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人类和谐生存的精神祈望

盖光

[摘 要]生态文学在不断鉴析人与自然生态交往及互动关系的和谐程度，也在反思、质疑甚至批判人类活动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因素。生态文学不仅以肯定性视域叙述生态有机性缘何是现实的、基础的、合理的，且审美化地体验人与自然之生态关系的有机性、和谐性，从而直接促发人们主动性地解析、体验、言说生态有机性及和谐关系，通过文学体验的情境预设，对朝向未来的永续之路、永续之境给予情意描绘及审美创化。通过文学的书写、叙事来引发人们深刻理解自然、生态/生命，并呼唤“亲和”、植生爱意、慰藉心灵、拓展视野，无疑会促进有机生命的身心融合及跃动，这不仅可使精神祈望之境界得到提升，更有着“实在”的根基。

[关键词]生态文学;生态审美;有机生命

文学艺术活动必然要注入生态体验的元素，引导人们通过文学体验与生态体验的互渗及交融，表达一种和谐性的精神祈望。生态文学一直在践行这种理想，且始终审视人类过往的历程。生态文学在不断鉴析人与自然生态交往及互动关系的和谐程度，也在反思、质疑甚至批判人类活动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因素。生态文学致力于坚守绿色发展、永续发展，也在探求如何重塑人的精神信仰，致力于面向未来，且情意性地充蕴人的精神世界，意在丰富生态文明的精神内蕴。

一

人是情感的、精神性的且能够体验美、创生美的生命有机性存在。人要创美，要提升精神境界，要调适和谐的生存，就不可能没有文学艺术，不可能没有对生命的审美体验。满怀对有机性生存的祈望，对情感、精神、生命和美的深度体验，使人信心满满。文学承载着人的信心，融情蓄意，书写、探求、祈望一切更美好的事物。

文学是一种坚守。文学要回溯、要书写历史，更需立足当下又朝向并坚守未来，且对未来要有必需的“情境预设”。生态文学更需坚守，其坚守路径可为：其一，以肯定性视域叙述生态有机性缘何是现实的、基础的、更是合理的，且审美化地体验人与自然之生态关系的有机性、和谐性;其二，直接促发人们主动性地解析、体验、言说生态有机性及和谐关系，通过文学体验的情境预设，对朝向未来的永续之路、永续之境给予情意描绘。文学活动对人的现实生存怀有挥之不去的情结，原因何在？文学本来就源自人的现实生存，文学无法脱离人的生命有机体而特立独行，这使得文学活动始终肩负着一种责任。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不断确证生态/生命存在的有机性及合理性，在于对未来境域满怀畅想。文学性、审美性充蕴着意义，且蕴含生命运演节律及意义。文学的意义不只是凝聚人的精神体验，更是在人的感性、实在与精神活动的有机融合过程中行进，从而彰显意义、丰富情蕴。生态文学的本质是文学，其叙事体验必然是“言说”，是探讨人如何能够有机且和谐地生存，如何徜徉在万物一体及互动共生的过程中，如何使生命机能充满活力。生态条件下自然与人理应是共生共荣、互惠互利的，其根基全在于共同哺育生命的实在，繁复生命多样性，激发生命的活力，充蕴生命能量，跃动生命之情，舒化生命之美。

文学是为生命的，生命召唤文学，文学描绘生命。生命可有多重蕴含：其一，生命是实在的。生命贮存在有机活动的躯体中，生命之躯不可停歇地“动”着，生命的血脉不可断流。其二，生命是中介的。生命是个体的又不止于个体;生命是多样的，其多样性成就了生命个体。生命个体作为中介连接了生命的多样、有机，无数的个体编织了生命之网，生命之网包容、哺育了“生生”跃动的生命个体。其三，生命是情意的。生态之网中的个体必与躯体之外的生命交往互动，这就需要“感”和“情”。“感”与“情”连接了，个体的、网中的生命就有“意”了。其四，生命是灵性的。感、情、意不只源于生命之“动”，还会有生命之内在的、似乎看不见又摸不着的“灵”，总会调控、支配和美化生命之“动”。其五，生命是美的。生命的动总是韵律化的，有着或隐或显的轨迹或轨道。无论是个体，还是“网”中所有生命，亦或是多样、有机生命的交往，这个“轨”不可变异，更不可断裂;“万物一体”“生生化育”，皆依“轨”而行，这也成就了“美”。文学是生命的，更是美的，跃动美、成就美的体验是文学的至高之法。文学应沿着生态/生命有机运行过程的律与韵而直达“美”，以情意播撒而惠施万物。文学创作者激情涌动、全身心参与，通力作用于血脉之躯，文学因而有了新景，并进入新境，从而不断有了新意。

文学书写生命。生态成就了生命的多样、有机之“网”，文学活化并表达“网”中跃动的生命。故文学体验生态、书写生态、“美”化生态是必然的。自然、生命及精神相伴，使文学魅力永在。文学面对生态，充蕴新的智慧，承载新的责任，责无旁贷。文学结缘生态，更需坚守，对精神/心灵、思维/德性、观念/品格、叙事/情意、知识/话语、文体/类型等主题都需有新的策略。

二

文学活动是基于人的现实生存而展开的，文学书写生活应当是包容的、全面的。文学有不同的叙事角度、方法、策略、类型及模式，文学创作者会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和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不同的艺术技巧及驾驭语言的方式。因而，成型于不同的生活背景，文学作品就会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观、伦理观、审美观，甚至会对生活有不同的剪裁和組装方式。有时即便是一部作品，甚至是一部短篇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都是一种生活场景及创作者的思想精神和情感体验的表达，其中必然包孕作者对生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由生命的全部及有机性参与完成，或者说都是在生命有机运行过程运演中完成。文学的这些特性，以及任何学科门类以及释解世界的方式，任何一种对自然/生态/生命/生存方式的认知及解答，都无法与之相比。

比如当我们唱诵大地时，女性作家是必须被深度关注的叙事者、抒情者及审美体验者。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宽广视域中，我们理应多向度、多视角观察及评价作为大地歌者的迟子建。迟子建对森林、草原、河流、白雪总有着挥之不去的情怀，因为这是她生命和心灵的栖居之地，她时时不忘写之、颂之。迟子建生长于雪国，雪与她的生命、情意紧密相连。她的作品有着雪一样的清纯、柔情和细腻，即便是书写极度残酷的自然现象、人类事件，她也会满含温情来化解人们内心的恐惧及仇恨。《白雪乌鸦》中有雪域的清净，亦有瘟疫的残酷，迟子建将两重现象比对穿插，最终以雪样的温情化解了瘟疫灾难，疏解了读者的身心。《群山之巅》则以“山一样”的胸怀和温情消融了人性的丑恶及其对女性身体的摧残，化解了生命被杀戮给人带来的种种不悦及愤恨。在迟子建诸多中短篇作品中，对雪的情意抒发饱含着暖暖爱意，使得自然、大地、生命的善和人性的善与美，因温情而有着天然的默契。洗礼身心是生命的必然，在迟子建看来，不只水的洗礼，清风的洗礼是更为“妙造”般的“洗”。2018年的新作《候鸟的勇敢》是她自然情怀的又一次挥洒。小说以独特的叙事视角，以大自然的永续循环和季节的转换为叙事载体，以候鸟的季节性迁徙及其独有的自然特性映衬人的世界，给予一种人性和人情的警醒。自然、荒野和生命在迟子建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物性实在，也不再是限于颐养生命的家园;作为情意表达的载体，它们都成为诗性的、审美的替代物，或者成为诗性存在及美学精神的意象，且以极具诗性化的审美叙事方式来表达。

在生态视域中，女性与大地联系紧密，有时或为同义所求。这不只是女性作为女性作为人的身体力行及参与，也是女性作为文学书写者的广为参与。水是生命之源，生命一刻也无法离开水。《红楼梦》对“水做的女人”更是阐释得淋漓尽致。除了对女性/大地这种审察情结之外，女性书写中的柔情、水性以及动人心魄的归家和乡愁情结，既具质感，更富美韵，有时我们还可以将女性/大地/水/家园视为紧扣的叙述序列。

格蕾塔·加德（Greta Gaard）的《根：家园真相》（The Nature of Home： Taking Root in a Place）意在“寻根”，而“根”并非单指树木之根，也非我们常言的文化之根。加德所叙的“根”，既表征家，亦为土地、荒野，更是其赖以依身的生命之“根”，作为生命之根的“水”便是其中一项。加德对生命及记忆的追寻，是在深陷生态极度堪忧状况下的追寻，她倾情书写了自身生命中亲历的水、家园、荒野、土地以及森林、河流、湖泊、山川。该书开篇即为“寻家”，事实上，当人类越来越将地球母体作为满足欲望的工具时，“家”的意象便会越来越淡漠。我们观照生态、构建大地伦理、叙述文学故事以及寻找家园、重新规制家园意识、拓展个体生命之家成为地球栖居之家等等，这些既是时代所求，也是精神祈望。该书以编年体式设置结构，第一年则以“女人/水”开篇。在加德看来，“水一向是家的一个符号”;“水以雨滴、飞沫、气泡、涟漪的形式诉说着代表了地球所有生命之起源的语言”;“生态系统里所有的水体都相通。你在贝灵翰姆随处开一龙头，流出的水便来自沃特科姆”。水与家，既是实在又是无限联通的，既是生命之根又是生命历程的见证。在该书的结束语中，加德如是说：“水告诉我，家不是停滞的场域或归宿，不是名词而是动词，一个建立与场域及其动植物和人之关系的进程。在家，意味着接受无常，彻底地进入生命的往复循环，踏入各种关系的汇流，能量之流，创造、保存、解体、再创造的舞蹈。”①

植物是生命，同时它也是生命所必需;植物美妙绝伦，给人以无尽的遐思;植物是文学说不尽的主角，更有言不尽的历史与文化隐喻意义。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的《树荫的温柔：亘古人类激情之源》（La douceur de lombre），是一部极具文学情韵及文学言说意义的文化和历史书写。该书引领人们作了一次长长的漫步，但不是在“被隐去具体树木的森林”中漫步，而是与“田间树、篱笆树、孤独的野生树以及人工种植的树相遇”。树木作为生命体，其与人的生命连接无处不在，食用、建筑、家具乃至造纸等自不必說。科尔班描述道：“树身上承载着书写。”树身、树皮等不正是先民行为及思想的纪录工具吗？比如“榉树的树皮光滑、柔软、平整，自古以来就因为能方便刻写爱的激情而著名。古代的牧歌和哀歌使得在公众场所的柔嫩的树上刻写爱情诗句成为约定俗成”。科尔班在“树之魂”一章中说：“植物被认为是拥有语言的生物。植物，如木薯，具有感觉能力，被赋予人性。他们表现出感情，特别是嫉妒。它们的意识停留在表面上。幻想在人与植物的接触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如发生在裙带菜精灵和植物之间的变形。总之，植物的灵魂游走于精神、矿物和植物之间。”①

祁云枝与植物打交道二十多年，不仅深谙植物理路，而且对其情意融融。她既写又画，还举办生态“疯情”漫画展。她声称要为植物“代言”，忧心于濒危的物种数量。她说，我们应当怀着一颗敬畏植物的心，用一双懂得草木的眼睛，去聆听花言草语，挥动文笔。祁云枝的新著《植物哲学》和《枝言草语》，不只介绍说明，还颇具哲理思辨地解析生命，且充满灵性。《植物哲学》书写了六十余种植物，尽管都是常见的，但作者却从生命意义及哲理层面多样立论，将诸多一般常见的植物境界化了，既显其生命的实在性及品类，又以精神灵性提升了植物的物类特性，使之富有神性。尤其是为每一种植物都配以形象、幽默的色彩漫画，更显其真性、灵动、机智。这显然已经超越了对植物本身的认知，实为生态道德、生态审美的教科书。如写人们熟知的蒲公英时，祁云枝以“随遇而安”定位。与大树相比，蒲公英只需一捧土、一滴水就可生根，继而繁盛。祁云枝称颂道：“不择环境、随遇而安、自由自在，蒲公英生命的过程，充满了快乐”;“人，如果能做到内心淡泊宁静、随遇而安，定会像蒲公英般活得潇洒、坦然。懂得知足，才会快乐！”②写柳树时，则以“刚柔相济”定位，除了广博的物种及文化知识的交融外，对其最后的升格语为：“在为人处世方面，柳树的刚柔相济，为我树立了榜样。为人太柔，会让一个人瑟缩胆怯，显得没有骨气;太刚，则会不知变通，处处碰壁，一事无成。只有外柔内刚，刚柔并济，才能在世事中游刃有余。”③

文学的思想是深邃的，视域是广袤的，情思是动人的，言语是形象的、有韵律且摄人心魄的。通过文学的书写和叙事来引发人们至深理解自然和“生态/生命”并植生爱意，无疑能促动生命的身心融合及跃动，使精神的境界得到提升。

三

文学可以给予人们一种“亲和”性生存关系的体验。“亲和”关系并非指唯人而独尊，而是人与自然的生态、生命交往，且保持共在的“亲和”。“亲和”的对象不仅只有人，同时还应包含自然、环境以及多样化的动植物。这必然要求人们需以“亲和”的态度及方式融通人与自然万物的生态有机关联。“亲和”自有其观念特性，“亲和”的观念又影响着人的行为。“亲和”作为文学的观念出场，文学又以“亲和”性生存体验作用于人的存在。

推进人的精神生存的主体力量是人，构筑“亲和”性生存体验的主体是人，最终受益于“亲和”功效的也是人自身。体验“亲和”须有必要的环境及其他条件，不仅要有生态观念，更要有生态/生命的机能活力。植入生态观念，激发生命活力，明确“亲和”的氛围及条件，不应是只唯人独有，而是与生态境域中的万物所共有。生态意义上的“亲和”，是万物有机交融、“亲情”交往，且共同行进于“万物一体”的有机过程。就人的活动而言，生态/生命有机状态的“主位”在人，不论是生命有机体的活动，还是精神、心灵乃至艺术审美的活动，其最终的目的都是必须回到人自身。“亲和”也好，“亲情”也好，其能量及情意施放的主导都是人，只有人归正、矫正、明正自己的行为方式，融通行动机能，调整精神体验策略，其活动导向方能是“正途”。言及“主”与“正”，并不是说要以人为尺度、以人的无节制的需求为导向，而是说要沿着生态/生命的亘古行进之方向，依有机过程确证“进路”。“生生”节律“万物一体”，这不只是观念的、学理的，更是现实的、实在的，是人的行为之“主”与“正”的依据。由此言“亲和”、抒“亲情”，人必是“和”与“情”的发出者，万物“生生”是收受者。如果人的活动和行动错位，变异“进路”，“和”与“情”的能量就被拟制，而人就常常会坠入这种“错”与“变”。简言之，就是人的“亲和”与“亲情”不仅要对自身，更要对万物，即循着“生生”的有机节律，抒发对万物之“生”的“亲”与“情”，不断减少曾经的占用、享用、变异和杀戮。如能回到“生生”节律，融“万物一体”之境，卸去利欲掌控及无节制享用的困扰，人的身心就会是轻松的，灵魂会是敞亮的，精神必然是快意的和自由的。

当人们主动去关爱、呵护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物，且能够与之“亲情交往”，人必然会有“亲和”的精神归宿，会尽享蓝天碧水和鸟语花香。鸟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伴侣，鸟形、鸟态情意绵绵，鸟音、鸟语悠扬悦耳。鸟自古以来为写作者及作画者诵之、赞之不绝，随四季变化而南来北往的鸟类更是引发人无限的情思，爱鸟护鸟是人类从孩童时期就养成的美德及行动。唐代杜甫《绝句》中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曾倾倒多少代人，并且植根到多少人年幼的心灵。唐代王建《祝鹊》有云：“神鹊神鹊好言语，行人早回多利赂。我今庭中栽好树，与汝作巢当报汝。”①司空图《山鹊》则云：“多惊本为好毛衣，只赖人怜始却归。众鸟自知颜色减，妒他偏向眼前飞。”戴叔伦《松鹤》云：“雨湿松阴凉，风落松花细。独鹤爱清幽，飞来不飞去。”许浑《鹭鸶》云：“西风澹澹水悠悠，雪点丝飘带雨愁。何限归心倚前閤，绿蒲红蓼练塘秋。”宋代杨万里《闻莺》云：“过雨溪山净，新晴花柳明。来穿雨好树，别作一家声。故欲撩诗兴，仍添怀友情。惊飞苦难见，那更绿阴成。”②古代文人墨客笔下有写不尽、唱不绝的鸟形及鸟语，但凡遇到鸟，诗人们几乎会将鸟情和鸟意极尽挥洒。

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中有几段“题寄”，其中就引述了济慈的诗句：“枯萎了湖上的蒲草/销匿了鸟儿的歌声。”卡森慨叹人类科技的滥用和无节制的破坏，造成近乎“再也没有鸟儿歌唱”的窘境。“清晨早起，原来到处可以听到的鸟儿的美妙歌声，而现在却只是异常寂静。鸟儿的歌声突然沉寂了，鸟儿给予我们这个世界的色彩、美丽和乐趣也在消失。”③特丽·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心灵的慰藉》（Refuge：An Unnatural History of Family and Place）中的“题寄”，则引述玛丽·奥利弗的诗《雁群》。这部作品篇篇关乎鸟，几乎览尽在美国大盐湖休养生息的各种鸟。

祖克慰是一位富有忧患意识的动物写手，对动物的观察及笔触极其细微，其情意润染极富冲击力。尽管无法回避动物在人类面前的悲惨处境，但他并不去极度铺陈人类对动物的危害，而总是怀着真善之心放生，抒发美的情意。“那只狐狸，是那只白额狐狸，被我们放生后，再也没有在我们村子里出现过，消失在苍茫的原野。甚至很多年，我们村子里没有出现过狐狸。狐狸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④祖克慰的《动物映像》守持着一种责任和义务、道德与良知，他让生命悲壮而凄美，也因此沉静着读者的精神和心灵。鸟是祖克慰的最爱，他称鸟是大地上最美的精灵。《观鸟笔记》是他观鸟、写鸟的散文作品集。他善于听鸟音，写鸟音。他写野百灵是“巧舌唱啭天籁音”，写催耕鸟是“布谷声中雨满犁”，写画眉鸟是“百转千声随意移”。祖克慰还善于悟鸟语，他认为鸟是用它们的歌声与自然交流，能聽懂鸟语的人注定是不同凡响的。他认为鸟天生就是演讲家、歌唱家、鼓手，它们“滴溜溜”地叫着、唱着，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出入树林，落在屋顶、在庭院中蹦跳、啄食，像是一个个流动的音符。鸟牵动着人的情思，与鸟亲密接触，观鸟形，望鸟迎风飞翔的律韵悠扬;听鸟音，识鸟语，与鸟对话、问答，情意交流，是多么惬意又澄澈的境域。我们无法不说这是亲和的、亲情的，也相信这必能引发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惜爱。

文学畅言“亲和”，激越亲情性交往互动，这依然是在关系/关联中展开的。文学所涉的关系必然是多重的，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有机、和谐、共生、共荣的“亲和”及“亲情”。在这些关系中，文学或者更蓄生、更动情、更融爱、更蕴意、更崇德，因而更能动人心魄，继而更易塑美。

四

文学作用于人的精神、心灵，因而能不断植生人的爱意，其中始终萦绕着亲情和友情。所谓爱，不限于血缘亲疏及局限性的爱，究其根本，爱的基础应该是对生命的爱。爱生命，不止于对人类自体生命的爱，更在于对万物生命的爱。如果人类不断充蕴着这种爱，身心必然是趋美的，精神和心灵也必然是敞亮的，是自由的。

人之所以要对万物生命有爱，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也是生命的存在，与万物生命共生于大地母亲的怀抱，这是源、是本、是根。爱意呈现即源于此，源于人们的生命之根、之源。爱是出于对生命之“元”的体认，继而引发对生命之根、生命之本的体验以及对生态的把握。生命既是万物活动及交往、交换能量的基础，也是人与万物交往、交换能量的基础。“交”得有机、和谐，人的生命活动即趋于和谐、自由。万物生命乃至人的生命缘何相“交”，这是人对生命活动阐释的基础，也是文学艺术和审美活动的体验过程。人们体验文学，促文学创“生”，必能繁荣文学，从中至深地体认“美”。识“美”，即可明晰生命之“交”为何，继而助推人们去固本寻源，去依生、爱生、护生。此时的“爱”不只是一种情意性表达，更重要的是“爱”乃生命存在之始、之本，是“万物一体”之生命血脉连接。当“爱”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得以阐发，且在不断地抒发情意，便会提升性地表达人的情意及思想，展示人的精神品性。文学是塑造人的，文学的创生活力基于无穷的生命精神，它不可能规避爱，也不可能剥离对万物生命的爱。这并不止于狭义的生态文学，而应该是所有文学活动的基本策略;更重要的是，这一种是“人”的坚守，是人基本的“做人”准则。

文学体验同样需确证人应如何“做人”，不只是讲个体人的“做人”，更需明晰人类整体性的“做人”。所谓人类整体性的“做人”，就是人类在自然/生态/生命的“生生”之链上如何“做人”，如何做合格的“地球家庭”的成员。爱与尊重是并行的，尊重必有爱，爱必会尊重。对人类来说，最难以恪守的就是对动物的尊重与爱;或者说，人类最残酷、最无情之处就是对动物无节制的杀戮。试想，如果不是野生动物几近绝迹，人类也难有些许的醒悟。

胡冬林对野生动物的“大爱”不只在他的文字，更在于他的身体力行。他长期沉潜在原始森林，与野生动物亲密无间，他的文字就由此生发。胡冬林自称：“五年来我过着一半森林人一半写作者的生活。”他曾有藏于深山五年多的生活经历，对当地动植物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清醒的认知，对生态保护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还说，当人类与野生世界发生冲突时，他永远站在野生世界一边。他对野生动植物体察细微，并将其倾情注入文学写作中，如散文《原始森林手记》《约会星鸦》《蘑菇课》《狐狸的微笑》《金角鹿》等，以及长篇小说《野猪王》等。胡冬林最好的创作灵感就来自美丽的大自然，他已经成为这块荒野之地的守望者。野生动物是他的最爱，如火狐、青鼬、山猫、灰松鼠、小飞鼠、野猪、狍子、黑啄木鸟、褐河乌、星鸦、绿啄木鸟、松鸦、棕黑绵蛇等，还有跳着“高山精灵之舞”的青羊（《青羊消息》），“灰妞”水獭一家（《拍溅》），如果能存活十年则将消灭无数森林害鼠的山猫（《山猫河谷》），以及他惊奇地发现并禁不住大喊“真美”的狐狸（《狐狸的微笑》），等等。这无数的生命精灵都是他的好邻居、好朋友，也是他作品的主人公。野生动物给了胡冬林解读生物进化的启示，是破解原始森林奥秘的金钥匙。他时刻把野生动物放在心上，常去看它们，哪怕是只看见一丝爪痕、一个模糊的足迹或一截粪便，都感到无比的兴奋。在他的多篇散文中，有一首反复出现的因纽特人歌谣：“在远古时候，人高兴变成动物就能变成，动物要高兴也能变成人。那时候我们曾共用同样的话语，只因为/那时人和动物讲同样的话。”他在原始森林中有一个写字台，即一个巨大的古树桩，这是他“脱俗的安宁”的工作之地。胡冬林很高兴将此与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在树上的工作台写《无界之地》（Lost Borders）作比，并声称在中国作家中这是最牛的原始写字台。他曾一人与一狐相距二十多米并行，狐吠一生，他回一声;狐吠一组，他回一组。胡冬林自豪地说：“这是我人生中绝无仅有的体验，相信世界上也没有几人有此经历——同一只狐用狐狸使用的凶巴巴语言相互应答。”①

“爱意”必然會内存一种包容性。包容需要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万物的“亲和”及亲情性的交往，更需要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吸纳对象，尊重生命，认同一切自然生物存在的权利。包容融合了人类的道德体验、仁爱精神乃至审美自由中那种“朝向和谐的意志”，并不断地植生真正意义上的正义。

五

文学必然要能慰藉人的心灵。生态文学亦需具备多重观念和意识，且必须是既通情又达理的，或可建造人的一种普泛性的“情理”构合，用以呵护、慰藉人的心灵。特丽·威廉斯的《心灵的慰藉》并行记录了自然的“援救”与家族灾难史，抒写了一个“单乳女性家族”的人生悲剧。威廉斯讲述了自身及家人面对不幸时如何从自然中汲取力量，勇敢面对现实，从而得到心灵的慰藉和灵魂的升华。

《心灵的慰藉》通篇展现人与自然的灵犀相通与命运一致性，尤其是与鸟相伴或在百鸟荟萃中，呈现一种命运的状态，由此而确证人类应有的生命意识、普爱精神及生存理念。程虹在该书的“译序”中指出：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当个人的不幸降临时，人类怎样从自然中汲取力量，勇敢地面对现实;又怎样从自然中获取启示，得到心灵的慰藉，精神的升华”②。生长于大盐湖湖畔的威廉斯，对这片近乎现实的风景感情深厚。威廉斯及其家族世代居住的这片家园，还连接着数百万只鸟儿栖息的熊河自然保护区。然而，随着盐湖水位的上升和人类的入侵，鸟类及其他沙禽的命运不是彻底消失就是沦落为“仓皇逃离的难民”，居住在此的居民也因核试验基地的建立而频繁遭遇癌症的侵袭。威廉斯家族的几代人都无法逃脱这种厄运，家族中的女性多半都患有乳腺癌，继其祖母、外祖母和母亲之后，作者本人也被确诊为乳腺癌。这部作品还用了很大的篇幅，富有深情且感人至深地记述了威廉斯陪同癌症晚期的母亲，在大盐湖湖畔走过最后的人生历程。残酷的现实无法逆转，但威廉斯心中始终存在对生命的渴望与热爱。她用日记式优美的散文对生命及万物进行描刻，不只记录生命逝去的过程，也成为她从回忆中重新获得力量的方式。正如威廉斯所言，这个故事是她的归程，也是她给自己铺就的一条回家的路。

《心灵的慰藉》还理智性地沉淀了浓重的情意，将家族及人生的悲痛转化为一种力量。这其中，除了威廉斯自身的修持、品性及其对工作事业的投入之外，自然的力量无处不在。特殊的生活环境及个人经历，加之博物学家的身份，都使威廉斯具备独特的自然观、生命感及整体观。对于威廉斯来说，自然是她的家园，鸟类是她的同伴，她与家人、与大盐湖的鸟类及其他沙禽都是这个家园中的一部分，他们共同书写了一部自然史。幼年时，威廉斯便对自然建立了一种精神信仰，在《心灵的慰藉》中，她将这种对自然的认同感及信仰展现在读者面前。她说：“我是怀着信奉精神世界的信仰长大的，即相信生命在大地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在大地出现之后继续存在;相信每一个人，每一只鸟，每一株灯芯草以及所有其他生物在其生命的实体到来之前都有一种精神的生命。每一种生物都被赋予特定的影响范围，每一生物都有其特定的位置及目标。”①这种信仰的建立，使威廉斯及其家族与自然、生命之间形成精神上的依附，既似倾心交流，又像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自然界中的土地及任何生物的生命活动都是人类可以感知与依附的对象，理应被视为家人，共生共荣并彼此尊重。这种共荣、交流及精神认同也使威廉斯得到心灵的慰藉，明晰了坐标又确立了生存指向。

威廉斯似乎有一种独特的感知觉能力，在看到一个物种之前便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该书共三十三篇，各个篇章均借一种鸟起兴，其中并不只是说明性地阐释鸟性及鸟的行为，而是几近接通鸟的生命特征与人的精神世界，促其相互对接，积聚一种力量，也从中化解悲痛。这种力量既包含着人的德性及精神力，更内聚一种超强的自然力。同时，威廉斯还辅之以对自然景致的尽情抒写，以其精神乃至心灵转换，既在诠释更在切身体验这种“心灵的慰藉”的超强魅力。事实上，作为一位女性书写者，尤其是家族乃至自我身体遭受危难的女性，威廉斯更是借助自然、大地、女性、身体的有机关联，或者是一体化体认来汇聚这种力量。这一切使她的心灵不是虚空的而是实在的，是有着生命及情意支撑的，是精神超越的。

“大自然赋予了她们母女展示病魔的定力及毅力”，这启示我们如何从自然中，从万物的生命灵性及交往、交换能量中汲取力量，从而获得生活的灵感，植生爱意及爱心，并得到心灵慰藉。对于这种“爱”的施放及慰藉，女性力量无可匹敌。亦如威廉斯言：“人类与大地之间的契约制定了，又被撕毁。妇女们重新签订一份契约，因为她们对大地如同对自己的身体一样了如指掌”;“一个人若拒不认同自己与大地的血缘关系，就是背叛自己的心灵”②。

六

生态与文学联姻及创作，其精神化走向呈现了一个时代问题。我始终不赞成学界为“生态文学”设置某种类型、模式，也并不认为生态文学就是某种既定的文学叙事模式。我更认为，生态文学是在环绕“生”而深度体认人的存在，并将“生”的多样化和有机性推演至人的精神存在，以文学的、审美的、精神的必然深化激励人的生存。

当生态与文学联姻，继而能够环绕“生命与生存”的有机状态来构制一种文学阐释方式，或者是书写、复现世界、调协人对和谐生活的操作方式时，常言的文学所有特性就会得到更加全面及深层次的表达，其审美认知及解答更是如此。《企鹅课》（The Penguin Lessons）是汤姆·米切尔（Tom Michell）创作的一部具有回忆性且带有某种冒险性的作品，书写了他在南美的一段生活，即与一只麦哲伦企鹅建立真挚友谊的经历。米切尔自幼对自然生物情有独钟，并意欲在荒野中探险、找寻自由。在他笔下，“我”这位英国人来到阿根廷从事一些教学的工作。一次在乌拉圭海边的游历时，“我”被鱼群的自由景象迷住，这时恰逢一场关乎企鹅的海难发生。这是一场被“人类文明的玷污和亵渎”的海难，其原因就是石油泄漏而导致企鹅们集体搁浅海滩。“黑色、一动不动，起初只有几只，但越往前数量越多，最后整片海滩仿佛都覆盖着一张由黑色硬块组成的巨型地毯，数百只浸透了原油的死企鹅躺在沙子里，尸体从高水位标记沿着海岸向北铺展，延伸到很远的地方，每具尸体无一例外地沾满厚重的油状物。这幅景象实在可怕，令人压抑作呕。”①这时“我”看到一只顽强的企鹅还活着，“在死亡的裹挟中奋力生存，简直太了不起了”。于是，“我”解救了它，也首次与企鹅亲密接触。回到公寓，企鹅经过一番与“我”的对峙、撕咬、争斗，终于接受了在浴盆里洗浴。当“我”出门回来时，“发现它正在浴缸里上蹿下跳、扑腾翅膀，小眼睛闪闪发光”。“我”想将企鹅放生，让他“回海里寻找同类”，但游入海里的企鹅又返回并尾随着“我”一起回到住处。企鹅之所以不愿再回到大海的家园中去，起码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不愿面对死去的同类;二是不愿再去受污染的危害;三是与“我”已经建立情谊;四是“我”在为企鹅洗浴时使用了洗洁灵，他羽毛外层防护绒被洗去了，很难在短期内再投入大海中的自由生活。在公寓里，“我”在阅读一本名为《海鸥胡安·萨尔瓦多》的书时突发灵感，为企鹅取了“胡安·萨尔瓦多”这个名字。

整部作品中，米切爾对企鹅基本使用两种称谓，一是直称胡安·萨尔瓦多，一是“他”而非“它”，可见他们情同手足。假期结束，“我”带着企鹅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学校，随之企鹅便与“我”的同事、朋友成为挚友，尤其是学生们甚至在课间、放学后都会来与企鹅亲密交流。在“我”几次外出时（包括为企鹅寻找野生同类），企鹅便成为玛利亚等人家中的座上宾。在学生们的运动比赛中，企鹅不只成为吉祥物，更懂得恪守赛场规则。首次进入泳池，其生物特征发挥极致，羽毛曾经被洗去的防护层也完全恢复，他表演了一场匪夷所思的杂技，抑或是花样游泳。与之同游的学生迭弋本是一个胆怯羞涩的孩子，忽然间成为一个奇才。在米切尔看来，企鹅是掌控水的大师，与其说是游泳，不如说是纯粹享受。

作为一种回忆性体裁的作品，米切尔适时议论道：企鹅之所以被选为吉祥物，是因为那些未满十四岁的孩子们以为，“胡安·萨尔瓦多是一只能让他们发挥大无畏精神、克服恐惧赢取胜利的企鹅”。米切尔也时常自问，在自己的自然、社会交往中，从未像对胡安·萨尔瓦多那样敞开心扉，而见过胡安·萨尔瓦多的人亦如此。“为什么一只企鹅可以给予他的生活产生交集的人带来安慰和平静？为什么人们只要踏上胡安·萨尔瓦多的露台，就能与他灵魂相交、仿佛认识了一辈子、可以在逆境中彼此信赖的挚友？”对此，米切尔持有一种观点：“可以确定的是，与和同类交流相比，人们更愿意在胡安·萨尔瓦多面前吐露心事，这似乎是人类与企鹅关系的本质使然。”②事实上，我们还可以补充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企鹅的情态、形态及独有的生物特性，常常引发人一种温情、灵性的共鸣;二是人事活动中的复杂、矛盾乃至诸多难尽其意之事，在与企鹅交流时都不复存在。米切尔也谈道，我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循规蹈矩的。胡安·萨尔瓦多是一只讲究的鸟。每天早晨，他都会为新的一天做好各种准备，让自己过得舒心惬意，比如确保每片羽毛整洁熨帖、完好无损。有一次“我”外出探险旅行，企鹅寄宿在路克家，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但有一天晚间，企鹅逝去了。当“我”看到路克的神态，“内心已经崩溃”，此时语言难以表达“我”的感受。在进行了丰富的想象后，米切尔写道：“胡安·萨尔瓦多的遗产，给我们带来的是希望而非绝望。他活着的时候，在当时痛苦和窘迫的社会环境中，带给许多人的欢乐和鼓舞，我们从企鹅老师胡安·萨尔瓦多那里学到了宝贵的人生功课。”①

从这堂“企鹅课”上，米切尔的议论也同我们的研究达成一致：“企鹅独特的个性俘获了所有遇到他的人。他不仅是个很好的倾听者，也善于引导谈话，用脑袋和眼睛回应对方。我相信，当人类对动物的行为有了充分的研究和了解，会意识到动物也能与我们以及他们的同类密切交流，深度远远超出我们现有的认识……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将确认，许多动物拥有理解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能够体验更为复杂的情感，从而颠覆我们目前的认知。”②我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但在对《企鹅课》的解读及理性思考中，我们或许对文学能够有新的识解，尤其是关涉自然/生态/生命有机状态的文学描绘时，其对人的精神生存状态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斯洛维克曾言：“我相信我们需要文学——或更宽泛地说是艺术——来帮助我们更完满、更热忱地运用我们的感官。我们需要克服我们生态意识的抽象性，学会活在这样的意识中，去感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③我们从文学情景中关注人的生存，只因人作为文化创造物，其精神的、文化性的“感知”也是一种对话，既活泛了人生存的基本境域及语境，也成就了人的精神自主性。我们深度研究生态与文学的联姻策略，能够进一步丰富这两个领域的特性，不仅意在凸显其对人的精神生存所起到特殊作用，而且对生态文明进程的影响作用也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