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的“四生”理念

胡庚申　孟凡君　蒋骁华　边立红　李素文

编者按：胡庚申教授系生态翻译学创始人。原为清华大学二级教授，现为郑州大学生态翻译学研究院院长、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co-translatology Research）创始会长，亚太国际交流英语学会（Asia-Pacific Association for English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理事长，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系列会议执委会主席，国际期刊《生态翻译学学刊》（Journal of Eco-translation Studies）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国际交流英语系列教程》总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系列文集》总主编等。他分别于2008年和2018年主持生态翻译学方面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各类著作38部。其中，2019年在世界著名的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出版专著 《生态翻译学：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建构》（Eco-Translatology：Towards an Eco-Paradigm of Translation Studies），被学界誉为“开发本土学术资源的一面旗帜”。

胡庚申教授在2013年出版的专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中提出“三生”的概念。所谓“三生”，即翻译生态、译本生命和译者生存，指的是以“生”为线索展开研究和论证阐述，表明“生”是生态翻译学发展之基石①。2016年，胡庚申在国际期刊发表文章指出，“生”是指翻译过程中文本的“生命”及其生存条件和生存状态（Life here refers to the life of the texts involved in translation process， the vital status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texts）②。在2018年“第六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主旨报告中，胡庚申又提出“生生之谓译”，成为生态翻译学的新发展和新方向。2019年，胡庚申在研究论文中反复强调生态翻译学的“三生”主题和翻译文本的“生命”形态③，并在“全国第三届生态翻译与认识翻译研讨会”的主旨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尚生—摄生—转生—化生”的生态翻译学“四生”理念①。

“四生”理念的提出和日渐明晰，引起翻译界学者的关注和兴趣。生态翻译学界的中青年学者孟凡君、蒋骁华、边立红和李素文，就生态翻译学“四生”基本理念提出的背景、基本内涵和相互关系等，集体专访胡庚申教授。

边立红、蒋骁华、孟凡君、李素文：胡教授，您好！您最初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接着改称“生态翻译学”，后来强调“新生态主义”，现在又讲求“四生”，请问这些术语概念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四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四生”是什么意思？

胡庚申：在回答你们的问题、诠释“四生”理念之前，先让我简单地回顾一下生态翻译学发展的大致脉络。

首先说一下“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提出。早在2001年，在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我宣读过题为《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的论文，这是“翻译适应/选择论”概念的初萌。2003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探索》，并在国际权威期刊《译学研究视角》（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上发表了题为《翻译适应选择论》（“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的研究论文。2004年，我的译学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在湖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当时，我将“翻译适应/选择论”描述为：尝试利用作为人类行为的翻译活动与“求存择优”自然法则适用的关联性和通融性，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探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适应与选择行为的相互关系、相关机理、基本特征和规律，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作出新的描述和解释。

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逐步衍生出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范式。200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翻译全球文化：走向跨学科的理论构建国际会议”上，我宣读了题为《生态翻译学诠释》（“Understanding Eco-Translatology”）的论文。2007年11月，在澳门召开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上，我作了题为《从“关联序列”看翻译学研究视野的“生态转向”》的主题报告，进一步将“生态”概念引入翻译研究。2008年，我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题为《生态翻译学解读》（“Eco-Translatology：A Primer”）的论文，同年又以“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为题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支持。总体来说，生态翻译学在话语体系的立论与定位、哲学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译论取向、翻译定义、核心理念、研究内容、关键术语等多个方面，与“翻译适应/选择论”有很大区别和诸多重要变化，既有新的定位和取向，更有新的发掘、超越和发展。我对生态翻译学的描述是：立足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是一种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该生态翻译研究范式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系统探究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致力于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②。

2010年，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在澳门成立，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也在澳门召开，加之《生态翻译学学刊》的创刊等一系列学术活动，更标志着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展现出组织化和体系化的态势。

在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范式逐渐成型之后，“新生态主义”的建设也应运而生。关于何谓“新生态主义”，何谓“新生态主义翻译观”，我已有专门阐述，参见拙文《新生态主义与新生态主义翻译观》。简单来说，从理论体系的定位上讲，生态翻译学从刚起步时的一种翻译研究“理论”到后来的一种翻译研究“途径”，再从翻译研究的“分支学科”到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由于研究视野、研究内容的不断扩大、不断扩充、不断扩展，对理论体系定位的表述也随之不断适调、不断嬗变、不断延展。在这样的情势之下，理论体系立论基础的不断加固、不断丰厚、不断优化也就在所必然。尤其是在前期立论基础的表述显示局限的情勢之下，对理论体系立论指导思想另辟蹊径的理论表述便油然而生。如果说“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论依据是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那么生态翻译学则是翻译学与西方生态学研究视域和中国传统生态理念的结合。但因达尔文主义、生态学思想和中国传统生态理念各有所异，任何一方都难以独立成为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支撑，因此，提出一个囊括三者的“新生态主义”，作为生态翻译学一以贯之的理论依据，就显得十分必要。经过2013年之后对生态翻译学发展的不断反思并与团队成员商讨交流，我在2015年6月“第五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主旨报告中首次提出“新生态主义”的概念，并在2016年《中国外语》的访谈录中明确地提出了“生态翻译学以新生态主义为指导”，对生态翻译学进行了最新的定义和表述①。

事实上，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生态翻译学“生”的基石、“生”的真谛和“生”的特征。“大道至简”的哲理也一直促使我思考：怎样才能用一句话甚至一个词来概括生态翻译学研究。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文体表演万众瞩目，张艺谋导演用“尚和”两个字演绎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这给了我启发：生态翻译学不是可以体现“尚生”吗？“中国文化在开端处的着眼点是生命”②，中国古代的哲学就是一种“生态哲学”③。特别是当我看到《周易·系辞上》中“生生之谓易”④的名言能精准地概况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根本特征时，我就检索了“易”的含义。当我得知自古就有“易”即“译”⑤的解释时，一个字“生”、两个字“生生”便有了依据，也有了关联。我感到异常兴奋，不仅因为这能使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与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而且在于将“生生之谓易”转义为“生生之谓译”⑥之后，可以十分贴切地解释生态翻译学“生生不息”的翻译理念。对“生”的思考，真可谓久思之、偶得之，从生态翻译的理念、过程、效果和目标等多个维度思考，“尚生—摄生—转生—化生”的“四生”表述便油然而生。我的想法受到团队成员的肯定，也在交流沟通中不断得到增益和强化。

从以上简述可以看出，生态翻译学的创建和发展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国际化大潮中的必然趋势，也是我近20年来学术研究的心血之所在。当然，我所做的事情也幸运地使生态翻译研究与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战略可以直接服务和对接。不过，这些绝不是“跟风”和“赶时髦”的结果。

边立红：您说的“四生”，与您之前提出的“生生之谓译”的理念有关联吗？

胡庚申：有关联。不仅有关联，而且也是“生生之谓译”的进一步发展。“生生之谓译”中的第一个“生”指的是原作的生命，第二个“生”指的是译作的生命。把原作的生命尽可能圆满地移植到译作中去，让译作同样具有像原作一般的生命，或让译作承续原作的生命，甚至让译作复活原作的生命，该翻译之能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生生之谓译”。当然，从字眼上说，这句话是从《周易·系辞上》中“生生之谓易”转义而来的，但从义理上说，“生生之谓译”和“生生之谓易”的理念都蕴含着中国的传统生态智慧。只是，“生生”之说稍显笼统，从原作之“生”怎么就成了译作之“生”，言之不详，可能会使初步接触生态翻译学的人士不得要领。因此，我在“生生之谓译”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推出了“四生”之说。

孟凡君：前面的“生生之谓译”是两个“生”，发展到现在的“四生”，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妙。

胡庚申：说得不错，其中的玄理是相吻合的！

蒋骁華：先别谈玄理，请您解释一下，在生态翻译学的语境中什么是“尚生”？

胡庚申：从字面意义上说，“尚生”就是“崇尚生命”的意思。在生态翻译学的语境下来说，“尚生”是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者在面对翻译问题时所采取的立足点和价值取向。如前所述，它是生态翻译的总则。比如，译者面对文本翻译时，首先要将作品，不管是原作还是译作，都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完备地移植文本生命，并把握和转达作品的全部价值。

边立红：感觉“尚生”二字有一种古味。

胡庚申：稍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一种“尚生”的文化。从文字出处而言，“尚生”的“尚”字，源自“尚中和”的“尚”;而“尚生”的“生”字，既缘于《周易》中“生生之谓易”的“生”，也缘于《尚书》中“厚生惟和”①的“生”。严格说来，“尚中和”的思想源头就是“厚生惟和”。

“厚生惟和”中的“厚生”就是“崇尚生命”的意思，道家的“贵生”思想也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进一步说，本体的生命要崇尚，那么“他者”的生命要不要崇尚呢？当然也要。崇尚本体生命和崇尚“他者”生命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当然是和谐共存的关系。“尚生”二字取自中国传统的文化生态系统，用于我们的生态翻译学的翻译生态系统，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蒋骁华：请您接着说说“摄生”是什么意思？

胡庚申：“摄生”二字取自老子的《道德经》②，揭示了老子的“贵生”思想。这里的“摄生”，有“随顺自然、全真养生”的意思，而这两个字用在生态翻译学的“四生”说中，却引申出了另外的意思。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摄”是“获取”的意思，因此“摄生”就有了“获取生命”的字面意义。在生态翻译学中，“摄生”的真实含义就是：在确立了“尚生”的探究取向之后进一步获取作品的生命，以求全面的文本移植。以前我们常说，翻译就是一个理解和表达的过程。此处所说的“摄生”，实际上就对应着翻译中的理解过程，只是表达得更明确、更有针对性而已。从生态翻译学的“四生”理念来说，我所说的“摄生”，就是在译事之先，要尽可能全面获取和把握原作的一切生命价值，以便尽可能圆满地完成文本移植。

李素文：接下来请您说说“转生”，这个词似曾相识。

胡庚申：是的。顾名思义，“转”就是“转换”“更替”的意思，也可以说就是“更生”。从“四生”的角度说，“转生”就是“把原作的生命转达、转换到译作中去”的意思。如果说前面的“摄生”对应着翻译中的“理解”层面，那么“转生”就对应着翻译中的“表达”层面。摄生和转生都是生态翻译的操作和手段。

边立红：按照传统译学所言，翻译的过程就是理解和表达的过程。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看，理解的过程就是把握原则生命力的过程，这牵涉到一个“生”字;而表达的过程就是把原作的生命力移植到译作之中的过程，这牵涉到另一个“生”字。这其实与您所讲的“生生之谓译”的理念是相契合的。可是您又推出了“四生”说，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

胡庚申：应该不是！“理解与表达”只是从翻译过程的角度指出了翻译的两个步骤，而没有把翻译行为纳入一个有机的生命系统即翻译生态系统，因而见木不见林。“生生之谓译”固然是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念，将翻译活动看成一个有机的生命活动，但仅仅言其大略，失于精微。因为只言“原作之生”，便无由管窥“摄生者”之前因;只言“译作之转生”，也难以确知“转生者”的后果。唯有按“两仪生四象”之妙理，将“生生之谓译”的翻译理念进一步细化为“尚生、摄生、转生、化生”的“四生”说，方能更清晰地把握生态翻译的幽微。

孟凡君：您刚才说的“转生”，可能有人会疑惑：平时经常说一个词，叫“转化”，可知“转生”岂不又是“化生”的意思吗？这样的话，人们就会认为，“转生”和“化生”在“四生”说的意思上就含混了。

胡庚申：没有含混！首先说一下“化生”的文字出处。“化生”二字来源于《周易·系辞下》，原文为：“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①可见，“化生”的本意就是生命的运化。

至于“转生”与“化生”在意蕴上是否含混，也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典中找到答案。《周易·系辞上》中还有一句话，叫“化而裁之存乎变”②。现代汉语中有“转变”“嬗变”“演变”“蜕变”等词，表示出“变”的不同特点。由此可见，“转”其实是“變”的一种呈现形式，“化而裁之存乎变”也可以改称为“化而裁之存乎转”。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化而裁之”对应的是“化生”的层面，那么“转”自然就对应“转生”的层面。而且，应该是先有“转生”的层面，然后才存在“化生”的层面。所以，“转生”与“化生”在逻辑上是有先后顺序的，一先一后，不会含混的。

另外，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讲，“转生”指的是把原文生命移植成为译文生命的过程，是一种相对动态的生命灵动;而“化生”则是原文生命移植为译文生命之后的结果和效果，是一种相对静态的生命状态的呈现。从这一层意义上说，“转生”和“化生”一动一静，也是不会含混的。

边立红：感谢胡教授！您刚才已经把“四生”的意蕴讲清楚了，但我还有一个疑问：前面您说“生生之谓译”的时候，这里面好像含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往复的运行状态;而您解释“化生”的时候，又说这是一种“静态的生命状态的呈现”。如果说“静态”，感觉至“化生”的层次，意味着“四生”运行的生命机制就业已停止了，这与“生生不息”的理念似有矛盾。

胡庚申：立红这个问题问得好。应该是不矛盾的，可以说得通！我要从两方面说：一方面，你要注意我的用词，我说“化生”“是一种相对静态的生命状态的呈现”，“相对”两个字，其实是与前面“相对动态的生命灵动”的“转生”状态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说“化生”意味着“四生”的停止或终结，而是还要继续运化下去的。

蒋骁华：不过，再往下面就没有东西了，怎么继续运化？

胡庚申：我说有！这就是我要说的另一方面。我所说的“四生”，即“尚生”“摄生”“转生”“化生”所构成的不是一条生命线段，而是一个生命循环。换句话说，从“尚生”至“摄生”再至“转生”，再由“转生”发展至“化生”后，不是“四生”发展的停止，而是由“化生”沉淀并变化转到“尚生”，这样就形成了良性的循环往复，也即依然保持着一个循环变化的生生不息的生命状态。

李素文：我接触生态翻译学的时间比较短，听您这么说好像还有点玄，能否请您说得具体一点？

胡庚申：那我就拿玉米种子来举个例子吧。在常人眼里，一粒玉米种子就是一粒种子，但是从生态视角来看，这粒玉米种子里蕴含着生命演化的不同形态。在不同的季节，玉米种子的生命形态是不一样的。在冬季，虽然玉米不会生长，但玉米种子里面依然蕴含着生发的生机，存有一种生发的趋向，从“生命”形态取向来看，也可以说这就是“尚生”的阶段。春季到来时，风和日暖，万物生发，玉米种子获得了生长的机遇，自然就长成了玉米秧苗，这就是“摄生”的阶段。夏季时节，万物争荣，玉米也会在地里一天一个样地疯长，这就是“转生”阶段。秋季到来时，玉米秸上长出了一个个玉米穗，结满了一颗颗玉米，这就是结果，也就是“化生”。而每一颗收获的玉米粒又蕴含着新的生机，等待着来年的生命循环，这又到了“尚生”的阶段。所以说，从“尚生”到“摄生”到“转生”到“化生”再到“尚生”，构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古人云：“头头皆是道”（释惟白《续传灯录·慧力洞源禅师》），“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这再一次说明，生态翻译学的“四生”理念与中国传统的生态文化理念是贯通的。

孟凡君：您这样一说，我觉得还真是清晰多了！

边立红：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还说：“17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①钱先生的“化境”说跟您的“化生”说有关系吗？另外，我们还注意到钱先生在说“投胎转世”时，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括号里面是“投胎转世”的英文表达：“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这应该是外国人先提出来的，然后钱先生再引用。您刚才也说过“转生”，那么钱先生所引的“转世”说与您的“转生”说是不是也有关联？

胡庚申：从明察事理的角度来看，“化境”和“化生”、“转世”和“转生”肯定是有所关联甚至贯通的，因为在道理上是可以殊途同归的。但不同之处在于，钱钟书所说的和所引的只是一笔带过，并未从翻译理论体系建构的角度进一步引申拓展。换句话说，钱钟书呈现的思想固然意蕴极高，但其思想是以“评点感悟”的方式展示出来的一种“译见”，其学科性和体系性的构建尚不具备，很难说只提出一个“化境”就是一个系统的“译论”体系。

蒋骁华：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提到过译作是“来世生命”（afterlife），这种“来世生命”的观念与您提出的“四生”理念有何不同呢？

胡庚申：本雅明说的“来世生命”与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中的“四生”理念有一些对应，但是从理论运用的取向来看，二者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二者关注原作和译作的理论前提不同。本雅明是在关注特定作品可译性的前提下提出作为“今生”的原作和作为“来世”的译作的，并指出：“归根结底，生命的范围（the rage of life）不是由自然来决定，更不是由躯体感官（sensation）与内心灵魂（soul）这类脆弱因子（tenuous factors）来决定，而是必须由历史来决定。”②就文本生命而言，生态翻译学不仅把一切文本的传译看作是一个生命移植的过程，而且把这一过程纳入到另一个更大的生命体系中去探究，这个更大的生命体系就叫翻译生态系统。翻译生态系统不仅是自然的，也是感官的和灵魂的，更是历史的。可以说，本雅明所指的是“个别”和“特例”，而生态翻译学所论的是“整体”和“一般”。

其次，二者对原作与译作的价值判断不同。本雅明认为：“可译性（translatability）是特定原作的本质特征（an essential quality），与其说被翻译的原作本身是本质的，毋宁说原作中固有的特定内涵在可译性中展现出本质的特征。”①

在生态翻译学的“四生”理念中，作为生命移植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译作与原作不仅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而且译作的生命价值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要超过某些原作。比如，在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中，许多佛经的原文是由外来的僧人背诵口授的，在翻译成汉语之后，原文已经随着胡僧的坐化而烟消云散，而佛经译本却长存于东土。在这种情况下，汉译佛经就至少承载着佛经原文所有的价值，但是汉译佛经跟佛经原文的关系已经断裂了，因为原文已经没有了。因此，许多研究佛教的印度学者通常要到中国来，要从汉译佛经中去寻求原文佛经的妙义，足见译作对原作的重要性之所在。再如，早在伊斯兰教文明开始发展的时期，巴格达就建立了翻译院，把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典籍翻译成阿拉伯语。后来，当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典籍在战火中被毁坏殆尽、片纸不存时，西方人只好在西班牙又建立了一个托莱多翻译院，把西方早期的文化典籍从阿拉伯语重新译回了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由此可知，在原作无存的情况下，译作在表达上固然与原作有所出入，但必然具备原作该有的全部的重要性。在此意义上，虽然本雅明把原作与译作的关系暗喻为生命与再生（来世生命）的关系，但是他对原作与译作的价值判断失之偏颇;而生态翻译学则将原作和译作看成是生命移植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二者之间“价值判断”的差异一目了然。

第三，二者对原作和译作之间生命流变的次序把握不同。本雅明认为：“不言而喻，生命表征（the manifestations of life）与生命现象（the phenomenon of life）紧密相连，与其说译作源自原作，不如说译作是原作的来世生命（afterlife）。”②在本雅明的视域里，原作为先、译作处后的次序关系如同自然界的四季交替一样，是固定不变的;而生态翻译学的“四生”说，体现在原作与译作之间，不仅有“顺生”，即把原作的生命移植到译作中去;而且还有“逆生”，即把譯作的生命反向移植到原作之中。这种形而上的“逆生”思想，既不可机械地考虑，也不可按照西方译论的理念来思维，而应按照中国生态智慧去参悟。

蒋骁华：本雅明的“来世生命”与生态翻译学的“四生”理念确实有着显著不同，那么二者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呢？

胡庚申：我们知道，本雅明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翻译哲学家，他所论西方文化的某些境界与中国文化的确有相通之处。例如，本雅明用“开花结果”（flowering）来形容译作在异域中的再生与延续：“原作生命在持续不断的翻译中，获得最具延续性的（ever-renewed latest）、最成熟的开花结果（most abundant flowering）。”③这跟生态翻译学中的理念还是有很大程度的内在关联。生态翻译学强调的“文本移植”，其目的亦是使原作生命在异域中“开花结果”，使原作生命在异域中获得最具延续性的“投胎转世”。从这个视角来看，正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

边立红：您的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创建，确实展示了习总书记所说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但是，我们跟国际译界同行交流的时候，他们会承认中国本土理论的价值吗？

孟凡君：这个问题我倒是深有体会。早在2010年首届国际生态翻译研讨会在澳门召开时，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古斯逖（Goustee）在闭幕时对研讨会提出了批评，说如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本土理论，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竟然用英语呈现，而不是用法语！因此，他代表法语世界，向肇始于中国的翻译研究的本土理论——生态翻译学，提出了法兰西风味的抗议！

在那一届研讨会的闭幕式上，还有一个细节令我动容，那就是西方的翻译研究权威凯·道勒拉普（Cay Dollarup）在致辞即将结束时说：“现在，请允许我代表西方译界，把翻译研究的火炬隆重地交给中国同行！”一句话引来全场震动，我至今印象深刻。

还有，在两年前，我记得冯全功教授在研讨会上说过，他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当今世界上有六大热门的翻译研究理论体系，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胡庚申教授初创的生态翻译学！

现在，继“翻译适应/选择论”、“生态翻译学的宏观—中观—微观理论体系”和“生生之谓译”的新生态主义之后，胡老师又推出了生态翻译学的“四生”学说，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矣！

胡庚申：凡君所言极是。就我个人来说，东西做出来了，评价的事还是别人做为好。

至此，我提出的“四生”理念可以作以下概括：“四生”中的尚生，可以指崇尚“生命”，是以“生”为内核的生态翻译理念的总体取向，利“生”则为、害“生”则止，这是生态翻译的总则;摄生，主要侧重在发掘原文之生;转生，侧重致力于落实译文之生。摄生和转生都是生态翻译过程中的手段和行为，而化生则是生态翻译的效果和目标。我认为，这里的“四生”，可以说既是生态翻译学内涵实质的高度浓缩，又是生态翻译学核心理念的精炼概括;而“尚生之道”，应该可以成为生态翻译学的一个学术口号。

边立红：胡教授，我们基本上清楚了“四生”理念的基本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最后，能否请您谈谈“四生”说在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地位和意义？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建构逻辑定位于三个关联互动的核心理念：“翻译即文本移植”（取向于译本）、“翻译即适应/选择”（取向于译者）与“翻译即生态平衡”（取向于译境）。对应于这三个核心理念，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内涵聚焦在“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三生”主题和“三位一体”，从而形成了一种以“生”为内核、以“生命”为视角、以“摄生转生、生生与共”为特征的“尚生、化生”认知方式。

“生生之谓译”和“四生”说为诠释翻译活动的本质提供了一个“古智今用”的全新理念，既深化了我们对生态翻译的理解和认识，又扩展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内容与方式，因而也有助于提升生态翻译学的可解释性和理论价值。我相信，实践将会表明，生态翻译学的“四生”说可以为探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开辟新的认识论视域与方法论路径。

总之，我认为，在生态翻译学的“尚生—摄生—转生—化生”即“四生”理念的观照下，翻译研究将会表现出深刻的“生命化”特征，越来越呈现出以“‘生取向、生生与共”为标志性特征的生命形态和生态思维范式，因而具有广阔的解释空间和发展前景。

责任编辑：安 吉

[受访人简介]胡庚申，郑州大学生态翻译学研究院院长、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郑州 450001）

[访谈人简介]孟凡君，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郑州大学生态翻译学研究院研究員（重庆 400715）;蒋骁华，澳门理工学院翻译暨语言高等学校教授，郑州大学生态翻译学研究院研究员;边立红，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郑州大学生态翻译学研究院研究员（湖南长沙 410114）;李素文，郑州大学生态翻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河南郑州 450001）

①参见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93页。

②Hu Gengshen & Tao Youlan，“Eco-translatology： A New Paradigm of Eco-ttransl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n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Translation & Interpreting Review，  vol. 6， 2016，p. 125

③胡庚申：《翻译研究“生态范式”的理论建构》，《中国翻译》2019年第4期;胡庚申：《刍议“生态翻译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①胡庚申：《生生不息 VS 心心相映——殊途同归的生态翻译与认知翻译研究》，第三届全国生态翻译与认知翻译研讨会主旨报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

②参见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封底。

①参见陶李春、胡庚申：《贯中西、适者存：生态翻译学的兴起与国际化》，《中国外语》2016年第5期。

②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③参见余谋昌：《中国古代哲学是生态哲学》，《鄱阳湖学刊》2016年第5期。

④陈鼓应、赵建伟注译：《周易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98页。

⑤宋僧赞宁（919—1001）曾说：“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无也。”参见《宋高僧传》卷1《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系论》，《中华大藏经》第62册，第4页。

⑥英译文为：Translation is to keep living things in the source-text ecology continuously alive in the target-text ecology.

①杨任之注释：《尚书今注今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②老子《道德经·五十章》云：“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参见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34页。

①陈鼓应、赵建伟注译：《周易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61页。

②陈鼓应、赵建伟注译：《周易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39页。

①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②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6-17.

①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6.

②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6.

③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