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与理解：生态美学话语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

周品洁

2019年10月18—21日，由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和韩国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系联合主办的“对话与理解：生态美学话语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成功举办。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汶成教授和韩国成均馆大学琴钟铉教授共同主持了开幕式。来自美国、奥地利、韩国和中国两岸三地的5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生态美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环境美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建设”“东亚传统生态智慧与生态美学建构”等四个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择要综述如下。

一、生态美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这是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受到与会者最多的关注。它既包含从宏观层面讨论生态美学基本理论问题，又包含从微观层面将生态美学理论和具体艺术形态紧密结合的个案研究。

（一）宏观层面的生态美学话语研究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繁仁教授指出，中国生态美学的建设目标是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黑格尔的“美学之问”：中国有没有与艺术密切相关的美学及美学史？他认为，中国的“生生美学”就是对此问题的一种回应：其一，“生生美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反映了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生存方式;其二，“生生美学”的要旨是将“体贴生命之伟大处”作为审美的基本原则，这是一种东方特有的生命美学;其三，“生生美学”是一种道德理性之美，黑格爾认为中国古代美学与艺术缺乏理性，这是一种误解;其四，“生生美学”并不局限于理性逻辑的“写实”，而是指向中国特有的意境之美;其五，“生生美学”是一种无言之大美，以本体性、交融性区别于西方古代美学之实体性、区分性;其六，“生生美学”主要呈现于各种艺术形态及其理论中，与西方美学主要呈现于美学家的论著中有所区别。此外，中国前现代“生生美学”在后现代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与西方后现代美学产生更多的对话，这在某种程度上解开了黑格尔的“美学之问”。但曾繁仁教授同时也指出，“生生美学”是前现代的理论形态，缺乏系统性，需要对其进行创新性发展，这是新时代中国“生生美学”建设、发展的要求。

苏州大学鲁枢元教授从怀疑论美学的新视角，解读了曼纽什美学思想的解构性特点及其生态意蕴，他认为这对于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建设与发展或可起到补充作用。曼纽什怀疑论美学拒斥理性主义，而生态学恰恰也是一门颠覆性的学科，以“怀疑”的心态来破解人类旧习与成见;曼纽什怀疑论美学认为艺术最高使命在于人类生命的完善，而生态美学也致力于恢复人类自身天性的饱满充盈;曼纽什怀疑论美学认为艺术和科学是并行不悖的，这暴露了生态灾难背后唯科学主义的弊端;曼纽什将人类艺术活动比作一个复杂的“旋转的球体”，这是一种精神生态含义上的“生物圈”;曼纽什怀疑论美学还吸纳了老庄哲学中的怀疑论精神，这也为西方怀疑论美学与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交流互补作出了有益的铺垫。但鲁枢元教授同时指出，曼纽什的怀疑论美学也具有局限性，即没有跳脱“人类中心”的藩篱，其传统成见对于生态美学而言是大忌。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程相占教授从阿诺德·伯林特的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的关系出发，讨论了中国生态美学话语建设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生态美学话语的建设过程是一个与西方生态美学、环境美学进行交流而独立发展的过程，这回应了李泽厚先生对生态美学的批评，生态美学并不是对西方当代美学潮流的中国模仿。为了论证中国生态美学话语的独立建构过程，程相占教授按时间顺序考察了西方环境美学代表理论家伯林特在中国的活动：从1992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到2015年受邀在《求是》上发表文章，并在文章中肯定了中国生态美学的独特探索。20多年来，伯林特在中国的活动显示出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之间的实质性对话过程。针对西方学者对中国生态美学的质疑，中国学者也给出了有力回应，比如曾繁仁教授坚持走借鉴而非摹仿西方环境美学的研究道路来发展中国生态美学。程相占教授就伯林特所提出的审美忽视问题给予回应：生态美学的核心就是生态审美欣赏。总之，生态美学不等于环境美学，中国生态美学话语自有其独立的建构过程与扎实的学术努力。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胡友峰教授也围绕如何建设中国生态美学话语并凸显其独特性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体系，应从三个部分进行：首先是关于生态存在论美学。从理论溯源的层面来看，生态存在论美学应该吸收康德关于有机物目的论中的合理因素，即“有机物就是自己的目的”这一思想;从理论基础的层面而言，生态存在论美学真正的哲学基础是以“物质交换”概念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存在论。生态存在论为生态实践论中的生态救赎问题找到了出路。其次是关于生态实践论美学。生态实践论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培育公民的生态素养，生态智慧的核心理念应该深入每一个公民的意识中，如何实现生态救赎是生态实践论美学要解决的问题。再次是关于生态审美论。生态美学以美学问题为核心，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进行生态审美。生态审美论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从眼前小的生态实景的审美欣赏来体悟到大的生态整体之美，而这与中国意境理论能够形成某种互动。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哲学系马迪琳娜·迪亚科努教授探讨了大气生态美学（eco-aesthetics of the atmosphere）。迪亚科努教授先考察了现象学中的自然概念及其与自然科学和环境哲学中的自然概念之间的关系。之后，她批判性地讨论了现有的所谓大气现象学美学（phenomenological aesthetics of the so-called atmosphere），并对气象美学提出建议：我们需要超越日常体验和艺术去描述天气，需要肯定认知的积极作用，借助一个在场的、嵌入文化的主体展开行动，最终赋予全人类以生态责任。迪亚科努教授强调，她所采用的方法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欧洲哲学传统，旨在勾勒出一个一般的理论模型并得到普遍性的结论。她希望自己的方法能够与具有不同文化视野的学者所采用的方法达成一致，或至少有所交叉，以共同致力于建立一种生态友好且符合全球共同利益的大气美学理论。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祁海文教授梳理了曾繁仁教授对中国传统生态美学研究的历程。祁海文教授指出，曾繁仁教授对中国传统生态美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中国传统生态美学的理论性阐释，主要汲取了中国古代道家思想，《周易》中“天人合一”与“中和”论的哲学理念，以及《诗经》与国画中所蕴含的生态审美智慧等。第二阶段是对中国传统生态美学的定位，研究重点是：在中西比较中探讨中国传统生态美学的特征，突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区别，探讨中国传统生态美学的价值，解析中国传统生态美学的艺术呈现等。第三阶段是“生生美学”的提出，具体对“生生美学”的理论来源、基本内涵、价值意义及其与当代生态存在论美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证。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韩清玉教授讨论了宗白华美学中的“自然”范畴及其对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建构的重要意义。首先，宗白华“自然”范畴建构的独特之处在于注重对自然的直观体验，强调“自然的精神”，并且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在现代的延展。其次，宗白华文艺思想、文艺作品中的“自然”以一种“动”的特征体现，这是生命感的关键。宗白华针对艺术风格提出“初发芙蓉”的自然境界。再次，宗白华“自然”范畴对中国生态美学的当代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具体体现在：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宗白华著述中就有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其二，宗白华强调生命与人共成一体，自然能够以艺术的方式被审美主体同情地把握;其三，以“自然”为批评范畴展开对艺术作品的批评，能够增强生态美学的艺术阐释力。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袁鼎生教授讨论了他所研究的“美生”概念中的自由属性。袁鼎生教授指出，所谓“美生”，是指大自然的美态存在，而自由是“美生”的本质属性与本质要求。自然自足的自由属性将“美生”化为气性、气韵，与此同时，自由属性也成就了“美生”的精神、徽记，成为其特征、特质，最后聚集为“美生”的内涵、属性，使美生成为天然、整一的存在。

（二）微观层面的生态美学话语研究

从微观层面而言，当下生态美学研究还趋向于与具体艺术形态紧密结合，这体现出生态美学话语的新拓展。

台湾大学外文系林耀福教授通过分析爱伦·坡的诗学观，提出诗—美—责任是“人类世”中诗学走向生态诗学的路径。由于爱伦·坡强烈的反道德说教立场，文学批评家曾将其诗学观称为“蒙昧主义”（obscurantism）。但林耀福教授认为，尽管爱伦·坡在部分诗作中坚称“为诗而诗”（this poem written solely for the poems sake），詩之用不在追求真理乃在获取愉悦，但其诗学观并未彻底超脱于道德。首先，爱伦·坡在《创作哲学》和《阿恩海姆乐园》等著作中，均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human agency），强调人对自在世界（the world of self-so）的改造，这与爱默生和梭罗等人一再呼吁回归野性自然（wild wildness）形成鲜明对比。就当下处于危机中的人类世生态环境而言，野性自然只能是一种迷思，因为自在世界早已变成人为世界（the world of made-so）。其次，爱伦·坡的诗学不仅涵盖文学作品，还包括造型艺术、音乐、舞蹈乃至园林艺术，所有这些艺术创作都在诗情的指引和规约下追求美的新颖形式。而在“人类世”的地质年代中，在当代生态美学的语境下，这种诗情恰好可视作对人的能动性，尤其是滥用人类能动性的约束与警醒，有助于人类实现存在论意义上的“诗意栖居”。林耀福教授认为，由于东亚传统文化对诗歌的重视，爱伦·坡诗学观中的生态意味能够得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亚传统文化的深切认同。

台湾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梁一萍教授从生态伦理的角度解读了韩国作家韩江的小说《素食主义者》（The Vegetarian）。梁一萍教授重点关注的是“植物中心主义”（phytocentrism）。这一概念由迈克尔·马德创造，起源于希腊语，意为“植物”和“成长中的生命”。梁一萍教授的研究目的在于打破人类与植物之间的界限，并探索人类意识绿色化之潜力的植物根源。

济南大学文学院刘艳芬教授解读了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中的生态审美意象。她认为，小说所创造的“着衣冠的直立兽”等审美意象，颠覆了一般的常规指向，成为一种带有生态批评意味的新意象。这些意象也成为读者反思生态现象、关注生态问题的窗口。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龚浩敏副教授解读了中国生态艺术的一种特殊的美学表达——“诡异生态美学”。他指出，“诡异生态美学”不以传统的美的事物为审美对象;相反，它以人们觉得不可能是美的事物为审美对象。比如一些当代生态艺术作品如《垃圾围城》《塑料王国》《人造风景》等，在“不可能”处生发出某种美感，为欣赏者带来特殊的审美愉悦。这种在当代生态艺术中所体现的美学追求，对我们构建生态美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理论与批评系刘心恬副教授以尹秀珍的生态艺术创作为例，讨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人文关怀与话语建构问题。刘心恬指出，尹秀珍艺术作品传递出一种生态审美意识，将环境之丑融入生态之美，不仅批判了生态失衡现象，还试图通过公众参与公共艺术活动的途径来唤醒公众的生态意识。尹秀珍的生态艺术创作与中国生态美学的话语建构几乎同时起步，且与中国的生态美学理论不谋而合，皆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出发，试图推广生态友好型的人类生存方式。

（三）生态美学话语研究的地域拓展

中国以往的生态美学研究更多地关注中国、美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的理论，而本次研讨会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生态美学研究也被中国学者翻译引介，这种生态美学话语研究的地域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江西师范大学赵靓教授从程抱一结构主义生态诗学的视角，讨论了当代法国生态诗学的要义。赵靓教授指出，法国生态诗学有着自身的传统，比如强调文本阅读、世界主义、自然、表现等概念，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中隐含着生态诗学。列维-斯特劳斯和赛尔的作品体现出文学风格的样貌，适合提炼一种初步的生态诗学。近年来，法国生态诗学更关注“自然”“生态学”“场所”等概念，生态批评更关注“去人类中心化”“文化差异”等问题，以此来回应今日的环境危机。赵靓认为，程抱一在结构主义诗学中催生了中国生态诗学的萌芽，而其结构主义诗学蕴含的中国生态智慧，正是强调伦理性与差异性的当代法国生态诗学发展的要义。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学院王茜教授借助法国思想家列维纳斯的“面容”概念，讨论了生态美学的伦理维度。王茜教授认为，列维纳斯“面容”的概念意味着以可视性的“面对面”的方式与主体相遇，这种相遇向主体呈现了一个无法被同一化的绝对他者及其所生出的无限性，主体对于这样的他者负有伦理责任。列维纳斯“面容”的概念给予我们启发，即将其作为思考人与自然事物关系的美学切入点。对于生态美学而言，自然事物的“面容”并非意味着以文化同化自然，更重要的是在面对“面容”时发生的那种不能被任何惯常化审美经验所覆盖、充满了陌异感与模糊性的体验，它们作为一种“症候”传递了自然所指涉的无限。人类面对这样一种无限，能够采取的恰当方式就是对自然事物承担起生态伦理责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琦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意大利生态美学的古典渊源：其一，古典意大利美学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中孕育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萌芽;其二，意大利生态美学与古典自然美学密不可分，古希腊、古罗马美学并没有刻意区分自然美与艺术美;其三，意大利文化受天主教影响深远，而天主教的部分教义体现出某些生态美学的思想端倪。

外交学院的孟夏韵讨论了西班牙语生态美学的理论特色与独特贡献。她搜寻了西班牙、拉美各国及欧美国家的西班牙语生态批评文献，总结出西班牙语生态美学基本的理论观点，即主张以审美的态度重建整个人类环境，并在环境、社会关系和人的主体性三个领域建立生态联结关系，构建人类的美好生活。

二、环境美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刘蓓教授从人与地方关系的视角，围绕“地方”与“非地方”的概念，并结合环境史、文化史、环境美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论述了元代文人赵孟頫的山水画《鹊华秋色图》的创作初衷以及不同鉴赏者的评价和欣赏方式，同时还解读了对这幅山水名画的不同接受行为中体现出的自然环境审美态度差异。从创作者和历代文人收藏者的评价来看，此画满足了欣赏者对无法回归的故土的文化想象，使其以“不在场”的方式实现了“地方投入”的愿望;而乾隆皇帝对此画的处理方式，则体现出一种财产占有式的非审美态度。对一幅古代山水画的不同欣赏方式，典型地反映了个人依附、社会关系和自然环境特征等因素对地方意识的塑造。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部张聪讨论了谢弗的自然主义声音理论及其现象学方法，这是关于声音环境审美的新研究成果。她认为，谢弗上承麦克卢汉，以批判视觉霸权、理性主义为出发点，重视完型整体、重视主体知觉活动的主导思想，将经济环境、主导技术、政治条件等视为决定特定社会中主体感知水平的重要条件，并借助生态学系统和生物学内涵发明术语框架，最终构建出理想的格式塔理论模型。无论是音乐创作中对于大自然声音的运用，还是文学批评中对歌德、哈代以及维吉尔等作家笔下乡村声音景观的分析，谢弗始终关注寂静的、高保真的自然声音景观，力求通过最生动、本真、原初的听觉经验，追溯人类存在的多重含义。这种指向现象学立场的研究方法，雖然有着保守、神秘的色彩，但却为当代声音环境、声音景观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范式。

台北市立大学历史与地理学系徐荣崇教授阐发了关于环境素养培育和环境审美教育的意见。徐荣崇教授指出，在现代社会急剧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孩子缺少与自然环境接触的机会，对自然太过陌生，对自然的关心情怀太过淡薄。徐荣崇教授以台北市“小乌龟水力电厂水资源自主学习活动设计”为案例，探讨了此类问题的解决思路：在教师主体的教学方式上，应该采用具有审美因素、实践因素的情境模式教学法;在少年儿童的认知层面上，应该推动其认知能力从感官记录、短期记忆、知识复述等低级层面，向生活中环境素养的真正养成这样的高级层面过渡。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该促使“自然”的概念在教育实践中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单边走向互动、从名词走向动词，以此将环境知识转化为意义、理解、智慧、价值。少年儿童环境素养的养成，需要科学、哲学、美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共同努力。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尹航副教授介绍并讨论了纳塔莉·勃朗的环境美学思想与法国环境美学的样貌。她指出，法国当前的环境美学研究多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致力于揭示人类与城市环境的感觉关系，从而走出一条不同于英美环境美学研究的治学之路。这一特点典型地体现在法国学者纳塔莉·勃朗的环境美学思想中。在法国的环境美学中，理想的城市环境是一种勃勃生机的生活环境和处于动态之中的感性环境，是大众参与、各尽其责、共同分享与建构的生活环境与公共空间，在政府机构、科学家、协会、艺术家和居民多主体、多因素的共通协商过程中不断营建、生成并更新。勃朗始终采取自下而上的平民视角，来展开对城市环境与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诸多思考，其环境美学思想从“浸入生活”“持续生成”“融于大众”“引向政治”四个方面映射出法国环境美学的整体样貌。

三、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建设

国际美学协会前任主席、美国马克特大学哲学系柯提斯·卡特教授从艺术与休闲生态学（ecology of leisure）的角度，讨论了人类活动对自然世界与人类文明的影响。卡特教授指出，哲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都倾向于探讨自然问题和生态问题。从哲学角度而言，黑格尔承认自然与人类意识、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并认为自然参与了理念的不断发展，他将艺术视作一种理解自然的方式;从科学角度而言，科学家们认为以科学为基础来理解自然的特性，是解决当代人类文明中生态问题的关键所在，比如科学家埃斯科巴关于技术自然（techno-nature）的理论——基于生态实践上的新技术，能为我们带来新的意义和新的参照;从艺术角度而言，当代艺术家、艺术机构在创作、评价作品时，更加关注作品所产生的生态影响及其解决的生态问题。卡特教授从两个方面特别强调了作为休闲生态学的艺术对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一是关注艺术展览活动的举办和艺术展览场所的维护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二是关注艺术作品对提高人们欣赏自然环境、认识生态问题等能力的功用。卡特教授还提出，我们应该将艺术与生态研究相结合，把艺术作为一种休闲生态学来解决目前的环境问题，从而为人类文明谋求福祉。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赵奎英教授阐发了生态语言学对生态美学研究的启示，及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意义。她认为，首先，“生态话语批评”运动可以促进生态美学的生态话语批评和生态话语建构。生态美学的话语批评不仅能对生态文学话语进行批评分析，也能对生态美学研究自身所使用的话语进行“元批评”。其次，生态语言学启发研究者要重新认识生态美学研究的“跨学科”与“超学科”性。我们应意识到，生态研究本身具有超学科性，需从生活世界的复杂问题出发，要求不同学科以及学科内外各行业人士的合作，生态美学研究不是“为学科”而做研究，而是“为问题”做研究。再次，生态语言学可以启发生态美学加强“行动参与”研究与“转换知识”生产。新时代的生态美学研究应参与到中国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建设中。赵奎英教授指出，生态文明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联不仅是由当今高度语言化、符号化的时代语境促成的，也不仅是由语言问题与生态问题的内在关联决定的，而且也是由人类文明本身的语言、符号根基决定的。在加强转换知识的生产方面，我们需要生态美学的超学科性来进一步解放生态美学研究思想。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东篱副教授讨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及其为研究者们所带来的美学启示。她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挖掘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出发，分析、解释当代全球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可以概括为生态危机论、自然主体论、生态革命论、生态价值论、生态规律论五个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对美学问题的思考，但却在当代生态危机背景下为审美危机、审美理想、审美革命、审美规律等问题的讨论提供了诸多启示，同时也对人类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刘丹丹从生态女性主义视域出发，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她指出，生态女性主义将人与自然视为有机整体，并关注传统二元论中的弱势群体，如有色人种、下层阶级、非西方国家等。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对生态文明的建设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显现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关系;另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呼应了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种“双共同体”对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启示意义。

四、东亚传统生态智慧与生态美学建构

韩国成均馆大学辛正根教授从儒学孝道的文化背景出发，挖掘传统东亚孝道中的生命意识，阐释了21世纪儒学孝道中的生态智慧。通过提出关于生命与死亡的终极问题，考察“孝”的语源含义，讨论孝道与永生的关联，辛正根教授得出结论：在一神论文化中，人们通过“创造—真义—契约—审判—永生”的路径获得永生;而在东亚文化中，人们通过“形成—生命—参与—自然—永生”的路径获得永生。也就是说，东亚社会并不相信单一神所审判的永生，而是依靠孝道精神来解决文化中的永生问题。东亚孝道文化促使人们通过善事父母、祭祀、共感等方式来获得永生契机。辛正根教授认为，21世纪研究者们还可以从宇宙家族（cosmic family）的层面对东亚孝道予以新的阐释。宇宙家族的内涵包括：所有事物都连接成一个生命体，自然与人类辩证地统合在“万物一体”的状态。由此而言，孝道在沟通已逝先祖和后代子孙、个体和他者的过程中，也可以紧密地联结人和自然、人和宇宙的关系。

韩国加图立关东大学郑锡道教授对老子哲学的概念、逻辑进行了生态学视角的阐发。其一，老子的哲学思维和统治论逻辑都是生态性的。构成老子哲学的主要概念是隐喻性概念，隐喻性概念本质上就是生态性概念，而“道”的概念具备更为具体的生态含义。此外，老子无为自然的统治论逻辑能够归结为生态价值的扩散。其二，老子的生态哲学思维从统治论出发，最终能够达到美学的境界。老子生态统治论的理想境界是“小国寡民”，这是由生态循环和淳朴风俗构成的社会空间，符合人的本真自然。因此，这种社会空间的终极价值并非在于文化的实用性，而在于生态之“美”。郑锡道教授将这种在事物生态性中所生发出的美的思想称为“原木美学”，这是一种重视事物生态完整性的美学，是生态美学另一个名称。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孙书文教授阐发了中国传统仁爱思想中的生态智慧。孙书文教授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仁爱思想的第一义在于爱自己的家人，第二义在于爱与自己没有血亲关系的人，第三义在于爱天地万物，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通过分析北宋理学家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以及《逸周书》《周礼》中关于“斧斤以时入山林”的记载等，孙书文教授阐发了中国传统仁爱思想中的生态意蕴，并指出传统仁爱思想强调自发的恻隐之心、真情实感，而区别于西方文化中的博爱，这种观照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最终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韩国成均馆大学琴钟铉教授阐发了李渔《闲情偶记》中表现的实用性生态美学思想。首先，琴钟铉教授汲取了曾繁仁教授的生态美学思想，关注兴起于后现代语境的生态美学对现代性的批判，同時他从《闲情偶寄》的写作理路着眼，讨论了李渔身上的现代性特征以及文章体现的后现代性色彩。其次，琴钟铉教授解析了《闲情偶寄》中具体体现的生态审美意蕴，认为其内容可以为当下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的处理提供思想资源。最后，琴钟铉教授得出结论：生态美学如果能为韩国社会的现代性提供一些反省问题的契机和解决问题的出路，那么生态美学理论就可以说获得了很大成功;但他同时认为，目前现代性主导下的现实世界并不能被完全否定。我们可以通过借鉴李渔寻求生活幸福感的方式，来促进生态美学实用性功能的延展。

韩国成均馆大学李容润教授对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所提出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内容，进行了生态美学角度的解读。李容洞教授认为，“八条目”的内容设定和逻辑演进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生态意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将伦理道德和宇宙天地联结起来，伦理学和宇宙学对于社会结构有着共同的理解，甚至渗透于人们的日常审美生活中。从美学的角度而言，以“人伦日用”为基本内容的儒家思想，可以通过情感、交融、关系、积极意义等要素得以实现，沟通天与人。我们应该主动汲取儒家思想中天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理念，并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最大限度地提高地球上每个生命的福祉。

江苏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常如瑜教授探讨了苏轼祝文中的生态审美意蕴。常如瑜教授指出，苏轼所写的祝文，也即祭祀群神的文辞，其内容多是祈求神明造福百姓，如祈雨、祈雪、祈晴、祭神等，旨在祈求社会生态的平衡，包括风调雨顺、土地丰收、政通人和、生活富足等方面。这些祝文表明，在中国古代观念中，神主要维系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二者和谐相处。由此而言，苏轼的祝文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人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想象模式，其中饱含着古人对自然的深情，体现出深厚的生态审美智慧。另外，苏轼的祝文也试图将古人对生命未知力量的敬畏转化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

韩国成均馆大学朴贤淑研究员探讨了《庄子》“齐物论”中的生态美学思想。她认为，就自然领域而言，“天地大美”的概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审美意蕴，这主要体现在“游”的自然审美方式与“天籁”的自然声音境界中。具体而言，在《庄子》中，主体能够通过“游”的方式把握天地之大美，以此获得身体之自由与心灵之解放;同时，审美主体通过“游”还能够领悟“天地大美”中所蕴含的自然之道，由此把握自然之道所呈现出的“天籁”之音。就社会领域而言，“万物齐同”观也饱含生态审美意蕴，这主要体现在和谐共存的“并生”观与生死循环的“化”论中。所谓“并生”，是指平等地统合了自然的一切存在，也包括所有社会成员;所谓“化”论，是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待死亡，即万物生命总归为一，并以不同形态在世上永远循环，这是一种具有生态意味的生死观。

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王玉姝从生态审美观的视角分析了柳宗元的山水文学。她指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与山水诗呈现出清幽寂静的禅境，在美好的自然环境中，创作主体通过自然环境抒发其内心的安适恬淡，体现出主客融为一体的自然美境，显现出独特的生态审美意蕴。

五、结语

曾繁仁教授在大会闭幕式中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本次会议的概况与收获。

曾繁仁教授指出，生态美学话语建设已经成为当前的学术热點与紧迫课题，为此，对话与理解已经成为推动话语建设的必要前提与途径。一方面，这是由于生态美学话语自身的极端重要性使然。话语不仅是权力，而且是一种精神的生产。生态美学话语能够生产出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具有生态审美意识的一代新人。另一方面，话语建设也是生态美学多元化的紧迫需要。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方生态美学的崛起，强烈要求、期盼并相信东方生态美学话语能够逐步得到国际学术界同情的理解与逐步的接受。

曾繁仁教授还指出，本次会议取得如下收获：第一，通过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积极参与，凸显出生态美学话语多样的、具有代表性的形态。第二，本次会议是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系两个学术单位10年来又一次成功的合作，会议新颖的组成方式也是一种理解与对话的体现。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系教授与博士生深入细致地解读东方古籍中的生态美学意蕴，与中国同行相对宏观的解读方式有一定区别，值得我们学习。第三，本次会议将生态美学与具体艺术形态紧密结合，体现了生态美学话语的新拓展。第四，生态美学话语研究实现了地域拓展，由关注中国、美国、德国、韩国等国拓展至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第五，本次会议体现了包括博士生在内的青年学者的学术活跃度，显示了生态美学研究的美好前景。

责任编辑：王俊暐 徐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