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翻译学研究与发展中的理论自信

时间：2024-05-09

宋志平　孟凡君　刘爱华

[摘要]生态翻译学经过近20年的稳步发展，已成为颇有影响的中国原创翻译学理论。纵观其产生、发展、壮大的历程，对所创理论的自信始终贯穿其中。生态翻译学发展中的理论自信主要体现在：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为坚实基础，以客观严谨的科学理论为必要前提，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不竭动力，以理论自身的稳步发展为活力源泉。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理论自信;生态文明

生态翻译学是一种将生态学研究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或者说是一种生态学理论视野下的翻译理论。自2001年中国学者胡庚申发出自主创导生态翻译学的声音，生态翻译学开始起步，经过近20年的风雨兼程，目前已呈方兴未艾、稳步发展之势。今天，生态翻译学已有自己的领军人物和学术团体，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术成果丰硕，研究范式明确，话语体系初具规模，学术阵地稳定多样，后续研究空间强劲，国际影响力也渐成气候。生态翻译学持续稳定的发展，极大提升了翻译界内外对该理论的信心。

回顾近20年的发展历程，生态翻译学也曾遇到一些异议，也有学者对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构架包括理论模式、立论基础、观点形成、译者地位、研究手段等方面提出商榷意见。面对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质疑之声，生态翻译学研究者都本着认真倾听、虚怀若谷的态度公开回应，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研究者的理论自信。可以说，对一项研究特别是有创新意义的理论研究，如果没有提问、质疑、挑战、讨论，如果没有对这些问题的回应、答辩、交流和反思，就很难有认识的升华，就会缺乏思想的动力，这样的研究也就没有了生命力①。生态翻译学研究者充满自信地用自创的话语体系回应翻译学界的关切、质疑，通过坦诚的交流，把生态翻译学缘起的理念、发展的事实、成功的原因、未来的前景传递给学界内外。正是这样的良性交流和论辩互动，为生态翻译学的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其核心概念及理论框架不断改进、调适和完善，因而得以迅速发展，影响日益扩大，并获得国内外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生态翻译学研究者不仅在面对异议质疑时表现出足够的自信和底气，而且以领军人物胡庚申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演讲、研究阐述、互动论辩时也表现出自信十足的激情。这种自信还充分体现在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上颇具号召力且信念坚定的口号“Be part of it;Be proud of it”（即“我参与，我自豪”）。“志趣于生态翻译学研究者的自信在于，只要中华传统文明不断绝，只要中西文化交流不停止，生态翻译学就既不会拾人牙慧，也不会固步自封，而会持续发展下去。”①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以***同志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特别强调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所谓理论自信，是指对理论持有的执着信念和不放弃、不偏离的坚定精神，认定某种理论作为其始终不渝的思想遵循。可以说，生态翻译学取得的成绩，充分体现出领军人物和追随者孜孜矻矻的努力和对生态翻译学持之以恒的理论自信。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及“系统性和专业性”②，以此出发分析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自信特征，对其他具有中国特色理论的发展也许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自信的基础：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

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也是增强理论自信的坚实基础。尽管生态翻译学创建初期主要受益于西方生物进化论的启示，但是生态翻译学研究者始终提醒自己：既然生态翻译学由中国人率先提出，就不应生硬地将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论”等自然科学思想直接搬到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而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建立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换言之，生态翻译学理论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方能真正彰显其学术独立性。

“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整体综合”等东方智慧，从生态翻译理念提出之初，便作为其重要理论支点和思想依归。

例如，生态翻译学将《周易》里的“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依据“易即译”③的古训，解读为“生生之谓译”，并视之为生态翻译的本质和真谛，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可以说，“生生之谓译”是生态翻译学贡献给世界翻译学的一种独特的价值体现。中西方生态文化环境有诸多差异，也正是中国古人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因此产生于各自生态环境中的翻译活动也必然有差异。翻译文本生态和文本移植的情形也大体如此，即把翻译视为文本从原语生态移植到译语生态。

又如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技术路线原本分为“宏—中—微”三层次，即生态范式下的宏观译学研究、中观译论研究与微观译本研究。宏观层面指的是语言服务、翻译管理、翻译职业、翻译培训、翻译本体的整体生态系统以及翻译生态系统的协调与平衡;中观层面的翻译本体研究主要解决“翻译定义”、“翻译主体”、“翻译方式”与“翻译目的”的理论问题;微观层面重点在翻译文本研究，如“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转换，文内“掏空”与文外“补建”，以及翻译文本生态环境和赞助人对翻译文本形成的干涉，等等。

但从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角度考虑，生态翻译学愈加趋向于采用“道—理—法—术”的中国古典理论体系架构。中国传统的辩证哲学思想中，“道”既是指宇宙万事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也是指话语背后的思想，“理”是道的表现形式，“法”就是遵循的法则、规则，“术”是以“道”为指导原则的微观的、局部的具体方法与技巧。简单地说，在“道—理—法—术”和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对应中，所谓“术”，即微观的翻译方法，如“翻译适应/选择论”;所谓“法”，即中观的译论体系，指生态翻译学相对完整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所谓“理”，即宏观的译学架构，尤指作为生态翻译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的新生态主义①与新生态主义翻译观②;所谓“道”，可理解为生态文明内涵的平衡、和谐、进取、共生等核心理念所构成的生态文明“大翻译观”③。这种“宏大生态视野”之“道”和真理的最高体现之“道”，是西方译论理念所不及的。

不仅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东方生态智慧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功不可没，而且生态翻译学与始于东汉的佛经翻译、有着近两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译论也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甚或可以说是集其大成。比如，生态翻译学与严复翻译思想中的“选择适应论”，特别是其中的“适应”“选择”理念可谓一脉相承;中国自古以来翻译中的“适应”与“选择”，与生态翻译学的前期研究中“翻译即适应（adaptation）与选择（selection）”的基本理念亦无矛盾冲突，而是一脉相通。

生态翻译学善于从中国古代话语体系中吸收借鉴、赋予新义、为我所用，联系翻译实际，不断概括出东西方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以及中国文化和学术思想主体性和原创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可以说，所有这些都基于对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精髓的由衷自信，否则面对西方学者的疑惑，生態翻译学的中国文化基因将难以存活。

二、自信的前提：科学理论的客观严谨

理论自信是基于对真理的把握，由科学的理论所催生。同样，翻译研究理路的转向，也应当是科学认知在翻译研究领域中的必然反映。

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在全球生态学术思潮背景下，生态学成为相关学科研究的元学科，其原理正越来越多地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利用生态学原则、原理指导学术研究，已经成为学术发展的热点之一。一系列新兴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如生态经济学、生态教育学、生态政治学等。这些学科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都突出将整体、动态、平衡、和谐的生态主义思想嵌入各自研究之中。生态翻译学正是翻译学与生态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生态学为翻译学提供理论基础、话语体系与研究方法，是翻译学的供体学科。

生态翻译学的翻译“适应/选择”理论，是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原理的“适应/选择”学说，因此从建立之初就具有自然科学属性。生态翻译学经过转意和隐喻，把生态科学引入翻译研究。从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例如翻译就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翻译就是原文本向译语生态环境的移植、翻译就是维持翻译环境的生态平衡等）与生态翻译学自主创新的理论（例如翻译活动的适应/选择论、生生为译论、文本移植论、汰弱留强论、译者地位论、三维转换论、本人境论、多维整合论、宏中微观论、道理法术论、新生态主义论、生态翻译研究+等）来看，生态翻译学具有浓厚的生态科学色彩。当然，由于生态学归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而翻译学属于人文科学研究，因此，如何消融二者之间的差异，跨越二者之间的界限，使二者能科学地嫁接、有机地融合且能符合翻译的实际，并做到严谨周密、无懈可击，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生态学所强调的“系统性、综合性和整体性”也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复杂思维科学对生态系统研究有指导意义。复杂思维科学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在某一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的存在，都是在该环境系统自组织演化（self-organization evolution）过程中产生、形成并发展的。非线性的、动态的、复杂的相互作用普遍存在于不同层次的系统之间。生态翻译学也顺理成章地借用复杂性科学中的复杂思维、复合系统概念来理解翻译生态系统，以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有着相似的规律可循。受复杂思维科学的启示，参照类比生态系统理论，生态翻译学界定了翻译生态系统，即由特定时间空间内与翻译相关的所有元素组成的具有一定层次和功能的翻译生态单位，且翻译生态系统内部各元素之间、翻译生态各系统之间互动互联、和谐平衡、选择适应、互利共生。

翻译研究正在跨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疆界，走向二者的沟通、融汇。翻译活动本来就是跨学科的，因此尤其需要打破学科的界线，真正回归翻译学研究和发展的“原貌”。正如美国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先驱、著名科学史家、《科学史》的作者乔治·萨顿（George Alfred Leon Sarton）所言：“只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协调才具有普遍意义。”①可以说，自然科学引入人文科学研究，保证了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必然能有力提升相关人文科学研究的理论自信。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三、自信的动力：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②生态翻译学不是封闭、保守、僵化的理论，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生态翻译学的发生和发展，既是翻译学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的需要，也是一种社会需要、文化需要和学术需要。生态翻译学在21世纪之初诞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如果从全球化生态学术思潮和中国倡导建设“生态文明”时代的背景来看，更是顺理成章的。

第一，生态翻译学顺应学术的“生态潮”，其话语体系具有国际视野。从全球发展视角看，全球性的“生态”“自然”“绿色”大潮汹涌澎湃。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后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社会正逐步向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过渡，其精神思想表现为展示全球视野的生态思潮，深刻地影响着诸多学术领域的发展方向。生态翻译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联互动，就是启发我们如何拓展生态翻译学的国际视野。回顾近二三十年来西方翻译学的发展与进步，在全球性的生态学术思潮影响下，生态与翻译关系的研究受到国际译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并逐步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之一，生态翻译学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孕育和成型的。

第二，从国家战略视角看，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的国家战略正当其时。中国已经奏响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主旋律，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中国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重点领域和重大任务。在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以生态翻译为己任的翻译理论建设如果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中大有所为，则必然极大提升人们对该理论的信心。因此，生态翻译学率先思考翻译活动如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新的使命、途径、策略和方法，思考中国作为“翻译大国”如何能借助生态翻译学研究，融入“新时期”、接纳“新任务”、展现“新作为”、有所“新贡献”，思考生态翻译学如何推动传播中国古今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价值和世界价值，如何提升翻译学科的社会存在性和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数字生态社会的前瞻性，如何显示语言翻译学界的自然关怀、生态责任和绿色发展贡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在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的指引下，生态翻译学还存在较大发展空间。进一步开展生态翻译的系统工程研究，对于翻译学的可持续发展和扭转中国译学在国际上处于弱势的局面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发展，不仅有望构建新时期中国翻译研究的话语体系，而且有望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种独具特色的、切实可行的途径和方式;不仅可为中国翻译理论话语赢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而且也有望为中国学术话语“走出去”提供一种途径和样本。简而言之，生态翻译学不仅是面向翻译研究的，同时也是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①。若生态翻译学理论和实务能在国家战略需求中有所作为，那么这既是生态译学研究者的天职，也是中国译学理论所应有的贡献。

第三，人类社会正在步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产生于生态个体构成的生态网中，“生态个体—数据洪流（deluge）—计算机—生态个体”编织了一张新的关系网，也构建了一种新的生态模式。可以说，大数据揭示的生态关系就是“人—数据—计算机”大系统的整体生态展现②。那么，大数据思维的整体性、多样性、相关性对翻译研究有什么启示呢？在大数据时代出现之前的生态翻译学是否已在相应的理论体系中有所研究，從而体现出高度的前瞻性呢？

大数据时代研究者面对的不再是随机抽样，而是一切数据，这一切数据的集合其实就构成研究对象的整体。而生态翻译学就是从生态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审视的整体研究，其依赖的理论基础首先就是生态整体主义，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观点首先就是注重翻译元素的整体性关联互动。生态翻译学一再强调将生态学整体观作为其方法论，对翻译现象进行整体性研究。其次，大数据时代追求数据的混杂性而非精确性，这种混杂性可以看作是复杂性科学中所谓的多样性体现。而生态翻译学的生态理性特征之一即是倡导多样统一、多元共生原则，倡导翻译理论研究的多元化和不同译本的共生共存，认为这是翻译学发展的一种常态。再次，大数据时代追求的不再是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correlation），这种相关关系也正契合了复杂性思维中的事物之间的关联性特征、非线性特征。如果联系翻译生态环境组成元素之间广泛存在的、互联互动的整体生存与存在关系，我们会发现，传统翻译研究视角呈现的是基于简单还原论的线性因果关系范式。而如前所述，生态翻译学是一种整体论视角下的动态复杂的多向因果范式，亦即体现的是相关关系范式。从翻译生态到文本生命，从译者生存到译者责任，都蕴含着一种不断变化中的互联互动与和谐共存，这种和谐共存使翻译研究从传统译学的窄式内容转向具有宏大生态视野的宽式内容（即面向生态文明“大翻译观”），构成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多向因果范式。由此不难看出，大数据技术所反映的特点与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几乎是一致的。

此外，在大数据时代，译文作为产品可以数据方式存在于虚拟空间，数据告知原文生命的产生，展示译文生命的延续，彰显译者的风格，助力译文的跨国传播，影响译文的受众群体，追溯译文的传播效果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生成没有固定模式的、范围无所不包的、数量不断演变的庞大翻译数据库，这为生态翻译学解读“生生之谓译”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基础。

可以说，生态翻译学与大数据技术在诸多方面都是相通的。因此，构建于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前的生态翻译学，展现出鲜明的前瞻性特征以及学科前沿优势，必将成为翻译研究的领军学科，并有着值得期待的发展前景。

四、自信的活力：理论自身的稳步发展

理论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充满活力并增强自信。2001年生态翻译学开始起步，2010年创建“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2011年创办《生态翻译学学刊》，至2018年已举办6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2届生态翻译学博士论坛以及许多国内外翻译学术研讨会的生态翻译学专场，并先后在重庆、南京、郑州、上海、广州、武汉、杭州7个城市成立生态翻译学研究会专业委员会、研究院/所和研究中心。据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统计，截至2018年，关于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各类论文已有2000多篇，硕博学位论文600余篇，各类国家和省部级课题70多项。

21世纪初以来，国际生态学研究会逐步聚集了一批有志于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同仁，其中既有倡导该研究的领军人物，又有年富力强、成果显著的学术骨干。生态翻译形成了一整套比较系统的学术理论观点、研究模式和话语体系①。国外的翻译学者对生态翻译学的关注也不断增多。如在一系列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中，外国学者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对起源于中国的生态翻译范式已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共识，认为生态翻译学是一个有很大研究空间和学习潜力的新兴范式②。

目前，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已基本形成，在国际翻译界也已产生持续影响。生态翻译学致力于“打造易于为国际译学界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在国际译学舞台上推出真正的‘中国声音”③。对此，翻译界德高望重的学者方梦之先生给予中肯评价：“我国新世纪以来出版的翻译理论专著数以百计”，但“除了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在个别国际学刊上略见笔墨之外，我国五花八门的翻译学在国际上难见影踪”④。此外，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在丹麦哥本哈根和澳大利亚墨尔本成立了两个生态翻译学研究中心，且任命了南亚、北美、北非分会执行会长。生态翻译学的研究队伍已从中国本土扩散至西欧、北美、南亚、北非、中东等地，未来还将继续向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延伸。

近20年来，生态翻译学也在质疑和反思中不断地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例如，生态翻译学原来的立论基础是“以西方生态哲学为指导、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经过优化又提炼出“新生态主义”作为生态翻译学总体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对于翻译本质或真谛的认识，从关注文本“生命”、译者“生存”和翻译“生态”的“三生”主题，到将“生生之谓译”作为生态翻译的原始内涵，奠定生态翻译学的本质与基调。其他方面的完善还有：内容取向从侧重隐喻（虚指）到“虚指”与“实指”兼顾，研究重点从侧重“译事中”到“译事中”与“译事后”并举，翻译环境从“语境”到“译境”，体系构架从“宏—中—微”三层次到“道—理—法—术”四层次，传播方式从文字描述到模型创建，发展模式从生态翻译学本体到“生态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共同体。更值得一提的是，其最新的发展目标还包括：一是生态翻译文献数据库的建设与应用，为生态翻译学研究提供学术资源和技术支撑;二是完成联合国“五常”语种的中国生态文明思想文库建设，提供面向国际的资源共享平台。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①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人文学界已经不止于一味引进西方理论，而是试图改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现状，努力使中国从一个“理论消费大国”转变为“理论生产大国”②。可以说，生态翻译学已逐渐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它不仅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源泉，而且作为一种生态范式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凸显③。这是包括翻译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为完成这一使命而开展的翻译研究和实践也构成当前译学理论最强劲的创新动力。我们的理论研究应尽快从建立学科向承担学科社会责任的观念转型，致力于为建构“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服务④。

2016年生态翻译学创立15周年之际，生态翻译学的创导者胡庚申先生在接受访谈时曾明确提出，生态翻译学循序渐进的发展理路是：立“论”—倡“学”—升“化”—领“潮”;其初步的中长期规划是：5年“立论”（过去式），10年“倡学”（过去式），20年“升化”（进行式），30年“领潮”（将来式）⑤。可以说，这将是翻译研究领域里的一项“世纪工程”，任重而道远。

五、结语

80年前鲁迅先生曾感叹中国人自信力的缺失，发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呐喊。今天，我们应该变“仰视”为“平视”，敢于与世界进行平等的对话，致力于证明我们理论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步西方话语后尘的状况，从而打破西方话语权的垄断。

***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号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⑥这为包括翻译研究者在内的广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定理论自信、担当历史责任增添了力量，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21世纪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应有贡献指明了方向。生态翻译学作为中国自主创新的、富有活力的一个理论话语体系，目前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国际拓展。

生态翻译学在21世纪之初应运而生，在接纳和应用之中进步，在自信和反思之中发展⑦。综观生态翻译学的发生与发展，可谓受益于“顺天时”（适逢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占地利”（脱胎于东方传统的“天人合一”生态智慧）、“得人和”（依托众多国内外志同道合者的鼎力相助和积极参与）⑧。这一切都源于生态翻译学研究者一以贯之的理论自信。正是因为这种自信，才造就了生态翻译学近20年来在国内的蓬勃发展态势，以及在全球翻译研究领域的引领态势。

责任编辑：王俊暐徐敏

[作者简介]宋志平，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郑州大学生态翻译学研究院研究员（上海 201306）;孟凡君，西南大学教授，郑州大学生态翻译学研究院研究员（重庆 400715）;刘爱华，博士，澳门理工学院副教授，郑州大学生态翻译学研究院研究员

①陶李春、胡庚申：《贯中西、适者存：生态翻译学的兴起与国际化——胡庚申教授访谈录》，《中国外语》2016年第5期。

①孟凡君：《论生态翻译学在中西翻译研究中的学术定位》，《中国翻译》2019年第4期。

②***：《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汇报》2016年5月18日。

③宋僧赞宁（919—1001）曾说：“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无也。”参见《宋高僧传》卷1《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系论》，《中华大藏经》第62册，第4页。

①新生态主义（Neo-Ecologism）是集“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东方生态智慧”“共生共存、整体主义的西方生态主义”以及“翻译适择理论”之大成的新理念，是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深化和发展的理论指导。参见赵玉倩、杨明星：《构建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推动中国译学国际化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2月11日。

②新生态主义翻译观（Neo-Ecosophy of Translation），就是以新生态主义的观点看待翻译;换言之，就是新生态主义视角的翻译综观。新生态主义翻译观以新生态主義为指导，以生态文明人文发展的要素为核心理念，对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构建和发展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参见胡庚申：《当代翻译研究“生态范式”的理论建构》，《中国翻译》2019年第4期。

③胡庚申：《刍议“生态翻译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①邓剑秋：《学者谈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光明日报》2000年6月20日。

②***：《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汇报》2016年5月18日。

①胡庚申：《刍议“生态翻译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②李世雁、杨博：《大数据的生态维度解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8期。

①冯全功：《翻译研究学派的特征与作用分析——以生态翻译学为例》，《上海翻译》2019年第3期。

②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生态翻译学：西方学者之声》，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第169页。

③蓝红军、许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中国外语》2018年第6期。

④方梦之：《翻译大国需有自创的译学话语体系》，《中国外语》2017年第5期。

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汇报》2016年5月18日。

②王宁：《生态批评与生态翻译学：解构与建构》，《中国翻译》2011年第2期。

③罗迪江：《当代翻译研究中的问题域转换：生态翻译学视角》，《中国翻译》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