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月小说的生态意义

[摘 要]漠月的小说打破了西部作家特别是宁夏本土作家的“乡土诗意”，或者说挽歌式乡村叙事的思维定势和创作惯性，以丰富的想像力和富有特色的本土话语，直面现代工业化迅猛发展之后西部乡村作为“荒野”的最后存在以及家园被毁的现实。作者通过乡村小人物的无力反抗，通过人与动物紧张的生存关系，通过对大自然母亲的体认与理解，表达了对生态危机的反思。

[关键词]漠月；《遍地香草》；生态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2-0122-07

[作者简介]赵炳鑫（1967—），男，宁夏西吉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办公室副主任，《宁夏党校报》副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研究。（宁夏银川 750021）

生态环境问题是21世纪发展中国家一个绕不开的重大现实问题，它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人类的命运。大自然是中外文学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也是文学描述、吟诵、观照的对象。漠月的小说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一领域，这是作家的使命，也是作家的责任，更是漠月小说的意义所在。

《遍地香草》①是漠月近年来小说创作的新收获，代表了他小说创作达到的新高度。读过这些小说后，笔者认为漠月有理由为这些作品得意，不仅是因为这些作品引起的好评和反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打破了西部作家特别是宁夏本土作家的“乡土诗意”，或者说挽歌式乡村叙事的思维定势和创作惯性。这些作品以丰富的想像力和富有特色的本土话语，从社会生活的细部入手，直面现代工业化迅猛发展之后西部乡村作为“荒野”的最后存在以及家园被毁的现实。评论家李敬泽说过，小说需要切入生活的细部，特别是中短篇小说，“它要求我们必须凝聚注意力，它是以小见大的，它是以少许胜多许的，它是如此地短，它不可能从表象上模仿生活，它必须提炼和关注细节，它必须相信，世界的某种本质正在这细节之中闪耀。”①作者通过深入乡村社会的细部，通过描写乡村小人物的命运，通过他们的无力反抗，通过人与动物紧张的生存关系，通过对大自然母亲的体认与理解，表达了对生态危机的反思与担忧。小说所蕴涵的生态价值和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一、文学的生态维度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大机器工业时代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就一直是人类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中叶，西方工业化高速发展，工业生产及其增长率达到了最高点，出现了经济增长和高消费的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但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随之开始凸显。以“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为代表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为全球所关注。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期，哲学家们首先纷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一领域。美国哲学家纳什指出：“哲学是人类最古老的精神事业，但是传统的道德哲学很少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哲学家们期望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热情普遍高涨，在20世纪70年代，一门全新的哲学学科——环境哲学，就此诞生。

其实，文学家们作为对社会问题反应极为敏感的群体，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和环境的关注，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山水诗”作为古代文学艺术的最高形式，从《诗经》肇始，经历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一路走来，绵延不绝。只不过，古代山水诗中的“山水”，更多的是作为审美的对象进入文学视界的。当代中国，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作家作品也有不少，如梁晓声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张承志的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邓刚的小说《迷人的海》，李杭育的小说《最后一个渔佬儿》，孔捷生的小说《大林莽》，郭雪波的小说《沙狐》《大漠狼孩》，周涛的散文《巩乃斯的马》，冯骥才的散文《珍珠鸟》，于坚的诗歌《作品57号》《那人站在河岸》，扎西达娃的小说《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张抗抗的小说《沙暴》，哲夫的小说《天猎》《地猎》，张炜的小说《怀念黑潭中的黑鱼》，陈应松的小说《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云彩擦过悬崖》《独摇草》，温亚军的小说《驮水的日子》，哲夫的长篇纪实作品《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姜戎的小说《狼图腾》等。当然，也包括漠月的小说集《放羊的女人》《遍地香草》等。

在西方自然文学中，以美国的自然文学最为人们所关注，如爱默生的《论自然》、惠特曼的《典型的日子》、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等，其中最为著名、传播最为久远的是美国超验主义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的杰作《瓦尔登湖》。瓦尔登湖畔，是梭罗的精神福地。在那里，他过着一种简单、充实而极富诗意的生活，提倡短暂人生因思想的丰盈而臻于完美。他在一种亲近大地、亲近自然的简单生活中，挖掘着生活所蕴涵的真理，表达着自己独特的关于世界的审美思考和深刻的悲悯情怀。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英国文学中，对自然的关注同样涌现出了一批文学大家，比如勃朗特姐妹、哈代、劳伦斯、艾略特等。不论是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还是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荒原是他们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们文学实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因素。“没有荒原，成就不了艾米丽的《呼啸山庄》；没有埃格敦荒原，也成就不了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没有对荒原的追求和向往，也不会有艾略特的《荒原》。”①

这正如鲁枢元先生所说：“在人类社会那个最初的‘元点，诗歌、艺术曾经就是人类的生长、繁衍、创造、自娱、憧憬、期盼，就是人类生活本身，就是吹拂在天地神人之间的和风，就是贯注在自然万物之中的灵气，就是人生的‘绝对使命‘最高存在。人类曾经与诗歌、艺术一道成长发育，凭靠着诗歌与艺术栖居于天地自然之中而不是凌驾于天地自然之上或对峙于天地自然之外。”②文学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自然生态的观照。

二、人与动物的生存伦理

作家由于受到成长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影响，对荒野的情感各有差异。漠月生于内蒙古阿拉善盟，虽然这里有美丽富饶且让人自豪的通湖大草原，但这里也有令人生畏的巴丹吉林、腾格里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纵横其间，还有亚玛雷克、本巴台沙漠，沙漠总面积近8万平方公里，居国内第2位、世界第4位。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人为因素的破坏，特别是现代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无度开发，土地沙化、草场荒芜等环境不断恶化的问题也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一位在那片土地上生活多年的作家，他对那片属于自己的家园的历史和现状有着深层的了解和体认，而让他不能辞怀的正是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下那片土地上发生的生态危机，这决定了他将创作的重心聚焦于那片生于斯、长于斯、让他魂牵梦萦的土地以及那里的父老乡亲。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不断地观照那里的变迁，这是文学给予他的使命，同时也是他的文学自觉。

《老狐》写了猎人喜顺老汉与老红狐的故事。喜顺老汉作为漫水滩的猎人，用一杆老旧的猎枪打出了威风。他有一个理想，就是猎杀一千只红狐。他已经猎杀了九百九十九只，离胜利的目标只差一步之遥。但喜顺老汉在与狡猾的老红狐无数次斗法而不得的过程中，渐渐心力交瘁，失败得一塌糊涂。喜顺老汉是一个宿命论者，他自知狐狸是禽兽里古怪的精灵，迟早会报复他。他杀了那么多红狐，知道自己的罪恶，特别是当老红狐光顾他的屋子，打碎碗盘，撕烂被褥，吃掉獾猪油，并且把臊尿撒在羊毛毡上时，他的屈辱和愤怒达到了极点。最后，无望的喜顺老汉把老猎枪的枪口对准了自己，这是何等的惊心动魄。如果说这是因为绝望，还不如说是他完成了自己灵魂的救赎。动物的神性，促使人对自己的罪恶进行反思，最终完成灵魂的自救。《老狐》写得节制而悲壮。从这个短篇可以看出漠月的功力，特别是写喜顺老汉与老红狐的坚执对抗，细腻而生动，画面感很强，如精美的油画。这种坚执的对抗被作者不动声色地一步步推进、强化，表现得惊心动魄。这让我想到了黑泽明在电影《隧道》中的一个情节：一个军官与阵亡将士的对阵，是何等的沉默而坚执。生存还是死亡？生命的临界状态，让人尤为震撼于这样的对阵，进而凸显生态危机的深刻寓意。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说：“荒野是我们在现象世界中能体验到的生命最原初的基础，也是生命最原初的动力。荒野的价值在于它生发出人类在荒野上的各种奇特体验，还在于它在各种荒原土地上不断发生各种各样的地形特征与独特故事。虽然我们常常求助科学，以获得对有价值的荒野事件的洞见，但说到底，荒野具有一种科学所不能把握的价值。”①这就是荒野的人文价值，就是罗尔斯顿所说的：“荒野是一个活的博物馆，展示着我们生命的根”；“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大概，这也是狼的嗥叫中隐藏的内涵，它已被群山所理解，却还极少为人类所领悟。”②《老狐》把罗尔斯顿的哲学命题和拷问体现得很深刻。正是在这样一个人与狐的荒野大战中，凸现了漠月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对生命的人文情怀的观照。老狐、猎人与荒原三者之间构成了小说的“在场”。在荒原之上，老狐和猎人的生存和死亡，这一对矛盾冲突，构成了小说内在的逻辑起点。作者是一位写细节的高手，不动声色，坚执突进，一步步把二者的生存较量，演绎得严丝合缝、一波三折，最终推向高潮。在此过程中，作为“在场”的生态背景——漫水滩，早已被频繁涉足的人类掠夺性经营，被干旱的风沙肆虐，千疮百孔，残朽衰败，草木凋蔽，一片荒芜。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与狐都在为生存作着最后的抗争。在这里，猎人与老狐的尖锐冲突，其实是人类与大自然矛盾冲突的一个隐喻，老狐和猎人都是生态恶化的受害者。

存在主义哲学家把19世纪至20世纪命名为工具理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中心主义盛行导致的结果，是人类家园的毁弃和丧失。它把自然界看做是与人类相对立的物质世界，是供人类征服、为人类所用的对象世界，因此，征服自然成了人类雄心勃勃不断索取物质财富的骄傲。这种傲慢和贪婪的索取，结果使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使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面临危机。在《老狐》中，生态价值伦理在小说挑战人与动物的生存伦理中被不断地强化，带给人关于生存、命运和死亡的哲学思考。

《孤树》同样写得直指人心。男孩是漠野里来的孩子，为了不受同学的轻视，他要出色地完成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开学时带回一个动物标本。这让他想到了漠野里的一棵孤树，树上有一个鹰窝，他要到孤树上去套鹰，把鹰作为最好的标本交给老师。但不巧的是，当他爬上树准备下套时，老鹰回来了。发怒的老鹰发现自己的家园遭遇“强盗”的入侵，向男孩发起了攻击。于是，一场惊心动魄而惨烈的人鹰搏斗就此展开，最后以人鹰两亡收场。《孤树》写出了一个少年的梦，而这个梦的实现带来的是无可挽回的悲剧，这个人鹰共毁的结局带着强烈的生存悖论：你不让它活，它就让你也活不成。为什么非要让学生弄一个动物的标本？而对于获取标本的危险，孩子根本没有想到。

与《孤树》可以放在一起来比较着读的是《夏日的草滩》，这也是一个孩子与动物的故事。木子放假回家，跟着爹去东沙湾套獾猪，这让他想起了小城里街面上的“野味火锅”。獾猪被套住了，爹让他去踢獾猪的头，弄死它。木子拗不过爹，但那獾猪揪人魂魄的惨叫，让木子浑身冒虚汗，泪流满面。本来东沙湾很静，静得像一个优美的童话故事，但都被这獾猪的惨叫打破了。东沙湾的白色帐蓬里住着一对蒙古族母女，小姑娘的谴责让木子更加明白，爹和他都在“犯罪”。最后他在爹不在的时候，把笼子里的八只獾猪都放了。

这两篇小说的主题不单指向大自然作为众多生命形式的家园，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同时还指向我们的教育，特别是生态教育、生命教育的缺失。同样是两个孩子，结局却不一样。前者有不忍卒读的“痛”，后者则多了一些人性的温暖。英国哲学家洛克有一个著名的“白板说”。他说：“我们可以假定人心如白纸似的，没有一切标记，没有一切观念……我们底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①人一生下来，心灵如同白板，在上面涂上什么色彩，它就会成为什么样子。世界上最大的权利，莫过于生存权，生存权至高无上。对待人和动物是同样的道理。两个孩子对待生命的不同表现，不禁让我们深思：我们该给他们的灵魂涂上怎样的色彩？

在荒野生态哲学的视界之内，人、动物、自然界都是上帝的子民，他们生而平等。动物永远是自然界生物链中的一环，它们同样享有与人一样生存的权利。小说的背后，隐喻着一个深刻的主题。它把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和冲突，具体到人对动物生存权的肆意践踏。人类毁弃家园时带有无意识的傲慢与暴虐，当然，遭遇报复也具有血腥的残酷。

漠月的这些小说让人想到了一个词：尊严。不单人有尊严，动物们也有。动物可否谈尊严？大自然是否有尊严？在主客对立的二元世界里，这个命题肯定不成立，但在荒野哲学的视界内，包括动物、植物、大自然均有尊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去尊重它、呵护它、爱惜它，并与它们和谐地共生共处。

这让笔者想到了1923年施韦兹出版的《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他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了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即“把爱的原则扩展到动物”。1986年，美国环境哲学家泰勒在《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中，从尊重生命出发，提出尊重生命伦理的四个原则：一是不作恶的原则，二是不干涉的原则，三是忠诚的原则，四是补偿正义的原则。我们必须认识到，生命是神圣的，所有生命是休戚与共的整体；所有生命却具有生存的愿望，我们要尊重这种愿望，人类需要有大爱情怀，这也是漠月小说的意义所在。

三、荒野是人类文化的根源和心灵福地

罗尔斯顿曾经说过：“荒野是一个伟大的生命之源，我们都是由它产生出来的。”“文化容易使我忘记自然中有着我的根，而在荒野中旅行则会使我又想到这一点……在历史上是荒野产生了我，而且现在荒野代表的生态过程也还在造就着我。想到我们遗传上的根，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体验，而荒野正能迫使我们想到这一点。但在这里，荒野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资源，对我们的体验有工具性价值：我们发现，荒野乃是人类经验最重要的‘源，而人类体验是被我们视作具有内在价值的。”②荒野作为人类一切生命形式和人类文化的根源和起点，不仅在哲学领域需要深入探讨，文学家们同样也需要持续关注。

漠月的生态文学作品，有很大一部分均指向人类精神家园的毁弃，比如《眺望女儿山》《巴音温都尔》《芦草谷》《老麻和老德》等，这些作品让人想到了魏晋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想到了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以及美国著名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寂静的春天》里，莱切尔·卡逊虚构了一个美国中部的城镇，这个城镇曾经是绿树成荫，百鸟齐鸣，生机盎然，人与自然相和谐，但是，突然间，“一个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③，植物、动物都在寂静中死去，大地了无生机。作者以农药隐喻现代科技导致的生态危机。而在漠月笔下，“女儿山”、“巴音温都尔”等则隐喻着人类生命的最后花园。伴随着工业化的到来，现代社会物质至上和资本技术逻辑使人类贪婪地向大自然疯狂索取，开金矿、炸石淘金等掠夺式开采，使“女儿山”、“巴音温都尔”的生态之美被毁坏殆尽。然而，更为可怕的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也同样遭遇毁坏，呈现给我们的不单是花草凋零、树木枯萎、环境恶劣的景象，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冷漠，人的贪婪，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信仰的缺失，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恶化，人类心灵家园的毁坏。这何尝不是漠月笔下《寂静的春天》。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写道：“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①漠月用这样的小说低吟出一曲心灵的挽歌，被他视为天堂圣地、毕生向往膜拜的地方，终成桃源之梦。

如果说，《眺望女儿山》《巴音温都尔》等小说更多地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当下不合理的经济制度的话，那么《香草遍地》则是在人类文化之“根”的意义上，写出了对“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的向往和渴望，写出了“存在”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同构和审美。

十年九旱的阿拉善盟大高原上，只有雨水的滋润，才会有遍地香草，那是漠月的生态美学。“天旱了，人的心情当然会变得很不好，就得干点别的什么事情。有云了，有雨了，草滩上生长出大片大片的草，屋里就会变得安静了。”漠月写雨水丰沛的秋天，父亲收割香草的情景。“身边的草滩是那么辽远，那么开阔，香草长得没过了林子的膝盖。在乍起的秋风中，草浪掠来掠去的，摇荡出浓酽的草香。这时，林子一步一步地走近了父亲。有那么一阵子，林子感到自己的脚步有些虚幻，在一望无际的香草的包围中，往前走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像是不由自主地在香草的浪尖上浮游。”而此刻，父亲脱得一丝不挂，在草滩挥汗如雨。“灼热的阳光打在父亲青铜一样的肌肤上，泛出金属般的光芒，围绕在父亲身边的同样是金黄的一望无际的香草。”丰收的秋天，在广阔而辽远的草滩上，就有了香草堆起来的山一样的草垛。这时候，母亲怀孕了，生出了一个带着香草气息的美丽女孩子——香草。这是作者巧设的一个隐喻。作者编织了一个近似乌托邦的理想世界，那个盼了十年才在野草滩上出现的盛景，象征性地表达了作者渴望回归人类精神家园的美丽梦想，展示了一幅令人向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优美画卷。

这里，长满丰茂香草的大地，就是孕育生命的母体。漠月的生态大地意识，就是他的生命意识，更高层次上也就是他的哲学意识和人类意识。英国作家劳伦斯曾说过：“小说是生命的一本光辉的书籍”，“除了生命之外，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②而人的生命存在是由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塔形层次结构而成，三者之间的和谐才标志着生命的和谐与健全，三者之间的偏废则预示着生命的残缺与破损，意味着人的非人状态。所以，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来说，他所关注的生命不但是自然存在意义上的生命，同时还必须是社会存在、精神存在意义上的生命。漠月所企盼的既是生命“自然存在”意义上的“遍地香草”，同时也是社会关系和精神主体存在意义上的“遍地香草”。

米兰·昆德拉在写出了一系列重要作品之后曾深切地感悟到：“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③这种对精神内在的“可能性”的勘探与关注，在本质上就是对生命内在的种种心灵模式的发掘与重构。漠月不断地在十年九旱的荒原上，在大自然中寻找着生命的源泉、失落的智慧和同情之心。从对人的自然存在意义上的关注，到对人的精神内在的“可能性”的勘探与关注，他把对自然存在的召唤，通过一种隐喻的方式，上升为对社会存在的召唤，对人心灵家园的召唤，对人的精神主体的召唤。通过这样一种勘探和召唤，他画出自己理想的作为人的精神主体的“存在的图”。“无家可归”是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命题，也是他对现代人命运的一个基本判断。他指出，人之所以沦入这样一种悲剧性的状态，根子在于他们离开了存在，忘记了存在的意义。《遍地香草》完成了作者作为一个“自然生态朝圣者”的精神皈依，完成了自己的精神还乡，当然这也是对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的深情呼唤。

自然文学古已有之，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或者说文学中对生态环境的观照和书写，则是现代工业化迅猛发展之后，人类对自身生存危机体认和反思的结果。生态文学作品，一反传统文学中“自然”被借用的状态（要么是文人骚客抒情言志、感时伤怀的工具，要么是咏史怀古、气氛渲染的“用物”），确立了自然生态的主体性地位，以自然生态的“在场”，去展示工业化进程中，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支配下，技术“座架”一切以及人与自然生态的尖锐对立所导致的人类深刻的生态危机，从而呼唤生态伦理道德的重建。漠月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之上，致力于反抗被“宏大叙事”所遮蔽或压抑的现实结构的细部，为底层代言，直指关乎人类生存的世纪命题，写出了那些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关注的“黑暗存在”。

“自然文学从古至今都是人类的共同语言，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语。”①因为当经济全球化把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悉数卷入之后，当地球在时空意义上成为一个“村落”的时候，全人类都面临着共同的环境压力。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发出的世纪拷问“生存还是毁灭”，在当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必须作出选择。

《香草遍地》大部分篇什的主人公都是底层的牧民、猎人、妇女、儿童、老人……这些底层小人物因为与生活的那片土地贴得最紧，因此对那片土地上的变化感受最深。虽然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构成了一个整体，共同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如何瓦解的历程，反映了人类深刻的生存危机。漠月的诸多中短篇小说，都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些现实问题，存在于宏大叙事的背后，存在于个体精神的夹缝之中。他作为一位从这个地域共同体走出的作家，有着不同于一般作家的敏感，有着作为作家的道义和责任，并有着为底层代言的冲动，这也是一位作家创作动力的源泉，也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标准之一，当然也是这一类作品的生命力所在。愿漠月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