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帕特里克·怀特的深层生态学思想

向兰　李新新

[摘 要]本文以阿伦·奈斯开创的深层生态学与道家生态思想为理论基础，分析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帕特里克·怀特的几部重要作品，探索其生态思想的发展过程，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深层次生态意识。结合其创作生涯和历史背景，我们还发现怀特乃身体力行的生态运动倡导者，且具有较高生态前瞻性怀与生态责任感。

[关键词]帕特里克·怀特；深层生态意识；澳大利亚文学；生态批评

[中图分类号]I6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2-0115-07

[作者简介]向 兰（1961—），女，重庆人，西华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李新新（1978—），女，河南济源人，西华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四川成都 610039）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澳大利亚生态文学传统与演变研究”（SC13B076）、四川省教育厅项目“澳大利亚生态文学”（W12111084）、西华大学项目“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重点学科”（LZXW405—11—1）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帕特里克·维克多·马丁戴尔·怀特（Patrick Victor Martindale White，1912-1990）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英语小说家之一，不仅是澳大利亚文学由民族化走向国际化的先行者，更是深层生态思想的倡导者。

帕特里克·怀特在悉尼度过童年，英国留学后回到澳洲农场，丛林乡土生活既炼就了他坚强的意志，也为其后来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为其奠定了朴素的生态理念，使他更敬重土地，身体也更健康。①1939年，怀特的成名小说《幸福谷》（Happy Valley）在伦敦大受欢迎。30年代末怀特在美国度过大量时光，二战爆发时回到伦敦，服役于英国皇家空军情报部门，这段时间令他感受到战争的残酷，领悟了和平的真谛。战后，怀特再次回到澳洲潜心写作，于1955年在美国出版了《姨母的故事》 （The Aunt's Story）和《人树》（The Tree of Man），这两部作品为他赢得国际声誉。第四部小说《沃斯》（Voss，1957）使他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1961年，怀特凭借《战车上的乘客》（Riders in the Chariot）再次获得弗兰克林文学奖。那时，他已荣获世界大作家的美誉，仍深居简出，拒绝在公开场合露面；但另一方面，他又加入了公众人物行列，签署了共同声明，反对澳大利亚参加越南战争。1973年，怀特出版了《暴风眼》（The Eye of the Storm）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被赞为以“史诗般的和擅长于刻画人物心理的叙事艺术，介绍一个新大陆进入文学领域”。①

怀特不愿意在公共场合发表长篇演讲，但是在1982年的“棕枝全日”（Palm Sunday）这天，他在3万人面前发表演说，呼吁禁止开采铀矿，销毁核武器。这是他又一次反对军事扩张，呼吁环境保护的行动。怀特在欧美多国旅游、学习，异国风情、人文使他眼界大开，培养了他独立观察世界和思考问题的能力。青年时代所受的英国教育和国际文化的熏陶，给了他接受当代英美文化潮流的便利；在澳州度过的少年生活，使他既熟悉澳洲，又不囿于本土文化，从而有了能容纳世界文化的博大胸怀，同时又萌发了具有前瞻性的深层生态意识。

二、怀特的生态意识

怀特所生活的澳大利亚仍是个年轻的国家，在地理上有别于18世纪晚期其他大陆的殖民地。19世纪的移民来自英国或欧洲其他国家，尽管他们已经经历过工业化带来的生态灾难（如狄更斯在《艰难时世》所描述），但在澳大利亚仍然大肆砍伐草原边际稀疏的森林，将濒临灭绝的温带雨林耗尽。亲眼目睹二战灾难经历以及在欧洲所受的教育使怀特认识到，欧洲殖民者不仅对新大陆的自然状况缺乏了解，同时也把欧洲的生态灾难带到了新大陆。所以，他的作品在不断地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如何保护生态环境等问题。因此，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解读怀特的创作，不难发现，作者的生态意识非常清晰地体现在大多数作品中，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生态思想更加成熟，对大自然以及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

1948年，怀特从欧洲回来时，他发现战后的英国实际上是一个“精神墓地”，在经历了澳大利亚园林“可怕的怀旧之后”②，怀特开始强调他对人物并不感兴趣，吸引他的是景色本身。他认识到，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绝不可简单借鉴欧美文化，即将欧美文化视为所谓的精神明灯。澳洲社会的基础建设面临更具挑战性的任务，他们的文化需要一定的道德高度和精神高度，这意味着回到土著民的土壤，与大地相连，追求自然的深度， 回归自然的主宰。

一方面，怀特的小说所展示的生态思想以及小说人物积极的生态行为和生活方式，体现了作者对自然的感悟和认知；另一方面，作者也以其高超的写作技巧揭示出人类向大自然自私地、无尽地索取，甚至企图征服自然，最终必然会以悲剧收场的结局。

三、怀特的主要作品及其蕴含的生态思想

（一）荒野之美—土著之智

深层生态学桂冠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继承并发展了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荒野观，提出“狂野”、“野性”、“荒野”三个基本概念，强调人的“位置感”，追求野性、美好、神圣三位一体的理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荒野伦理观（Wilderness Ethics）。荒野伦理是一种包括非人类及人类社会的伦理，即大自然的伦理。

怀特的多部作品展现了荒野之美，揭示土地乃人类生存之本，描绘澳州土著与大自然之和谐，很好地诠释了野性、美好、神圣三位一体的荒野伦理。如《人树》前半部书写了丛林之美、大地之慷慨与辽阔，勾勒出一幅生态乌托邦的美好画面。再如《沃斯》中沙漠的奇异之美，雨后满眼婆娑的绿色海洋：

“这里阳光与阴影交错，空气中漂浮着干草的芬芳，大地充满了美好与宁静，”①“矿石的光辉在夕阳中愈加灿烂了。棕色渐渐隐退，银色的矿脉在溪谷中赫然醒目，一块块蓝宝石和紫水金的矿石在山上闪闪发光，……黄昏的紫色薄雾在塔下漂浮，这美景几乎使沃斯沉醉。”②

作者对土著民的原始生态智慧大加赞赏。年长者曾预言主人公沃斯领导的探险队的失败，但两名土著民一直跟随沃斯，仅凭生存本能，一路寻找食物和水，成功返回在沙漠中央如人间仙境的土著民营地。土著民能在生存条件非常恶劣的沙漠腹地找到适合生存之地及生存所需的食物和水，其生态智慧让现代文明人叹为观止。

在《树叶裙》（A Fring of Leaves，1976）中，作者不仅描绘了风景如画的大自然，更展现了土著民的复数性（plurality）③：

太阳西下，湛蓝，淡绿，火红相间构成绝世佳境，美不胜收。尽管在风景如画的乡村长大，也无法面对这突如其来变化，她呜咽了。④

在收留艾伦的土著部落里，她为如此感慨：

暮霭的余光把黑人的体型抚弄得雍容华贵，给尘土飞扬的，乱七八糟的营地增添了生动自然的图案。⑤

土著民教给她生存技能，最后完全接纳她，使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另一个逃跑的白人罪犯甚至不愿回到“文明社会”，宁可与土著民为伍，在荒野里继续“野蛮人”的简朴生活。

（二）物无贵贱—众生平等

中国道家视生命为最高价值的存在，既强调自然万物关系中的生态伦理关怀，追求泛爱万物、和谐共存的理想；也强调社会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公正和平等，追求对所有社会成员平等的人文关怀，让每个人的生命得到尊重，使每个人的生存权都得以实现。⑥怀特的以下两部作品充分体现了道家“物无贵贱，众生平等”这一生态理念。

《战车上的乘客》讲的是恶势力的肆虐及其对人的摧残不仅存在于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也存在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只有通过追求崇高的思想境界，多行善事，即通过受苦受难来赎罪才能与之对抗。小说通过主人翁的言行表现了作者希望“拥抱自然”的生态理想。主人公黑尔自幼饱尝父母的冷落，在万般绝望中领悟到真正的解脱在大自然当中。黑尔投入自然的怀抱，以真诚的爱心与奇特的方式保护家院中的生灵：与鸽子交谈，与蛇沟通，与花鸟鱼虫结下深厚的友谊，成为自然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控制者或破坏者。她对自然的关爱远远超过了对包括父母在内的人类的关爱。在大自然中，她最终领悟了上帝的意义：上帝无处不在，甚至“每片树叶”都是上帝的化身。⑦这个天真的小女孩在“感知”真实世界的一草一木，真可谓“人之生初，天真未凿，人与天是自然合一的”。①

在短篇小说《白鹦鹉》（The Cockatoos，1974）中， 一群漂亮的白鹦鹉飞到农场，让一对感情不和的夫妻有了交谈的契机，开始享受重归于好的快乐。然而残忍的邻居企图枪杀无辜的白鹦鹉，丈夫在与邻居的争斗中死于枪下，造成鸟死人亡的悲惨结局。在澳洲，有的地方因为鹦鹉太多，常常破坏庄稼，所以它们与兔子一起成为农场主大肆虐杀的对象。怀特在这部小说里给予鸟类极大的同情，认为它们也有生存的基本权利，尽管有时它们给人类带来一些微不足道的破坏，但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不少快乐。小说表达了作者对弱小动物的关爱之情，体现了作者的生态平等观。

（三）家园意识—诗意栖居

从古到今，东西方的很多哲学家均强调诗意栖居的家园意识。海德格尓早就提出“诗意地栖居在自然的土地上”（poetic dwelling in nature of the earth）②的理想，并进一步阐述诗人追求“返乡”的审美目标，即“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惟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③工业革命深入后，日趋严重的环境破坏加剧了人们“茫然失去家园”之感。④这种生态哲思在怀特的长篇巨作《人树》和《欢乐谷》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怀特的第一部小说《幸福谷》，描绘了新南威尔士州一个名叫“幸福谷”的小镇，那里的居民乃欧洲移民，过着沉闷、乏味且孤独的生活，难觅归属感，无法在澳洲土地上扎根。小说抒发了新移民“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思乡情，以及挥之不去的“无家可归”之感，充分体现了怀特的“家园意识”。

为怀特赢得国际声誉的《人树》描述了丛林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而工业的扩张打破了乡村的宁静，吞噬着人们的心灵，年轻一代不再满足于乡间的宁静，忙忙碌碌地追求都市的繁华，老一辈人却因失地而倍感失落与绝望。

主人公斯坦·帕克开垦了一片被森林覆盖的荒地，与妻子开始了田园生活。随着迁居者的不断增加，荒芜之地变成了悉尼郊区。帕克的儿子自幼乖戾，成年后堕落为罪犯；女儿顺着社会的阶梯不断往上爬，做了律师的妻子，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最后，帕克在自家圆形的菜园中心去世，这个圆圈处于许多圈子之间，而最后一圈则是“冬天冰凉的金碗”（the cold and golden bowl of winter）。很显然，怀特在用他的故事诠释爱默生关于自然的“圆圈”理论。尽管生命终结了，然而希望尚存， 其子孙会谱写出“生活之诗，生命之歌”（a poem of life， of all life）。

斯坦是小说的核心人物，是丛林人的缩影，凝聚了普通丛林人朴素而伟大的品质。他充实的人生不仅表现在其与丛林、土地、大自然剪不断的亲密联系上，还蕴含在他对丛林的奉献和对生活的执著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斯坦就是怀特本人，他在1948年结束了二十多年的旅居生涯，回到乡下，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场生活，目睹了丛林文化与传统文化被工业化大都市不断蚕食的过程。这一切令他心痛不安，深深忧虑着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以及它的的命运和前途。斯坦像一棵树——自然家园中的大树，深深扎根于大地，其神性体现在周围的自然世界，在与土地的关系上他发现了“自我的定义”（definition of self），他在这片土地上对于大自然的经验皆具特殊性和普遍性。①帕克一家人在这个和谐的家园中共同出生入死地面对一切灾难，从社会动荡到各种自然灾害。

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处寄托了绿色的希望：“最终还有树木。男孩（斯坦的孙子）低着头，穿过树林，瘦小的身躯正在茁壮，绿色思想的嫩枝正在舒展。因此，归根结底，没有终结。”②人类的历史犹如绵延不绝的树木，生机勃勃，一代接一代；人类也像树一样孕育在生命的土壤上，缓慢而长久地存在着。在这部描写看似单调的日常生活的小说中，怀特成功地阐释了海德格尔的观点：人类终将会成长，生活和死亡在这块土地上，它给予我们可靠而稳定的根基。当我们的土地失去，我们就会失去归属感。③

（四）至人无为—大圣不作

“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这句话出自《庄子知北游》，即有学问有修养的人懂得：人当顺应自然，不能恣意妄为，胡作非为；智慧极高的人懂得：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有它自己的规律和法则，各种事物的表象及相互间的关系复杂多变，人不可能完全认知和把握它们，故不能妄自造作，需保留一份谨慎、敬畏的心态。唯有如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才能和谐相处，荣辱共存。它体现了中华先哲大真大善、大仁大智的境界，堪称华夏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怀特在《沃斯》里诠释了这一生态智慧，验证了古老中华生态哲学的普适性价值。

作为怀特的经典之作，《沃斯》描写了原德国医科学生沃斯在悉尼富商的资助下，率领一队人马赴澳中部地区探险的经过。这一探险历程具有双重含义，表层含义为一次同自然的壮烈搏斗，反映了早期创业者不畏艰难的开拓精神，展现了澳洲沙漠荒野之美以及土著民俗之谜；小说还有耐人寻味的深层意义，即一次试图征服自然的探险活动成为人对自身与他人的心灵的探索。从心理学维度看，澳洲沿海象征心理的意识层，而中部内陆地区则象征着人心理深处的无意识层，因而沃斯的探险经历成为对灵魂的探索。正如女主角劳拉——沃斯的精神伴侣所说：“假如他身上善恶并存的话，他曾与恶作斗争，但失败了。”④沃斯身上的恶，首当其冲便是狂妄自负，而产生这一思想的根源，就在于他对权利意志的顶礼膜拜。在此思想的支配下，沃斯欲在大沙漠中自由驰骋，试图以“强力意志”实现尼采提倡的“超人”梦，实则不过是“精神胜利法”而已；同时，他还企图凭借着这股力量驾驭探险队，征服每个探险队员的心灵，而结果却恰恰相反：不合理性的判断导致他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指挥失误，耽误行程；强行过河，导致面粉落水，加剧了粮荒；射杀爱犬，向同伴证明其坚强，等等。这些疯狂之举加速了他走向毁灭的道路。在痛苦地等待死亡降临的过程中，沃斯幡然醒悟：“我再也不是你们的上帝了，哈利。”⑤他最终明白了自身能力的局限，意识到与上帝抗衡、挑战自然大道、违背“天时”、“地利”、“人和”、“天人合一”乃愚蠢之举。“当人真正谦卑了，明白自己不是上帝时，他就离成为上帝最近了。最后他的灵魂可能会升华。”⑥

怀特通过沃斯探险给予读者的启迪是：大自然不为人类的傲气所折服，人类只能尊重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同伴和谐共处乃人类生存之本。怀特的深层生态哲学思想与中国道家倡导的“和谐”、“天人合一”不谋而合。正如沃斯最终以生命为代价所领悟的那样：他不是上帝，即“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这与西方现代哲人倡导的超人哲学大相庭径。

（五）天之照人—与镜无异

道教的第一部经书《太平经》卷十八至三十四中便说：“天之照人，与镜无异”，“王者百官万物相应，众生同居，五星察其过失”。①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人的一言一行乃至起心动念，都不能逃过神灵的明察。神灵依据其掌握的人的善恶功过进行报应赏罚，小过减其福寿，大善功德则增其寿。这是西方哲学里所没有的生态智慧。然而，小说《风暴眼》却体现了作者这样的认识。主人公伊丽莎白·亨利太太年轻时过着糜烂奢侈的生活，甚至与女儿争夺情人，老来与她同样自私的儿女也弃她而去。《风暴眼》通过历史和现实两条线索，即主人公伊丽莎白对往事的回忆和她的儿女们为抢夺遗产所进行的谋划与斗争，刻画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疯狂追求金钱、贪婪地占有物质等丑恶人性，指出只有摆脱无止尽的物欲，历经磨难才能达到灵魂的升华。小说昭示人们，完全受物欲支配的人性可扭曲变态到何等卑劣的地步。②

七十多岁的独断专行的亨利太太以其风韵犹存的身姿夺走四十多岁的单身女儿的男友。女儿愤然离去后，她躲在地窖里等待索命的暴风雨时，为自己的罪孽忏悔不已。直到生命终结之时，她仍感愧疚。临终前，已经神志不清时，她还念念不忘对女儿的忏悔。疾风骤雨之后，老太太走出地窖，来到宁静的海边，被眼前美丽的景色所感动：

“我已准备随上帝而去，然而鸟儿接受了我手中的食物，在这个圈里我们没有丝毫的仇恨。”③

“成千上万的海鸟在休息、飞翔、潜水，或在海平面平静地寻觅食物……她跪着喂野天鹅面包碎屑，它们接受了……承认平等。”④

在家庭乃至大自然的暴风骤雨之后，女主人公在大自然中找到了祥和与宁静。怀特以大自然的疾风骤雨及之后的宁静与祥和，比喻专横的亨利太太控制下的家庭矛盾与亲情，影射更为复杂而矛盾的人类社会：战火永不停息，而“天长地久”的和平则是众望所归。

（六）返璞归真—涤净凡尘

中国道教认为，人原初的本性是纯朴和纯真的，近于“道”的本性。《树叶裙》里的艾伦因事故而回归大自然，在与土著民生活的过程中她获得自由，成就了自我，历经磨难获得了真爱。经过大自然的磨砺回到文明社会的艾伦宛如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成为一位坚强且有独立思想的女性。但她仍然非常怀念那自由自在的日子，她在即将回到繁华的悉尼时，仍十分流连于自然的夜空：

星光灿烂宛若珠宝，艾伦·罗克斯博格相信这是她合上眼以前最后一次看到这样的星空，以及持续不解却毫无恶意的微风。⑤

小说宣扬了回归自然，即“返璞归真”的生态思想。在怀特看来，大自然是未被社会罪恶污染的净土，有着净化心灵、洗涤胸怀的魔力。被当代各种污浊所毒化的现代人应回到大自然去接受风雨的洗礼和磨砺，重获新生，⑥成为堂堂的君子（man writ large）①，大度且包容（plurality）②。

（七）绿色世界—幸福家园

怀特未完成的小说《悬挂着的花园》（The Hanging Garden）经整理于2012年出版。小说描述了二战时期两个欧洲孤儿到澳洲避难的经历。他们在一个荒弃的花园玩耍，在树上搭建了一个小屋，然而好景不长，房东去世，他们被迫分别送到不同的家庭，各种厄运等待着他们，纵然战争结束，父母双亡的他们也无家可归。

现在，战争已结束——真正的战争——你们的战争……你要回到属于你的地方。吉尔回到伦敦？回到那有弹坑和他母亲棺材的地方，……吉尔自己也似幽灵般在卡梅伦街悬崖边的花园里游荡，如你在这发霉的后院溜达那样。双鬼一起云游。

那么这是属于我们的地方吗？③

作者以“悬挂的花园”寓意战争中孤儿丧失祖国和父母，漂浮不定、无处安身、无地扎根。由此可见怀特更深层的生态意识：人类只有实现和平，有着不同文化根基的民族彼此和睦，才能够进一步实现与自然的和谐。战争使平民流离失所，对人类与自然皆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人祸更大于天灾，人类自己制造的灾难，对人类自身和大自然的伤害均是毁灭性的。

四、结语

从长篇小说《欢乐谷》到未完成的《悬挂的花园》都不难读出怀特的深层生态意识：《欢乐谷》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的眷念之情，证明了移民易而扎根难的事实；《白鹦鹉》传递对无辜鹦鹉死亡的悲悯之情；《人树》揭示了都市高速发展，乡村变为郊区，农民因失地而迷茫的失落感；《沃斯》中野心勃勃的征服者至死才幡然醒悟，人类不是上帝的真谛；《树叶裙》通过艾伦的回归自然之旅表达了“返璞归真”生态智慧；《悬挂的花园》中，对因战乱而无家可归的孤儿给予极大的同情，感叹战争的残酷，希望和平永存，长久维护“诗意栖居”的生存状态。

这一系列小说充分体现了怀特对大自然的尊重；对人类无限的贪欲，肆意破坏自然，征服同类的野心感到无比愤恨；对人类战争造成的灾难倍感心酸。这些作品休现了怀特生态思想不断深化的过程，也由此可见，生态危机一直是怀特关注的重点，因而才有其在1982年“棕枝全日”的演说和呼吁环境保护的行为。

作为一名生态倡导者，怀特倡导的生态理念领先时代潮流，他认为风景如画的澳洲潜伏着生态危机。虽然在怀特有生之年生态批评还没受到高度重视，他本人在政治上也被忽视，但从其小说可以看出怀特对生态危机认识的渐进过程，并逐步发展其成为生态敏感性。他没有停留于“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等表层的生态意识。科学技术和行政命令虽有助于改善环境，但改变不了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因而，倡导“和谐”与“和平”、“返璞归真”“天人之和”“神人以和”等深层生态意识，正吻合了以改变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为目的的生态哲学的内涵。怀特的小说宣扬了这样的生态智慧，他本人也积极参与以反战、倡导和平等为主题的活动，真可谓领先时代潮流之生态倡导者。

责任编辑：王俊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