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农业：人类可持续生存的希望

宋丽丽

[摘 要]有机农业是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未来，因为其发生发展既有对古老传统农业的传承，也有对现代工业化农业破坏性的逆动，更有后现代环境意识的生态哲学与伦理的支撑。有机农业不仅关乎农业生产，也关乎与土地同为一个整体的信念。有机农业秉持永续再生的信念，生命整体的观念，以及与自然求和平而非征服与战争的态度。有机农业释放对生命共同体的关爱，具体表现为拯救大地与生命的健康，重新恢复生物的多样性共生，以及建设互助合作、简单纯净的美好生活。

[关键词]有机农业;生命整体性;可持续生存

农业是人类生存的命脉，中国自古有“民以食为天”之言，其中道出农业生产在人类生存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以及农业与天地万物之间的生命联系。虽然随着工业化农业的出现，实现了短期内农业的增产，解决了人类靠天吃饭的难题，但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工业化农业的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工业化养殖的抗生素，以及各种化学添加剂等技术手段，对土壤、水资源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消耗，食品安全性也出现了巨大的疑问，粮食生产明显地出现了不可持续的危机。作为粮食生产的另一种选择，有机农业为逆转危机以及人类可持续生存带来了希望。它的发生发展，既有对古老传统农业的传承，也有对现代工业化农业破坏性的逆动，更有后现代环境意识的生态哲学与伦理的支撑。以下试作简要梳理。

一、有机农业源自古老东方（中国和印度）农业土壤肥力保护农法

“有机农业”概念的出现虽然只有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但是与中国、日本、朝鲜和印度的传统农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联系恐怕要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农学教授富兰克林·哈瑞姆·金（F. H. King）说起。他于1909年来到了东亚，在中国、朝鲜、日本这三个国家走访了九个月。在这九个月里，他仔细地观察了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农业生产过程，回到美国之后就写下了《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这本书被称为有机农业的“圣经”之一。作为一名农学家，金仔细观察了中国的农业，对中国农民以保护土壤肥力为根本的种种农业实践大为赞叹，并且意识到美国农业的不可持续性。书中写道：“如果美国想永续发展下去，如果我们要向东方人那樣将我们的历史延续至4000年甚至是5000年，如果我们的历史要一直保持和平的状态不受饥荒和瘟疫的困扰，那么我们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必须采取措施竭力保护资源，而且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历世长存。”①一个多世纪后，在此书2013年的中文译本中，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所长吉姆·哈克尼斯（Jim Harkness）也作过相似的论述。他说：“这本百年前描述中国农民管理土壤以增进肥力的书籍，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美国有机农业运动的《圣经》。这本书的作者也成为了引领那个时代的美国有机农业运动的先驱。书中详尽描述许多传统农业耕作技术已经被依靠化肥、农药的现代农耕技术所取代。当前，化学农业的弊端逐渐显现，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发中国人民改造化学农业的热情，并将积累了几千年的丰富、卓越的农耕经验与现代技相结合，创造出更加有效的现代生态农业体系。”②

金的著作对有机农业影响最大的地方莫过于对中国人肥土智慧的观察与描述。书中详尽地介绍了中国农民各种肥土实践，诸如紫云英肥地、秸秆肥地、粪肥肥地、堆肥肥地、割草肥地、河泥肥地、间种肥地以及麦子、蚕豆、棉花套种肥地等等。中国人爱护土地，保养土地，把肥土视为农业生产根本的农业哲学思想，也逐渐发展成为有机农业的根基。

第二部被称为有机农业“圣经”的书籍是《农业约书》（An Agriculture Testament，也译作《农业圣典》）。该书展现了有机农业与亚洲传统农业的联系，作者是英国人阿尔伯特·霍华德（Alber Howard）。霍华德于1905年被英国政府派驻印度当农业顾问，在任职的26年时间里，他负责指导印度人种地。但是当他仔细观察了印度人种地过程——从肥地、灌溉到留种，他发现印度的传统农业教会他的远大于他能指导印度农业的。他在《农业约书》里指出，印度人的农业与他们对土壤、动物、人、植物之间健康合一的观念是分不开的。在仔细观察印度本土农业之后，他同样发现保持土壤的肥力是任何农业保持长久的首要条件。也就是说，《农业约书》表达的最核心观点也是把土壤看作农业的最大资本：如果土壤没了，人类就失去了干任何事情的资本③。

他把印度人保护土壤的腐殖质、土壤水分以及土壤菌群，重视自然循环和自然过程的农业叫做“自然农业”。和金一样，他从东方农业中看到了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原则在农业可持续性中的重要性。

美国著名的农业书写作家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在谈及《农业约书》的深远意义时指出，霍华德不仅给农民与园艺带来了土壤使用知识，还引发人们对文明重新思考和判断，即一种文明最大的成就在于履行把肥沃土地不过度破坏地传递给下一代这一神圣职责。

这两本有机农业的奠基之作，也把东方农业文化带到西方，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的壁垒，使得东西方文化在农业上发生了交融与承继。东方几千年古老的农业文化借着有机农业的发展得以延续。

二、有机农业是与自然求和平而不是向自然宣战

有机农业术语相对于化学农业而出现。化学农业，更具体地说是以使用石化原料生产的化肥与农药来达到增产目标的农业。追本溯源，化学农业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是战争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开了化学潘多拉的盒子，氮化合物和有毒气体在一战中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疟疾成了影响美军战斗的头号敌人，治疗疟疾成了当时的主要工作。一个神奇产品的出现最终解决了疟疾的传播，这就是DDT。DDT是一种化学合成的杀虫剂，对昆虫具有很高的杀灭效果，尤其适用于扑灭传播疟疾的蚊子。战后的《日内瓦公约》规定，禁止在战争中使用与氮化合物有关的窒息性有毒物质或者其他生化武器。但是把战争中应运而生的氮化合物用于农业，却被政府看作是科学进步的表现。二战后美国政府与墨西哥政府所进行的后来影响整个世界的绿色革命，就是把氮化合物与DDT广泛应用于农业之中。

有机农业术语的肇始者诺斯伯恩勋爵（Lord  Northbourne）睿智地看到了化学农業的战争思维，认为把战争中使用的化学品用于农业无疑是不恰当的，如此对待土地资源是不正确的①。作为农业科学家，他提出让我们试着用爱的方式，而不是战争的方式解决农业问题。他认为，对于生命福祉而言，大地的健康与完整至关重要，人总是要依赖大地。工业化农业秉着还原主义的思维，把农业生产简单地归结为氮、磷、钾等元素的作用，从而以规模化的方式进行。对于农业来说，把农场作为工厂来操作，势必要依赖杀虫剂、除草剂、化肥、抗生素以及各种化学添加剂的技术操作。这样一来，农业势必会导致虫害、营养下降、疾病、土壤肥力流失以及社会不公等问题。这种工厂化管理农业的方式，在短期内使农业增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很容易被人们接受，但终究是不可持续的②。

化学农业是人类战胜自然的逻辑产物。而战胜自然的逻辑就仿佛是一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头砍下来，把它与其他器官割裂开来，以便显示出头比其他器官高级。战胜自然实质上是发明或者想象一场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而在战争中包含人和土壤在内的自然整体都要遭殃。用战争的思维发展农业，化学农业的破坏性比可预见的要严重得多③。

1962年，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Slient Spring）中深刻全面地揭露了化学杀虫剂对农业生命整体网络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唤醒了人们对农业生产中有毒物质污染的意识，也唤醒了人们的食品安全与环境保护的意识。卡森进一步证实了在农业生产中使用杀虫剂与除草剂是一种战争的思维，是人类对昆虫宣战的行为，其结果是对生命网络的破坏。人类在这场战争中，除了自我毁灭，没有胜利的希望。以土壤为例，卡森指出：“土壤综合体是由一个交织的生命之网所组成，在这儿，一事物与另一事物通过某些方式相联系——生物依赖于土壤，而反过来只有当这个生命综合体繁荣兴旺时，土壤才能成为地球上一个生机勃勃的部分。”④这个土壤生命综合体内部除了有各种腐殖质（如菌群）之外，还有小的生命形式（如螨虫）和大的生命形式（如蚯蚓），它们都有助于增强土壤的消化过程，降低土壤的缺氧腐烂——板结。这些是综合体生命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壤里的小生命网络一旦被破坏，土壤整个生命体也会遭到破坏。随着具有战争思维的化学农业弊端日益显现，人类应该换一种与自然求和平的农业方式。

揭开绿色革命面纱的印度作家范达娜·希瓦（Vandana Shiva）在《绿色革命的科学与政治》一文中，更进一步揭示了有着战争思维的“绿色革命”的潜在危害与不可持续性。二战刚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冷战的格局，用希瓦的话说：此时出现的绿色革命是出于政治考虑设计出来的，是由政治的驱动来达到经济的目的所进行的农业革命①。用贝里的话说，是把粮食生产当作武器的一场革命。二战结束后，洛克菲尔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世界银行三大基金会资助发起，美国和墨西哥政府共同组织，在墨西哥境内成立了农业规划研究所。研究所邀请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加入。他原来是在杜邦公司一个秘密实验室里专门研究植物种子的科学家，到墨西哥后参加了新的种子研究，并因为发明了半矮秆小麦种子而获得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个种子是一个打包的化学农业科技。当化肥刚刚进入印度农业生产中的时候，印度当地的种子因为不耐化肥纷纷夭折、无法生长，于是只好使用墨西哥农业规划研究所研发的种子，因为这种种子是化肥的配套品种，在化肥的作用下，可以实现高产量的经济目的。

这个种子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墨西哥取得了成功。刚开始，墨西哥人并不接受这种化肥农业，但是试种后发现产量的确提高了，于是墨西哥人接受了。这时候，“绿色革命”的成果还是显著的，并从60年代开始向印度推广。当时印度处于两种政治制度选择关头中，恰逢当时出现了自然灾害，政府产生了两种观点：一种是恢复本土农业，自力更生，用自然的方法把农业发展起来;另一种是接受美国打包而来的“绿色革命”。印度选择了后者。

然而，几十年的农业实践证明，“绿色革命”革了绿色的命。菲律宾、印度等亚洲国家累积了几千年的传统老种子，几乎被绿色革命淘汰殆尽，农作物的种子被新研究出的耐化肥农药的种子给霸占，农业生产者的种子拥有权力被剥夺了。

此外，印度旁遮普省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引进外来种子的一个基地，到80年代末，土壤退化很严重，打包化学农业（新种子是和化肥、杀虫剂、除草剂配套用的）包括现在转基因的种子也是这么配套用的，让当地农民陷入粮食生产困境，导致该省一年内有上千个农民自杀，各种冲突不断。

绿色革命并没有实现当时预想的用粮食生产解决贫困与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冲突，反而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和生态系统破坏。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农业产量，但是从长远来看，绿色革命产生的新型农业是高成本高消耗型农业，不仅严重依赖石化资源，同时对水资源、土壤资源带来很大破坏。除此之外，它还造成农业多样性的消失，以及粮食营养价值的降低。绿色革命的弊端更进一步说明有着战争思维的农业的不可持续性。

诺斯伯恩勋爵提出有机农业的概念，认为我们应该以爱的方式，以与自然求和平的方式，而不是以战争的方式发展农业。

于是，有机农业从土地的整体性与稳定性出发，尊重自然法则，注重农业生产过程中万事万物紧密相连、相互依赖与自然循环的原则，不用杀虫剂、除草剂、化肥等石化技术，传承东方文化中堆肥等以肥沃土地为核心的农业技术，把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命的健康以及自然环境的可持续使用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目标。

三、有机农业以生命整体性哲学为支撑

诺斯伯恩勋爵认为，有机农业的内涵在于农场本身必须具有生物完整性，它必须是一个活的整体，必须是一个具有内在平衡的有机生命单位②。这种思想具有革命性意义，不仅关乎农业生产，更关乎一种新的对生命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信仰，是生命整体性哲学思考。

虽然古老的东方农业实践一直把土地视作生命一样爱护保养，但是農业是个有机生命体的概念源自奥地利社会哲学家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他认为，农业是个有机体，就如同人体是由不同的器官组成的整体一样，任何一个器官都不可能孤立存在，每一个器官都必须相互联系存在才能构成一个生命体①，而对这个生命体的信念在于其再生性。与传统的线性生命思维不同，“有机观念”蕴含着生命循环往复的再生观念，接近东方生生不息的“永生”概念。他后来的哲学思想可以叫做“永生”的哲学思想。人类不是通过战胜自然来获得自己的胜利，而是通过融入自然整体来实现自身价值，所以他认为，如同万物存在取决于土壤的肥沃状态一样，人类和土地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的，不是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能割裂开来。人类与土地之间应该围绕一个“永生”的主旨来发展，是对生命整体的认知。

这与1948年深层生态伦理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沙乡年鉴》提出的大地伦理观一脉相通。利奥波德也认为，人类是自然生命体的一部分。人和树、高山、河流以及土壤、各种各样的动植物一起共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里，这个共同体叫做“大地共同体”。在这个大地共同体里，人类有责任维护其完整、稳定与美丽。利奥波德提出一个伦理判断，即一件事情只要是有利于维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美丽、稳定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误的。大地伦理观认为，伦理应该超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延伸到与人与大自然和万事万物的关系之中。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不仅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爱，也需要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爱。

在哲学层面，深层生态学之父阿恩·内斯（Arne Naess）也认为，人是自然整体中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是平等关系。深层生态学的中心是整体生命的和谐统一。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有生命的生命体，每一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有机的生命联系，缺一不可。部分离开整体，生命将不复存在。大地伦理观与深层生态学堪称有机农业的哲学基础，即以生命整体性的观念看待自然中的农业生产。

在深层生态学、大地伦理观以及《寂静的春天》的影响下，在1940—1972年间，有机农业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强调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如星星之火般逐渐燎原开来。

有机农业是承载着哲学思考的农业实践。农业实践要面对政治、经济、社会供给与消费等各个层面复杂的过程，有机农业的实践也必然面临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的挑战，在实践上有可能会出现矛盾与两难的选择，会出现与预期不一致的操作。这更说明有机农业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选择，而是一种结合。它意味着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自然循环与化学工业技术的结合，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结合。

有机农业强调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强调生命共同体内部多样性共存，生命体内部相互依存、相互关联以及相互作用的关系。整体地、有机地看待与农业有关的各种要素，遵循万事万物紧密相连、自然物都有去处以及自然法则最大的生态学基本原则，以维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美丽、稳定和健康为目标，这是人类可持续生存自救的希望。

总之，有机农业带来三个转向：一是文化上的转向，即由西方现代文化中心转向东西方文化结合;二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转向，即由以征服和控制自然的等级观念转向以自然为整体的生命共同体观念;三是发展信念的转向，即由线性的“末世论”发展观转向“永续论”发展观。

有机农业不仅关乎农业生产，更关乎信仰、观念、情感。有机农业秉持永续再生的信念和生命整体的观念，表现了地球人可持续生存的情怀与自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