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四译说”新解

时间：2024-05-09

罗迪江　陶友兰　陶李春

[摘要]“四译说”是由“何为译、如何译、谁在译、为何译”共同组成的。作为生态翻译学的一种新理念，“四译说”旨在揭示其蕴藏的本体论意蕴、方法论意蕴、人本论意蕴与目的论意蕴，是一种关涉适应/选择、文本移植、适者生存、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生态平衡等以“生”为导向的翻译理念。因此，挖掘“四译说”背后所蕴含的“生”，本质上就是揭示文本移植过程中文本生命在异域中的再生与生长，这既超越了传统翻译的“文本”理念，又代表着生态翻译学研究“向生而行”的深入推进。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四译说”;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

一、引言

生态翻译学作为翻译学领域中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始于21世纪初叶，以胡庚申为代表的生态翻译学学派通过自己的著作《翻译适应选择论》（2004）与《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2013），基本上确立了当前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与研究范畴，确定以“何为译、如何译、谁在译、为何译”为生态翻译学的“四译说”，以“四译说”为基底来建构生态翻译学的本体论、方法论、人本论与目的论。传统译论通常以“何为译”为基本问题，生态翻译学则以“何为译、如何译、谁在译、为何译”为基本问题，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问题结构。本文基于“四译说”的整体立场，重新阐释“四译说”的多维意蕴，阐明“四译说”的本质思想，挖掘“四译说”背后蕴藏的翻译理念。

二、“四译说”的多维意蕴

生态翻译学的主题是探讨“何为译、如何译、谁在译、为何译”问题，与此相关的本体论意蕴、方法论意蕴、人本论意蕴、目的论意蕴通过“四译说”思想的展开得以彰显。换而言之，在生态翻译学的发展进程中，“四译说”是由“何为译、如何译、谁在译、为何译”共同组成的一种整体性的翻译理念。因此，要深入地认识与把握“四译说”思想，有必要对“何为译、如何译、谁在译、为何译”作一番考察，探讨其中分别蕴藏的本体论意蕴、方法论意蕴、人本论意蕴与目的论意蕴，揭示“四译说”思想的各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

（一）“四译说”的本体论意蕴

“四译说”中“何为译”的本体论意蕴是生态翻译学的拱心石，并构成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石。这个拱心石是由“翻译即适应/选择”、“翻译即文本移植”与“翻译即生态平衡”三个层面共同构成的。如果离开了这样的拱心石，要实现对生态翻译学“四译说”的切近阐释，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一，“翻译即适应/选择”就是对“何为译”进行一种整体性阐释，它要改变以往翻译研究那种单一化与平面化的思维倾向，用一种动态的、多元的、整合的、整体的、生态的观念来认识和研究翻译现象。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适应与选择是互联互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在适应与选择的关联中，生态翻译既要“适应”——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又要“选择”——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适应的目的是求存、生效，适应的手段是优化选择，而选择的法则是“汰弱留强”①。因此，适应/选择就是为了使文本生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获得一种适应新生态翻译环境的再生力与生长力。由此而来，“四译说”开始以“翻译即适应选择”为理念，突破传统翻译的语言“转换说”的阈限，不再以静态的文本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而是向“文本生命”行进，有意识地把目光专注于文本生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诞生、成长与发展。

其二，“翻译即文本移植”就是强调翻译的可移植性。它是通过“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文的方式，来实现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之间的内在移植而动态生成的，从而实现原文与译文在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交际生态中的和谐平衡，即：在做生态翻译的文本移植时，要从原作内在的生态结构出发，对拟翻译作品进行选择，并且在翻译的过程中依循原作固有的生态结构在另一种语言中进行再现②。当“四译说”不再囿于以文本为定向的、还原式的传统翻译的眼界去讨论翻译问题时，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悬置语言“转换说”而转向文本“移植说”，翻译所关注的是文本移植后如何使翻译文本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并能够持续地生长，所表征的是翻译文本的生命状态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的“投胎转世”。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移植就与文本生命发生了直接关联，再生与生长构成了文本移植的核心内涵，并成为文本生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得以延续与发展的根本原因。

其三，“翻译即生态平衡”就是寻求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之间的和谐共生，以使翻译实践的发展变化趋向和谐共生，从而进行新陈代谢与吐故纳新，通向彼此之间的共生互存、和谐统一的生命状态与生存状况。此乃“和者，天地之所生成”（《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与“太和，和之至也”（《张子正蒙注》）中之“和”的表征。翻译的目标就是回到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和谐共生成为翻译的内在要求，而翻译内在必然地朝着自己的和谐共生来发展，又以和谐共生为翻译的目标。翻译的核心内涵是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共质下形成的和谐共生，这个和谐共生不再仅仅涉及传统翻译的文本思考，而是更深入地挖掘翻译文本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诞生、再生与生长。

（二）“四译说”的方法论意蕴

当理论还未成熟或理论有了危机的时候，可引入其他学科的方法或用新的视角审视研究对象，从而创建新的方法来推动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③。生态翻译学正是在传统翻译理论陷入危机的背景下，通过追问“如何译”以及拓展其内涵的方式，引入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与生态学的方法来重新审视“如何译”思想而创建的。因此，生态翻译学是一个复杂的方法论问题，必然渗透着方法论不同层面的思维过程。“四译说”中的“如何译”思想依托于宏观生态理论并借此拓展其方法視野，成为生态翻译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最具探讨性和反思性的翻译方法论问题。它为翻译学与方法论的实时对话搭建了桥梁，为翻译模式与翻译实践的沟通融合构建了平台，为翻译方法与翻译理论的交流探讨提供了载体。“如何译”的内涵越得到丰富与扩展，越能加速传统翻译理论陈旧观念的淘汰，越能推动生态翻译学方法论的整体建构，从而在各种不同的翻译方法体系之间创造一种内在的、深远的“宏观—中观—微观”方法论，即由翻译理论的宏观方法论、翻译模式的中观方法论与翻译实践的微观方法论共同构建的“一分为三”的辩证思维模式。

其一，翻译理论的宏观方法论是“生态范式”。它既是学者共同体追问“如何译”的共有信念与价值标准，强调“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态整体化，又是在探讨“如何译”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价值信念和心理结构，以及一种支配译者进行翻译思考与翻译行为的生态思维规范。生态思维规范可以在较为普遍的层面体现“如何译”的价值信念，它蕴含着生态翻译学的翻译思维方法以及关于翻译的较为稳定的看法，往往与普遍的价值原则、翻译原则、生态取向相联系，从总的方面规定生态翻译的目标和方向;生态思维规范也可以体现为具体的翻译准则，对“如何译”提供较为具体的诸如翻译模式、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等规定。因此，翻译理论的宏观方法论是生态的，它决不单单是翻译方法、策略或技巧的简单相加，而是生态翻译中建构的翻译模式以及选择的翻译方法、策略或技巧之间的相互关联。各种翻译行为彼此交织在一起，其中某一个建构或选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换言之，“四译说”中的“如何译”是一个生态整体化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生态智慧，是一种生态范式。这种生态范式通过扬弃以往翻译思维方式的单一模式，整体和生态地看待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追求生态平衡的思维视域与价值取向。

其二，翻译模式的中观方法论是“适应/选择”。中观是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一个视域，这个视域的宽窄深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理论的发展和翻译实践经验的积累①。适应/选择作为生态翻译学所理解的中观方法论，它是通过规范“如何译”的中观思维方式而建构起生态翻译模式的。探讨以适应/选择为取向的中观方法论，乃是“四译说”的“中庸”之道，即以“中”（中观）去整合“庸”（宏观与微观），这种整合就是要寻找宏观与微观方法论之间的“居中点”，从而使生态翻译“守中致用”。它既是衔接翻译理论的宏观方法论与翻译实践的微观方法论的桥梁，亦是贯彻翻译理论的宏观方法论的手段。它既适用于翻译理论的宏观方法论，也适用于翻译实践的微观方法论，体现出生态翻译学方法论“一分为三”的辩证思维模式。

其三，翻译实践的微观方法论是“文本移植”②。探索与研究“四译说”的目的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为翻译实践服务，实施于微观方法论，强调翻译实践过程中翻译策略、方法或技巧的运用。“四译说”中“如何译”所蕴含的微观方法论则是指生态翻译过程中的文本移植，即将源语文本“原汁原味”地移植到译语文本之中，使包括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交际生态等在内的源语与译语的生态保持平衡一致。也就是说，当从翻译文本中“移植”一个翻译主体时，就会产生一个原文的“空位”，文本就会作出一系列的适应反应，产生一个新的译文主体来“填空”，促使翻译生态的平衡和谐。新的译文主体会占据被移植原文主体的相同生态位，并提供大部分失去了的相互作用，由此生成原文与译文之间生态位的一致性与和谐性。作为微观方法论的文本移植是关联着翻译生态环境的，是一个基于适应/选择（中观方法论）之上而指向翻译生态的概念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既能在翻译实践过程中体现以适应选择为取向的中观方法论理念，又通过翻译实践提升中观方法论的抽象性，升华为以生态范式为取向的宏观方法论;同样地，作为宏观方法论的翻译理论或中观方法论的翻译模式，不是僵化的、机械的概念或原理，而是必须受到作为微观方法论的翻译实践的反馈，并予以相应的调节，这样才能凸显生态翻译学方法论“一分为三”的辩证思维模式。

（三）“四译说”的人本论意蕴

“谁在译”探讨的是“四译说”的人本论意蕴，它意在揭示译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并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去面对自己的生存境遇问题。它可以展开为三个互联互动的人本论问题：译者生存如何、译者如何生存、译者生存为何。

其一，“谁在译”开启了“译者生存如何”问题的自觉澄明。“译者总是栖居于翻譯生态环境，其出现是某个翻译生态环境的要求，并随着翻译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断发展。这是译者安身立命的方式。”①一方面，译者生存于翻译生态环境里，与文本生命和翻译群落生存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构成一个互联互动的整体，时刻受到文本生命与翻译群落生存的本性及其运动规律的制约，其内在过程本质上表现为一个生态翻译的过程，需要与翻译生态、文本生命与译者生存进行整体性的互动与动态的适应，这就注定了译者不能脱离翻译生态环境而独立存在，又在互动的过程中适应生态环境的变化。因此，译者能将自身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上升到意识的层面，进而主动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译者生存如何”既要揭示译者的生存境遇，又要追求译者的自由解放。译者生存绝不是依赖于翻译生态环境和受控于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翻译群落的存在物，译者能够以“适应/选择”作为其特有的生存方式对翻译生态环境进行有目的的改造、调节与重构，使之成为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译者”家园。由此而来，“译者生存如何”就是内在地要求生态翻译回归译者本身，回归其生存现实状况本身，回归其生存之道本身。

其二，“谁在译”开启了“译者如何生存”问题的自觉诠释。“译者如何生存”所探讨的是译者在翻译生态境遇里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以怎样的方式生存。“四译说”的人本论意蕴在于：它不是以“译者中心”去操纵翻译，而是专注于通过译者的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活动来处理译者主导、译者责任与“事所追惩”机制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译者尽管是个体的人，但作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他必须更多地体现社会存在的性质，必须受到社会的制约。因此，译者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中是受到译者责任与“事后追惩”机制的制约，这也表明“译者既是能动的、创造性的人，又是受动的、受限制的人”②。

其三，“谁在译”开启了“译者生存为何”问题的自觉说明。探究“译者生存为何”，就是要探讨译者生存朝着怎样的方式展开其存在境遇，并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和开辟新的生存之境。译者历史性地存在于变动不居的时代语境中，并主体性地存在于过去与现在、文本与世界的视域融合中。翻译活动中文本意义的汲取远不是一种复制行为，而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生态过程③。因此，译者的生存境遇本身是一个动态地追求过去与现在、文本与世界的视域融合的适应过程，而译者发展就在于突破已有的生存境遇，并以“译者中心”的身份与地位不断地扩展与深化栖居于翻译群落生态的生存之境，从而在更高的生态翻译层面实现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的融合。

（四）“四译说”的目的论意蕴

翻译目的论的存在从来不是孤立的，它总是围绕着翻译行为的动因并在解答“为何译”的问题中产生不同的认识与理解。“为何译”是“四译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生态翻译学创始之初就蕴含在翻译研究之中并占有独特的地位，从处于一种隐蔽的状态变成一种承载翻译行为的动因与翻译的原始目的的状态，并进入众多学者的视野;既成为生态翻译学目的论必然解决的重要议题，其内涵又指向“适者生存”“强者长存”，特别是“译有所为”。按照“四译说”思想的展开，一切生态翻译都朝着“适者生存、强者长存与译有所为”的方向行进，并且正是在它们的引导与支配下，生态翻译才能真正获得和谐统一，这就是“为何译”问题所展开的原始动因①。

其一，“四译说”目的论意蕴是动态适应性的而非静态构成性的。它与传统翻译目的论既有联系，又有本质上的不同：生态翻译学目的论将研究聚焦于翻译之“行为”（“译事中”的“译”）与翻译之“作为”（“译事后”的“为”），强调的是“译”与“为”的辩证统一性与动态适应性，用于引导翻译行为的动态建构与适应性调节;翻译目的论“基本上属于一种对翻译的外部研究，它将研究聚焦在翻译过程中各种目的选择上”②。因此，生态翻译学目的论不同于传统翻译目的论，不属于功利性质之列。在这里，“为何译”问题由“译”（to translate）转变成“为”（to do），或说由翻译之“行为”转变成翻译之“作为”。“翻译之为，是要看翻译的实际作为。”③这样，“为何译”就是“译有所为”本身所蕴含的翻译之“为”的一种翻译目的追求，既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翻译行为活动，又是译者翻译行为实施着并领悟其原始目的的翻译之“作为”。因此，“译有所为”是具有“译”与“为”的双重内涵，与译文“适者生存”“强者长存”的目的因一样，它不是给定的，而是以未来为定向的、动态的、生成的翻译之“为”。按其目的因来看，“为何译”的具体性既表现为它在译文生成过程中以“适者生存”与“强者长存”来展开，又以翻译行为中的“译有所为”为内容而指向翻译之“译”与“为”的辩证关系。

其二，“四译说”的目的论意蕴是内在目的论与外在目的论的有机融合。内在目的论强调翻译行为的“适者生存”与“强者长存”，外在目的论强调翻译行为的“译有所为”。“适者生存”与“强者长存”作为翻译的原始目的，是译文能够生存与发展的动因所在。一方面，“适者生存”与“强者长存”是针对“译事中”来说的，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另一方面，它又是针对“译事后”的，翻译的结果就是通过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将一些不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译文排除与淘汰，而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者得以生存，并以强者的姿态得以持续性地发展。因此，“为何译”对生态翻译学目的论的本性和根据的探究，决不能离开翻译的原始目的而自足开展，否则就会陷入传统翻译只关注翻译之“译”而忽视翻译之“为”的误区，成为遮蔽翻译之“为”的一种不完善的翻译活动。可以说，翻译及其原始目的之间的关联是内在的和本质性的。任何翻译都不可能是自足的、与翻译的原始目的无关涉的范畴体系，而是“为何译”的目的性翻译行为的显现。

三、“四译说”的基本主题：向“生”而行

“四译说”的基本主题究竟是什么，这一主题在不同的翻译转向中是如何发生形式上的变化，它在后现代性趋向的时代又是如何表现的？这是反思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时需要我们思考的基本问题，也是对“四译说”基本主题的一种理性定位。质而言之，我们究竟应如何依据上文所论述的本体论意蕴、方法论意蕴、人本论意蕴与目的论意蕴来确定“四译说”的基本主题？“四译说”的多维意蕴揭示了生态翻译学对翻译本质的重新认识与理解，它是通过本体论、方法论、人本论与目的论层面上的翻译观点、翻译行为、翻译价值进行整体性揭示的，其中所关涉的适应/选择、文本移植、适者生存、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生态平衡、译有所为等，都蕴含着一种以“生”为导向的翻译理念。胡庚申指出，翻译生态、文本生命和译者生存，都是以“生”字为线索展开研究和论证阐述，表明“生”是生态翻译学发展的基石①。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是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共质下的“生”，既可指文本生命的“生”，也可指译者生存的“生”，亦或指翻译生态的“生”。以“生”为问题域，动态性地推动着翻译学者将思想的触角伸向翻译的“生态、生命、生存”之处，并试图从那里寻求翻译的本质与属性，它不仅包含翻译的生成性，而且还包含翻译的成长性②。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就构成了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的共同“粘合剂”并使之和谐共生，因而也就自然地成为“四译说”的基本主题。简而言之，“四译说”的基本主题是“向‘生而行”的，而“生”的本质是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共鸣与交融。

如果要从以往翻译研究领域中寻找翻译的基本主题的话，我们会看到当前对待翻译基本主题的認识上有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条是以“语言学转向”为线索，探讨的基本主题是“文本”（原文），强调的是文本的确定性与客观性，采用语言分析策略，贯彻原文中心，恪守对等性原则;另一条是以文化转向为线索，探讨的基本主题亦是“文本”（译文），坚持原文中心，在界定研究对象、规定学科性质、制定研究策略等方面时，都真正把翻译中要研究的“文本”置于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中。基于这两条线索，两大转向在讨论翻译问题时，“文本”是其思考与探讨的核心本体，同时也讨论文本在翻译语境中的问题，但没有将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结合起来加以探讨，导致文本与译者、译境之间产生了相互割裂的状态，难以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有效认知。这就遮蔽了翻译背后蕴藏着原文的“投胎转世”与译文的“生命延续”，也相应地缺乏对翻译文本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是如何诞生、再生与生长问题的深刻认识。因此，翻译研究应该从静态的“文本”回到动态的“文本生命”，回到以“生”为导向的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三位一体”之中。只有当“四译说”对翻译进行整体性反思的时候，即将翻译作为文本生命的“生”、作为译者生存的“生”、作为翻译生态的“生”的具体内容来确定时，翻译的“生”的内涵才被确定。从“生”的角度来看，翻译是一种涌现于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之中的文本再生与生长。“生”成为翻译生存的根本方式之一，它意味着翻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得到了拓展与延伸。翻译只有以“生”为基本主题，文本只有以“生”为成长之道，“译者”只有以“生”为生存之道，翻译文本才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适者生存”并获得再生与生长。此时，“生”既是探讨“四译说”的基本主题，也是理解生态翻译学的重要路径。

翻译的哲学是生命的哲学，“生”是翻译哲学的根本，翻译研究特别是其哲学思考与审美观照应以“生”为核心展开③。也就是说，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传统翻译意义上的语言文化研究，而应深入到翻译背后蕴藏的“生”的领域。“四译说”的深入探讨不仅体现了研究对象与研究视角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其研究方式不是像“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那样单纯从设定的“文本”出发，去界定和理解翻译的思维方式，而是从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辩证统一性出发，以“生”为“四译说”的基本主题去理解与解决翻译问题。与传统翻译理论不同，“四译说”所获得的最为重要的洞见之一在于：翻译不再仅仅局限于“文本”的转换或分析，它是生成与发展于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之中，是以“文本移植”为翻译方法，并以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刻的整体性领悟，从而把翻译的“生”视为“四译说”的基本主题。于是，“生”既成为“四译说”的出发点与归宿，也成为翻译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在此意义上，确立“四译说”基本主题的参照系就不再是静态封闭的“文本”，而应是具有生命活力的“生”。可以说，“生”就是用一种动态的、整体的、生态的观念来认识和解释翻译现象，就是强调在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共质下对翻译过程进行动态性的说明和解释，就是强调翻译是一次翻译文本的“生命延续”过程。当基于“生”为思维方式去重新审视翻译现象与翻译过程时，我们就把翻译问题的讨论从过去只关注“文本”（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语言转换，转化为以“生”为导向从整体论思想去把握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之间的文本移植，从而突出了对“文本生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诞生、再生与生长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构成了“四译说”视域下我们思考翻译时须臾不可脱离的翻译理念，也构成了我们描写与解释翻译现象的基本主题。以此为基本主题，翻译的本体是“生”，而翻译就是一个“生”的整体，原文与译文都只有浸润在“生”之中才能获得“投胎转世”与“生命延续”。于是，翻译的生态定位、生存立场、生命状態就立即获得了十分坚实的以“生”为导向的思维范式和明晰的以“生”为导向的认知视域。可见，“四译说”的基本主题就是建构一种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共质下以“生”为导向的翻译理念，从而使翻译成为一种内在于“生”并提升翻译描写与解释的“思想力”。

四、结语

“四译说”在生态翻译学中有着多维的意蕴与独特的价值，值得我们重视并深入挖掘其背后蕴含的翻译理念，以成为当前推进生态翻译学发展的重要生长点。“四译说”不是直接摒弃“文本”，而是试图在其自身蕴含的本体论意蕴、方法论意蕴、人本论意蕴与目的论意蕴的基础上建构以“生”为导向的翻译理念，既有文本生命的“生”，又有译者生存的“生”与翻译生态的“生”，这就使其翻译理念从传统译论“文本”的研究深入到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共质下“生”的研究。“生”成为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四译说”中一个新生的研究增长点，而“四译说”则以生命、生存、生态、共生、再生等关乎文本生命的问题为研究对象，这既超越了传统翻译的“文本”理念，又代表着生态翻译学研究“向‘生而行”的深入推进;既是生态翻译学认识向纵深发展的产物，又是继续推进生态翻译学认识向前发展的动力。总而言之，“四译说”中“生”的翻译理念关乎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宏富思想，唯有以“生”为“四译说”的基本主题，才能真正揭示翻译的真实面目。

责任编辑：安吉

[作者简介]罗迪江，生态翻译学专业博士，广西科技大学教授（广西柳州 545006）;陶友兰，复旦大学语言文学院翻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陶李春，博士，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译者中心理论体系建构的生态理性研究”（19XJA74000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国际化发展以及文献数据库建设研究”（18BYY022）

①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中国翻译》2011年第2期。

②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03—204页。

③杨自俭：《再谈方法论——〈翻译方法论〉序》，《上海翻译》2007年第3期。

①方梦之：《中观翻译研究——宏微之间的探析》，《上海翻译》2015年第1期。

②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00页。

①罗迪江：《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译者”的作用与本质探析——兼论对“译者中心”的质疑及回应》，《山东外语教学》2018年第6期。

②罗迪江：《生态翻译视域下“译者中心”的客观意旨—兼论“译者中心”面临的质疑》，《外语学刊》2019年第1期。

③刘云虹：《试论文学翻译的生成性》，《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4期。

①罗迪江、盛洁：《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思想分析及其本体论立场》，《外语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