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核文学发展概述

江山 张千怡

【摘要】核文学是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关注人类利用核能技术对环境产生何种影响，环境变化又如何影响人类的生存。粗略统计，德国核文学作品不下千余部，反映了各时期人们对核能利用的不同认识。自二战以来，德国核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战后至1970年代的起步发展期、1980年代的全面丰收期以及1990年代至今的复兴期。小说、散文、诗歌、舞台剧、广播剧等文学体裁的运用，使德国核文学创作丰富多彩。这些作品不仅有助于了解德国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环境发展状况，而且警示人类：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和技术伦理观，核能才可真正为人类造福;反之则可能会带来巨大灾难。人类在命运共同体时代如何把握自身命运、求同存异、趋利避害，这应是未来核文学创作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关键词】德国;核文学;生态文学;生态批评

一、引言

从1938年人类发现核裂变至今，核的历史已经有82年，核能利用也先后经历了1990年代之前、后两个发展时期。在前核时代，核能主要掌握在美、苏、德、英、法等军事大国手里，虽然也用于民用发电，但更主要的还是用于军事活动，从而给全球带来很大的不安定因素。进入后核时代，除上述国家以外，更多国家如巴基斯坦、朝鲜等也拥有核武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不安定因素。尽管此时还存在着核武器威胁，但核能民用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由于管理的缺失，很多核事故还是不幸发生。如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海啸引发的核泄漏事件就是一场生态灾难，这一事件随即引发全球关注和思考。总之，在这两个时期内，不管是核能的军事利用还是民用，其危险都一直存在。核能给人类生存带来巨大威胁，让人类长期处于不安定的风险中。

如何和平利用核能，如何避免核战争危险，也是很多作家关注的问题。他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刻反思核能利用问题，并以此为题材，创作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一核文学。“原发（原子能发电，即核能民用）文学”和“原爆（原子弹爆炸，即核能军用）文学”作品应运而生。日本、美国、前苏联、西德、瑞士等国成为核文学主创国。其中，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Friedrich Dirrenmatt）的经典剧作《物理学家》（Die Physiker），美国物理学家兼作家泰勒（Theodore B.Taylor）的《炸弹》（The Bomb），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广岛札记》，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格拉斯（Ginter Grass）的《母鼠》（Die Rittin），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的《无光》（Kein Licht），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历克谢耶维奇（Svetalana Alexievich）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The Oral History of a Nuclear Disaster）等等，广受读者喜爱并成为核文学的经典作品。这些重要作家创作的诸多经典作品，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今时代人们对生态安全的高度关切，以及对生命的深刻体悟和终极关怀。

纵观世界核文学的发展历程，德、日两国无疑贡献最大。尽管美国是核能大国，但其核文学创作却并不多见，因为重要作家关注的往往是其他一些社会问题，如移民、种族歧视和青少年成长等等。前苏联由于受社会体制影响，特别是舆论监督，即使有核文学作品问世，也往往多是歌颂核能利用带来好处的政治倾向化作品。英法、意等国虽然也有一部分作家从事核文学创作，但因群体较小、题材过窄、内容缺乏新意而鲜有突出作品，因而远不能和日、德两国的创作成果相比。日、德两国之所以会产生很多相关的优秀作品，主要和两国所经历的战争有关。非正义战争带来的苦难以及战争失败带来的惨痛教训，促使这两个国家的民众深刻反省。加之1970年代环保运动的兴起，更是为两国的核文学创作更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日本不少核文学作品属上乘之作，甚至是一流作品。德国核文学创作也是阵容强大，作品丰富，题材广泛，思想深刻。作家中不仅有，上文提及的格拉斯，还有卡施尼茨（Marie Luise Kaschnitz）、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基普哈特（Heinar Kipphardt）、沃尔夫（Chista Wolf）、古哈（Anton Andreas-Guha）和鲍瑟王（Gu-drun Pausewang）等，他们为德国核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和日本、美国、瑞士等国作家一起推动了世界核文学事业的发展。

二、德国核文学的起步发展期（战后至1970年代）

1955年，为响应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西方工业国国际核能会议，西德所有党派达成协定：发展核工业以弥补战后国内能源发展的不足。195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各党正式提交“核能计划”，并宣称：“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新能源中的一个重要要素，核能的使用必將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财富和幸福。以这种名义开发和使用新能源，将有助于巩固我们的民主基础，加快民众之间和平事业的发展。我们一定要让核能时代成为人人获得和平与自由的最伟大时代！”0然而一批自然科学家却对此持不同看法，甚至感到些许担忧。如劳厄（Mlaxvon Laue）、海森贝格（Werner Heisenberg）、哈恩（Otto Hahn）和博恩（Max Born）等科学精英虽然赞成核能民用，，却一致反对时任联邦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提出的将原子能用于制造国防武器的倡议。为批判技术滥用，核小说尤其是反乌托邦小说随之诞生。首先是1948年沃尔纳（Hans Worner）的作品《我们找寻人类》（Wir Fanden Menschen）问世。小说讲述了某搜寻小组在一场毁灭性的核战争之后前往某放射区寻找人类踪迹，但最终只找到些腐烂的尸体和像幽灵一样从地下室蹿出来的人群，小组成员已无法和这些惨遭不幸的人群沟通。同年，作家朗格（Hellmuth Lange）在小说《花儿长在了天上》（Blumen Wachsenindem Himmel）中也描绘了一_幅骇人的景象：天空中耀眼的太阳突然消失，人们又不得不回到冰天雪地的世界里生活。虽然一位科学家找到一片“绿色”的开阔地，但这片开阔地里却仍然没有生的希望。两年后，另一位作家施密特（Arno Schmidt）在其短篇小说《黑镜子》（“Schwarze.Spiegel”）中讲述了原子弹爆炸带来的全球灾难。在这场亘古未见的灾难爆发后，世上仅存的一个男子也只能独自靠阅读打发日子，度此残生。作家施努尔（Wolfdietrich Schnurre）在小说《我们这个城市的消失》（DasLosunsererStadt，1959）中讲述了人类文明被一场由原子弹爆炸引发大火而毁灭的过程。最后，几个幸存的文化人决定：在这个失灵的世界里永远隐居下去。3同年，作家雷恩（Jens Rehn）在小说《土星上的孩子们》（Die Kinder des Saturn）中也讲述了人类遭受原子弹爆炸劫后余生的故事。三个侥幸躲过一劫的人一直不敢走出矿井，因为他们害怕有放射性危害。最后，只有一人鼓足勇气走出来，继续寻找地球上的幸存者。技术毁灭人类的悲观主义心理，在这些反乌托邦小说中得到明显展现。

不同的是，有些作品中也体现出对技术盲目崇拜的心理。如1958年作家法尔贝克（H.L.Fahlberg）在其未来小说《没有夜的地球》（Erde ohne Nacht）中即虚构了和上述作品完全相反的乌托邦场景：人类试图利用原子能大火，远距离遥控月亮并将其引人另一个太阳系，使之徘徊在两个太阳系之间，人类因此有了一个永远光线充足.类似于热带地区的天堂乐园。出人意料的是，此时的“冰川开始融化”，“人们脚下被埋藏多年的土地重见天日，四处逐渐为绿色所包围。不知不觉中，气候像疯子一样变得恼怒不堪，它甚至将一股怒气发泄到南北两极。于是，亚洲和美洲的很多地区开始有了农耕地和草场，人们获得更多新的生存空间。不但如此，这些地方新发现的宝藏还可资利用，一个个工业区拔地而起，而这些地区从前可是冰封之地，且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处在北极的黑暗之下。就这样，北极的冰山慢慢消失，北冰洋内的航行变得畅通无阻。即使在欧洲、亚洲和美洲的温带地区，冬天也不再寒冷。到了11月、12月，到处绿草如茵、鲜花遍地，仿佛此时的气候已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总体来看，这类带有某种“技术欣快症”的原发题材作品数量相对较少，不占主流。

除了小说以外，核诗歌也开始出现，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态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核诗歌作品仍较少）。在诗作《猫头鹰的末日》（“das Ende der Eulen”）中，恩岑斯贝格借用猫头鹰这一意象来批判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核军备竞赛给地球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哀叹现代高精尖技术为政治权力所滥用，从而给世界和平和人类生存带来巨大威胁。0由于这类诗作具有独特的精神品位，所以文学批评家安德施（Alfred Andersch）誉之为布莱希特之后未曾有过的“伟大的政治诗”，从而也奠定了恩岑斯贝格杰出政治诗人的地位。0此外，女诗人卡施尼茨1951年创作的生态诗《广岛》（“Hiroshima"）则虚构了这样一种景象：那个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美国军人回到美国家中后仍逍遥法外、安之若素，看着自家的花园、住所、夫人和孩子，躺在温柔乡中的他毫无犯罪羞耻感，并不知自己夺走过多少无辜的生

命。然而，他的一举一动最终仍没逃过诗人的火眼金睛，而且全世界都在盯视着他，看着他“那张变形而扭曲的笑脸。

进人1960年代，由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爆发冷战，双方用于战争的核武器制造引发全球恐慌。1961年上演的《布满灰尘的彩虹》（Der Staubige Regenbogen）即剧作家雅恩（Hans Henny Jahnn）以此为主题创作的一部力作。该剧通过科研实验室发生的故事，向人们展示许多令人震惊的场面：核辐射和核污染的失控以及深受其害的弱势群体的抗议，国家安全部门对科学家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及对科技的监控和绝对保密，人工受精和基因控制的滥用，种族歧视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殖民掠夺，等等。种种反生态迹象表明：人类的良知在丧失，道德在堕落，意志在沉沦。这些正在形成的“良心的废墟”已积重难返，令人扼腕。人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原本如彩虹一样斑斓，如今却被蒙上厚厚的核尘。不难看出，雅恩对未来充满了悲观情绪，正如他临终前所写下的：“人类已慢慢失去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上帝创造芸芸众生这种善举的敬意。”

这一时期，核放射带来的后果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讨论的话题。“当原子弹爆炸的时候，那些放射性灰尘会高高扬起，它们像云雾一样不断上升，然后像毒雨一样飘散到各处。”这是1964年《镜刊》（Der Spiegel）杂志第46期刊文描述的情景，但该杂志也认为新的危险同时预示着一个新的生态时代的到来：从前人们关注和讨论的某些污染问题都是局部问题，无论是从感知还是时间或地点上都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而现在无论是从地理范围还是时间或感知上来说，新发生的核爆炸危险都是不可知的。这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心理，也成为一种潜在的生存威胁和严峻的现实挑战。它要求西方世界的每一位公民都投身这场反核竞赛的环保运动中来。同年，剧作家基普哈特将其经典之作《奥本海姆案件》（Inder Sache J.Robert Oppenheimer Schauspiel）搬上舞台，并在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反响。该剧的演出场景为华盛顿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大楼内，以对奥本海姆等科学家的审判程序为框架，剧中被告和原告的唇枪舌战形成强烈的戏剧冲突。以奥本海姆为首的科学家曾为美国制造原子弹，但当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后，奥本海姆深感自己对遭受灾难的日本人民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感到自己的科學研究被用于反人类，于是不想再参与核武器的进一步研制，而此时前苏联在氢弹研制方面已经走在美国前列。隐退的奥本海姆因而被指控为间接支持敌人、背叛美国，这场审判便是这部剧作的核心内容。该剧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超越了历史事件本身，通过艺术加工为人物注人人文思想和道德情感，提出科学研究也应当以对人类负责的道德良心为先导，而不是以国家的忠诚意识为主这一严肃问题。受此种思想影响，为防止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再次上演，也为了纪念那些在核打击中不幸罹难的人们，著名作家魏劳赫（Wolfgang Weyrauch）于1968年创作了德国第一部核爆题材的广播剧《日本渔民》（Die Japanischen Fischer）。在剧中，他虚构了核打击后日本渔民所遭受的各种生死折磨：被污染的海洋从此不能再捕鱼作业，生计凋敝的社会弱势群体只能苟延残喘，听凭命运的摆布。

随着1970年4月22日美国纽约为保护环境而举行的百万民众大游行，以及之后“地球日”的设立，全球民众的环保意识逐渐被唤醒。受此影响，“欧洲自然保护年”正式设立。1971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的发表，使广大民众逐渐认识到，只有放弃盲目技术进步的乌托邦思想，降低对物质富裕的过度追求，才是人类的出路和希望所在。0在这些思潮影响下，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西德境内爆发大量抗议核能发电的环保运动，威尔、布洛克道夫、卡尔卡尔和高尔雷本等地举行了很多次抗议活动。这一时期的生态诗歌全面兴盛，但以核文学为主题的诗歌创作却较少。而在广播剧方面，剧作家希尔德斯海姆（Wolfgang Hildesheimer）于1977年创作的《生态圈之音》（Biosphirenklige）是继魏劳赫的《日本渔民》之后的又一部优秀作品。该剧讲述了世界即将毁灭前的种种征兆：人们的嗜睡症，电话线另一端声音的消失，狗的不停狂吠，乌鸦在屋顶突然死亡掉落。这一切都跟某种奇怪的自然界怪音有关，即著名的“理查德森效应”，也就是地球临近爆炸前发出的一声沉闷巨响。作家运用荒诞和苦涩幽默的手法，表达一种怀念过去、当下无助和担忧未来的复杂心情。

三、德国核文学创作的全面丰收期（1980年代）

随着抗议核项目运动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核能利用的危险。特别是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事件，更让人们看到残酷的现实。爆炸后形成的大量高辐射物质进人大气层并飘向北欧和西欧地区，引发这些地区民众的恐慌：新鲜牛奶还能否饮用？是否要开始储存密封罐装食品？孩子们还能否在户外玩耍？这些恐惧令他们心中顾虑重重。由于这一事件产生的恶劣影响，本来热衷于核项目的西德联邦政府也陷人困境。为作出积极回应，联邦政府遂于当年6月6日成立“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以应对国内有可能出现的核泄漏事件。或许可以说，正是1970年代末的核抗议运动和此次核爆炸事故，促成了西德核文学辉煌时期的到来，使之一时间成为德国文学的主旋律。

其实在此前几年，德国作家就已虚构了很多可怕场景。1980年，科幻小说家措纳尔（Georg Zauner）创作的小说《火箭工程师孙子》（Die Enkelder Raketenbauer），讲述了遭受核打击的人类不得不在一种压抑的气氛下重觅新生，同时还要考虑为新生代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国和措纳尔相反，豪尔克斯（Matthias Horx）在系列小说《一切进展顺利》（Esgeht voran.Ein Ernstall-Roman，1982）和《幸福的旅行》（Glickliche Reise，1983）中，描写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核战争将所有机器摧毁，人类反而进入一个更幸福的时代。小说引入宗教隐喻，如原罪救赎和重获新生等情节，为的是让人类最后一扫阴霾，浴火重生。此时，面对那些劫后余生的普通公民，包括那些激进者，一群具有新思想的创新者号召人们吸取教训，去营造一个崭新的生态型社会。在这些创新者看来，“正是那种所谓繁荣的技术文化摧毁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礎，它不但以暴力形式破坏有序的自然循环，而且还撕裂人与自然的纽带，将一切生命毁于无形”。同时，他们还希望这个目标可以靠建造封闭式的生态型房屋来实现。在这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内，人们可以将一些新能源引入连成片的房屋内，而不再需要外界任何的能源供应。1983年，拉布什（Udo Rabsch）创作的小说《尤里奥斯和那个黑色的夏天》（Juliusoder der Schwarze Sommer）以核战争拉开序幕，人类最后不得不采取另一种方式生存。由于人类不断毁坏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加了一场核爆炸灾难，之后仅有一人幸存了下来。虽然小说结尾处，这个人看见自己被碧绿的草地和挂满枝头的红苹果包围，可当他再放眼远望时却看到，大地已被一层厚厚的灰蒙蒙的放射性尘埃覆盖。此时地球上仅存这个“亚当”，没了“夏娃”和同类，他不知如何开始新的，人生。

就在同一年，长期担任《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furter Rundschau）编辑的古哈（Anton Andreas-Guha）也预感到，1980年代的人类已处在一个紧迫的历史关头，阻止军备竞赛、致力于世界和平是人们无法回避且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在日记体小.说《终点完结一第三次世界大战日记》（Ende.Tagebuch aus dem 3.Weltkrieg）中，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为虚构对象，将第三次世界大战定格在某年的一个月时间内，描写出一幅人间核爆惨象：混乱喧嚣、饥渴、死亡，社会秩序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空气中飘浮弥漫的灰尘。8月17日至21日，法兰克福、汉堡、威斯巴登、美因茨相继消失;27日中午，原子弹的爆炸已彻底摧毁了整个臭氧层，高高扬起的灰白色烟雾布满天空。欧洲已变成沙漠，整个世界也随之逐渐化为灰烬，人类历史在巨响声和尘灰中化为乌有。古哈想告诉人们的是：和平来之不易，生命最是宝贵，发动核战争的人最终也不会有生的希望，带给人类的只有悲剧和遗憾。为防止这种集体自杀式行为的发生，人类需团结起来，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抵制一切非正义行为。唯有消灭核武器，消灭战争，人类才能最终与.自然达成和解。

1986年格拉斯的生态预警小说《母鼠》诞生，这是一部伟大的经典作品。尽管格拉斯不是凭此小说获奖，但他仍坚称：“是《母鼠》帮助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小说讲述了梦境中的“我”与一只母鼠在宇宙太空舱内一起目睹地球如何被核武器摧毁的过程。爆炸后的世界尽是肢体不全的人类，老鼠却逃过此劫且毫发无损，它们在移植人的基因后取代了人类，成为半人半鼠的“鼠人”。它们在人类留下的废墟里开始人类的行为方式：直立行走，耕田种地，创立宗教，主宰这个后人类时代。然而，人类对权力无比贪婪的劣根性却无法根除，他们又和“鼠人”产生矛盾，且信仰冲突变得更尖锐化。正如母鼠叫喊的：“未来完全属于我们，属于我们老鼠。我看见我们在飞快繁殖。地球终于给了我们无人的空间。海里又会鱼虾成群。城背后的山峦上又会树木葱茏。鸟儿在天空飞翔。从未想到过的生灵又会冒出来，其中还包括哺乳类的丽蝇。”周大自然宁肯接纳“鼠人”，也不让人类再次出现。格拉斯的意图就在于“预警”和“启蒙”。预警的就是因人类对技术失控而造成核爆炸的后果。至于为什么会发生“操控失灵”或机器“故障”，归根结底还是人类过于自信和狂妄所致。然而人类却不愿正视自己的弱点，仍一味地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对科研丝毫不加限制，最终让技术演变成一场灾难而自尝苦果。正如该书的中译者魏育青所认为的：“这意味着启蒙的失败，灾难的原因是人不尊重自己作为自然本质的规定性，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对于启蒙能否真的能改变人类的思想，使之免人歧途，作家表现出一种摇摆不定的态度。1999年，他在接受不莱梅广播电台文学节目主持人齐默尔曼（Harro Zim-mermann）采访时认为，虽然一切都预示着灾难，但“我甚至相信，一切都还在我们手中”。但他同时又流露出某种悲观情绪：“一切在我们手中，或者说，曾在我们手中。”这意味着良机已失，一切为时已晚。所以，预警也好，启蒙也罢，格拉斯对人类未来的命运甚为悲观，这也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看点。

儿童核文学创作，长期以来少之又少，直到1983年《最后的孩子》（Die Letzten Kindervon Schewenborn）这部作品的诞生才预示其繁荣期的到来。女作家鲍瑟王（Gudrun Pausewang）在小说中虚构了冷战时期12岁的少年罗兰德一家遭受核打击的悲惨经历：尽管电视报纸不断报道日益临近的核战争危险，罗兰德一家五口仍驱车前往舍温伯恩看望祖父母。途中他们亲眼目睹了核爆炸的经过，所幸他们因距离较远而免于受难。到达目的地后，罗兰德和父亲在当地医院救援时得知，捷克和荷兰等国很多地方已变成废墟，德国也未能幸免，许多城市被夷为平地，首都柏林周围甚至烧灼得“连石头也没剩下一块”，食品短缺，瘟疫肆虐。本以为家乡法兰克福会安然无恙，不料在返回途中姐妹和母亲遭受核辐射先后死去。小说结尾，已长大成人的罗兰德和父亲在舍温伯恩建起一所学校，要给当地幸存的孩子们上课，因为他们深知，这些孩子代表着德国的未来和希望，教育好他们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

1987年，鲍瑟王创作了另一部同样经典的作品《穿过云朵的少女》（Die Wolke），甚至一时成为风靡小说。在谈到创作动机时，她认为是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件促成她创作了这部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女孩在发生核事故后流离失所，为生存而拼搏的悲惨故事。小说一开始即批评了“行尸走肉”的西德政治家，正是由于他们的麻木才导致格拉芬海因菲尔德核电厂爆炸事故的发生，鲍瑟王也批评了人类对技术的无限崇拜：“我们的世界已失灵，已失去绝对的安全。每一种技术都有它的致命伤，失灵是人为的后果。把失灵不当回事是没有责任心和非人性的表现。难道非要将核能经济赌注到这种不会失灵的技术奇迹上吗？”格拉芬海因菲尔德核电厂突然发生的爆炸事故令小女孩雅娜一贝尔塔和她的老师同学们震惊不已，身在施威因福特的父母在电话中告诉她赶快带弟弟离开危险区。然而，她在途中又因遭遇车祸失去弟弟，自己受核辐射也开始脱落头发。在遭遇一系列灾难后，她终于回到家乡施威因福特，对刚从西班牙度假回来的爷爷奶奶后讲述自已经历的诸多不幸。小说发表当年即销售5万册，至2010年已累计发行150万册，并于1988年被改編成剧本后在美因茨首次上演，2006年又被著名导演施尼茨勒（Gregor Schnitler）搬上荧幕，成为一部优秀的灾难影片。2011日本福岛事件发生后不久，书评家施普莱科尔森（Tilman Spreckelsen）在《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imneine Zeitung），上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产生的影响，认为“在今天的20至45岁这个年龄段的读者群里，还没有哪部小说能超过这部作品，将如此深刻的灾难留在人们的集体记忆里”。

除小说以外，这一时期也有不少广播剧作品相继问世，作家缪勒（Harald Waldmar Miller）于1984年创作的《死亡筏》（Totenfloβ）便是其中的一部优秀代表作。剧中作家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未来世界的末世画面：2050年，遭受核打击的地球已变成一个死亡的星球，在热核材料和化学材料的污染下，只剩，下那些受到核辐射后残疾畸形的人类，而且他们新生的后代也未能逃脱核污染的危害。最终四个残疾且异变的人坐在一只木筏上走向死亡的深渊，然而即使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时候，他们仍相互残杀，直至同归于尽。1986年，这台虚拟的舞台剧不幸成为现实。随着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件的发生，人们突然间感觉虚构的故事离现实生活如此之近，核威胁的确是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把达摩克斯利剑，稍有不慎或处置不当，人类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与西德作家相呼应的是，这一时期的东德作家也对核爆炸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女作家沃尔夫1987年创作的抒情小说《核事故：一天情况报道》（Sto rfall.Nachricht eneines Tages），也代表了德国核文学作品的新高度。小说中她将女性情感的细腻真挚、对事物敏锐的嗅觉与核爆灾难相结合，以此表达其对切尔诺贝利核爆炸泄露事件的深切关注和严峻思考。小说虚构了女主人公“我”在核事故发生后某一天所经历的个人和社会的双重危机：弟弟在核爆炸污染后被送进医院做手术治疗，“我”不断祈祷他能战胜病魔，重获新生。在这一天中，无论是在厨房做饭、上街购物、去森林里散步，还是收听新闻、和女儿电话谈心，“放射性污染”（kontaminieren）这个词汇总是像阴霾一样在心头挥之不去。她既祈祷弟弟不要放弃生的希望，也祈祷人类在困难面前应共克时艰，自我拯救。作家想要表达的一种生态观是：人类获得真正的爱并不取决于技术进步的多少，而在于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内的彼此尊重与相互关怀。人类自身的创造并没有错，但一切创造必须以尊重自然法则为前提，以自然的承受能力为界限。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文明发展史不难看出，恰恰是无节制的技术进步加剧了人类情感的毁灭，而缺失爱的人类最后只能依赖于技术进步这种“辅助物或添加剂"来维持繁衍生息。通过主人公这一天的思索，作家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前东德社会后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危机。沃尔夫舍弃奢华铺陈的叙事结构，以女性独到的眼光，从东德人平常琐碎和具体的生活入手，捕捉一幅幅鲜活的生态画面，充分展示出东德社会个体生存的命运。

总之，1980年代西德的核文学作品蔚为大观，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尤其是格拉斯、古哈、鲍瑟王和沃尔夫等作家创作的一流作品，更是将德国核文学创作推上顶峰，为德国这一时期的生态文学增添很多亮色，也成为德国文学花园里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值得后世关注和研究。

四、后核时代德国核文学的复兴期（1990年代至今）

进人1990年代，随着前苏联解体，冷战也告结束。尽管两德已统一，但极权统治的阴影在前东德人的心头仍挥之不去，女作家克劳斯（Angela Klauβ）于199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效劳》（“Der Dienst"）即深刻反映了前苏联通过一种所谓的“文化辐射”或者思想文化渗透方式来控制东德人的意识形态，从而让他们更好地听命于自己的统治。和以前所有作品不同的是，小说借前东德温泉疗养地施莱马地区的温泉、矿石和空气中含有大量镭放射这一事例，将其上升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即这片地区虽属东德国家领土，但其天空上下无处不笼罩着有毒的镭放射物质，而这种放射与苏联独裁者的意识形态传播和控制又何等相似。在作家看来，自东德归苏联掌控后，东德人的个人生活和国家命运被苏联人牢牢控制，国家失去主权，人民失去自由，整个国家机制在这样的“文化辐射”中被高度腐蚀，人民也一蹶不振。1989年10月很多东欧政权垮台后，东德终于回到德意志民族大家庭怀抱，他们从此告别独裁统治，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0克劳斯将核辐射上升到一种很高的思想高度或政治文化高度，以引发人们的深思。她出众的思辨能力和创作才华得到充分展示，其作品在战后统一文学中也独树一帜，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冷战结束后，1990年代全球的核能利用总体处于和平发展期。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178个参与国的战略目标。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德国与其他国家共同致力于全球气候保护。不仅如此，德国还和欧盟成员国共同制定了一系列环保法律，为欧洲环境事务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990年代环境保护在德国已深入人心，既成为公民的一种自觉行动，也成为各政党党章内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无论是大气污染治理水资源保护、垃圾分类处理，还是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和动物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德国都远远走在世界前列。在核能利用方面，众多核电厂也处在国家的严格监管和民众的严格监督之下，很少有意外情况发生。由于国际国内均处在一个较和平的核发展时期，所以包括德国在内的核文学创作自1990年代初至2011年福岛事件发生这20年时间内，都处于一个相对平和的歇息期，大多数作品或显得主题展示不够，或思想深度不足。但女作家坡施曼（Marion Poschmann）于2005年创作的小说《黑白故事》（Schweizwessroman）却是一个例外。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区一个名叫玛雅克的核试验区，现实中这里于1957年曾发生过一起远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更严重的爆炸事件，只是由于前苏联当局对消息进行严密封锁才不为人所知。30年后的某个夏天，女主人公从德国出发前去当地探望在那里工作的父亲，并和电气工程师出身的父亲一起偷偷溜进当年的核爆炸区，以及附近的一个名叫切尔雅宾斯克的核废料堆积区。他们想一探究竟，了解当年前苏联核机密内幕，并最终弄清了这段历史真.相，还原了历史面目。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此时期很多作家的创作视野已拓展到全球范围，由此展现了新时代的创作风貌，也进一步拓宽了德国核文学的主题。

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件爆发后，作家们的创作又回到原发创作这一主题，于是核文学创作又进入一个复兴期。以福岛核事故为创作主题的文学作品不断问世，从而形成一股“福岛主题热”，并和日本.核文学创作一起成为当今世界核文学中的一股主流。其中，代表作有鲍瑟王于2012年发表的又一部力作《很长时间以后》（Noch Lange Danach），以及李特曼（Tim Ritmann）同年创作的自传体日记《3月11日：福岛日记》（3/11-Tagebuchnach Fukushima）等。

《很长时间以后》是鲍瑟王的最后一部作品。小说虚构了1972年在西德发生的一场核泄漏事故。40年后，当时的幸存者维达和她的母亲仍生活在离当年事故发生地不远的地区。此时，她向来自各国的大学生们讲述自己当年的悲惨经历，以及她如何从苦难中逃脱出来，获得新生。小说的创作显然是受福岛事件的启发，正如鲍瑟王自己所说的：“继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福岛事件又重新上演，我再次将这一主题写进小说，就是要告诉年轻人，历史教训不能忘记，这样的悲剧不应再发生。”自传体日记《3月11日：福岛日记》讲述的是记者兼作家李特曼与一位日本女记者于福岛事件后在日本各地亲身经历的许多真实故事。这起事件究竟给日本人带来什么后果？几百公里以外的东京人如何看待这起事件？面对抢空的超市、电力中断和人际关系发生的诸多微妙变化，人们又有怎样的感受？人们是否担心饮用水和食物中也含有放射性物质？正如这位女记者所描述的：“这部作品应该像一首生活小诗，一首带有某种癫狂的小诗，人们透过它仿佛看到墓穴中露出的某个老妪的腿脚尸骨，它会给人留下恐怖的记忆。”

五、结语

从战后德国核文学发展期到1980年代的全面鼎盛期，再到当前的复兴期，德国核文学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发展道路。笔墨当随时代，文章也最能反映时代。既然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思想意识，风险社会的存在也就不可避免。在这个风险社会中，领土争端、资源掠夺、战争、饥饿贫困、疾病流，行、环境破坏也难免会发生，而核战争和核爆炸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就是其中的两大风险。为了消除这些风险，战后以来世界各国的各阶层人士都在不遗余力地探讨核能的和平使用，甚至尝试放弃使用核能，德国和瑞士在这方面已走在前列。然而只要核能利用还存在，反映社会问题的核文学创作就不会停止。德国和日本核文学共同引领了世界核文学发展，为全球生态文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透过这些作品，人们不仅可以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发展状况，还可更好地了解这些民族核技术使用背后所隐藏的思想价值观和技术伦理观。人类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和技术伦理观，才能真正利用核能为自身造福，反之它就很可能成为致命杀手。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在上述作品分析中都已作了充分展示和深刻分析。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任何一个个体受损都会影响其他個体的生存，人类如何把握自身命运，避免纷争，求同存异，趋利避害，这应是未来核文学创作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责任编辑：王俊暐 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