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欧洲环境史学会和东亚环境史协会双年会述评

单嗣平

2019年，第十届欧洲环境史学会（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双年会和第五届东亚环境史协会（Association for East As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双年会先后举办。两个会议分别聚焦于世界环境史研究中的不同议题，体现出不同地区在问题意识、治学思想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分别介绍两个会议的相关情况，并对其中一些印象深刻的议题试作评述。

一、第十届欧洲环境史学会双年会

（一）会议概述

第十届欧洲环境史学会双年会以“环境史的边际及环境史中的边界地区”（Boundaries in/of Environmental History）为主题，于2019年8月21—25日在爱沙尼亚塔林大学举办。会议由欧洲环境史学会、塔林大学（Tallinn University）和爱沙尼亚环境史中心（Estonian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承办，得到来自塔林市政府、爱沙尼亚科学院（Estonian Academy of Sciences）、欧盟欧洲发展基金（European Union 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以及爱沙尼亚海事博物馆（Estonian Maritime Museum）等诸多相关机构的支持。全球各地与会学者近500人，主题研讨会、圆桌会议和专题讲座等学术活动超过120项，再加上当地田野调查、图书拍卖、出版社茶叙等活动的点缀，使得这次会议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环境史盛会。

（二）主题发言

本次会议设置了两场主题发言，分别于8月21日和24日下午举行。

第一场主题发言的嘉宾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凯特·布朗（Kate Brown）教授。她演讲的题目为《切尔诺贝利大加速》（“The Great Chernobyl Acceleration”）。布朗教授在演讲中指出，切尔诺贝利事件不仅应该作为孤立的核灾难事件进行分析，而且应该关注其在全球核利用及辐射污染的长期历史中的定位。她认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掩盖了该地区在此前和之后一系列其他辐射污染事件的影响和威胁。根据其对苏联档案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频繁核试验的影响，生活在普里皮亚季（Pripyat）等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相关地区的居民，其体内辐射性铯元素的数量就已经比正常水平高30倍;而在事件发生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乌克兰境内还发生过10余起核事故。切尔诺贝利事件本身的辐射物直到现在还大量附着于邻近区域的植物及土地之上，还在持续地影响着周边区域乃至整个欧洲。因此，她认为，切尔诺贝利事件不止是一个突发性事件，它同时加速了核污染对人类及整个世界的威胁，并激化了人类对于放射性能源应用的讨论，当代社会的环境问题、社会舆论以及政策制定依旧受到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影响。

第二场主题发言的嘉宾为瑞典隆德大学（Lunds Universitet）的阿尔弗·霍恩伯格（Alf Hornborg）教授。他演讲的题目为《符号的力量：作为意义混合及代谢的环境史》（“The Power of Sign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the Interfusion of Meanings and Metabolism”）。霍恩伯格教授认为，人类的精神性及物质性活动都长期受制于二元对立的符号化总结而无法取得全面统一的认识。而环境史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不能仅仅将自己限制在“人类对环境的认知”或“自然景观的转化”等将符号与物质世界相隔绝的主题中，而必须去探索人类生产出来的文化意向是如何影响了生态圈的物质存在等宏观问题。他以金钱这一符号为例分析：人们对于这一符号及其背后资本主义秩序的相关认知来自数世纪以来全球市场的建立等事件，同时也推进了这些事件的发生，而这些历史进程在环境领域又转化成为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巨大威胁。他认为，学界迫切需要研究人类的意识到底是如何加诸生态之上并产生物质层面的影响。

（三）会议报告综述

在本次会议中，以下议题的研究取径和学术水平体现了当前学界的探索方向。

1.环境史与文化史的结合

本次会议很明显地体现出文化史与环境史相融合的趋势，青年学者的多篇报告都尝试从自己的角度对两个领域进行整合。其中令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报告来自萨沙·戈拉（L. Sasha Gora）。戈拉目前是蕾切爾·卡森环境与社会中心（Rachel Carson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Society）的博士候选人，她报告的题目为《新的北方：菜肴、文化与边界》（“A new north： Cuisine， Culture， and Boundaries”）。她的研究主要关注一家风靡欧洲10余年的高端餐馆Noma。Noma于2003年在哥本哈根开业，连续多年被权威美食杂志评选为北欧地区（Nordic region）的代表性餐厅，其菜品也被奉为北欧饮食之正朔。2010年以来，所谓的“北欧菜”（Nordic cuisine）在全球开疆辟土，从巴拿马到澳大利亚皆可找到其踪迹;与此同时，一个关于什么是“北欧”（Nordic）的概念革命也随着餐饮的扩张而展开。而这一切的重要推手，便是Noma餐厅的菜肴设计及宣传策略。Noma餐厅长期标榜自己的选材工艺都来自北欧地区，并在自己的宣传册的地图上标注出其所谓的“北欧”饮食体系包括哪些地区。有趣的是，他们认定一个地区“北欧”与否的标准，并非仅仅是该地区的地理特点与饮食传统，而是文化及意识形态概念。比如虽然将芬兰等波罗的海国家包含在内，但却对俄罗斯这一毗邻大国视而不见，反而将千里之外的冰岛算到“北欧”饮食体系之中。随着Noma的蹿红以及“北欧菜”在全球的开枝散叶，其传达的“北欧”观也逐渐影响到更多的区域和人群，进一步重塑了人们对于什么是“北欧”的认识，重新界定了这一文化概念的地理边界。

来自美国石溪大学（Stony Brook University）的塔拉·莱德（Tara Rider）博士也尝试在自己的研究中将环境史与文化史相融合。她报告的题目是《迷离之眼：都铎英格兰的爱尔兰观》（“A roving eye： Tudor Englands view of Ireland”）。她展示了如何利用日记、文学作品等史料来探究都铎时期英格兰人对于爱尔兰的环境想象，进而揭示英格兰对爱尔兰的殖民过程是如何影响英格兰人的精神生活以及爱尔兰的环境变化。

除上述两位学者之外，以环境文化史或文化环境史为主题的报告还有很多，可见这一研究取径在欧美学界确实很受重视。

2.殖民/后殖民研究与环境问题

鉴于欧洲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殖民问题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而随着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70年代后以赛义德（Edward Said）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崛起，后殖民主义思潮也对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次会议中，很多报告便能够体现这一学术潮流。

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博士候选人伯纳德·摩尔（Bernard C. Moore），是笔者在这一领域最为重视的学者之一。在这次会议中，他报告的题目为《在种族隔离导致的自然景观中定义有害动物：纳米比亚南部（1950—1990）》（“Defining Vermin in an Apartheid Landscape：Southern Namibia，1950-1990”）。他探讨了豺狼这一物种为何被纳米比亚农民视为“有害动物”并被鼓励猎杀，并将这一现象与纳米比亚惨痛的殖民历史，以及由殖民政策所导致的族群不平等、阶级分化及经济结构畸形等典型后殖民主义问题贯通起来思考。从这一案例出发，他在更宏观的维度上剖析殖民活动如何塑造当地的政治经济模式，并对本地人的生存与权利产生深远影响和巨大创伤。

另一篇聚焦殖民与环境问题的优秀报告来自就职于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的韩裔历史学家约翰·李（John Lee）博士。 李博士的报告以《从牧马边境到森林政体：蒙古帝国在近代早期朝鲜的环境遗产（1270—1700）》（“From Equine Frontier to Sylvan Polity： The Environmental Legacy of the Mongol Empire in Early Modern Korea， 1270-1700”）为题，展示了蒙古帝国殖民朝鲜时，为自身渡海攻打日本的需要，对朝鲜的环境进行系统性改造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养殖战马及种植松树;并进一步分析这份环境遗产如何被后来的高丽/朝鲜王朝政权所继承，使这些遗产逐渐为己所用。以牧马为例，元代为了东征日本的战马供应，将济州岛等地区开辟成自己的牧场，引入了大量的良种蒙古马。元代崩溃之后，朝鲜王朝迅速地继承了这一遗产，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特色贡品参与到明代主导的朝贡体系之中。马作为朝鲜贡品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可以说是认知蒙古帝国在朝鲜半岛环境遗产的鲜活样本。

除了上述两篇报告外，相关主题的讨论还有很多，清晰地反映了欧美学界如何将传统的殖民研究与环境史相结合，以及从研究范式到研究区域全面创新的学术趋势。

3.资本主义研究与环境史

由于笔者目前的研究兴趣为探索资本主义与环境意识的关系及其对中国具体地方社会的影响，故而此次参会对相关话题亦是格外留心。本次笔者参加的讨论组，讨论的主题便是“全球资本主义与本地环境”（Global capitalism， local environments）。

来自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博士候选人昂德·依安·阿克古尔（Onder Eren Akgul）的报告，阐述了在资本主义网络的作用下，安娜托利亚西南地区的林地资源是如何从共有的林场逐步被私有化，并最终为当地权贵所垄断，转化成为满足其私人经济目的种植经济作物的农场的过程。在这一研究中，阿克古尔成功地套用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杰森·摩尔（Jason M. Moore）关于资本主义在环境问题上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全球商业网络、资本流动等因素在这一地方环境变化中的重要作用，探讨了本地与全球、资本与传统、利益与自然等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

笔者以1891年金丹道事变为线索的研究，与其大致思路类似：将这一清末暴力冲突与整个清代以来蒙古地区的商业化进程及其导致的环境观念变化结合起来，尝试从环境史视角揭示这一悲剧的历史动因，并将这一事件放置在全球商路的崛起及资本主义勃兴这一大的历史现象之中进行分析，讨论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可能形态及定义，并进一步发掘将区域史与全球史相结合的可能性。

来自新戈里察大学（University of Nova Gorica）的泽尔济科·奥斯特（■eljko Oset），他的研究集中于现代金融业监管对环境的影响。他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将公司及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纳入金融信用的评价体制之中，使大量企业的行为被进一步规范。他详细地介绍了这一制度在斯洛文尼亚的推行及其影响，比如如何具体衡量一个商业项目的环境影响，如何惩罚环保信用不佳的企业及如何奖励环境友善的项目及企业等，对了解当代社会中资本与环境的互动模式有着启示意义。

应该说，资本主义研究与环境史的结合，体现的是传统西方左翼史学在新时代的一次革新尝试。目前来看，相关研究在整体上占比依旧不多，但自从杰森·摩尔等学者开始大胆创新之后，这一领域活力十足，相信不久就会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之一。

二、第五屆东亚环境史学会双年会

（一）会议概述

第五届东亚环境史协会双年会以“东亚可持续发展问题：环境史视角”（Issu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Perspectiv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为主题，于2019年10月24—27日在台湾省台南成功大学举办。会议由东亚环境史协会、台湾省“中央研究院”台湾史中心（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主办，台南成功大学历史系及社会、技术与医学中心（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enter for Society，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协办。会议吸引了以亚洲为中心的114名学者参会，安排有2次主题活动、23场学术研讨会和圆桌会议。

（二）主题活动

本次会议的第一个主题演讲于24日的开幕式上由滨下武志教授发表，他演讲的题目是《人类资源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循环性与反循环性关系：16—20世纪》（“Cyclical and Counter-Cyclical Relation between Human Resour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16-20 Centuries”）。滨下教授指出，自全球化进程启动以来，不仅区域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被不断重塑，人类资源及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也被重塑，并且越发受到舆论关注。因为全球化的影响，人类社会对于自然资源的影响越发扩大，二者之间的关系及边界在不断重塑，而在目前东亚所处的后工业化时代，如何保持人类资源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平衡，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为了能够对这个议题作出有效回应，应该建立起一个跨越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全球性知识网络共同研究探讨。滨下老师将自己以中国海关档案中的“医药报告”（Medical Report）文献为基础的研究为例，向与会者展示了如何以历史学方法对科学材料进行研究，以探讨人类资源与自然资源的边界在历史上的重塑过程。

会议的第二个主题活动为唐纳德·休斯（J. Donald Hughes）教授的追念活动。休斯教授为世界知名环境史学者，亦是美国环境史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的创始成员之一。其研究在空间跨度上横贯欧美，从地中海到美国的大峡谷;在时间纵深上凿古通今，从欧陆古典时代一直延延伸至美国现代时期。除了通過自身的研究为世界环境史领域作出贡献外，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特别强调休斯教授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员，在美国环境史学会人员匮乏之际，勇挑重担，承担起会刊繁重的主编工作。在他的努力之下，《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杂志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焕发了更加旺盛的生机，并一举成为领域内最重要的杂志。来自香川大学（Kagawa University）的村山聪教授，作为东亚环境史界代表，追忆了休斯教授在推动东亚环境史研究方面的贡献。休斯教授的女儿乔伊·休斯（Joy Hughes）女士向与会者介绍了休斯教授一生的经历，让大家了解到休斯教授不仅作为学者堪称伟大，同时也是一位高尚且热诚的公民和乐于奉献的父亲。最后，全体与会人员在东亚环境史学会主席刘士永教授的带领下，为休斯教授默哀一分钟，以缅怀这位伟大的先行者和朋友。

除此之外，会议最后还选举产生了最新一届的东亚环境史学会主席及理事会。京都大学的濑户口明久教授当选为主席，他的同事藤原辰史教授担任副主席。新一届理事会成员有：大谷大学的井黒忍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顾雅文博士，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彼得·拉夫尔（Peter.Lavelle）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的刘士永教授，清华大学的梅雪芹教授，駒沢大学（Komazawa University）的水野祥子博士和中岛弘二教授，路易吉·万瓦特利大学（Università della Campania Luigi Vanvitelli）的菲德莱科·鲍里尼（Federico Paolini）教授，以及忠北大学的文晚龙教授。会议还决定下一届（2021年）双年会将在日本京都大学举办。

（三）会议报告综述

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沈宇斌博士报告的题目为《除虫花帝国：除虫菊种植在东亚（1880—1940年代）》（“Empire of Insect Flower：Pyrethrum Cropscapes in East Asia， 1880s-1940s”）。沈博士在此研究中考察了除虫菊种植在东亚的缘起及发展，并在考察这一农业景观传播的过程中，纳入了全球商品交流及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等维度，立体地反映了除虫菊作为经济作物是如何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在东亚传播的。

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张瑞胜以美方档案为中心，重点研究了20世纪40年代民国政府及美国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mpany）的农业培训合作，这是历史上中国政府与美国私营公司之间的第一次农业合作。张博士系统地考察了美国私营公司为中国培养农业工程师的动机、过程及影响。以此为案例，他生动地展现了农业及环境知识的国际转移是为何并如何进行的。

本次会议之中对笔者影响最大的报告是岭南大学张雷博士的研究。张雷博士以《都市化骆驼：骆驼在北京（1800—1937）》（“Urbanizing Camels：Camels in Beijing，1800-1937”）为题，深入探讨了北京本地骆驼的来源、数量、养殖方式，骆驼这一意象何以与北京联系在一起，以及骆驼这一生物对于北京的意义是如何随着经济及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不断流变等议题。张雷博士指出，骆驼最初主要作为北京能源供应中的运输工具，用以保证西山煤矿对京城的供应，而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京的现代化建设又使得行动缓慢的骆驼成为阻塞交通的罪魁祸首，甚至驼铃声一度也因为其干扰学生上课而被禁止。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对骆驼这一前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作出了诸多的限制。然而随着北伐战争的结束，全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南京，北京成为了北平并逐渐向旅游业转型，这时一度备受冷落的骆驼又成为城市的名片，用以吸引全球各地的游客，在北京重新活跃了起来。通过对北京骆驼的考察，张雷博士生动地展现了从前现代到现代化过渡的进程中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同时生动地揭示了这一关系背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元素的影响。

三、启发与总结

（一）作为视角的环境史

第十届欧洲环境史学会双年会的主题是环境史的边界，这确实是一个现在值得思考的大问题：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到底可以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都有过回答，包茂红老师也在其著作《环境史学的起源与发展》中有过详细介绍与总结。包老师认为，环境史至少可以包括四个研究对象：一是自然本身变化的历史，二是人与自然的互动，三是人类自然观念的变化，四是环境组织相关的历史。

结合自身的学习及这两次会议的体会，笔者感觉环境史的潜力是巨大的，环境相关问题不仅可以作为研究对象，同时也可以作为切入其他研究的视角。如上文提到的张磊博士的研究，便是以骆驼这一生物在北京的境遇为线索，继而探索北京的现代性建构过程及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线索。而杰森·摩尔等新兴学者亦是以环境问题为引子，进一步探索主导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属性。这种将环境史作为视角的探索是极为有意义的：不仅能够将环境史与其他史学子门类更为有效地整合，从研究范式及方法上进一步拓展环境史的疆域;而且更为根本的是，环境问题、环境观念与环保组织之勃兴，无不与人类社会的制度及技术变化有关。如果没有对人类社会其他面向的深入考量，我们便失去了更高层次的学术关怀，我们的工作也将仅仅限于对叙事的构建，从而失去对意义探索的可能性。

纵然对意义的讨论在后现代的冲击之中顯得底气不足，但作为这个时代的历史学者，应该责无旁贷地在后现代批判之下开展对意义的探讨，即便这些探讨依旧可能被人看作是叙事，但讨论和思考本身依旧具有积极意义。正如昔日阎步克老师所言：在历史学关于“是”与“否”的讨论之中，最终的结论很可能不是讨论的重点，而是经由讨论的过程让我们对相关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种借由环境议题引发的思考，也是环境史学者介入社会议题更为直接而有意义的手段。

当然，在进行相关讨论的同时，应该力求排除主观性的不良影响。在此不得不得提到这次欧洲环境史双年会上布朗教授关于切尔诺贝利问题的主题讲座。笔者以为，布朗教授的研究当然极为优秀，也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但就其超越环境问题的讨论来看，主观色彩过于浓烈，带有强烈的西方世界对于苏联体系的优越感，以至于对于某些问题的探讨，让人有“何不食肉糜”之感。例如，她谈到随着爆炸发生，大量辐射尘被抛向天空，受风力影响向外界传播。当时西风正劲，巨量辐射尘极有可能席卷整个苏联的西部国境，故而苏联政府决定在其尚未飘远之时，进行紧急人工降雨，将大量辐射尘沉降在切尔诺贝利以东的地区。布朗教授认为此举证明了苏联政府的自私、无能及对被沉降区人民的不负责任（当然用词并非如此露骨），并上升至对苏联体制的谴责之上。然而笔者认为，固然这一选择对于当地人民来说极不人道，但站在国家或者更广大的人民的角度，似乎无可非议。也许我们可以谴责苏联政府的善后工作很不完善，然而以这一措施来非议苏联的决策系统，似乎过于武断。

（二）跨学科合作与环境史

不管是在欧洲还是东亚的会议上，跨学科合作都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量化研究到人类学方法再到对相关科学知识的引入，环境史作为一个同时聚焦人与自然的研究领域，不论是向其他人文学科借鉴研究方法，还是与理工科相结合以对相关问题进行量化研究，都展现出对其他学科巨大的包容及统摄能力。

成功大学历史系主任翁嘉声老师亦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谈到，他们目前在培养学者时就非常重视多学科的训练，如目前系内许多硕士及博士本身就有理工科背景或至少兼修过相关课程。笔者认为这一点相当重要，如果我们在学生培养之中也有计划地加入自然科学的相关内容，如生物、物理、地理等科目，那么将会有效提高下一代学者的研究视野及多维度思考能力，进而推进环境史研究的整体广度和深度。在这一点上，包茂红老师组织的世界环境史精品课程值得一提。此课程不仅邀请世界一流环境史大师授课，还邀请科学家及国际关系学者从其他学科的角度切入环境问题的讨论，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而有志于修习环境史的学生，尤其是探讨技术及科学发展与环境关系一类课题的学者，更应该对自己讨论学科的相关知识有充分的了解。假使博士阶段的学生在开题时选择了这类题目，那么在读博士期间尽量旁听相关课程，应该是必要的知识准备。

（三）不与发展对立的环境史

此次欧洲环境史学会的报告从区域到主题都很多样化，这也使得学术争鸣更加活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话题，还是来自对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的讨论。

会议关于传统农业实践的讨论非常具有启发性，尤其是关于加泰罗尼亚地区曾经存在的混合种植及波罗的海沿岸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刀耕火种技术这两方面内容的报告，都强调传统农业实践对生态系统相对友善是植根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文化。而在笔者曾经参加的探讨现代化农业，尤其是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养殖业的讨论中，与会者指出，随着科学的进步，现代高科技农业与养殖业的普及也会带来环境的改善。虽然异时异事，但传统实践与现代科技都能带来环境改善的这一现象，让笔者不禁思考：发展与环境问题到底是什么关系？

除此之外，在前文所述关于纳米比亚地区豺狼猎杀的报告中，作者指出目前该地的产业模式其实并没有发生革新性变化，当地环境的变化也没有其他迅速工业化的区域那么明显;但当地的居民却一步步地在20世纪沦为了工资制奴隶，至今没有改善的迹象。这也让笔者思考：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到底应有怎样的互动关系？

到目前为止，笔者的想法是：环境史研究当然要关注科技发展及经济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环境问题，但同时一定要从更多维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思考。我们应该尊重每个地区发展的现实条件与限制，将环境问题放到一个更加宏观的体系中进行思考。我们应该提醒社会平衡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也要对抗国际上极端环保势力的反智主义言论，以及尝试以环保议题钳制其他国家合理发展的某些发达国家。我们应该意识到，很多欠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其根源不在于自身的发展需求，而恰恰在于欠发达本身。正是因为科技水平落后，资本基础薄弱，无法发展对环境负担更小的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所以只能接受现行全球产业链的安排，接纳资本将能耗高、污染大的行业向其国家转移，并希望在此过程中累积资本，完成产业升级。换言之，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绿水青山和新鲜空气，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对全球其他地区的直接环境剥削之上的。而以环保为借口，限制其他国家基础设施等必要建设，就是要赤裸裸地剥削其发展机会，让这些国家与地区永远沦为西方的代工厂及排污地。

作为环境史研究者，我们绝不能对这些问题熟视无睹，而应该敢于指出许多现有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发达国家操控的世界性剥削体系，及其为了资本的利益所实行的科技保护政策和歧视性贸易政策;我们应该敦促西方世界从自身做起，扛起环保责任，改变生产方式，分享先进技术，促进全球的平衡及可持续发展。

除此之外，笔者还认为，科技发展对于环境的正面意义，到目前为止在环境史研究之中并没有被重视。比如，就目前环境问题中的一大核心成因——化石能源的使用而言，关于化石能源燃烧造成的环境及卫生问题已有大量经典学术作品进行研究，给社会的环境意识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然而，从布朗教授的演讲及事后的反馈来看，对于最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碳排放问题的核能，环境史学界的态度似乎非常负面，对于核能引发的问题也充满了担忧与恐惧。笔者认为，这非常必要也十分正常，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甚至几代人为了彻底解决化石能源带来的各种问题所必须承担的风险。如果人类永远无法走入一个新的能源时代，注定枯竭且对自然伤害巨大的化石能源可能会逐渐将人类社会引入血腥的存量竞争中，最终以全人类的悲剧乃至毁灭收尾。环境史研究如果不能尽己所能地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甚至加速这一过程，那将是对于整个人类的巨大失职。

（四）以人为本的环境史

环境史中讨论的环境，主要是指自然环境，即以人类为中心，由水土、地域、气候等自然事物所形成的环境，故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环境史研究中的永恒主题。在这一探索的过程之中，笔者认为还要进一步强调环境史以人为本，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服务这一核心内容。

有此感慨，主要是受两次会议之中与相关学者探讨人类与自然关系时产生的。有些学者强调我们应该保护“自然”，笔者对此概念非常怀疑。笔者认为，现阶段人类能做的，顶多是以自己的长期利益为出发点保护环境，以免遭灭顶之灾。之所以这么说，不是因为不尊重自然，而恰恰是因为自然的伟大超越了人类的认知范围。人类不配给什么是“好”的“原始”的自然下定义，而人类的技术能力也远远达不到能“保护”自然的程度，充其量也就是造成一些改变，就算现阶段人类最恐怖的全面核战争爆发，也只能摧毁我们自身及自然界中的一些物种。地球依旧是地球，只不过一些景观发生了改变。然而，自地球出现开始，地球的景观一直都在改变，而从生命的出现到今天，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已经不知道出现过多少次巨大变化，连生物集群性大灭绝都出现过许多次。凭什么生机盎然就是正面的，凭什么物种生生不息就是繁荣？这些假设本身实际上是人类对自然的诉求，给自然以情绪化、拟人化的表达。这是一种自私而幼稚的行为，其本身就蕴含着对自然的不敬，如同东方主义是为了西方的利益而重塑东方概念一样，这种极端自然主义也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重塑自然的概念。

时至今日，自然的伟力尚不能被人类所完全了解，更遑论掌控，我们能做的仅仅是以人为本开展研究。作为环境史的研究者，我们应该更深刻地、更坦诚地面对这一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对自然的所有干涉，都是建立在对自己利益的诉求之上的。环境保护本身就是为了人类这一族群的可持续发展，唯有如此，环境史这个学科才可能摆脱被各种极端化意识形态利用的可能，并且避免成为科学发展的枷锁，使整个学术界更有效率地服务于人类这一命运共同体。

四、结语

第十届欧洲环境史学会双年会和第五届东亚环境史协会双年会都昭示着环境史这一新兴领域已经成为史学研究的强劲增长点和重要创新阵地。在全球学者的努力之下，环境史的意涵不断扩大，从自然的变迁、人与自然的互动到人类环境观念的变化，乃至对于环境意象的想象等，都成为研究的对象;在史学研究方法上，环境史广泛吸取文化史、全球史及后殖民史学的技巧，使叙事的线索更为丰富。

与此同时，环境史也进一步推动了跨学科合作的发展。不管是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借鉴研究视角，还是与自然科学或工程学科合作，都成为环境史研究领域的常态。跨学科交流与合作，也为环境史本身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潜力与多样性。

除此之外，两次会议也体现出欧美学界和东亚学界的研究思路和问题意识确实很不相同。如亚洲作为世界殖民过程受害者，反而没有像欧洲学界一样关注早期近代的殖民浪潮对东亚环境的影响。除此之外，在跨学科领域，虽然双方都积极采用其他学科的研究工具，尤其是量化分析等科学技术手段，但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接纳程度却略有不同。欧洲学界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更加强烈，如文本分析、田野调查等文学和人类学方法的运用相对更为频繁。这说明双方在未来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如能进一步加强全球环境史学界的交流互动，必将大幅推进环境史学的整体发展。

环境史学研究本身具有极强的现实性。正如滨下武志教授与霍恩伯格教授所强调的：面对如今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环境史学者更需思考如何通過自己的研究，帮助人类更全面地理解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知识资源。这一任务不仅具有学术性，而且具有社会性，需要更多的学者加入进来。

责任编辑：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