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综述

陆洵　王俊暐

第九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会议于2019年10月26—27日在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苏州举办。会议由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外语研究》编辑部、《鄱阳湖学刊》编辑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华美学学会生态美学专业委员会协办，来自海峡两岸1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期刊编辑和青年学子等10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围绕当前全球生态批评的热点问题展开研讨，力求在东西方生态批评的碰撞与交流中，为中国生态话语的构建探索可能的未来之路。

在会议开幕式上，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朱新福教授和台湾大学外文系名誉教授林耀福先生分别致辞。朱新福回顾了后殖民生态批评、物质生态批评、文化生态学、环境人文学等生态批评理论探索的新动向，指出生态批评理论呈现出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态势，相继衍生出生态语言学、生态符号学、生态心理学、生态现象学等多个研究分支，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生态批评理论。

现将研讨会内容择要综述如下。

一、生态批评理论与方法

台湾大学林耀福将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短篇小说《书记员巴特尔比：华尔街的故事》（Bartleby， the Scrivener：A Story of Wall Street）里一个反复出现的主调“我不愿意”（I Would Prefer Not To），与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反旅行话语相联结，以美国19世纪中叶抗拒文化殖民、建构主体性的努力为借镜，来思考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西游取经（包括生态批评），欲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时可能遇到的难题与陷阱，如鹦鹉学舌和主体性丧失等。

林耀福特别注意到国内学者西游取回的西方前沿理论——新物质主义生态话语，尤其是巴拉德（Karen Barad）教授的巨著《迎向宇宙：量子物理以及物质与意义的纠结》（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巴拉德以量子物理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动能实相论”（agential realism），试图推翻西方自笛卡儿以来心物二元对立的所有哲学范畴。举凡物质（matter）、话语（discourse）、权力（power）、认同（identity）、主体性（subjectivity）、客体性（objectivity）、空间（space）、时间（time）、动能（agency）、践行（performativity）、纠缠（entanglement）等等，她都认为需要重新构想营造。她的革命性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把西方哲学传统的知识论本体论化。她的本体论像个无所不吞的黑洞，把一切都吸纳进去，包括生产知识的器具与手段（apparatuses），并赋予这个新本体以伦理天命，建构成伦理—本体—知识（ethico-onto-epistem-ology）三论合一的新宇宙观。她强力批判语言中介的再现论（representationalism），直指物质本体的核心，坚持物体生成（mattering）过程的“纠缠”（entanglement）和“互构”（co-constitution）本身便已包含了语言的话语功能（discursive practice），是具有意义的。在她的量子世界里，是没有明确独立的个体的。她认为，万物皆是具有动能（agency）的“动元”（actant），须待各动元的交缠“内动”（intra-action）才出现轮廓比较清晰的个体（entity），但这轮廓是不稳定的，因万物的内动交缠不停不休，一再地产生新的轮廓、新的个体。所以，她排斥语言，强调践行（performativity）。整体而言，这心—物（人—物）互构互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许表达了比“天人合一”更彻底的后人类反人本中心主义的立场，对生态批评的意义极为重大。但巴拉德理论的一大争议点，便在于强调共生共成的同时，也否定了独立个体的存在，并赋予这个情境以道德优越性。生态环境的问题，至少涵盖了政策、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如果过分醉心于日新月異、令人目眩神迷的外来前沿理论，也即爱默生所批判的崇外的、无根的“心灵的旅行”，不但远水救不了近火，还可能因鹦鹉学舌伤害了文化的主体性，更何况还不能排队误读误解的可能性。

林耀福还讨论了国内较少关注的美国大诗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的诗作，包括《孤独者的地位》（“The Place of the Solitaires”）、《不是物的概念而是物的本体》（“Not Ideas about the Thing but the Thing itself”）和《重说爱情》（“Re-statement of Romance”）等等，借其凸显在践行知识生成时独立个体（“solitaire”）的关键角色，以反思巴拉德理论的缺失。此外，他还简单地提及或讨论大家熟悉的若干重要英美作家和诗人，包括梭罗、惠特曼、华兹华斯、迪拉德（Annie Dillard），以进一步阐释“旅行”的良性与恶性（越界入侵的反生态性质），以供中国知识分子西游取经尤其是取生态批评之经的思考。

南京大学方红探讨生态批评情动理论（Affect Theories）。她看到，环境中其他生命形态与人相遇会改变人们的认知、价值与审美，会唤醒身体理智（corporeal reason），激活沉睡的生命活力，让人在诧异、惊喜中重获看到未显之物的视能，从而重构人们的价值理念，促成主体的更新与生成。她认为，情动作为他异感知，使人们得以在想象中体验其他物种与生命形态可能的感知，催生人对其他生命的同情心、同理心;身体的情动也将我们的景观从日常自然景观拓展到分子层面的微观景观，表明激发生命感悟力的自然神奇与恐怖也是景观审美的重要原则。她以情动理论重读以迪拉德《汀克溪的朝圣者》（Pilgrim at Tinker Creek）为代表的当代美国自然书写。

杭州师范大学陈茂林思考生态批评的问题与出路。他认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生态批评仍主要属于文化批判，现实性和实践性依然欠缺，对人类的利益重视不够，对解决危机方案的探讨也不够彻底，因而暴露出乌托邦色彩。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因其人本自然观内涵和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揭示，而超越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生态批评，实现了批评实践中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的融合，提升了生态批评的人学品格，为生态批评开辟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北京林业大学南宫梅芳对“环境人文学”这一在当前生态批评领域非常活跃的新概念进行了概述。她认为，环境人文学具有典型的跨学科跨领域的特点，其研究领域涵盖了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文化等传统人文学科，同时又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融合其中。环境人文学在研究主体、研究客体、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传统人文学研究进行了革命性甚至颠覆性的发展，其研究主体处于“世界中”，而不是“世界上”;所研究的对象也不仅限于人文，而是更加关注自然本身，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更加趋于跨学科的多维性，通过对话与融合的方式，试图抓住并解读物理世界中的信息，与世界进行交流，培养全新的观察力和想象力。环境人文学是对生态批评研究的扩展和深化。

广州大学龙其林探讨文学经典的时间差异与文明经验。他认为，中西生态文学作品存在不同的时间观，由此带来作家情感态度、思想观念等诸多差异。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之后，在表现未来世界的生态环境时经常出现三个主题，即资源耗竭、惊天浩劫和高度专制，这反映了他们注重现在、关心未来的时间心理。而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许多特征在短时间并不会消失，一些作家敏锐地记录了自然生态在此过程中的变化，他们怀着农业文明时代的淳朴与感悟观察着变动不居的社会与自然。

闽南师范大学唐梅花探讨生态文学的悖论问题。她认为，“悖论”作为一个文学理论的专门术语，已扩展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各个方面，却未引起生态批评学者的足够重视。在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中催生的生态批评，在产生之初着力于找寻作品中的生态思想无可厚非，但客观公正地看待其中蕴含的矛盾卻是一门学科得以良性、正向发展的必须。如何看待自然与文明的关系是生态批评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生态文学的先驱——梭罗在生态思想和生态行为上的矛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李臻通过讨论索恩伯（Thornber）《生态含混》（Ecoambiguity）对东方文学作品生态意识的揭示与误读，试图探寻更加全面和辩证的跨文化生态批评视角。李臻认为，《生态含混》分析了部分东亚文学作品反映的生态意识和社会现实，论述了作品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批判了东亚传统文化模糊的生态性和当地社会对生态问题的错误认知等问题，开拓了比较生态批评研究的新视野;但该著的评价标准也存在片面性：作者忽视了东方国家特定的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淡化了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工具理性给东方造成的生态灾难，选择性使用理想化的西方生态主义理论作为评价标准，呈现出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付文中倡导将“儿童自然缺失症”融入生态批评和儿童文学研究体系中，因为“儿童与自然”是古今中外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尤其是“儿童自然缺失症”体现在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它完全可以成为用以分析中外儿童文学作品的一个全新视角，甚至可以将其作为生态批评的一个分支理论或重要术语。这不仅有利于丰富儿童文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充实生态批评理论体系;还能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唤起儿童回归自然的意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生态美学理论与批评

山东大学程相占以亚裔学者高主锡的生态实践为例，探讨生态美学如何融合东西方资源。他认为，如何将东方美学资源和生态智慧融合到生态美学构建之中，是当今东西方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高主锡发现，西方环境美学与现代环境设计存在明显缺陷，给环境造成了消极的审美后果和生态后果。有鉴于此，高主锡试图采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通过哲学范式、美学概念、美学语言的理论创新，将西方环境美学转化为适用于东西方文化语境、以生态设计理论为核心的实践型生态美学。这种美学立足于整体、演化的生态哲学范式，具有“包容性统一”“动态平衡”“互补性”三个创造性美学原则以及“全球本土化”的景观语言;它在强调人的创造性的同时，也关怀语境的创造性过程，目的是导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适应性状态。高主锡创造性地把西方现象学美学和东亚美学联系起来，充分借鉴了双方在处理生态问题上的优势，尝试着建构具有更强包容性和实践性的生态美学，其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都值得借鉴。

温州大学杨嘉雯分析了19世纪美国作家撒克斯特（Celia Thaxter）作品中的神性自然之美。她认为，“圣爱”是撒克斯特创作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主题。撒克斯特将这份神圣之爱延伸到自然之中，以“爱邻人”的方式与自然相处，使她在熟悉而平常的自然事物中也能发现彼岸的无限与救赎之美。撒克斯特将圣爱融入对自然之美的感悟中，不仅为基督教文化恰当地欣赏自然提供了一种可能，也为当代人正确地欣赏身边的自然之美提供了借鉴。

三、生态伦理批评

台湾淡江大学蔡振兴通过细读林奇（Jim Lynch）的小说《边界之歌》（Border Songs），探讨生态文学的医疗伦理问题。小说的主要人物布伦登（Brendon Vanderkool）是一位美加边界巡警，自小患有自闭症且有读写障碍，但他有富有艺术细胞，而且记忆超强，喜欢鸟类动物。正因为如此，他在学校被视为“自然的怪胎”。蔡振兴通过考察布伦登的艺术创作如何受大地艺术家戈兹沃西（Andy Goldsworthy）的影响，重新整合林区的边界论述、正常与病态以及人与非人等对立价值观的议题，借此带出常规之外的跨域生态伦理学的新方向。

江西社会科学院胡颖峰探讨李青松散文创作中的环境伦理观。她认为，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趋向便是建立崭新的环境伦理观。李青松近40 年散文创作，反映了当代中国从生态危机显现到生态恢复重建的转变。他始终在美学、科学、道德和文化的整体视野中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环境伦理观主要表现为：超越人类中心论;重估自然之不可计量的价值;尊重大自然的法则;强调人对大自然的责任和担当。他以书写解放自然，以环境报道、生态考察、知识普及为基底，在与自然万物的灵性沟通中看美丽的生命本质，和生活的现场、大地的细节、故土的记忆建立了基本的联系，展现出一种与环境伦理深度相关的大地美学。

贵州师范学院周红菊认为，人类对火的方式和态度表现出人类对科技的矛盾心态，这正是人类对自身发展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含混态度，其中揭示了人类面临的两难处境：认识自然的可能性与自然的广袤，利用自然却常常被自然征服，利用工具却为工具驱使，等等。在一次次的矛盾和冲突中，人类只有在正确价值的引导下，才能获得自我的解放与尊重自然的统一性。

四、动植物生态批评

台湾师范大学梁一萍认为，植物在当代西方文化想像中与战争记忆有着特殊的联结。她借用阿莱莫（Stacey Alaimo）、亚当森（Joni Adamson）、基特莉（Dawn Keetley）等人理论，分析与战争记忆以及植物想像有关的电影文本。她看到，与战争记忆最有关的植物意象是蘑菇云（mushroom clouds），二次大战美军丢在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变成全球对二战历久不衰的共同记忆，原子弹的致命毁灭性和蘑菇的植物形象结合一起，成为恐怖怪异、深入人心的战争记忆。二战之后植物想象仍然和战争记忆纠缠不清，譬如冷战期间美国著名的恐怖电影《天外魔花》（The 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和日本科幻片《蘑菇人》（Mantago）都是用植物来包装对战争的恐怖记忆。《天外魔花》中的绿袍人（the pod people）与《蘑菇人》中的蘑菇人（the mushroom men），都是具有致命性、会复制繁衍的、又令人害怕的“植物怪物”。梁一萍从这个角度说明植物的生长特性反而变成与战争记忆有关的令人害怕的植物怪诞。

浙江工业大学闫建华从植物视角对英国玄学派诗人马弗尔（Andrew Marvell）的名诗《致他娇羞的女友》（To His Coy Mistress）所作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她紧扣“植物之恋”这个历来备受争议的焦点意象，在英国的花园情结、植物书写与殖民扩张语境中考察了“植物之恋”所凭依的物质世界，指出历来对“植物之恋”的探讨没有看到“植物之恋”与植物“缔国”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没有看到植物尤其是异域植物在大英帝国崛起的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种被遮蔽的部分在闫建华看来才是马弗尔“植物之恋”的深层动机所在。

南京大学孙红卫从拟声与赋意出发，对中英“鸟声”诗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中英诗作皆有对禽鸟鸣啼的书写，均以语言描摹自然之声，取径有其相似之处，而运思又各有不同。兴起于宋的中国禽言诗，以方言土语将不同的意义赋予鸟声啾啁，多用以折射劳苦大众的疾苦与关切，常负载田耕农事、道德训诫、生民疾苦等社会意义。英诗中虽不乏对于鸟类声音的摹写，却鲜少禽言诗的写作，有鸟语而无禽言;鸟类鸣啼要么被虚化为“歌声”，无异于一种浪漫化、隐喻化的指称，从而遮蔽了鸟类鸣啼本身声响层面的特征;或以拟人赋予鸟类人言的修辞手段，即便有对于鸟声具体声音特征的关涉，也多限于纯粹的拟声。

五、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南京师范大学韦清琦以交叠性视角观照美国非裔女作家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写作，认为沃克的散文随笔明确体现了作者独特的人权理念，这成为沃克写作的左翼性基礎，并且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沃克通过对马丁·路德·金等美国黑人民权思想的批判与继承，主张将种族、性别、阶级、生态问题放在一个整体框架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整体主义左翼写作政治立场，并由此提倡建构一种整体性的文学—文化创作观。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桂蔚从女性的“去社会化”与自然的过度“社会化”视角，重新解读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代表作《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她认为，这部“未来小说”以反乌托邦形式，表达了对“生态”和“女性”命运的思考及担忧。从文本分析层面看，“生育力”正是将女性命运与生态自然联系在一起的关键，因为正是生态的极度恶化导致人类生育率大幅度下降，才有了被剥夺一切社会地位并沦为生育工具的“使女”;而从理论建构层面看，人类社会对“生育”的焦虑导致女性的“去社会化”，而其前提恰恰对自然的过度“社会化”。究其原因，科学的还原论正是上述现象所遵循的父权制逻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林萍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读美国科幻作家保罗·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的小说《水刀子》（The Water Knife）。她认为，小说创造了一个反乌托邦的美国社会：缺水、种族关系激化、战争频发。女性的命运与生态相似：生态被人类肆意破坏，而女性被男性无情地侮辱。所以，不论是手握水权的凯斯女王，还是苟活的玛利亚，或是有女性觉醒意识的露西，都逃脱不了父权制的压迫。他们的命运是在父权制面前作出妥协，最终成为父权制下的“他者”。

台湾台东大学张雅兰解读了吴明益《复眼人》中的生态女性疗伤书写，尤其着重生态女性主义者加德（Greta Gaard）对于生态女性心理学的提倡。她认为，小说中的复眼人是大自然的化身，他以观看但不介入的态度冷看世间的一切。吴明益在自然书写中呈现的自然观是中立的、不带情感的，没有拟人、没有化人，这是一种该亚假说式的自然观。她由此自然观出发，探讨阿莉思、哈凡两位女性的疗伤过程，以此观照小说中提出的书写疗愈、动物疗愈、自然疗愈与生态女性主义疗法的对话。

六、人类世/后殖民生态批评

台湾中山大学黄心雅探讨北美和太平洋岛屿“原住民”文本中的人类世想像，以此凸显人类世文化论述中“原住民”的主体位置。她认为，殖民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发展造成气候变迁、生态圈完整性丧失、土地与海洋系统变化以及食物主权争议等，“原住民”是其中直接受害者，却在当今蓬勃辩证的人类世论述中缺席。“原住民”传统知识含纳的生态系统，包括土地、海洋、大气、冰层、人类和其他生物之间的复杂互动，为反思主流文化提供了契机。

信息工程大学洛阳外国语学院石平萍通过分析作家露丝·尾关（Ruth L. Ozeki）的小说《我的食肉之年》（My Year of Meats），认为作者通过聚焦美国养牛业非法使用乙烯雌酚等违禁药物这一现象，探究资本主义体系下对科技的滥用、跨越国界的环境非正义以及环境正义行动主义等与当下的生态危机息息相关的问题，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生态暴力是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而诉诸知识启蒙和意识提升，激发个人和社会层面的行动主义，应是抵抗资本暴力、捍卫环境正义的一条有效途径。

台湾金门大学吴唯邦认为，人类世生态批评充满内在冲突，其论述在希望和恐惧之间摆荡。无论我们称呼所居的世界为该亚或是其他，只要我们能够持续管理生态系统，或许能抓住宜居地球的“希望”。最深切的“恐惧”在于，我们将目睹自己的未来以及我们的下一代被火焰吞噬，而我们就是这野火燎原的罪魁祸首。这种内在的冲突在北欧神话众神的焦虑中已有迹可循。北欧众神活在“世界将毁于自己的世代”的焦虚中，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和非自然灾害事件，如洪水、大火、持久寒冬等等，其化万物为灰烬的终点被称为诸神的黄昏。众神必须与无望的命运共生，即使强大的众神也得接受厄运，亲眼见证自己的世界陷入漩涡之中。

七、物质生态批评

南京林业大学韩启群梳理了新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社科领域的“物转向”研究趋势，指出近5年来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使用“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 / New Materialisms）这一术语来统称人文社科领域“所有重新思考人与物质世界关系的新话语”。在论及新物质主义的生态伦理维度时，她从简·贝内特（Jane Bennett）的“活力物质”（vibrant matter）概念入手，认为贝内特“新活力论”（neovitalism）对传统意义上无生命物的力量的强调，有助于增强人类的“生态敏感度”（Eco-sensibilities），具有重要的生态伦理价值。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石统文认为，新物质主义从本体论上肯定了人类和非人类的物质性，确立了万物同源的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否定了笛卡儿以来的主客二元论哲学体系，对生态理论建构和生态保护实践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物质生态批评在去人类中心的同时也去掉了人文关怀，抹杀了人的特殊性，忽略了人类责任。因此，他主张在生态和人文之间折衷，一方面肯定人类和非人类的物质性基础，另一方面又要承认人的价值、人的利益、人的欲求，从而肯定人类文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中国地质大学唐晓云从物质生态批评视角解读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什（Amitav Ghosh）的《饥饿的浪潮》（The Hungry Tide，2004）。小说讲述了发生在充满异域风情的桑德尔本斯群岛上的探险传奇故事，作者用大量篇幅科学而详细地描述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具体分析了文本的叙事和作者的生态关注如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及小说中非人类自然物质施事能力的具体体现，包括自然环境在小说中的再现、自然物质的施事能力、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物质通过内在互动生成故事的能力等等。

八、蓝色/绿色批评

中国农业大学钟燕认为，地球实为水球，水球环境恶化、人水关系紧张的现实语境，使受问题驱动的生态批评进入蓝色批评阶段。水利至上批判是蓝色批评的核心话语。人类中心主义的水利至上论大行其道，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科技手段为人类谋取水利提供了思想指导与行动武器，是水利至上论的根基。水利至上导致水体物化，并最终引发水球濒危。人类摆正自己及万物在水球环境中的生态位，不以自身利益为至上准则，才能真正意义上享受水利、与水共存。

山东大学（威海）梁艳对海峡两岸的“水书写”进行了对比。她认为，大陆作家对大江大河的观照和书写值得称道，作品从体裁到内容都非常丰富;台湾的“海洋书写”成绩斐然：从专业“讨海人”的“海上全景图”到“原住民”达悟族的独特海洋文化，从廖鸿基海面上的风起云涌到夏曼·蓝波安潜水射鱼的海底世界，从逐渐没落的海边渔村到对台湾海洋政策的批判，均有所涉及。大陆的河流书写为河流受难而呐喊，以期让河流重焕新颜，带来更多的“绿色”;台湾的海洋书写则让人们关注地球上那片蔚蓝色的区域，关心海洋生态、海洋渔业以及渔民的生存，带有明显的“蓝色”。

九、气候书写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张慧荣以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的气候小说《突变的飞行模式》（Flight Behaviour）作为研究文本，依据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代际正义理论，从君王蝶的突变飞行模式、对气候异变的否定主义和维护代际正义的途径三个层面，探讨如何在气候异变时代维护代际正义。

浙江工商大学谢超解读当代英国诗人彼特·雷丁（Peter Reading）的长诗《-273.15》中的气候书写。他认为，该诗借用诺亚方舟这一《圣经》典故，深刻探索了对由气候变化造成的物种灭绝、海平面上升以及社会不公等问题，是现实气候危机在文学中的再现，凸显了当代英国诗人对环境现实的介入姿态。雷丁在诗歌中通过末世的叙事框架发出警示，传达其对当下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以及人类破坏自然行为的反思，同时还号召人们找回爱的本能，重新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友爱的关系。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李家銮认为，气候小说自21世纪初兴起以来，描绘的是影响全世界的人类和其他所有物种的气候变化和生态灾难，批判的是当下全人类共同的消费主义文化以及全球化推动下的工业化浪潮，探寻的人类出路也是全人类甚至包括其他物种在内的所有生物的出路。所以，气候小说天然就包括世界主义的理论维度，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的思想。

十、地方、风景与家园

上海财经大学谭琼琳从“风景与记忆”出发，探讨特丽·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的《心灵的慰藉》是如何通过书写个体的经验与情感，反思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困境和人伦困境。面对现实中破碎的、不连贯的乃至失落的风景，威廉斯通过记忆和想象重构时间维度上的风景，以多重记忆书写和身体写作方式在作品中再现自然风景和文化风景。作品呈现记忆的复调性与风景的多维性，旨在呼吁人类重新开始以原始的身体感官了解和体验自然，了解脚下的土地，重新建立起与大地的亲密关系，重新找回爱的本能，以此找到回归人类精神家园之路。

贵州大学宁梅考察了美国当代著名诗人贝里（Wendell Berry）生态现实主义的“地方”思想。在全球化背景下，貝里以对现实的批判为起点，立足“地方”，对因全球化造成的“地方意识”的缺失展开严厉批判;建构“地方”诗学，倡导“地方意识”的现实回归，呼唤农业改革;探寻人类理想生存范式，努力构建“地方”共同体。她认为，贝里的“地方”思想体现了他立足本土的生态情怀和现实行动，在当今美国及西方农业生产领域和环境批评领域影响深远。

台湾中兴大学阮秀莉探讨澳洲原住民“传命路径”的行走传统，爬梳分散的行走论述，以行走的生态和后殖民两个初步发展中的新面向，探索澳洲原住民行走的环境意义和能动力。她认为，行走一直是原住民重要的文化传统，原住民经常是行走大师，在许多人类学民族志中可以看到行走已化合到原住民身体、信仰、祭仪、美学和伦理道德中。澳洲原住民“传命路径”的行走，对其地方感和地方生成具有枢纽作用。

十一、生态叙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姜礼福分析21世纪人类世小说的中国书写。他认为，中国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积极推动者和相关协议的忠实履行者，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贡献者，但21世纪人类世小说却在气候叙事中呈现出褒贬不一的中国形象。人类世故事大多发生在不久的将来，历史和未来穿越交融，现实和想象难解难分，对其中的中国书写进行系统性研究，揭示其中的叙事陷阱，明确是非曲直，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中国形象。

中国石油大学唐建南关注21世纪的能源叙事研究。她认为，能源叙事是21世纪兴起的能源人文学的研究焦点，其作为一种物叙事也是环境人文学者关注的对象。聚焦文学中人类与能源关系的书写或能源叙事建构，考察能源与政治话语、经济政策、文化建构、环境变化等的复杂关系，可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能源在生活文化中的重要性及与社会生态问题的关联性，思考化石能源行将枯竭与人类世生态危机等世界问题。但目前能源叙事研究也存在研究主体单一、系统研究缺乏、研究范畴狭窄等不足，有待世界多元声音的融入，在世界文学范畴对多种能源的叙事建构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十二、中国传统生态思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初清华通过解读中国传统“龙”图腾的生态内涵，探讨水循环的生物化。他着眼于探究“龙”形象生成中的上古思维，结合《易传》《淮南子》《山海经》等典籍所载龙道、龙形变化及六位时成等描述，认为“龙”形象主要源于从事农业为主的上古先民对自然界“水循环”现象的观察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古代“气”论哲学的产物。因此，龙文化研究离不开对于龙与“云”“气”“汽”等关系的梳理，其中蕴含着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思想。

浙江农林大学杨昇探讨中国林业谚语中的传统生态思想。杨昇认为，中国传统林谚源于林区的长期劳动生产实践，其内容涵盖造林、育苗、抚育、利用、更新、保护等各个生产环节，既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又注入了历代林业生产者的经验和智慧。中国传统林谚产生于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农耕社会，反映了山民们对自然的敬畏和顺应的心态，他们并未把山林作为征服和改造的对象，故在林谚中保留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如顺从天时、尊重“土宜”、遵循“时禁”、永续利用和综合经营等，对今天提升现代林业生产品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值得认真加以整理和发掘。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王俊暐认为，茶对国人的生命存在和现实生活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对茶的物质性和叙事张力的审思，或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她以唐代茶散文为研究对象，指出茶的物质性在其与茶人的交互作用中得以凸显，映射出唐代文人向内心世界转化的自然观;尤其是以《茶酒论》为代表的拟人化描写，体现了茶人与茶之间强烈的共情。茶文学的文本意义不断交融互动，茶与古代文人共同建构了茶文化的意义系统，并最终影响着整体的物质世界。

十三、生态电影

台湾大业大学李晶菁以《决战猩球》（Planet of the Apes）和《阿丽塔：戰斗天使》（Alita：Battle Angel）为例，关注好莱坞电影里的末世奇幻。她认为，末世奇幻作品阐述了这个世界即将面临毁灭或者是遭遇毁灭性灾难之后的荒原景象，其中内含冲突和灾难，结局往往是新的开始或者更是悲惨的结束。尽管这一系列电影似乎是以较悲观的姿态看待人类与环境以及物种之间的冲突，并且在这种冲突之下，科技也无法协助人类走出僵局;但却的确具有警世功用，既呈现科技进展的局限，又明确指出人类必须正视以人类为中心而衍生出的灾难。这无疑对现代高度发展以及以人为中心的物质科技敲响警钟，对物种之间的共生提出无限的想象空间。

台湾淡江大学张锡恩关注科幻电影《猩球崛起》（Rise of the Apes）中的生命政治和医疗行业。她认为，实验室动物从逻辑上与政治犯和其他在拘留营中被关押（和杀害）的囚犯是一样的。她根据电影中猿类的表现，将实验室动物的状态和条件相互联系，并对制药业的实验室动物和电影中的人猿作对比分析;通过研究药学行业和德里达药学概念的源起及其历史脉络，认为人类在其他动物的身体上进行实验以寻找治疗疾病的方法时，也同时对环境产生既救治却又造成危害的伦理冲突。

十四、拉美和印尼生态文学研究

外交学院孟夏韵探讨当代哥斯达黎加生态小说中的思想意蕴与审美特征。她认为，哥斯达黎加生态文学的主题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后殖民时代外资入侵的生态罪殃;二是“乡村与城市”“地球与外太空”等地方维度的空间之争;三是以“爱”（爱人与爱自然）贯穿故事。这三大主题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相互照应，共同构成了当代哥斯达黎加生态文学的思想特质。

武汉大学罗花乐收集了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印尼生态主题文学作品，研究其在印尼政治变动的背景下所蕴含的生态意识。罗花乐还探讨了印尼人热爱环境哲学与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关系，以及印尼生态文学对印尼社会教育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十五、结语

在本次研讨会的闭幕式上，程相占教授回顾了过去八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会议的发展历程：首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会议于2011年在厦门大学举办，之后相继在台湾中兴大学、山东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台湾华梵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两岸著名高校成功举办，为两岸学者共同探讨生态文学和生态文明提供了对话平台，促进了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方红教授和蔡振兴教授均认为此次会议展现了生态批评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并开始注重中国生态话语的建构。

责任编辑：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