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运动的“红色”属性

时间：2024-05-09

[摘要]科学判定西方生态社会运动的社会属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催生西方生态社会运动的深层动因，是资本逻辑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分析西方生态社会运动社会属性的科学理论武器。正是遵循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在对西方生态社会运动行动主体的构成成分、运动诉求和运动进展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发现这场以绿色面貌出现的“新”社会运动的红色属性，进而发现无产阶级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建设生态文明中的重要主体作用和重大历史意义。

[关键词]西方生态社会运动;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

发端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生态社会运动①，是“新”社会运动中非常活跃和引人注目的一支，由于在事实层面提出了生态领域反资本逻辑支配的现实话题，而成为西方反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赋予了这支“绿色”运动以鲜明的“红色”属性。其中，“绿色”意指单纯的生态价值属性，而“红色”则带有明确的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价值属性。

一、西方生态社会运动行动主体社会属性的科学理论分析

從表面上看，生态问题与阶级问题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大体上，前者属于生态领域，后者属于经济领域。但实际上，二者在环境善物和环境恶物的分配上表现出明显的阶级倾向。西方生态社会运动的爆发是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表达形式。在此，马克思主义必须出场。

（一）透视生态环境问题的阶级表征

受剩余价值驱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具有反自然和反人道的本性。其中，反自然的本性直接表现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耗竭，而这些遭到破坏的自然环境通常构成为工人阶级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反人道的本性则表现为对工人阶级身体的破坏。直接引发西方生态社会运动的一些著名公害事件，大多是资本对低所得阶层和少数族裔等人群环境利益的损害。尽管随着法制的完善，资本的破坏性得到一定制约，但只要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没有改变，其破坏就不会结束。“凡是与生产条件相关的问题都是阶级性的问题（并且，还不仅仅是个阶级性问题）。”②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态矛盾是有其阶级属性的。生态公正——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生态矛盾，实际上是阶级矛盾在生态领域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容易看到生态环境问题同贫富的关联：“穷人受到环境问题的困扰最大，他们的社区正是危险废物的倾倒场，或者污染行业的落脚地，面对环境灾难，他们最无招架之力。”①穷与富是阶级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最直观的表现，其背后隐藏的是不同人群与生产资料之间的所有关系。

（二）剖析生态环境问题的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法（method of class analysis）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观点，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作为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方法，阶级分析法在生态社会运动领域同样有效。“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②我们只有具体分析西方社会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真正理解西方生态社会运动。从表面上看，爆发于二战后的生态社会运动的行动主体是所谓的“中产阶级”，该阶级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精神追求等方面同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无产阶级相去甚远。事实上，马克思在定义阶级时是基于生产资料分配而形成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非当前流行意义所指的消费品分配。“除了同样也去参观博物馆、聆听音乐会和观赏戏剧之外，资产阶级的文化活动是同他们特有的社交网（联谊会、竞赛会、俱乐部等等）、教育、祖传遗产策略（例如收藏艺术品）和婚姻选择（门当户对的自我繁殖）分不开的。文凭本身的分量在这种综合优势面前无足轻重。”③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和消费的大众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该社会的阶级划分，以权力为出发点使我们将阶级看作一个动态的关系，而非一系列静态的特征。在现实中，西方生态社会运动的斗争对象以其特定的方式指向了资本。

（三）发现生态环境问题的阶级动力

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其重要原因在于找到了推进社会变革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历史正在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④，从而使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从自发进化到自觉。阶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力，而无产阶级是建设新文明的阶级力量。“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⑤西方生态社会运动是西方民众抵抗生态异化的现实形态，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运动形式。运用唯物史观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制高点，可以发现：随着人类劳动实践的不断扩展，自然和社会出现了高度的有机统一，进而使得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被有机统一起来，并衍生出综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社会生态运动规律。这一规律的本质特点要求人们在一切活动中都要自觉而有效地将社会运动规律和自然运动规律协调起来，并以此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这样，促进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成为处理自然运动规律和社会运动规律的最佳选择。

资本同劳动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随着资本关系的开始而开始。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蔓延至生态领域。

二、西方生态社会运动主体的基本构成

当前，人们普遍认为中产阶级是西方生态社会运动的行动主体，其运动诉求带有明显的后物质主义倾向，旨在寻求更高生活品质和自我价值实现。因此，该运动并非工人阶级抵抗资本对劳动和自然的统治和破坏的阶级运动。通过对西方生态社会运动历史的梳理，我们发现其并非仅由少数专家掌握，而是一场群众性的抗议运动，其行动主体分布在社会不同群体当中。

（一）欧洲生态社会运动主体的构成

欧洲生态社会运动与其传统的左翼运动有着天然的联系。“20年前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一场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相联结的新型抗议运动……‘五月风暴还为诸如生态运动、女权运动、争取参与民主运动等等一系列新型的社会运动在70—80年代的崛起廓清了场地。”①草根环境团体和绿党是欧洲生态社会运动的代表性力量。以德国为例，它起初主要是担忧其紧邻街区环境退化的创议团体，地方居民是绿色草根运动的主体，主要行动在反核能以及建设新高速公路、扩建机场等领域，并引起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和支持。绿党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党。成立于1982年的绿党，其最初的27名成员包括泥瓦匠、教师、兽医等，陪同他们的是来自各种社会运动的代表。尽管绿党在今天已成为一个体制内的政党，但它仍有反对传统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

（二）美国生态社会运动主体的构成

美国生态社会运动主体分布较广，从自然生态学家、社会生态学家、记者、学生到普通民众。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是美国现代生态社会运动的先锋，她发表的《寂静的春天》揭开了美国生态社会运动的序幕。之后，草根环境主义成为美国生态社会运动中的重要一支。“工业区通常同贫穷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在美国，阶级和种族高度相关，这就意味着有色人种尤其是非裔美国人或者是拉丁美洲人经常在工业区附近生活。污染是同工业活动相联系的。不可避免的，对污染抗议社团的人口统计表明穷人和劳动人们生活在工业区附近。”②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就是由居住在沃伦县的少数族裔发起的。1991年10月，全美有色人种环境保护领导人峰会通过17条《环境正义原则》，其影响广泛而深远。具有鲜明的反资本主义主义属性的环境正义运动，正是美國生态社会运动的典型代表。

（三）日韩生态社会运动主体的构成

在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其战后重建、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其间爆发了“反公害—受害者运动”、“反开发运动”、“反公害输出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等各类生态社会运动。“由工厂这样的固定发生源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中，有很多事例是劳工的职业病与地域社会的公害—环境问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如果工厂内的劳动环境缺乏安全考虑或不卫生或有害的话，就会产生劳动灾害和职业病。这时如果不采取安全、卫生的对策，或不及时处理有害物质的话，工厂内的有害物质会向工厂外扩散，从而造成地域环境问题。水俣病就是这种有害物质转化过程的典型事例。”③以日本早期反开发运动中的二市一町反对建设联合工厂为例，这是一场波及面很广的居民运动，农民、渔民、家庭主妇、教师、自然科学家、自治会代表、医师会、工人等不同阶层的人团结一致，共同反对联合工厂建设的结果，最后达到了运动的目的。韩国生态社会运动参与主体的构成状况也大体如此，大体包括普通民众（如农民、渔民、工人以及居民等）、学生、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新闻记者、律师和宗教人士等。

“环境利益受损群体”和“环境知识拥有群体”是反抗西方国家资本扩张带来的环境污染、能源短缺、自然生态破坏、公害输出等问题的主要行动主体，这一主体由于其反对资本扩张的基本立场而带有明显的左翼属性。

三、西方生态社会运动口号的运动诉求

运动口号往往最直接和最真实地表达了社会运动的诉求。透过西方生态社会运动的口号，可以看到其反资本逻辑支配、土地公有和追求社会正义等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和追求的运动诉求。

（一）反资本逻辑支配的意愿

通过对西方生态社会运动产生根源的理论分析，我们看到西方生态社会运动是无产阶级和普通大众对资本逻辑支配的反抗。“‘生态矛盾，即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倾向于破坏和贬低物质环境所提供的资源与服务，而这种环境也是它最终所依赖的。从全球的角度说，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正在产生诸如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和造成严重污染的大量废弃物等不利后果……这些难题……不平等地影响每一个人。富人比穷人更容易免除这些影响，而且更能够在面临危险时采取减缓策略以确保他们自己的生存。”①这种深刻的理论认识已经被西方生态社会运动者所明确地表达出来。生态危机是资本逻辑支配的产物，生态危机的现实回应——西方生态社会运动同样是劳动对资本的反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斗争逐渐地同化了人与自然的斗争，或者换句话说，人们用以把自然资源转变为满足要求的物品的机构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政治冲突的重要对象。”②西方资产阶级所制造出来的欺世盗名的中产阶级理论，在西方草根生态社会运动中受到强烈的抵制和不满。

（二）土地公有的主张

土地公有是原住民在1977年的“原住民与土地大会”（Conference o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Land）上提出的环境人权主张。他们认为，所有的原住民民族或人民收回并控制最低限度的、充分的与适宜的土地权利，以使他们按照自己的风俗传统过一个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且使其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应该包括全部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原住民的土地、土地权与自然资源应该是不可剥夺的，他们的土地权是永恒的。原住民的土地权利主张于1981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原住民与土地”国际非政府组织大会法律委员会上得到确认。这些权利主张得到了一些具体运动的进一步支持③。中南美印第安人权利中心（the South and Meso American Indian Rights Center）是围绕争取原住民的环境人权开展活动的环境团体，其使命是促进和实现中南美洲地区原住民的自决权。

（三）社会正义的追求

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在理论上宣扬着虚伪的平等和自由，另一方面在事实上制造着真实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现实中的社会非正义使理想中的社会正义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今天的世界经济是以过去的权力结构，是以永远保存阶级结构，是以国民经济内部的严重不平等分配，以及富裕工业化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为基础的。”④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时所提出的社会理想。“声称资本家对工人劳动成果的占有是剥削，意味着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仅仅只是存在着物质利益上的对抗，它还意味着这种占有是不公正的。”⑤可见，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是无产阶级对自身阶级利益的表达。这种社会正义的价值诉求同样见于西方生态社会运动当中，因为“只有承认所谓‘环境公平（结合环境关注和社会公平），这一运动才能避免与那些从社会角度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个人阶层相脱离”①。西方生态运动提出的社会正义的价值诉求，对于这一运动的发展而言非常重要。

西方生态社会运动的口号主要是由地方居民和草根团体提出，因而尚未形成更具传播性和复制性的学术话语，加之西方社会文化二元结构对立的理论传统，致使这些运动口号被淹没，需要我们以深刻的历史责任对其进行挖掘和解读。

四、西方生态社会运动的发展动态

历史科学是我们知道的“唯一的科学”。透过历史，不仅可以清楚辨明西方生态社会运动行动主体的社会属性，而且可以发现其运动的出路所在。在此，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通過行动主体实现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化，将最终推动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一）西方生态社会运动的草根重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西方生态社会运动的发生时期而非终结时期，这一运动并未随着西方社会生态环境的相对改善而消退，而是出现了以下重要特征：“一是在历经制度化阶段后又重现其草根特征;二是伴随西方社会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出现的新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而爆发新的参与领域、参与方式和运动诉求;三是西方环境运动通过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地球之友、世界自然基金会等）不断参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在国际环境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②可见，尽管各个国家的生态社会运动在历经兴起、扩展阶段之后，大体出现了制度化和精英化的特征，甚至有着日渐融入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趋势，但西方国家生态社会运动的草根化和国际化，在根本上展现了这一运动的生命力。“事实上，‘物质主义的要求（就业、工资、教育、社会保障）与‘社会性的要求（社会正义、同等待遇、公共服务）的深刻叠合，有力地驳斥了劳动边缘化和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业已终结的论点。”③西方生态社会运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继续作为反资本的左翼力量而存在。

（二）西方生态社会运动的汇合

西方生态运动同反全球化运动等的汇合，使反资本运动的力量日益强大，也使其行动主体的反资本主义社会属性愈发清晰。“无产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承担者，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公无私的革命阶级，是唯一一个在意识到客观规律基础上（科学意识）而意识到自己阶级使命（阶级意识）的阶级，因此，其是埋葬资本主义旧文明、建设共产主义新文明的主体。当然，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作用并不是要赋予无产阶级在整个阶级结构中的新的不平等。”④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由科学意识、环境意识乃至阶级意识激发的无产阶级主体意识，是发挥无产阶级主体作用的重要前提。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运动产生了政治分野，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生态社会运动的反资本主义社会属性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可见，西方生态社会运动同其他反资本社会运动的汇合，并非意味着这一运动力量的削弱，而是源自反资本力量的加强。

（三）西方生态社会运动的左翼转向

21世纪尤其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共产党的活跃、社会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以及拉美左翼的发展等，无不显示着全球左翼力量的活跃。“劳工国际主义的瓦解与帝国主义和国家的社会化进程有着密切联系，正是这些进程将工人生计安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力量联结在一起。”①各种潜在的条件正变得有利于劳工国际主义的兴起，而作为反抗资本对自然和劳动的破坏的西方生态社会运动，无疑是国际劳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对全球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迫切需要寻找一个共同的方案来解决环境问题。随着环境正义运动的发展，其聚焦的问题不再局限于国家内部的环境公正问题，而是上升到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转移问题。第三世界的国家，由于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导致他们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受害者，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加入到环境运动的潮流之中，而全球化与网络社会的来临，使得单个个体能够借助网络的力量向全球传播相关的环境信息。”②事实上，工会组织在当代资本主义虽然有萎缩的表现，但它仍然是很多社会运动如环保运动寻求支持的对象。

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运用这一方法，有助于我们发现西方生态社会运动发展的真实趋势。

五、西方生态社会运动主体的根本属性

从表面上看，现代西方生态社会运动的行动主体似乎超越了传统工人的形象，由此提出了运动主体的社会属性问题。事实上，不占有生产资料、受资本逻辑的支配、成为异化的产物是西方生态社会运动行动主体的共同特征。

（一）参与主体都不占有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也称作生产手段，是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生产力三要素之一，是任何社会进行物质生产所必备的物质条件。围绕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形成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的核心要素，是否拥有生产资料是阶级划分的根本依据。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而成为同生产资料占有者即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无产阶级。在西方生态社会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运动主体通常不占有生产资料，这些缺失生产资料的主体在现实生活中主要集中在“低下”群体当中。“在这里必须指出，因环境问题在生活和健康方面受到伤害的多数是那些没有社会地位的人们。”③在西方社会，资方往往是加害者（致害者），而普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是受害者，环境问题不仅成为社会差别的反映，而且加剧了这些差别。究其原因，生产资料的缺失从根本上导致这些群体的环境利益受损，并直接引发这些群体发起的生态社会运动。在欧美，中产阶级是运动之主体，似乎生态社会运动成为一种不同于有蓝领主导的工人运动的白领运动。其实，白领尽管掌握着技术或管理资本，甚至掌握股票，但从根本上来说，他们仍然不掌握生产资料。

（二）行动主体都受资本逻辑支配

自然资源是资本主义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主要构成要素。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取代劳动成为人与自然之间交换的中介并获得绝对支配权，其最高目标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离和对立，将用于满足资本的无限性增值需求的生产活动和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开发的有限矛盾推向极致，导致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和生活实践活动大大超出自然界自身的修复能力，最终造成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生态关系遭到破坏。这种破坏是双方面的，不仅破坏了自然界本身，而且破坏了同自然界保持栖息关系的群体。“从历史角度来看，当代社会巨大的生产力是起源于一系列的‘圈地运动的过程（enclosure），资本剥夺了弱势群体所维生的生存环境，斩断了他们与栖息地之间的有机互动，并且将他们放逐成为新社会秩序下的环境难民……无止尽的现代化工程，包括海岸开垦、工业区设置、以及水库或焚化炉的兴建，都危及民众的日常生活。”①在失去生产资料的前提下，西方生态社会运动的行动主体不得不接受资本的摆布。资本逻辑支配所导致的“低下”群体同其所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之间的分离，直接导致这些群体的生态社会运动。

（三）行动主体成为异化的产物

异化（alienation）一词来自拉丁文，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被黑格尔提到哲学的高度，用以说明主体所创造的客体反过来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主体分裂和对立。马克思主义将抽象的异化概念具体化，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并提出“异化劳动”这一重要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的主要根源是私有制，最终根源是社会分工的固化。这种现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中体现为生态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社会异化和生态异化互为表里，折射的是资本主义深刻的内在矛盾。“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②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同样如此：“大致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是有钱人在污染没有钱的人;是高所得的人在污染低所得的人;是比较有权势的人在污染比较没有权势的人。”③即使白领阶层也成为“单面人”（单向度的人），他们与“摩登时代”的工人一样，在经受固定工作的机械性支配的同时，也经受着自然异化和生态异化的折磨。

总之，西方学界割裂传统的工人阶级运动同新社会运动之间本质关联的做法，是对西方生态社会运动行动主体和运动属性的贬低和掩盖。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矛盾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新社会运动的产生根源和根本属性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表露于生态环境领域的西方生态社会运动仍然从属于反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具有鲜明的反对资本主义和替代资本主义的红色属性，并将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中实现自身的历史性主体价值。

责任编辑：安吉

[作者简介]任铃，博士，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35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资本逻辑视域下的现代西方环境运动研究”（15YJC710047）

①在西方生态社会运动的概念中，“西方”并非地理意义上的指向，而是一个表征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概念，主要包括西欧、北美和日韩等国;“社会”源于这一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而非单纯的自然保育运动;“生态”则意指该运动的最终出路在于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

②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①丹尼尔·A. 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99—200页。

②《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页。

③让·卢日金内等主编：《新阶级斗争》，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4页。

①徐崇温：《“五月风暴”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學动态》1988年第7期。

② Yok-shiu F. Lee， etc.， Asias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M. E. Inc，1999， p. 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