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异物与“怪物”

[摘 要]中国古代的《山海经》、“异物志”中存有大量怪异的物种或事件，这些内容因难以置信、不符合常理、悖于现实，其史料价值大打折扣。但时代、环境在不断变换，物种种类、数量物换星移，异物的奇幻、难以置信本身并不构成否定其真实性的理由，诸如“巴蛇吞象”等不符合常理之事已经被证明可能存在。而且在异物的书写中，绝大多数异物的形貌是通过类比的方式展现的，这种书写方式有其缺陷，使得古代的异物存在被“制造”的一面。

[关键词]异物志;异物书写;《山海经》;环境史

古代的异物一般指异域异物，不仅涉及动植物、物品，还包括异域文化、风俗等。异域异物是一个相对概念，所谓“异”是通过与讲述者所处的自然、社会、文化系统进行对比来凸显的，这种对比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异物多数情况充满奇幻色彩，其不真实感、荒诞感使得现代学者非常困惑，因为充满奇幻色彩的异物很难被认定为曾经真实存在过，相关史料的真实性也就备受质疑。而异物的真伪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很难否认古代的异物存在想象、荒诞的成分，但异物之所以变成“怪物”同样有迹可循。

中国古代关注异物的书籍文献并不少见，以“异物”命名者亦不在少数。当代学者利用这些文本已经做了一些研究，特别是在中外交流研究领域，近年石云涛的《汉代外来文明研究》①、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②等鸿篇巨著，对外来动物、植物、毛皮、食物、医药、纺织品、宝石、宗教器物、书籍等作了深入挖掘，将相关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这些著作虽然对外来物品作了细致剖析，但这些物品均被置于中外交流的叙事框架下。目前中国本土的异物研究只有一些零散的成果，有的以“异物志”为研究中心，如《从〈异物志〉看汉代岭南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利用》③、《汉唐间已佚〈异物志〉考述》④等;有的以异物为研究中心，如《六朝檳榔嚼食习俗的传播：从“异物”到“吴俗”》⑤等。这些现有成果对异物真伪这个问题基本没有作针对性的深入考察。

一、认识古代的异物

秦朝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统一的中央帝制王朝，全国趋于一统，但国家虽然统一，文化核心区的民众对于非核心区域的经济文化认识却非常有限，特别是在文化边缘地带，这种情形在历史上一直延续。面对神秘的南方、东北、西北等区域，中国人试图不断认识这些陌生的地方，各种对这些地区异物描述的书籍相继出现，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达到顶峰。在《隋书》中，仅以异物命名的“异物志”就有杨孚的《异物志》《交州异物志》、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朱应的《扶南异物志》、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等。《新唐书》所列书名中以“异物”命名的则有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杨孚的《交州异物志》、陈祈畅的《异物志》、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朱应的《扶南异物志》《凉州异物志》、房千里的《南方异物志》、孟琯的《岭南异物志》等。而没有以“异物”命名的很多书籍，其内容也会涉及异地物产、风情等，如《隋书》中所列《南越志》《华阳国志》《诸蕃风俗记》等，《新唐书》所列《桂林风土记》《诸蕃记》《云南记》和刘恂的《岭表录异》等①。当然，古代较早叙述异物的著作当首推《山海经》。

《山海经》一书，学者历来对其认识多不相同，范丽慧在其论文中作过归纳，大致可分为地理“方物志”说、小说说、巫觋之说、神话说、图腾说等几种。其中，除第一种外，其他学说都没有将《山海经》视为可靠的资料。而在笔者看来，《山海经》实际上也是对异地的一种描述，有些时候甚至只是对异域的想象，因为《山海经》中涉及的范围太过广泛，并非当时人在当时条件下可以亲历。如其中的山经，“南经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万六千三百八十里”②;“西经之山，凡七十七山，一万七千五百一十七里”③;“北经之山志，凡八十七山，二万三千二百三十里”④;“东山经之山志，凡四十六山，万八千八百六十里”⑤;“中经之山志，大凡百九十七山，二万一千三百七十一里”⑥。按照秦汉时期的度量衡，当时1尺至少有23厘米，1步大约6尺，1里300步⑦。如此折合，秦汉时期的1里至少相当于现在的414米，比如今的1里（500米）略小。但即便如此，《山海经》中的上述里数仍然惊人。将上述山经中的里数换算成今天的距离，其分别为：南山经约13562里，西山经约14504里，北山经约19234里，东山经约15616里，中山经约17695里。要知道，以中国海南省为起点，一直向北延伸穿过俄罗斯，到达北冰洋，其直线距离都不超过13000里。《山海经》中上述山经的范围都超过了这一数值，何况还不包括海外经，可见《山海经》中涉及的地域已经远远超乎想象，这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基本上是无法做到的。故而《山海经》中对山海的各种描述，多数应当并非书写者的亲身经历，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得到这些信息，甚至掺杂了非常多想象的成分。如此，对于书写者而言，《山海经》中的世界也并非其熟悉的世界，而是他者给书写者描述的世界，或者是当时人想象的、夸大的世界，多属于异世界。

《山海经》中的“异物”“怪物”很多，有奇山异水以及奇异的动植物等等，而之所以读者会感觉到“异”“怪”，主要是因为书中对这些事物的面貌有着详实的描述，而这些描述所展示的“物”大多却与世人熟知的“物”不一样。如《西山经》载：“（太华之山）有蛇焉，名曰肥，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⑧本来应当是蛇，却有六足四翼（见图1），显然非同寻常。又如《西山经》载：“（钱来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羊而马尾，名曰羬羊，其脂可以已腊。”①钱来之山的羬羊是大致如羊，尾巴却像马（见图2）。又如《西山经》中的松果之山有一种鸟，名螐渠，“其状如山鸡，黑身赤足”②。类似的还有：“（符禺之山）其兽多葱聋，其状如羊而赤鬣”（见图3）;“（英山）禺水出焉，北流注于招水，其中多（鱼丰）鱼，其状如鳖，其音如羊”（见图4）;“（竹山）有兽焉，其状如豚而白毛，大如筓而黑端，名曰豪彘”（见图5）③;等等。这些鸟兽鱼在袁珂校注的《山海经》中大多有图片。

异物或“怪物”同样充斥于后世的异物志中。如杨孚《异物志》载：鼯“大如猿，肉翼若蝙蝠”④。鼯如猿猴一样大，却长着肉翼;鹿鱼“头上有两角如鹿”，鹿鱼是长着角的鱼⑤。又如《临海水土异物志》载：鲼鱼“如圆盘，口在腹下，尾端有毒”⑥。鲼鱼形状如圆盘，口在腹下;镊鱼“长七寸，头如镊”⑦;土奴鱼“头如虎，有刺螫人”⑧。再如《岭表录异》载：越王鸟“曲颈长足，头有黄冠如杯。用贮水，互相饮食众鸟雏。取其冠，坚致可为酒杯”⑨;犀牛“岭表所产犀牛，大约似牛而猪头，脚似象，蹄有三甲，首有二角”⑩;鸡子鱼“口有嘴如鸡，肉翅，无鳞，尾尖而长。有风涛，即乘风飞于海上船梢，类鲐鯣鱼”{11};鳄鱼“其身土黄色，有四足，修尾，形状如鼍，而举止趫疾，口森锯齿，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惧此物”{12}。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无需赘述。

对于这些异物或“怪物”，以往多以“荒诞”论之，史家对其真实性多持怀疑甚至是否定态度，对《山海经》更是如此。《山海经》的内容因为奇怪，曾被司马迁列为“不敢言”之类。而司马迁所谓的“怪”，大致就是指其中的奇山异水、异兽等。《山海经》中的记述较之后世的“异物志”确实更为奇异，但其内容涉及的时代同样更为久远。对于后世古人或者现代人而言，《山海经》及“异物志”中的内容确实荒诞，难以置信，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其存在真实的一面，我们无法或者很难相信不代表就不存在。如《岭表录异》载：

跳鯅，乃海味之小鱼鯅也。以盐藏鯅鱼儿一斤，不啻千筒生擘，点醋下酒，甚有美味。余遂问名跳之义，则曰：捕此者，仲春于高处卓望，鱼儿来如阵云，阔二三百步，厚亦相似者。既见，报鱼师，遂桨船争前而迎之，船冲鱼阵。不施罟网，但鱼儿自惊，跳入船，逡巡而满，以此为鯅，故名之跳。又云，船去之时，不可当鱼阵之中，恐鱼多，压沉故也。即可以知其多矣。①

跳鯅是生活在海里的一种鱼，捕捉时以船冲击鱼阵，鱼儿受到惊吓，则跳入船中，逡巡船就可装满;且船离开之时不可再冲撞鱼阵，否则跳入船内的鱼过多，很可能沉没。捕鱼竟然鱼多到能压沉船只，后世人很难相信这样的记载。傅修延的《江西生态读本》曾讲述自己在当代的亲身经历，在数十年前的赣鄱水域，“夏天刮南风的晚上，（朱港）农场某处会有大量甲鱼爬上岸来，多到要用麻袋来装”，鱼类资源也很丰富。该书《后记》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朱港里面有条内河叫八步港，我曾经在里面开过一段时期机帆船，那里的鱼多到每撒一网必有收获，有一次一条打鱼的小船居然因为捕捞的鲢鱼太多而快要沉没，而我刚好开着机帆船从旁经过，于是那一大堆鱼便转移到我的船上来运回场部。八步港里还有大鱼，有种吃鱼的鳡鱼可以长到100多斤。一次被赶入浅水处的一条大鳡鱼一甩尾巴，打伤了奋不顾身扑上去抓它的一名服刑人员。我的小伙伴们喜欢在午休时用饭粒钓在船边游来游去的小鱼，差不多一两秒钟就有一条上钩，一个中午钓上的鱼可以装满一个大脚盆。②

由于生活的时代不同，傅修延当初的这种经历在当代年轻人看来或许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因为如今的鄱阳湖或者赣江，这样类似的情形基本已经不存在。没有生活在这样的场景中，是无法想象打鱼的时候鱼多到压沉渔船的场景，也很难见到一甩尾能将人打伤的鱼。笔者在此并非试图证明《岭表录异》有关“跳鯅”的记载完全真实，只是《岭表录异》这一记载与傅修延几十年前在赣鄱水域的经历有类似之处，后人无法相信几十年前赣鄱地区捕鱼竟然鱼多到能压沉船只，后世人同样很难相信古代岭南海域中曾经存在跳鯅，其数量之多也能将渔船压沉。但傅修延的经历是事实，《岭表录异》中的事件却被视作怪异。若如今犀牛、啄木鸟、蟒蛇等类动物灭绝，古代《异物志》中的异物找不到对应之物，这些《异物志》中的内容很可能只会被当作故事传说。

目前，《山海经》及“异物志”中的一些内容已经被证实。如巴蛇吞象以往只被认为是一种夸张的想象，是对蛇图腾的崇拜，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如此巨蛇，但事实上，这样的巨蛇并非一定不存在。蓝勇的《“巴蛇吞象”新解》一文对这一问题已经作了详细的梳理，证明“巴蛇吞象”在历史上完全可能发生，绝非耸人听闻③。后世异物志，如《岭表录异》中的蚺蛇、犀牛、鳄鱼、乌贼鱼等物种在今日均可对应，其真实可靠的一面不言而喻。对于其他目前无法证实、无法对应的物种、事件，不可否认其中有以讹传讹或者想象的成分，但这些内容仍然不可简单否定，这些我们仍然无法理解的奇事、“怪物”，很多或许并非虚构，而是有其因由。

二、被“制造”的“怪物”

《山海经》和古代“异物志”中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动植物，这在前文已经提到并列举了不少例子。这些“怪物”可能原本并不怪，而是被异物书写方式造就。由于“异物志”中鸟兽鱼类内容较多，本文就以鸟兽鱼作为关注点，剖析异物的书写方式，考察“怪物”是如何被“制造”的。

《山海经》中的“怪物”非常多，也颇为离奇，而其中对鸟兽鱼的外貌描述方式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描述其形体大小、颜色等等。在描述中，一般都会关注“物”身体部位的数个方面，且互相结合，可勾勒出其大致的面貌。这类描述方式在《山海经》中并不算多，却也存在。如《海外西经》载：“灭蒙鸟在结匈国北，为鸟青，赤尾。”①对灭蒙鸟的记载，就是描述了其身体和尾巴的颜色，而青色身体、赤色尾巴的鸟应当也算不上“怪”。但这种描述中，也有“怪”物的存在。如《西山经》载：“（太华之山）有蛇焉，名曰肥，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②另一种是借助其他类似的生物，通过类比的方式来描述对象物。如上文提到的羬羊，就是通过羊和马两种动物的类比组合，以完成对其样貌外表的描述;螐渠则是通过类比山鸡，来展现其样貌外表;而葱聋是类比羊，鯅鱼是类比鳖和羊，豪彘是類比豚。《山海经》书写鸟兽鱼等动物形貌时，大多采用这种方式，如《南山经》就是如此，如表1所示。

通过表格可知，《南山经》对22种鸟兽鱼的形貌作了描述说明，而这些描述无一例外都是通过与其他物种类比来完成。在《山海经》的其他部分，这种描述方式同样占绝对主导。

这种书写方式在后世异物志中也大量存在，如杨孚的《异物志》中对鸟兽鱼外貌有较清晰详细描述者达18种。有直接描述其形体、大小、颜色等者，如狖猨类“露鼻，长四五尺”①，猓然乃“猿狖之类，居树，色青赤有文”②，豻“猿属，头形正方，发长尺余，皆苍色”③，鬰林大猪“一蹄有四五甲，多膏”④，鼍风鱼“皮黑如漆”⑤。直接描述对象形体、大小、颜色等，在这里是作为异物的一种描述方式而存在，但这种书写方式也经常用于描述熟悉的对象上。比如在描述家禽的时候，也可以描述其颜色和大小。而其他14种都涉及另外一种异物的书写方式，即通过类比的方法，用其他为书写者或受众所熟悉的对象作为参照物对异物进行描述。如鹧鸪“形似雌鸡”⑥，就是用类比雌鸡的方式来描述鹧鸪的外貌;麡狼“形似鹿而角触前向”⑦，亦是通过比较其与鹿的异同来描述其形体外表;鼠母“头脚似鼠，毛苍口锐，大如水牛，而畏狗”⑧，是与老鼠作了比较，突出鼠母的形体特点;等等。描述异物确实经常用这种书写方式，因为在描述熟悉对象的外貌时，根本没有必要用另外的相似物进行参考。熟悉的“物”在我们脑中已经有了直观的外貌轮廓，通过对其大小、颜色进行描述，就可以充实被描述对象的形貌，用相似物进行类比实在容易弄巧成拙。反倒是异物需要这种书写方式，因为异物在书写者或受众脑中根本没有之前已经存在的轮廓，对其外貌进行书写就需要调用书写者或者受众所熟悉的相似物进行类比，使得异物的外貌能够更容易地勾勒和理解。为了行文的方便，暂且将这种异物的书写方式称为“异物书写式”。

从数量上看，“异物书写式”在《异物志》鸟兽鱼的外貌描述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这种书写方式也有其问题，这主要来自于描述对象与用于类比的已知熟悉“物”之间到底有多少相似度。在古代社会，人们出行远游的机会并不多，虽然在古代良好的生态环境中，人们活动区域周围的动植物群并不贫乏，但在面对大量陌生的异物时，想要找到匹配陌生异物的熟悉“物”大概并不容易。这就导致“异物书写式”描述的对象与真实的对象之间差距可能非常大，甚至由“异物书写式”描述的对象已经变得不伦不类。如果完全按照这种书写方式进行对象的外貌还原，可能的结果是会造出另外一种“物种”。如麡狼可能就是鹿身、狼头、狼爪组合的动物，鹿鱼则是头上长着鹿角的鱼。

不过，《山海经》与东汉杨孚《异物志》对异物的书写方式是否具有一般性，还需更多的证据。如此，可以再结合三国时期的《临海水土异物志》和唐朝的《岭表录异》，看看它们对鸟兽鱼又是如何书写的。

《临海水土异物志》是三国时期吴丹阳太守沈莹所著，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有著录，其内容包括临海地区的民族、风俗和物产。此书在宋代之前已经散佚，但今人又有辑录。

《临海异物志》中对鸟兽鱼形貌有较为详细描述者有65种，其书写方式实际上与《山海经》《异物志》是一样的，同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描述对象的形态、大小、颜色、气味等等。如井鱼“头有两角”①，吹沙鱼“长三寸，背上有刺，犯之螫人”②，阳遂足“背青黑，腹下正白，有五足，长短大小皆等，不知头尾所在”③，陵龙“黄身四足。形短尾长，有鳞无角”④，世乐鸟“五色成文，丹喙赤头，头上有冠”⑤，石首鱼“有石在头。莹白如玉，可植酒筹”⑥。这6种鸟兽鱼都是用这种方式书写，而剩余的59种都涉及另一类“异物书写式”，即通过类比其他“物”，来描述对象的形貌。如鹿鱼“长二尺余，有角，腹下有脚如人足”⑦，海狶“豕头，身长九尺”⑧，鲼鱼“如圆盘，口在腹下，尾端有毒”⑨，蝦蟆鱼“色如鸢鱼。头似蝦蟆，尾又似鸢”⑩，琵琶鱼“无鳞，形如琵琶”{11}，等等。如果真按照文本还原这些用“异物书写式”描述的动物，鹿鱼就变成了鱼身、人足的有角鱼，海狶变成长着猪头的海洋动物，鲼鱼就成了一个下面开口、拖着小尾巴的圆盘，蝦蟆鱼成了拥有蛤蟆头、鸢尾、颜色如鸢鱼的鱼，琵琶鱼可能就是没有弦却长着眼睛嘴巴的琵琶了，这些物品若照此画出来实在是千奇百怪。

唐朝刘恂所撰《岭表录异》，主要是介绍岭南的奇风异俗、物产，所涉及的内容广泛。其原书早已散佚，但以各种形式保存在其他著作中，到了明朝修《永乐大典》时，其中保存有《岭表录异》124条内容;清朝修《四库全书》时，将这些内容从《永乐大典》中一一辑出，编纂成册。

《岭表录异》着重描述了岭南地区独特的风俗习惯，涉及动物的时候也多关注其独特的行为，以及其与当地风俗习惯之间的联系，但同样有涉及鸟兽鱼形貌描述者24条，其书写方式同样是两种：一种是直接描述其形状、大小、颜色等，如红飞鼠“背腹有深毛茸茸，惟肉翼浅黑色”{12}，黄腊鱼“头嘴长而鳞皆金色”{13}，石矩“身小而足长”{14}，金蛇“其蛇粗如大指，长一尺许，鳞甲上有金银”{15}，金龟子“大小如指甲，飞时即不类”{16}。这5种鸟兽鱼大体上都是直接描述其外貌形态，剩余的19条则都涉及另一种“异物书写式”。如越王鸟“曲颈长足，头有黄冠如杯”{17}，犀牛“岭表所产犀牛，大约似牛而猪头，脚似象，蹄有三甲，首有二角”{18}，鸡子鱼“口有嘴如鸡，肉翅，无鳞，尾尖而长”{19}，等等。越王鸟冠的形状是用杯子进行类比，若按文本还原则是顶着杯子状的冠、曲颈长足的鸟。犀牛用了牛、猪和象作类比，被描述成猪头、牛身、象足的动物，若真是照此作画，和现实中的犀牛有着不小的差距。鸡子鱼用了鸡进行类比，变成了鸡嘴、鱼身，并且有翅膀的鱼，着实也很奇怪。

综而观之，《山海经》《异物志》《临海水土异物志》《岭表录异》对异域鸟兽鱼形貌的描述，其书写方式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描述对象的形态、大小、颜色、气味等，另一类是用较为熟悉的其他“物”进行类比，对异物加以描述，即“异物书写式”。在这两种书写方式中，“异物书写式”从秦汉一直到唐朝，在异地或异域鸟兽鱼的外貌描述中都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但由于“异物书写式”本身的缺陷，若完全按其文本还原书写对象的原貌，往往并不符合描述对象外貌的真实，甚至可能造出另外一种奇怪的物种。但是循着“异物书写式”这条思路，或许我们又可以理解为何汉唐时期描述异物的书籍中会有如此多的“怪物”，这些“怪物”很多原本可能很正常，只是被书写成了怪物。

三、结语

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异域与异物对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它们往往被蒙上奇幻的色彩，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使人乐在其中，但这种不真实感也很容易使理性的非亲历者产生怀疑。难以否认的是，文本中描述的异物确实存在夸大、虚构的可能，以往的研究者在研究古代异物时一般都谨慎地避开异物真伪这一难题①，将关注的重点置于文化层面。但异物及史料本身的真伪是研究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异物的真实性不可简单予以否定。随着时代、环境的不断变换，后人难以理解的事物在历史中并非就不存在。況且，大多数异物的形貌都是通过类比其他“物”才得以展现，被描述的“物”与用以类比的“物”之间到底有多少相似性无法确知，在这种类比的描述方式主导下，很多异物变成了读者眼中的“怪物”。

责任编辑：安 吉

[作者简介]吴杰华，历史学博士，南昌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日本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江西南昌 330031）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明清近代景德镇瓷业燃料消耗与地区环境演变研究”（19LS08）

①石云涛：《汉代外来文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②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③陈伟明：《从〈异物志〉看汉代岭南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利用》，《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

④王晶波：《汉唐间已佚〈异物志〉考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A1期。

⑤郭硕：《六朝槟榔嚼食习俗的传播：从“异物”到“吴俗”》，《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①参见王晶波：《汉唐见已轶〈异物志〉考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A1期。

②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9页。

③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6页。

④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9页。

⑤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6页。

⑥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79页。

⑦参见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⑧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2页。

①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页。

②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2页。

③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2-25页。

④杨孚撰、曾钊辑：《异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

⑤杨孚撰、曾钊辑：《异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页。

⑥沈莹撰、张崇根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7页。

⑦沈莹撰、张崇根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8页。

⑧沈莹撰、张崇根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18页。

⑨刘恂撰，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24页。

⑩刘恂撰，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35页。

{11}刘恂撰，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46页。

{12}刘恂撰，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47页。

①刘恂撰，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39页。

②傅修延：《江西生态读本》，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9年，第95—96页。

③蓝勇：《“巴蛇吞象”新解》，《文史杂志》1993年第6期。

①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07页。

②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2页。

③这一动物《山海经》并未指出其名，后人将其称为九尾狐，但文本明确提到“其状如狐”，故其应当并不是狐狸，以“九尾狐”称之似不妥当，此处即遵从文本，未加名称。

①杨孚撰、曾钊辑：《异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

②杨孚撰、曾钊辑：《异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

③杨孚撰、曾钊辑：《异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

④杨孚撰、曾钊辑：《异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

⑤杨孚撰、曾钊辑：《异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页。

⑥杨孚撰、曾钊辑：《异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

⑦杨孚撰、曾钊辑：《异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页。

⑧杨孚撰、曾钊辑：《异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页。

①沈莹撰、张崇根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21页。

②沈莹撰、张崇根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22页。

③沈莹撰、张崇根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30页。

④沈莹撰、张崇根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33页。

⑤沈莹撰、张崇根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38页。

⑥沈莹撰、张崇根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58页。

⑦沈莹撰、张崇根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7页。

⑧沈莹撰、张崇根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7页。

⑨沈莹撰、张崇根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7页。

⑩沈瑩撰、张崇根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18页。

{11}沈莹撰、张崇根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19页。

{12}刘恂撰，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37页。

{13}刘恂撰，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42页。

{14}刘恂撰，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59页。

{15}刘恂撰，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74页。

{16}刘恂撰，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95页。

{17}刘恂撰，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24页。

{18}刘恂撰，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35页。

{19}刘恂撰，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46—147页。

①余欣认为：“我们并不执着于文献所构建的异域景象的真伪问题，而将侧重于探究各类关于‘中土与‘异域的闻见、体验和想象的碎片是如何将创作者的价值、情感和心态投射在文本之上，并塑造出不同的异文化图景，成为当时社会知识结构和历史记忆中不可或缺的养分。”参见余欣：《屈支灌与游仙枕：汉唐龟兹异物及其文化想象》，《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