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毁灭麻木症”：勒克莱齐奥、洛佩兹和席娃作品中的信息与悲情

［美］斯科特·斯洛维克文

[摘 要]本文主要研究一种麻木症，即感觉的迟钝性，它产生于人脑接收关于事故、悲剧事件或者大灾大难的信息的时刻，并探究其社会和环境成因。印度社会与环境活动家范达娜·席娃称其为“毁灭麻木症”，意指人类在面对毁灭的信息时有停止感受的倾向，从而变得麻木不仁。研究这种反应，或者说研究这种没有反应的反应事关重大，因为无论我们讨论的是人类的痛苦还是自然界发生的事情，如何向我们传达毁灭信息，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思考和行动是息息相关的。本文以席娃的“毁灭麻木症”为理论依据，具体分析了勒克莱齐奥的《飙车及其他社会新闻》和巴里·洛佩兹的《加勒比海光作用》里的短篇小说。这些文学范例均来自于这样的作家，他们不遗余力地把小说当成一种途径，用来启发读者认真思考社会责任和介入心理的问题。

[关键词]生态批评;“毁灭麻木症”;勒克莱齐奥;巴里·洛佩兹;范达娜·席娃

[中图分类号]I3/7-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5-0005-09

[作者简介]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1960— ），男，美国爱达荷大学（University of Idaho）英语系文学与环境教授，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 ASLE）创始人之一，《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 ISLE）杂志主编，主要从事环境文学与生态批评教学和研究。

[译者简介]柯英（1976— ），女，安徽望江人，文学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英文系博士后，苏州科技学院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英语文学研究（江苏苏州 215009）。

Title： Countering “the Anesthesia of Destruction”：Information and Pathos in the Work of J. M. G. Le Clézio， Barry Lopez and Vandana Shiva

By： Scott Slovic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a type of numbness， a dulling of sensitivity， that occurs when the human mind receives particular kinds of information concerning accidents， tragic events or large-scale calamities. It particularly explores the causes and 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ults of this numbness. The latter has been called “the anesthesia of destruction” by Indian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ctivist Vandana Shiva， referring to the human tendency to turn off our feelings and become anesthetized by information about destruction. The research into this reaction， or lack of reaction， matters a great deal since how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issues is presented to us， whether were talking about human suffering or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natural world，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how we think and act in the world. The article uses Shivas descriptor of the feeling of indifference and numbness， “the anesthesia of destruction，”to examine stories in The Round and Other Cold Hard Facts  by J.M.G. Le Cle zios and Light Action in the Caribbean： Stories by Barry Lopez. These are literary examples from authors deeply involved in the effort to use fiction as a way of making readers think more seriously about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psychology of engagement.

Key words： ecocriticism;“the Anesthesia of Destruction”;Le Clézio;Barry Lopez;Vandana Shiva

为什么人类的大脑在接收某些特别类型的信息时会产生某种麻木感，感觉迟钝？这种麻木感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乍一看，这也许不是一个非常“文学的”问题，或者说不是一个有明确的社会含义的问题。但是我想说，我们对信息的反应在所有的社会语境和环境语境下都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当这些情况可能需要某种干预或者行动的时候。当我们听到有人在一场事故中受伤或者遭遇极度的贫困或饥饿的事情时，我们也许会想施以援手。如果这些信息是通过某些方式向我们展示的，我们也许多少会觉得非帮助不可。环境问题其实也是如此。在21世纪，我们通过媒体不断地接收到关于现存的或者潜在的环境威胁的信息，其范围从全球环境变化到野生动物的现状以及它们是否应该被保护起来。在我居住的爱达荷州，主要的争议之一是关于狼的，即要不要在本州中部的荒山野岭把它们保护起来。但是这些信息是如何传递给我们的，是通过我们讨论的人类的痛苦，还是通过自然界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则与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思考和行动息息相关。

信息、交流以及读者反应的话题是非常文学性的主题。我的新书《数字与神经：数据世界里的信息、情绪和意义》（Numbers and Nerves： Information， Emotion， and Meaning in a World of Data）是由我和父亲保罗·斯洛维克（他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心理学家）一起写作和编辑的。这是一本融学术论文和散文于一体的文集，研究人脑如何对量化的信息——数字作出反应。我们尤其对心理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提出的“精神麻木”感兴趣。这个词出现在他1968年的获奖图书《生命中的死亡》（Death in Life）里，指的是人的大脑在面对声势浩大的现象时倾向于关闭，变得不敏感。利夫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观日本的广岛并研究原子弹对广岛的心理影响时发展了这个概念，不过他的这个概念同样可以用于如今我们每天通过新闻媒体和其他包括文学在内的传播方式获取的关于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的信息。他和格雷·米切尔（Grey Mitchell）在1995年写道：“麻木的趋势甚至能扩展到人类日常生活的互动形式之中。”①换言之，如果我们对某些信息麻木不仁，那么精神麻木及其对人类行动产生的瘫痪性的影响甚至能在平常的情况下发生，而不仅仅适用于像使用核武器那样大灾大难的情况。

为写作《数字与神经》一书，我采访了数位重要的作家和艺术家，询问他们采用何种传播策略以克服数字化信息和其他令人迟钝的传播模式的影响。其中一位受访者是印度社会与环境活动家、作家范达娜·席娃（Vandana Shiva）。2006年，我前往印度新德里与她会面。在采访中，她说，关于社会和环境破坏的信息可能会导致她称之为“毁灭麻木症”的后果，这个词使我如醍醐灌顶。换句话说，当我们接收到关于某类问题的坏消息时，我们——即人类——有一种关闭自我的感知的倾向，对毁灭的信息置若罔闻。这种倾向是一种生存本能，是一种不被令人不安或使人惊慌的信息过分干扰的方式，还有可能是一种专注于我们自己当下的生存的方式。这种对于他人的痛苦视而不见而形成的目光短浅，也许曾经是一种有用的本能;但是在21世纪，当全世界的人类和环境问题层出不穷时，对于我们来说，克服回避心理，不对发生在我们眼前之外的事情毫无知觉，这一点似乎很重要。生态批评家罗布·尼克松（Rob Nixon）来自南非，现在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工作。他详细地描述了我们在“理解”全球范围内缓慢进行的、大规模的、经常是看不见的“暴力”时面临的复杂挑战，这也是他2011年出版的《慢暴力与穷人的环保主义》（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一书的主要内容。我在1992年出版的《追寻美国自然书写的意识》（Seeking Awareness in American Nature Writing）中研究了意识的心理现象，或者说是以美国重要的环境主义作家（如亨利·大卫·梭罗和安妮·迪拉德）的作品作为中心，展示他们及其他作家如何关注人类思维的习惯和外部世界的“自然”。不过，近期的生态批评，比如在尼克松的著作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观察力，或者说是对人类观察者置身其中的自然现象的感知无能（imperceptibility）的关注，而且还是对大范围的、全球的进程或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现象的关注，即对我们作为个体的人类很难察觉的“迟缓”现象的关注。

文学本身是一种挑战方式，挑战读者对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易觉察的暴力变得无动于衷的倾向。我想举几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我认为它们的作者致力于以小说唤醒读者的社会责任和介入心理。一位是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J. M. G. Le Clézio）;另一位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巴里·洛佩兹（Barry Lopez），1986年他的《北极梦》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的非虚构类作品奖。把这两位风格迥异的作家进行比较看上去可能有点怪异，但是来做这样的比较工作——以敏感和不敏感的心理作为关联——是当下生态批评的主要趋势之一。生态批评家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在他题为《重新定义以精炼我们的感受力：国际化和多元文化运动中的自然文学》的一章中对此予以了有力的论述。这一章出自他2000年的著作《自然文学研究瞭望》（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墨菲看出，狭隘地关注单个的民族或国家的文学是有问题的，他建议生态批评家们把环境的文本置于“有着国际视野的关联和比较的框架之中”。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彰显作家如何介入到典型的跨越了国界的社会和环境话题及经验之中，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呈现人类思维的普遍习惯和过程，换言之，精神麻木和把文学作为挑战这种精神倾向的方式是一种跨国界现象。这就是我用以分析勒克莱齐奥和洛佩兹的基本理论依据。

我将从勒克莱齐奥的短篇小说集《飙车》（La ronde et Autres Fair Divers）开始来探讨小说部分。该小说集的法语版发表于1982年，2002年推出了英语版，名为《飙车及其他冷酷的新闻》①。这个集子共收入11篇短篇小说，第一篇就是标题故事《飙车》。它并非每篇故事都特别关涉环境，但是有几篇很明显地写到了某个地方或者小说中的人物如何理解他们与地理环境相关的人类身份。地理身份的问题往往与流放体验相关，也就是说无论是为了追求生活出于自愿，还是有时即便不愿意离开家园但是为了找个新工作而迫不得已，当我们离开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时，我们如何自我理解问题。该集的《曙光别墅》和《逃犯》这两个故事极为感人，描写了对所处之地的深厚情感以及不得不离开时的痛苦之情。其中一个故事还写到了当主人公回到故居看到它是如何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时的悲怆情怀。标题故事《飙车》为全书建构了一种心理模式，与后面的故事都有关联。

《飙车》讲述的是两个女孩的故事，她们正在学习，准备从事秘书工作。故事的背景似乎设在法国南部的城市——尼斯，作者的童年时代有段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两个女孩正值青春年华，到了交男朋友的年龄，可以开着小型摩托车满城跑。她们一个叫滴滴，另一个叫马尔迪娜，她们对于加入其他男孩女孩组成的摩托帮兴奋不已，在城市的街道一路狂飙，在车水马龙中左避右闪。我们从故事的开头部分就看出马尔迪娜热爱这种体验。勒克莱齐奥把我们带进马尔迪娜的内心世界：

马尔迪娜开着摩托车，内心深处不再感到恐惧。也许，摩托车的震颤、燃油的气味和灼热已经把她身上的每一个凹洞都填满了。马尔迪娜很喜欢骑摩托车，特别是在今天，在这种阳光灿烂、天气暖和的时候更喜欢。她喜欢驾车在汽车之间穿行。她把脑袋微微歪向一边，以免把风吸进肚子里。加速！①

这个文本的前几页反复强调了马尔迪娜的恐惧感。不是骑摩托车的恐惧，而是一种社会恐惧——对于和其他年轻人的互动既惧怕又可能兴奋。当她看到城市街头的男孩时，内心深处产生了这种恐惧。在故事的某一处，勒克莱齐奥如是写道：“她明白这个世界在等待着什么，必须得发生点什么。”②我们认为这可能与马尔迪娜在前文提到的同其他年轻人发展关系的可能性有关，或者与其中某一个男孩有关。当叙事继续进行时，我们得知这群年轻人有一个共同参与的游戏，一种冒险之举，就是在空旷的街道上疾驰到掉头处——有人可能把这叫为“兜圈”或者“旋转”。这也是故事的题目“转圈”（The Round）所指的意思③。

小说里描述了一条大街：“自由大街空荡荡、白茫茫。天顶的太阳压垮了阴影，沉寂的人行道、窗户酷似瞎眼的高大建筑和无声驶过的汽车。世界的一切如何能如此静谧，如此遥远？”④接下来的一段描写了一个等公交车的妇女：

所有这一切都因为那位身穿蓝色西裙套装的妇人，因为她，因为她一个人。她正在等公共汽车，有点像睡着了似的，没有看这两个女孩。她的面孔红彤彤的，因为她在太阳下底下走了很久。她的外套里面穿的是一件贴身的白衬衣。她的两只小眼睛深深陷进眼眶里，什么也看不见，或许仅能偷偷地看见一点，看着公共汽车应该开过来的街头。⑤

然后，我们就读到马尔迪娜“狠狠地轰了一下油门，摩托车在马路上弹跳了起来”⑥。下一段笔锋一转，提到了一辆蓝色的搬运卡车：

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片房屋，蓝色搬运卡车载着家具和纸板慢慢启动了。这是一辆老式卡车，轮子大、车身高，车身涂成难看的蓝色，走了一百万公里后，司机换了一个又一个，个个都野蛮驾驶，猛踩刹车，猛推变速杆。⑦

勒克莱齐奥让这些要素和表演者活动起来：在公交车站等车的妇女，骑着摩托车在看起来空无一人的街头飙车的两个女孩，几个街区以外一辆老式的、满载物品的、颠簸向前的卡车。滴滴跟着马尔迪娜。在描写女孩们朝“转圈”处，也就是她们路线终点的转弯处冲过去时，小说有一种奇怪的不动声色的感觉，就好像她们是城市里仅存的人一样。勒克莱齐奥写道：

在那些新建的大楼里，陌生的人们刚刚恢复生气，躲在那边，躲在半透明窗帘后面，窗户有如失明的眼睛，他们被电视机珠光闪烁的屏幕刺得眼花缭乱。他们看不见酷烈的阳光、天空，听不见摩托车呐喊般的尖锐刺耳的呼唤……

大人们呆在门窗紧闭的公寓，呆在小房间里，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想知道是什么人骑着发了疯一样的摩托车，在大街上风驰电掣地兜着圈子。①

这里特别强调了冷静，强调了情感的缺失，强调了人类同情心或感受力的匮乏。此外，还强调了女孩们的父母——或只是一般的年长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些年轻人的活动和感受。女孩儿继续朝转圈处开去。当她们完成了街头飙车时，滴滴超过了马尔迪娜，而马尔迪娜“内心深处只剩下一片空虚，因为巡逻结束了，那种沉醉的感觉不会再来了”②。不过，这种空虚感也至少是一种感觉，一种情感的强度，它胜过没有任何感觉，胜过大楼里的人们的麻木，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街头上演的那一幕。

几行之后，那辆蓝色的搬运车“从大街驶出的，酷似一头猛兽，它的引擎盖撞到了马尔迪娜的摩托车，摩托车被碾碎了，地面上发出可怕的金属和玻璃的爆裂声”③。勒克莱齐奥的叙述语言令人震惊地无动于衷，它是不带情感的。这部短篇小说集的标题是《飙车及其他冷酷的新闻》，而标题故事的最后几行尤其冷酷。作者这样叙述卡车撞倒骑着摩托车的女孩之后的可怕场景：

十字街中心和大街上复归寂静。马尔迪娜倒在蓝卡车后面的马路上，身子翻了过去，如同一块破布。没有痛苦，暂且还没有感到痛苦，她睁大眼睛望着天空，嘴唇有些哆嗦。一阵难以忍受的极度的空虚慢慢地侵蚀她，鲜血从她压破的腿上蜿蜒地流下来，黑黑的一片。马路上，离她的手臂不远的地方，那只黑色手提包躺在地上，仿佛被人愚蠢地遗忘了，包上的镀金搭扣闪射出致命的光芒。④

乍一看，这与环境文学或者生态批评似乎毫无关联，但是我将把这个虚构的场景与席娃提出的“毁灭麻木症”——即同人类大脑对暴力的反应联系起来，或者说对没有反应的反应的心理联系起来。这个故事诡异地集丰富的叙述细节和情感缺失于一体，促使读者用自己的情感来填充其感情空白。其叙述语言激起了读者的同情——我们在想象中模拟着故事里的一举一动，无论真实与否，与故事里的人物行为达成一致。当叙述语言同故事里的行动格格不入时（在勒克莱齐奥的这个故事中就是如此），读者感到有必要补充缺失的情感。以《飙车》为例，其主题实际上有一种社会的维度——父母对孩子以及孩子的情感需求漠不关心。《飙车》还启动了整个集子里其他故事的主题意象，有一些显然远不止是环境意象——或至少不止是地理意象。

《曙光别墅》和《逃犯》探索了情感的意义，即大家可能会说到的“悲情”，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没有鲜明的情感含义的现象。我会简单地梳理一下故事的主题，指出我看出来的心理意蕴。《曙光别墅》描写了南部欧洲一个无名小城的城市化进程——可能也是作者的故乡尼斯。曙光别墅是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儿时光顾过的一处住宅——叙述者乐享自然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叙述者所说的话。他说：“那些鸟我也很喜欢，因为那是些飞起来很沉重、在树与树之间跳跃的乌鸫。它们唱着嘲弄人的奇怪的歌，栖息在月桂树高耸的树枝上，或者南洋杉黑魆魆的树冠里面。”①故事的前五页左右描写了叙述者记忆中的曙光别墅，这是一个他在儿童时代与自然相遇的特别的处所。建立了叙述者同这个地方的情感联系之后，小说暗示他已远走他乡，地理的距离也导致他自己身份的断裂。勒克莱齐奥写道：“那个在我身上消失的人，他去哪里了？但是，在许多年里，他没有意识到这种断裂，他患了遗忘症，被永远地抛进了另外一个世界。”②叙述者后来成了大学生，他回去看这个特别的地方，却发现在他离开的日子里，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有的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了！那些别墅消失了，或者被重新粉刷过，拓宽了，外形发生了改变。从前有灰泥脱落的高墙保护的那些花园一带，现在高高耸起的是白得晃眼的十层、八层、十二层楼房，像巨无霸一样屹立在布满油污的停车场上。③

叙述者觉得自己需要对这些发生的变化负有责任——小别墅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高大的住宅楼和其他代表着城市增长的东西。他说：“当我离去的时候，把专注的目光从我的世界移开的时候，我才明白，是我把它抛弃了，是我让它经受各种演变。我把目光投到了别的地方，我去了别的地方，正是在我心有旁骛的时候，事情发生了变化。”④显然，当我们看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乎的东西时，我们不一定能预先阻止它们的变化或者毁灭，但是这个故事的字里行间有一定的道理，即观察者的关注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政治或者纯粹是道德的力量来阻止毁灭。勒克莱齐奥的故事展现了一个被摧毁的美丽的地方，也许其毁灭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那些曾经爱过这个地方的人对其失之关爱。正如在《飙车》中一样，其毁灭的发生是对那些本应关心的人视而不见的结果。叙述者负罪式地讲述的关注力的缺失也有意于在读者的内心深处植入一种渴望，那就是更关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珍惜的地方、人物和其他的现象。

长话短说，我下面简单谈谈勒克莱齐奥的《逃犯》。这个标题指的是一个经营或者贩卖人口——工人——的人，他们把人从东欧带到西欧从事体力劳动，只付给少量的报酬⑤。故事开场就聚焦在一个人身上，他从东部的贫困地区召集工人，把他们安置在卡车的后面，秘密地、非法地运到西部可以找到工作的地方。“逃犯”塔塔米拉是一个粗暴冷酷的人，但他注意到一个叫米洛斯的工人郁郁寡欢，于是便问他：“你的魂被什么吃啦？”⑥意思是“你怎么啦？”故事接下来讲述了米洛斯的困扰，原来他痛苦地感到水土不服，离乡背井，远离亲人。见到工人们是件稀松平常的事，人们从不会去想了解他们的内心生活和苦恼。我们普遍对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家乡的人漠不关心，很少有人会问：“你怎么啦？”我在此不会细枝末叶地谈论这个故事，但是故事里有不少段落写到了米洛斯被人忽视的情形。他在西部看见别人，可是这些人并没有看见他。勒克莱齐奥写道：

人们看着他没有刮过的脸，因为过度的风吹日晒而皲裂，看着他破破烂烂的衣服，满布水泥的灰尘。

但他近乎贪婪地望着他们，就好像他试图弄清楚为啥他们如此遥不可及，如此冷漠不堪，仿佛和他不在同一个世界似的。年轻的女子是如此美丽，纯洁的面容在金发或黑发的衬托下泛着光晕，穿戴得像亚马逊女战士，慢慢地摆着臀部，像仙女一样在人行道上袅娜地行走着。可是她们看不见他;她们径直走过，不屑一顾……①

人们没有注意到米洛斯或者没有意识到他作为一个无名无姓的外国工人感受到的绝望。拿到工资后，他决定徒步走回家乡，于是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旅程。米洛斯朝家里走着，当他到达一个山顶时，故事戛然而止。家乡仍然遥远，他朝他的家园、他的妻子的方向放眼望去，故事用这句话结尾：

不顾从雪峰吹来的冰冷的风，他躺在悬崖的边缘，疲乏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瞪着远方，仿佛就在某个地方，尽管有时间的差距，尽管一片寂静，莉娜的眼睛也会在他的凝视下猛地睁开。②

此处渲染了一个打工者的悲情，他内心的情感生活。他被他为之工作的国家的人们当成是一种机器，没有感情的深度可言。然而在这个故事中，流放者的痛苦生活被刻画得栩栩如生，让读者感到压力，从而对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流浪者和工人有了更多的同情之心。

同情，依恋，知道如何举止得体。这也是我下面将要讨论的美国作家巴里·洛佩兹的两个短篇小说核心的心理要素。在本文分析的三个短篇小说中（两个是勒克莱齐奥的，一个是洛佩兹的），我们看到的是对单一性的过度强调——一个女孩因为摩托车被卡车撞倒，伤势严重;一个打工者渴望着回到家乡。而在洛佩兹的故事《聋女孩》中，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被人野蛮地袭击，差点命丧黄泉。

洛佩兹的这个故事收入在2000年出版的《加勒比海光作用》（Light Action in the Caribbean）的短篇小说集里。第一人称叙述者沿着美国西部漫游。他显然是个美学家——叙述聚焦于他观察风景、享受美食和阅读书籍。他驾车在乡村行驶，替人跑跑差事。他在蒙大拿州的一个小镇停下来过夜。当他坐在阳台上读一本书时，一个年轻的女孩经过旅店，步态怪异，好像稍微有些重心不稳，可能是因为耳聋的缘故。原来她在一次帮派打斗中受伤，后来举家搬到这个小镇上以避开事端。但奇怪的是，一个青年男子尾随着这个姑娘走到一个僻静处，袭击了她，欲置之死地地将其痛打一顿，然后扬长而去。故事没有交代袭击是如何发生的，主要是从旅行者的视角来呈现，他只是坐在旅店阳台上读着书而已。女孩大难不死，走回小镇，经过了叙述者坐着平静地读书的地方。不过当他看到受伤的女孩走路的样子，还是受到了干扰。洛佩兹写道：

看到一个小身影在几小时前那个男孩走过的路上行走时，我没觉得惊讶。这是那个男孩经过时产生的干扰的一种继续，不过我还是起身来到了走廊。我很快发现原来是那个女孩，可以看出来情况很糟糕，她一瘸一拐，用手摸索着前方，探索障碍物。我僵直地坐着，一个一动不动的旁观者。

在朦朦胧胧中我看不真切，但是当她走近时，我看到她脸上黑色的伤口血肉模糊，血块凝结了，像涂料一样涂在她脸上，又沿着胸部流进她的上衣里。我不想挪开眼睛去特意看看她的身体，但是我感觉到她的衣服扭在一起，她一只手耷拉着，变了形。他是要置她于死地啊，我想。①

在这样的语言和叙述中有一种奇怪的被动性。叙述者/观察者被干扰得心神不宁，但又无能为力，无法施以援手。受伤的女孩在经过时盯着叙述者，但洛佩兹写道：“我站了起来，指指我的腿。‘我没穿长裤。我得去拿裤子。”②很明显，叙述者和我们——读者们，正在观察着一桩暴力事件，或至少是暴力事件的后果。然而故事里的说话者是虚弱无能的，他观望，他被吸引，他却寸步不离走廊，不肯去帮助那个受伤的女孩。读者也会感到愤怒——一种义愤填膺的愤怒。叙述者一方的无为激发了读者想干涉的欲望。

在1999年由“猎户座协会”——美国一个重要的环保组织举办的“火焰与砂砾”环境大会上，我聆听了洛佩兹向600多名环境保护激进分子朗读了这个故事。他选择这个故事是因为他深知一个书写无为的虚构故事能激发读者去关心，并用我们自己激进的热情和有意义的行动去填补文本里的空白。回顾范达娜·席娃“毁灭麻木症”的概念，我想表明，洛佩兹是通过在故事里营造一种牵动着读者的心的情感空白来反击这样的麻木症。他只描写了单个的旁观者、单个的恶棍（袭击女孩的那个男孩）以及单个的受害者（那个聋女孩），却把读者对故事的感情投入最大化了。

最后，让我略微谈谈洛佩兹这部短篇小说集的标题故事。题目有些怪，“加勒比海光作用”。这个故事描写了两个来自科罗拉多的美国中上层社会的年轻人。他们如此多金，以至于想象着能在地球上空漂浮，不受社会与现实的束缚。他们感到自己刀枪不入，因为有钱。他们还相信自己无需谨慎行事或担负责任。这两个年轻情侣，一个叫大卫，一个叫利比，他们去加勒比海潜水。故事的大部分都是在写他们轻浮的举止，拥有的财富和金钱。他们从科罗拉多来到加勒比海地区一个无名的地方，在度假中纵享美食和鲜花。他们雇了当地一个名叫埃斯特班的向导带他们坐船，这样他们就能以一种纯粹审美的方式来享受大海。洛佩兹写道：“色彩艳丽的雀鲷，黄仿石鲈（呼噜声鱼）和五线雀鲷鱼，彩带般五彩缤纷地飘过，巨大的黄貂鱼不再伪装，从沙床上冉冉升起，如帝王般庄严，还有小不丁点的海蛞蝓在珊瑚礁上像花蕾一闪一闪，这一切都令她满足得头晕目眩……”③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生态意识，也没觉得在大海上有什么危险。这对年轻的美国人说服埃斯特班带他们去潜水者很少去的地方。埃斯特班警告他们说那里很危险，但他们付给他额外的钱，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带他们过去。这对年轻人再一次感到金钱能使他们免遭危险。突然，他们看见一艘小船向他们快速地驶过来。此时洛佩兹的语言变得尤其有意思。他呈现了一个特别暴力的场面，但用的是一种冷静、无动无衷的语气，令人想起勒克莱齐奥的《飙车》：

穿着马德拉斯棉布短裤的赤膊男子举起一支9毫米口径的格洛克手枪，开始向埃斯特班扫射。第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左三头肌，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和第五颗没有命中，第六颗打到了他的脾脏，第七颗和第八颗没击中，第九颗射到胳膊肘上，发出一阵电火花，第十颗射穿了他的右手掌，接下来的四颗放空了，第十五颗把他的左耳朵打飞了，第十六颗从他的第六节颈椎反弹出来，射进了他的心脏，又从他的腹部穿出，射到了他的脚上。第十七颗、十八颗和十九颗射进了水里。

大卫眼看着埃斯特班像一个爆裂的花瓶那样颤抖着。①

这个故事的受众是有教养的美国人，也许跟大卫和利比有共同之处。他俩被枪杀向导埃斯特班的海盗野蛮地袭击、杀害和抢劫。但一开始，哪怕只是在短短的时间里，这两个美国游客能够眼看着向导被杀，也能够从中明白，这个世界原来可以是一个危险的、野蛮的地方——一个达尔文式的地方。这一幕毁灭性的暴力场景的残暴程度被故事语言的情感空无奇怪地强化了——这是一种临床诊断式的叙述风格。当然，这部短篇小说还有很多种的解读方式，对于小说或者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必须要传递鲜明“信息”的这一说法，我持谨慎的态度。不过我觉得洛佩兹在这个故事含蓄地表达了我们对自己真实的脆弱性麻木不仁，竟然会相信人类能远离世界上的各种危险。他在标题故事中用一种麻醉式的、临床诊断式的叙述词汇，好像想在读者心中激起一种非麻醉式的、有感情的反应，不仅是对故事中人物命运的反应，而且还是对我们无论身处何方自身所具有的脆弱性的反应。

我的另一重解读来自于故事中的人物——大卫、利比和埃斯特班的双重性，甚至三重性——他们都被杀身亡。正如心理学家最近通过许多实验研究表明的那样，人类的情感敏感性在接收单个现象的信息——一个被破坏的场所、一头陷入困境的动物、一个忍饥挨饿的孩子、一个被袭击的人——时尤其强烈。一旦这个人或场所变成了两个或三个，我们就没那么全神贯注了。我们感到恻隐之情逐渐消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十个左右遭受痛苦的人作出反应都要勉为其难了，更何况是一千个或一百万个受害者，那就几乎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当我们决定该如何采取个人举措，如何通过政府行为来解决人类的苦难和环境的破坏时，人类对大规模的毁灭很难予以情感回应是一个大问题。要让人们对大规模发生的现象予以关注实在是很难。

我以席娃的理论为观照，简短地分析了以上几个短篇小说中作家们都以某种方式找到了研究和反击，或者说克服毁灭麻木症的途径。我希望我的这番努力至少对于生态批评家们——更普遍地说是文学研究者们——思考文学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即在研究文学时考量如何更深地去理解心理学和传媒学的思想，这些思想有可能对于全世界不同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