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地利人和视角下的中国农耕哲学

曹山明　苏静

[摘 要]农耕文明在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农耕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已经深入国人的灵魂之中。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结合是中国传统农耕思想最基础、最本质的内容，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最核心的逻辑基础。结合现代科技知识对天、地、人的哲学概念进行新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的天时地利人和思想进行逻辑关系梳理，可以推导出天、地、人三层的新宇宙模型，从而确立“天时”循环体系作为中国农耕哲学的时间坐标和动力来源，用“正的方法”对中国传统农耕思想进行哲学解读。

[关键词]有机农业;天人合一;农耕哲学;生态哲学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农耕历史的国家，农耕文明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农耕思想早已深入中华儿女的灵魂之中。但随着西方科学思想的引进，传统的农耕思想就如中医面对西医一样节节败退，几无立锥之地。浏览现有的农学书籍，除了几部如《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等作为农学思想历史研究的古籍以及古代农学相关研究的一部分内容以外，所有理论性的农学著作几乎都是基于西方农学理论的。而早在20世纪初，美国人富兰克林·H. 金（F. H. King）就到中國、日本、朝鲜三国探究东亚农耕生生不息的奥秘，并完成《四千年农夫》（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一书，开启了西方有机农业的先河。但这部著作仅止于“地利”部分中土壤的维护，并没有涉及更深层次的中国农耕思想和农耕哲学。对中国人而言，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农耕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本身，是文明教化的道场，是思想和智慧的源泉。

天、地、人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才”。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是指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人，是自然之人，是从事农耕的农民。中国农耕文明思想并非起源于庙堂之上，而是产生于天地之间的旷野中，是把人置于天地之间，是放下人的一切思维，全力进入“天人合一”状态，使人自身具有像植物一样能够感受天地法则存在的体验。“道法自然”首先要对自然有最客观的了解，而自然之中最普遍的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规律。对万物存在方式和存在规律的掌握，加之对天地法则的体验和认识，构成中国农耕文明的基础及中国农耕哲学思想的基本框架。

“道法自然”是中国传统农耕的指导思想，“生生不息”是中国传统农耕的核心理念，“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农耕追求的终极目标，而这一切皆基于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农耕本身是一种人为活动，但这种人为活动是在遵循“天地之道”的前提下展开的，其追求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统一，这是中国农耕的本质。

“天时”是指有规律的时机的出现，它的规律是由“天”的运行规律决定的;“地利”是指事物生长发育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是由事物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的;“人和”是指人类对事物本身具有的自然规律和所具备的功能的认识，通过对时机的把握和环境条件的利用，实现人类目的的行为。与军事上对“天时地利人和”追求目的最大化不同，中国传统农耕对“天时地利人和”认识所追求的目的是可持续的、生生不息的，不仅要造福于当代，更要造福于子孙后代。在关键时刻和特殊工程项目上，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人们会不惜牺牲自己当下的利益和幸福甚至生命，就如《愚公移山》所讲述的那样。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认识理解中国传统农耕思想和活动，去研究中国传统农耕历史和传统农耕典籍，就会发现它们对事物的存在和变化的认识有着清晰的逻辑关系和系统脉络。我们可以在现代科技知识的支持下，弥补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农耕研究者在现代科技知识方面的局限，构建一个融古代农耕思想和现代科技知识于一体的中国农耕哲学。

因此，中国农耕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分支，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是几千年农耕思想和农耕社会文化的核心逻辑体系。通过现代科技知识的补充，中国农耕哲学可以形成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理性哲学的、具有完整哲学概念和逻辑关系的哲学基础体系。

二、中国古代农耕对天时地利人和的基本认识

中国的农耕文明始于认识“天时”，始于“阴阳”和“五行”思想。早在三皇五帝时代（虽然其属于神话时代的故事，但故事背后代代相传的思想就是今天我们对古代农耕思想的认知基础），人们就开始观察太阳、月亮和星星以确定农时，而观察是从东南西北四方展开的，通过太阳每天的位置所对应的地面不同的状态，将其性质分别定义为“水”“木”“火”“金”，外加居中的“土”，形成最原始的“五行”思想。同样，昼夜和四季的循环变化而形成的两极被标记为阴和阳，阴阳状态随时间循环而循环变化，于是就有了阴阳概念和基于阴阳的思想认识。

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古代，只有借助自然之力，才能通过农耕生产解决部落人口的生存问题，因此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就成为生存的关键，成为决定一个农耕部落生死存亡的大事。《礼记》开篇就是《月令》（《月令》中的月应为阳历，而不是阴历），并不是月对礼仪的形式有多么大的影响，而是当时的人们要通过《月令》的礼仪提示农耕活动将要进入的状态，让整个部落认识农时，通过节日礼仪的形式更好地教化民众，通过群体性礼仪活动引导人们遵循“天时”来开展农耕活动，进行粮食生产，以保障部落的生存安全。由此可见，遵循“天时”在中国古代是属于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首要任务。汉代以后，二十四节气的成型是早期农耕活动的成果总结，同时也成为后来影响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社会文化生活习俗的基本元素，而其本质是农民掌握农耕农时的工具。

中国古代大规模的“地利”建设应当始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大禹治水用的是智慧，如治理黄河上游的龙门山就是如此。龙门山在吕梁山的北面，大禹将黄河水从甘肃的积石山引出，水被疏导到吕梁山时，不料被龙门山挡住了。大禹察看了地形之后认为此地非凿开不可，但是偌大一个龙门山又难以凿开，大禹选择了一个最省工省力的地方，只开了一个八十步宽的口子，就将水引了过去。龙门的打通让滔滔黄河水一泻千里、奔流入海，上游造就了河套地区的千里沃土，而下泻的洪水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一路冲积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耕区域，使黄河成为中华民族农耕文明名副其实的母亲河。

对于从事农耕的农民而言，“地利”和因地制宜开展农耕活动是同一概念，这一点从《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等古农书中都可以得到印证，而且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整体的因地制宜，甚至对房前屋后各种作物的种植都有讲究。由此可见，当时的农耕就已经对“地利”的细节有了深入了解和充分利用。根据不同的土质土壤条件、气候条件和光照水文条件，不浪费每一分土地开展农耕生产。而不同物种的农作物在中国人的食物组成中都有其特殊的作用，或主食或副食杂粮或菜蔬或配料均有其特定的医用价值，其功效不仅决定于植物种类，也决定于植物生长的“地利”。

更进一步的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以草为药，利用包括各种各样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的整体或者部分，通过多种不同的炮制手段，最终成为治疗身体疾病的药方。而决定它们药用价值的重要依据，则在于它们的产地和生长的位置及其本身的成色和药材所具备的属性。药食同源是中国传统养生的一种有效方法，民间的许多饮食习惯都隐含着中医的智慧，它们中的许多原材料都来自当地，并产出于同一个时节，具有可遇不可求的珍贵性，也充分呈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农耕社会场景。

所谓的“人和”，就是充分地认识“天时”“地利”的规律和特性，从自然生长的动植物身上学习自然之道，尽可能地利用天地所提供的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和”是人类为了更好地生活而主动与自然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

因此，农耕哲学的次序应该是：以“天时”为动力，以“地利”为基础，充分利用“天时”“地利”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在人力可及的范围内积极响应环境的变化，借助自然之力，通过培育农作物和饲养牲畜家禽来实现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目的。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基本逻辑关系存在的真实画面。

“天时地利人和”之于农耕，是一套完整的中国古代农耕哲学思想体系，“道法自然”是农耕哲学秉承的思想理念和采用的方法，“生生不息”是农耕哲学追求的目标，而五千多年农耕社会的实践则是农耕哲学思想的见证。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以牛马为农耕动力、以钉耙锄头镰刀为基本农耕工具的农耕历史过程中，中国乡村形成生生不息的社会体系。除了改朝换代之外，大多数的乡村特别是许多的边远乡村一直保持着安居乐业的状态，虽然生活水平较低，但较之于流离失所而言，已是极大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在近现代之前，中国人居住了成百上千年的传统乡村并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污染和废物，不仅仅是土壤的保持，而且是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的一切，都完全融合于天地间。几千年的人类活动及其繁衍生息，并没有破坏大自然的正常运行，这一切均因为“道法自然”的生活理念，而农耕活动的指导思想始终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范畴中，“靠天吃饭”始终是中国传统农耕活动的主要特征。

三、引用现代科技知识再认识天时地利人和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一批中国学者就开始用西方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哲学思想，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得出中国哲学是用“负的方式”解释世界的结论。他在该书第二十八章中说：“就我认识之所及，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持久贡献在于它的逻辑分析方法……我曾说过，佛家和道家都使用‘负的方法。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正好是‘负的方法的反面;因此，也许可以称之为‘正的方法。负的方法致力于消泯差别，告诉人它的对象不是什么;而正的方法则致力于突出区别，使人知道它的对象是什么……从西方引进了正的方法却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使中国人有一种新的思维方法，还改变了中国人的心态。”①虽然后来哲学研究依然在进行，但对中国文化的哲学解读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依然只能归类于文化而非理论。

因此，要让中国传统思想能够用“正的方法”表达，就必须跳出现有的西方理性哲学体系，对中国传统哲学逻辑概念和逻辑关系进行梳理，从头开始构建一套符合中国传统思维的逻辑体系。而农耕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历史最悠久、积淀最深厚、覆盖面最广、与人类生活联系最密切且是最纯粹、最本质的思想体系，具备构建中国哲学基础体系的条件。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太阳、地球、月亮之间的天体运行规律成为常识。我们已经清楚了昼夜（日）源于地球的自转，四季（年）源于地球的公转，月亮是围绕地球转动的卫星，月份是月亮作为卫星围绕地球运行的周期时长。这些运行规律证明中国古代“天时”系统的真实存在，并为我们界定一个哲学上的“天”的范畴提供了依据。“天时”和地球上的人类及万物息息相关，决定了地球的物质运动、气象气候和万物生长的特性。地球和月亮的运行规律是由宇宙的自然规律决定的，而万物的运行和生长规律与地球月亮的运行规律同步且息息相关，因此，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就应该按照天地的自然规律来安排自身的活动，而宇宙规律本身就形成于自然而然之中。

虽然古人从来没有进入过太空，也不清楚地球的大小和形状（只有天圆地方的朴素概念），但通过对昼夜四季的观察和思考以及几千年的农耕活动，中国人形成獨有的一套基于农时的农耕思想体系，而这一思想体系的基础就是我们要定义的中国农耕哲学的“天时”概念。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所有古代文献中，对“天”和“天时”的定义是不明确的。古代一般意义上的“天”包括地面上所有空间发生的事情，这直接导致中国传统哲学只能用“负的方法”进行哲学描述的结果。

中国农耕哲学将“天”的哲学概念明确为地球的天体运动，而它相关的运动规律，就是在时间上形成以年、月、日为周期的运动循环（月为阴历之月）。这是三个主要的既独立又都与地球相关且存在综合效应的时间循环体系，我们称之为“天时”。“天时”不是一个线性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随时间变化而具有自身发展规律的宇宙环境体系，对地球上所有事物产生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影响。它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系统，“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道德经》）。老子把天地比喻成一个不断拉动的风箱，以昼夜和四季的方式推动着世间万物的生长变化。这种运动循环为地球上的万物提供了生长的动力。

古人对“地利”的认识更多的是区域性的，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虽然水从天上来、土自地下长，但古人还是把雷公电母划到“天”的范畴内，把由天体运动形成的“天时”现象和因“天时”而产生的大气环流形成的气象气候现象混淆在一起，这也是中国农耕只存在思想而没有形成明确的哲学体系的主要原因。

而真正具有哲学意义的“地利”概念，应该是钱学森定义的地理系统范畴。从整个地球的角度看，现代科学将地球的运行和地球表面的物质运动研究分别归类到天体物理学和地球物理学范畴。地球物理学包括大气物理、气象学、气候学、地质学、水文学、物候学、土壤学等众多学科，从地球的地壳内物质运动到高层大气水气运动，都属于“地利”范畴，这些学科相关的运动变化都离不开“天时”背景的存在。

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在思考国际政治经济的未来发展问题时指出，21世纪将是地理系统建设的时代。所谓地理系统，指的是地球表层系统。地球表层系统则是指：上界以对流层的高度为限（极地上空约8公里，赤道上空约17公里，平均10公里），下界包括岩石圈的上部（陆地上深5～6公里，海洋下平均深4公里）之间的部分，其厚度平均为15公里，约为地球半径的1/425。因此，如果把地球比作一枚鸡蛋，那地理系统（地利）就相当于蛋壳。地理系统包括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地理系统两部分，农业系统为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地理系统重合而成的系统。很显然，农业系统属于地理系统①。

由此，我们可以形成两个不同的“地利”概念：一是以钱学森的地理系统为定义的整体“地利”概念，二是以地球上特定位置存在事物所感受的区域性个体“地利”概念。“地利”概念代表的既是整体地球表面的变化规律，又是地球上存在于某特定位置所具有的特定的变化规律。

区域性“地利”作为一个具有地理位置特性的生态系统，包括其空间内所有存在之物，共同成为生活在其中的人类的“地利”（生活环境）生态圈。作为一个位置固定但环境又相对开放的“地利”空间，“地利”内部的变化既有受“天时”影响的必然性，又有受开放要素影响产生的偶然性。从现代科学研究和气象气候数据可以发现，在大的方面，总体的气候运动还是符合“天时”的，但其范围、程度、体量、路径、时间误差等在每个周期之间都不尽相同;就特定的小“地”区域而言，其偶然性就会明显提高，形成古代人类对“天”不可捉摸的印象。这种偶然性在中国农耕时期按农时进行生产中，出现了来自气象要素的不确定因素，除了“天时”决定的气候变化外，还有不期而遇的连续干旱、大雨、洪水、持续阴雨、局地暴雨、台风等气象事件，让农民对于“老天爷”的变脸产生一种无助的心理，企图通过对“天”等神的祭祀获得它们的善待。这就是中国古人对“天”对“神”的敬畏心理以及敬天敬地敬神活动的由来。认识“地利”的开放性特征，认识大“地”系统（地球大气环流系统和气象活动）对小“地”區域的影响所形成的新的“地利”概念，将原来属于“天”的气象气候现象在哲学上归结到“地利”概念范畴，就可以真正理清“天时”与“地利”的关系。而这种“地利”概念与现代地理学、气候学、物候学研究中实际采用的地理范畴相一致。

“地利”空间中存在的生物（包括植物和动物），与“地利”的特性息息相关，当然也就服从于“天时”。“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杂下之十》）。这说明“物性”与“地利”（水土）的相关性，水包括雨水、河水和地下水，土包括本地的土质、地形地貌、植被等，这种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农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在排除了“天时”和“地利”的因素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真正属于物性的属性描述可以变得非常简单。就如文学作品中的一个角色，当社会和历史背景全部交代完毕后，角色的行为就非常容易理解，角色的特性也就呼之欲出了。

在中国传统农耕哲学中，“天时地利人和”中的“人”，指的是把人代入植物角色下的“人”，概念上指的是世间万物，泛指一切具有自然发展规律的事物，它其实是“人”这一概念的抽象化和哲学拓展，同时将“人和”概念中人类理性响应“天”“地”的思想单独分离出来，即先认识自然再“道法自然”。

我们把世上具有自身自然规律的万物称为“人”，而不是物理学中的物体，因为它们身上存在着一种生命的或者变化规律的特性，即在时间和环境等影响下，“人”会按照自身的自然生长规律（生命意志）而产生运动和变化，这种运动变化和人类的理性思维意识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人”是具有自身自然发展规律的客观事物的抽象概念。

“人”的运动和变化主要取决于“人”本身，但外部环境的影响和条件也很重要，“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即为如此。“天变于上，物应于下”，天时是中国古人对自然规律（道）最基本的认识，也是中国哲学的基础。所谓“天”，并不仅仅是我们头顶的一片蓝天，而且是一种自然之力，是“老天爷”。“天”有着它自己的运行规律，是人类无法违背的存在，是中国农民的“上帝”。

生命（具有自身发展规律的事物）都有其外因和内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①，外因和内因的相互影响使生命不断成长发展。“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经过漫长岁月的进化，地球上的生物已经和其所处的“天时”丝丝入扣，花苞会在春风来临之际准备好，春风也会如期而至催发所有的梨花，这就是“天时”存在及其存在于生命中的证明。

201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发现如果不按时睡觉人的身体就会出问题的三位美国科学家：杰弗里·霍尔（Jeffrey C. Hall）、迈克尔·罗斯巴什（Michael Rosbash）和迈克尔·扬（Michael W. Young）。他们解释了植物、动物和人类是如何适应自身的生物节律并与地球的转动保持同步，但他们的发现还仅仅是有关昼夜同步的研究。而我们的中医早就有了冬病夏治的“伏贴”以及“月子病月子医”的相关论述和方法，有了和“天时”中“年”“月”周期相关的治疗思路，经络与每日时辰的相关性描述更是中医的基础性知识。但这些论述却均被打上“不科学”的标签，实际上只是因为现在的西方哲学和科学理论无法解释而已。

四、明确“天时地利人和”对确立农耕哲学的意义

“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对于作物而言，太阳的作用并不仅仅是提供光照，其更重要的作用是昼夜温差和四季变换，它就如一个巨大的发动机活塞一样，为地球上的万物提供生长的动力。

透过地球天体运动所产生的温差以及由温差变化产生的一系列效果，中国古代思想家创造了“阴阳”的哲学概念。“阴阳”不仅仅是指温度和光照变化，而且是一个涵盖中国传统思想、解释世间事物变化最广泛的哲学概念，可谓无处不在。阴阳的存在和变化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背后的动力，即是地球的天体运动。而在五行学说中，在“土”的基础上，事物从“木”到“金”的内因变化，加上“水”与“火”的外因变化，形成中国传统的五行变化模型。阴阳和五行变化背后的动力都来自地球的天体运动，即“天时”。在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中，所有事物变化的背后都有着“天时”的存在，“天时”也就成为“天道”。

基于现代科技知识形成的农学理论，只把农学与土壤学和气候学等地理学科相联系，“天时”的作用就如我们生活中的空气一样被忽略不计，完全没有其应有的决定性地位，特别是与温室大棚农业和设施农业相关的生产技术，完全摒弃了“天时”存在的前提。这种现象背后的关键原因，是中西方理论构建基于不同的哲学思想：西方理性哲学的宇宙观，建立在笛卡儿的三维空间加上线性的时间参数的四维坐标体系之上，而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则建立在以“天时”为基础的“天地人”结构体系之上。“天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循环轮回的特性，天地之间万事万物本身所具有的规律自然也体现在“天时”的循环轮回基础之上。西方哲学线性的时间概念和中国传统哲学循环轮回的时间概念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就导致两种农学理论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天、地、人”三层的宇宙结构模型既适用于地球上的万事万物，也适用于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它以事物本身为中心，每一个事物都有相同的“天、地、人”三层模型，既体现了事物存在的普遍性，又体现了事物存在的特殊性。普遍性在于地球上所有的万事万物都受“天时”的约束，特殊性在于其在地球上存在的位置和环境是特定的，生长过程和生命经历是独一无二的，因而每一个事物所具有的特性也是独一无二的，是具体的和特殊的。

而作为哲学概念的“人”，其自身有着由生到死的生命规律，但生命过程中又具有代代相传的能力，可以使自己的生命成为永恒。从哲学角度来说，这种规律模型既具有个体的特殊性，又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因为世间万物都有“代代相传”的能力，叠加起来就形成整个世界的“生生不息”。

“大道至简”既是宇宙的生命结构模型，也是世间万物的生命结构模型。它既有空间的维度，又有时间的维度。它具有哲学上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以及时间和空间统一的特点。反过来看，西方理性哲学中所描述的事物是绝对的和抽象的，它们一旦被定义就不再变化。西方理性哲学中的事物按其特性进行分类，被分类的每一种事物都失去其作为个体的特殊性，而所有的哲学逻辑推理都建立在事物的普遍性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理性哲学指导下形成的理论，缺乏对个体事物特殊性的处理能力，在具体应用中还需要联系实际才能得到落实。

中国哲学的时间概念有别于西方的年、月、日、时、分、秒的概念，西方的时间概念仅仅是一个单位概念，而中国哲学的时间概念是自然规律的体现，是一个循环轮回的概念，是关于宇宙的时间环境体系概念，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外因存在，是地球万物生长的生命道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就容易理解了。天的运行规律是由宇宙的自然规律决定的，而地上万物的运行和生长规律是和地球相关的天体运行规律相同步且息息相关的，因此，生活在地上的人類就应该按照天地的自然规律来安排自己的活动。

“坐地日行八万里”，中国哲学的时间概念（宙）不是西方哲学的线性时间单位，而是具有自然规律的循环轮回体系，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和万物都存在于这个“天时”系统中。通过这个“天时”系统概念，以前有许多无法解释的、特别是有关生物生命的现象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天时”系统的运行是一个开放性系统，而参与其中的不仅仅是单一的时间（地球公转、自转、月球的卫星运动），有来自宇宙（日、月、星辰）的影响，有来自地球表层大气物质的影响，还有来自地壳运动、人类活动的影响，既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偶然性。因此，在某一个特定地点的某一时刻的情形，并非如精密机械一样准确无误而可以精确预测。事物发展的外因和内因的自然规律固然各自符合“天时”，但它们的相遇相交相融还需要时间上的高度吻合，需要“缘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一点在气候学和气象学等方面有丰富的资料可佐证。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天时”一直没有成为一个现代哲学意义上的概念。同样，如果将现实世界的阻力考虑进去，牛顿的惯性定律就不能成立，我们对于“天时”的存在也应采取相同的思维方式进行理想化处理，从哲学高度充分认识“天时”系统的合理性。

中国古代的农民和他们所生活的传统村落，对这个“天时”体系有着最深刻的体会和理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历春夏秋冬，经受雨雪风霜。他们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田野里耕种，既从自身的身体中也从作物的生长过程中感受“天时”的存在，是“天时”系统存在的直接感受者。作为“靠天吃饭”的生产活动，农耕不仅仅是劳作和辛苦，更重要的是对“天时”的把握，是善于利用“天时”“地利”的资源，这是农耕最大的学问。“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耽误了农时或者不按农时进行耕种，那就不仅仅是事倍功半的事了，有可能还直接威胁到人自身的生存。因此，中国古代的农民对于“天时”的存在有着切身的体会并常怀敬畏之心。中医更是将“天时”概念应用于身体内部运行的体验和观察中，利用“天时”和身体运行机制调理身体，以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

由此可见，明确“天”的哲学概念和恢复“天时”的哲学地位是建立中国农耕哲学的关键。

五、结语

“五十而知天命”，通常人们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要到五十岁之后才能有所感悟，而即使感悟了再把感悟的内容表达出来，也还只是一种感性的形式，很难上升到理性和系统的高度，因此中国传统哲学始终停留在后来人不断地点滴感悟的状态。那种用自己的点滴感悟去注解古人经典的做法并没有让人们从系统上更好地认识传统哲学，反而会将后人引入歧途，产生某种误解，成为画蛇添足之举。这类陈年累月的游戏，反倒使中国传统哲学蒙上一层厚厚的尘土，更难以找到其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脉络。好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经典还被相对完整地保存着，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古代原始哲学思想的一手资料。

把古代经典中的哲学思想和现代科技的知识相结合，可以突破古人对哲学概念的模糊认识。同时，用新的哲学概念和关系去重读经典，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印证和挖掘传统经典中的思想精华，去伪存真，突破古人在事物描述中的局限，从中梳理出理性的逻辑关系，把散落的哲学概念和关系组合起来形成系统，以现代哲学理性的方式，用“正的方法”将中国传统农耕思想表达出来。“天地人”哲学概念的重新定义和基于新定义概念的关系梳理，就是我们所作的最基本最初步的探索。

“天时”是传统中国农耕的动力之源，是中国农民“靠天吃饭”的思想和行为依据，也是自然的客观存在。顺应“天时”，就是充分利用天地之间万物的自然生长规律所内涵的内生动力开展农业生产，其中所蕴藏的自然生产力不可估量，人类只要善加利用，就可以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受益无穷，造福千秋万代。

借用中国农耕哲学思想重新对农耕传统进行解读，我们可以远远超越《四千年农夫》的理解，在一个既原始又崭新的、且与西方理性哲学完全不同的高度和视野认识中国传统农耕思想，认识中国农耕文明和农耕文化。可以预期的是，“天时”概念的哲学应用以及对“天时地利人和”的重新解读，将为农耕、中医以及所有与生命相关的学科的研究提供中国哲学的解释，未来也会对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