦、单粒小麦，以及用于牲口草料或作物肥的豌豆、蚕豆等植物种植情况。作者认为它们极大地改善了人的营养结构，促进了人的身体发育，同时也为牲口养殖和肥力提升创造了条件。此外，花园经济中的果树栽培和药草种植既美化了环境，又治疗了疾病。可以说，中世纪动植物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同时，还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②受古罗马史学家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论耕作》、农学家科卢梅拉（Lucius Iunius Moderatus Columella）《农书簿》以及博物学家老普林尼（G. Plinius Secundus）《自然史》等著作的启发，奥利地学者比尔克汉的文化史著作《中世纪植物》则向读者展示了一幅中世纪人与植物关系的全新风景画。他详细介绍了中世纪人们对身边熟悉或不熟悉的植物如何产生联想或想象，这些植物又有何功用，它们对人的健康和周边环境产生哪些重要影响等，并对杂草、药草、经济作物、蔬菜果树、纤维植物、染料植物、树种及其他有用植物都作了深入研究。此外，该书对人化身为草或草隐喻人的许多历史传说和文学创作也多有叙及。③

（十）医疗环境史研究

随着近两年新冠瘟疫的全球性蔓延，中外医学史著作也不断问世，其中研究中世纪黑死病的著作也甚为可观。在《西欧中世纪史》中，美国学者蒂尔尼和佩因特即专辟一节研究此问题;而同为美国史学家的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认为：“传染病无论过去与现在都在自然平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瘟疫与人》这部著作中，麦克尼尔对全球各历史时期瘟疫流行情况进行考察，特别是1346年后欧洲所遭鼠疫重创背景下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变化是该书的研究重点。他认为，尽管灾难深重，但15世纪下半叶人口的恢复增长为近代文明下的“地球平衡启动”创造了条件。迈尔在《中世纪城市与乡村》中则将鼠疫归咎于自然灾害，详细阐述其起因、流行范围及其造成的人类灾难。④德国学者温克勒（Stefan Winkle）将瘟疫史上升到文化史高度，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与疾病、流行病不断斗争的历史。在历史的回环曲折中，每一次瘟疫来临，人类都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并在此基础上学会经验积累和医疗救治，由此形成较为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环境的不断改变，新的病原体和病毒又会产生，并以人类无法预想的方式传播流行。所以，如何有效应对才是人类能否赢得未来的关键。总之，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尤其是地理和气候条件会一直决定着人类的幸福健康和未来命运。在《瘟疫文化史》这部长达1400多页的巨著中，德意志中世纪瘟疫疾病占了很大篇幅，作者对鼠疫、麻风病、动物炭疽病、肺结核病、流行性霍乱、白喉病、性病、天花、狂犬病、黄疸病、黄热病、流感和类似流感病、疟疾、睡眠病、疥癣、沙眼病、斑疹伤寒、痢疾、伤寒以及破伤风、败血症、产褥热等引发的创口感染皆作了详细研究，德意志中世纪人的健康状况和生存环境情况由此得到全面展示。①此外，艾卡尔特（Wolfgang U. Eckart）对中世纪医疗史研究也很独到。他将中世纪疾病按影响程度分为鼠疫、麻风病和营养不良症三种。在治疗和理疗方法运用方面，他引用当时人们常用的体液病理学知识、食疗法、草药服用、宗教和星相学心理疗法、温泉浴疗法等作分析探讨;在救治机构研究方面，他对修道院、救济会、教堂等医疗机构以及市民和行会救助机构也作了介绍。这些研究极具史学价值，为德意志中世纪医疗环境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史料来源。②

三、结语

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古代世界史领域基本上不存在可供发掘和深入研究的环境問题。这显然是一个不完全正确的观点。德国哲学家、古代历史学家韦伯（Kral-Wilhelm Weeber）在其名著《阿提卡上空的雾霾——古代环境行为》中即列出大量事实，深刻揭露古希腊、古罗马人对自然环境所犯下的种种罪行：雅典阿克罗波利斯地区的森林被乱砍滥伐、战争遗留下的荒芜田园、过度的矿山开采，罗马城恶劣的环境卫生状况、野生动物的大量捕杀等，都是有力的历史例证。这些例子充分证明欧洲文明发源地早就存在环境问题且日趋严重，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中世纪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即是这一历史的产物。③同样，在中国古代也存在这类问题，《尚书·贡禹》、《水经注》和《读史方舆纪要》以及古典文史作品中的农书、医书、五行志、地方志、儒释道著作与诗歌作品中也有大量环境问题的历史记载或信息透露。所以，摒弃只有现代工业造成环境污染，古代世界（包括中国）无环境问题的这种学术短见，用新视野、新思想、新方法研究中世纪德意志环境问题，就显得更有广度、深度和温度。在这方面，欧美史学者已走在了前列，尤其是德国史学家运用丰富详实的史料对中世纪各领域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既抨击了古代环境无污染论，又为中世纪环境史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学术支撑。尽管近年来国内对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史的研究已开始起步，但在环境史研究方面还有待跟进。最近，2021年底，国内著名学者侯建新和郑阳在《国内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百年历程》一文中认为“要更加重视一手资料的积累和使用，尽快补足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短板和空缺”，④对国内中世纪史研究提出很大的希望和要求，而环境史研究也必将大有可为。有鉴于此，欧美同行的诸多研究可作为有益的参考借鉴。

需指出的是，在参考借鉴这些文献时，也应看到国外同行在史料采用、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方面存在某些不足，如有的学者多从自己的专业出发论证人地关系问题，却忽视了将研究对象放在某个生态系统（如城市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内进行全面考察。而一旦偏离“生态系统”这一概念，那么环境史研究将大打折扣。其次，“孤证不立”是史学研究一直要求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在研究中世纪环境史时，多求证参考史料，多综合史家观点，多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并经得起时间的历史检验。最后，在研究目的方面，欧美同行各学者的研究出发点也不尽相同。众多学者能站在时代高度，从历史经验中总结成败得失，为当今生态文明的繁荣发展贡献才智;但也有个别学者难免为某一政党或某些激进思想所影响，从而作出错误的判断，甚至给出相反的历史观点，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尤其应注意和避免的问题。

2019年12月23日，邢来顺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德国史研究70年的成就与思考”的理论文章。他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内德国史学取得的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作为新史学的德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他将这项研究和“积极突出中国意识，积极回应时代关切，进一步彰显经世功能”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当今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之中，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之下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发展关系的问题。作为当今世界自然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保护的典范，德国在现代化转型中对环境保护、传统文化保护等方面的探索，可以成为资鉴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他山之石”。因此，“我们亟须加强这些方面的针对性研究”。①作为环境史门类下的德意志中世纪环境史研究，无疑也符合这一思想和要求，因而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和发展前景。

责任编辑：王俊暐

[作者简介]江山，南昌航空大学德语系教授（江西南昌 330063）

①Hansjrg Küster， Geschichte der Landschaft in Mitteleuropa，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13， S. 172.

②邢来顺、吴友法主编，王亚平著：《德国通史》第1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9—40页。

③ Hansjrg Küster， Geschichte der Landschaft in Mitteleuropa，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2013， S. 172-176.

④Dirk Meier， Stadt und Land im Mittelalter， Ostfildern： Jan Thorbecke Verlag， 2003， S. 213.

①Bernd Herrmann（Hrsg.）， Mensch und Umwelt im Mittelalter，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6， S. 28.

②布莱恩·费根：《小冰河时期：气候如何改变历史》，苏静涛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③Christian Pfister（Hrsg.）， Endlose Kte. Witterungsverlauf und Getreidepreise in den burgundischen Niederlanden im 15. Jahrhundert， Bern： Schwabe Verlagsgruppe， 2015， S. 208-215.

④Christian Pfister，“Historische Umweltforschung und Klimageschicht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Hoch-und Sp■tmittelalters， Siedlungsforschung，” in： Archologie-Geschichte-Geographie 6， Bonn： Verlag Siedlungsforschung， 1988， S. 113-127.

⑤江山：《中世紀德国环境灾害问题研究》，《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①邢来顺、吴友法主编，王亚平著：《德国通史》第1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71—273页，第313—328页，第417—432页。

②侯树栋：《德意志中古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徐浩：《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朱明：《欧洲中世纪城市的结构与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③江山：《德国环境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40—80页。

④詹姆斯·W. 汤普森：《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3页。

⑤詹姆斯·W. 汤普森：《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页。

①詹姆斯·W. 汤普森：《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6—293页。

②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③雅克·勒高夫：《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年，第214—274页。

④P. 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潘源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3页。

⑤J. 唐纳德·休斯：《世界环境史》，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6页。

⑥约阿希姆·拉得卡：《自然与权力》，王国豫、付天海译，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前言第2页。

①Bernd Herrmann， Umweltgeschichte. Eine Einführung in Grundbegriffe，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2013.

②Verena Winiwarter， Martin Knoll， Umweltgeschichte， Kln： Bhlau Verlag， 2007.

③Helmut Jger， Einführung in die Umweltgeschicht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4.

④Jürgen Sydow， Stdtische Versorgung und Entsorgung im Wandel der Geschichte， Ostfildern： Jan Thorbecke Verlag， 1981.

⑤Bernd Herrmann， Mensch und Umwelt im Mittelalter，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6; Bernd Herrmann， Umwelt in der Geschichte， G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9.

①Ernst Schubert， Bernd Herrmann， Von der Angst zur Ausbeutung. Umwelterfahrung zwischen Mittelalter und Neuzeit， Frankfurt a. M.：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4.

②Stephan Schmal， Umweltgeschichte.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Bamberg： C. C. Buchners Verlag， 2001， S. 26-44.

③Christian Pfister， Heinz Wanner， Klima und Gesellschaft in Europa. Die letzten tausend Jahre， Bern： Haupt Verlag， 2021.

④Heinz Wanner， Klima und Mensch. Eine 12000-hrige Geschichte， Bern： Haupt Verlag， 2020.

⑤Wolfgang Behringer， Kulturgeschichte des Klimas. Von der Eiszeit bis zur globalen Erwrmung，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7.

①布莱恩·费根：《小冰河时代》，苏静涛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②Hansjrg Küster， Die Entdeckung der Landschaft. Einührung in eine neue Wissenschaft，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12.

③Hansjrg Küster， Geschichte der Landschaft in Mitteleuropa，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2013.

④Hansjrg Küster， Deutsche Landschaften. Von Rügen zum Donautal，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2017.

⑤Hansjrg Küster， Die Ostsee. Eine Natur-und Kulturgeschichte，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2002.

⑥Hansjrg Küster， Nordsee. Die Geschichte einer Landschaft， Kiel， Hamburg： Wachholtz Verlag， 2015.

⑦Dirk Meier， Die NordseeKüste. Geschichte einer Landschaft， Heide： Boyens Buchverlag， 2006; Dirk Meier， Schleswig-Holstein Küsten im Wandel. Von der Eiszeit zur globalen Klimaerwrmung， Heide： Boyens Buchverlag， 2007.

①Dirk Meier， Bauer， Bürger， Edelmann. Stadt und Land im Mittelalter， Ostfildern： Jan Thorbecke Verlag， 2003， S. 213-238.

②Josef H. Reichhof， Eine kurze Naturgeschichte des letzten Jahrhunderts， Frankfurt a. M.：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S. 49-59.

③Kay P. Jankrift， Brnde， Stürme， Hungersnte. Katastrophen in der mittelalterlichen Lebenswelt， Ostfildern： Thorbecke Verlag， 2003， S， 1-4.

④Thomas Wozniak， Naturereignisse im frühen Mittelalter. Das Zeugnis des Geschichtsschreibung vom 6. bis 11. Jahrhundert，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Verlag， 2020， S. 3-4.

⑤布萊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西欧中世纪史》，袁传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6—189页，第286—293页，第539—548页。

①Eberhard Schulze， Deutsche Agrargeschichte. 7500 Jahre Land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Aachen： Shaker Verlag， 2014.

②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王亚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

③Gottfried Zirnstein， kologie und Umwelt in der Geschichte， Marburg： Metropolis-Verlag， S. 33-37， S. 48-51

④Bernd Fuhrmann， Deutschland im Mittelalter.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Umwel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17.

⑤河原温、堀越宏一：《中世纪生活史图说》，计丽屏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

⑥Erinhold Reit， Umweltgeschichte der früen Neuzeit， München： Oldenbourg Verlag， 2011， S. 59-60;周鴻：《人类生态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2—144页。

①Dirk Meier， Bauer， Bürger， Edelmann. Stadt und Land im Mittelalter， Ostfildern： Jan Thorbecke Verlag， 2003， S. 150-181.

②Hans Planitz， Die deutsche Stadt im Mittelalter，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96.

③Dieter Schott， Europische Urbanisierung（1000-2000）. Eine umweltgeschichtliche Einführung， Kln： Bhlau Verlag， 2014， S. 32-123.

④Stephan Schmal， Umweltgeschichte.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Bamberg： C. C. Buchners Verlag， 2001， S. 27. 拉德考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中世纪鼎盛时期的开垦运动（包括砍伐大片森林），在中欧和西欧从冰川纪到今天的历史上，即便算不上最大的环境改造，也是范围最大的地区地貌改变了。”（约阿希姆·拉德考：《自然与权力》，王国豫、付天海译，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环境史学家叶格尔认为：“中世纪是德国历史上森林面积损失最大的一段历史时期。”（Helmut Jger， Einführung in die Umweltgeschicht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4， S. 82.）屈斯特也认为：“从中世纪到18世纪这段时期内，德国森林在各景观中的下降比例最大。”（Hansjrg Küster， Geschichte der Landschaft in Mitteleuropa，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13， S. 241.）

①Hartmut Kleinschmidt， Menschen im Wald. Waldnuntzungen vom Mittelalter bis heute in Bildern， Husum： Husum Druck- und Verlagsgesellschaft， 2004. S. 8-25.

②Ulrich Müller， Gerlinde Weiss. Deutsche Gedichte des Mittelalter，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Verlag， 2009， S. 182-183.

③Dirk Meier， Bauer， Bürger， Edelmann. Stadt und Land im Mittelalter， Ostfildern： Jan Thorbecke Verlag， 2003， S. 22-28.

④Hansjrg Küster， Gerschichte des Waldes. Von der Urzeit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1998， S. 7-8.

⑤Viktoria Urmersbach， Im Wald， da sind die Ruber. Eine Kulturgeschichte des Waldes， Berlin： Vergangenheitsverlag， 2009， S. 29-48.

⑥Karl-Wilhelm Weeber， Smog über Attika. Umweltverhalten im Altertum， Zürich： Artemis Verlag， S. 187-190.

⑦Albrecht Jockenhel， Bergbau， Verhüttung und Waldnutzung im Mittelalter. Auswirkung auf Mensch und Umwelt，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6.

①Johann Friedrich Tolksdorf， Mittelalterlicher Bergbau und Umwelt im Erzgebiet. Eine interdisziplinre Untersuchung， Leipzig： Landesamt für Archologie Sachsen， 2018.

②Gtz Alper， “Johanneser Kurhaus”. Ein mittelalterlicher Blei/Silbergewinnungsplatz bei Clausthal-Zellerfeld im Oberharz， Rahden： VML Verlag Marie Leidorf， 2004.

③Bernd Fuhrmann， Deutschland im Mittelalter.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Umwel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17， S. 424-445.

④Dirk Meier， Bauer， Bürger， Edelmann. Stadt und Land im Mittelalter， Ostfildern： Jan Thorbecke Verlag， 2003， S. 197-213; Gottfried Zirnstein， kologie und Umwelt in der Geschichte， Marburg： Metropolis-Verlag， S. 43-47， S. 58-61; Norman Pohl， Mathias Eutsch， Umweltgeschichte Sachsens， Leipzig： Edition Leipzig， S. 225-260; Hans-Rudolf Bork， Umweltgeschichte Deutschlands， Berlin： Springer-Verlag， 2020， S. 27-29;約阿希姆·拉德考：《自然与权力》，王国豫、付天海译，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4—179页;P. 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潘源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87—189页;邢来顺、吴友法主编，王亚平著：《德国通史》第1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28—433页.

⑤J. M. C. Toynbee， Tierwelt der Antik， Mainz： Verlag Pjilipp von Zabern， 1983.

⑥Peter Dinzelbacher， Mensch und Tier in der Geschichte Europas， Stuttgart： Krner Verlag， 2000， S. 181-292.

①Helmut Jger， Einführung in die Umweltgeschicht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4， S. 131-218.

②Hansjrg Küster， Geschichte der Landschaft in Mitteleuropa，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13， S. 181-262; Hansjrg Küster， Am Anfang war das Korn. Eine andere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13， S. 175-204.

③Helmut Birkhan， Pflanzen im Mittelalter. Eine Kulturgeschichte， Wien： Bhlau Verlag， 2012， S. 5-17.

④威廉·H.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95—118页;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西欧中世纪史》，袁传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51—459页;Dirk Meier， Bauer， Bürger， Edelmann. Stadt und Land im Mittelalter， Ostfildern： Jan Thorbecke Verlag， 2003， S. 230-234.

①Stefan Winkle， Kulturgeschichte der Seuchen， Düsseldorf/Zürich： Artemis & Winkler Verlag， 1997.

②Wolfgang U. Eckart， Geschichte der Medizin. Fakten， Konzepte， Haltungen， Heidelberg： Springer Medizin Verlag， 2009， S. 65-90.

③Karl-Wilhelm Weeber， Smog über Attika. Umweltverhalten im Altertum， Zürich： Artemis Verlag. 笔者在相关文章中也作过阐述论证，如江山：《西方环境危机根源考》，《鄱阳湖学刊》2002年第6期;江山：《塞内加生态伦理思想》，《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江山：《西方文化史中的人与动物关系研究》，《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等。

④侯建新、郑阳：《国内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百年历程》，2021年2月20日，http：//news.cssn.cn/zx/bwyc/202112/t20211220_5383067.shtml，2022年1月20日。

①邢来顺：《中国德国史研究70年的成就与思考》，《光明日报》2019年12月23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