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

[摘 要]“人类中心论”是西方工业革命进程中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在这种顽疾驱使下，天地万物被看成技术生产的“不竭源泉”，人类任意向自然索取，由此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不少西方哲学家开始转移视线，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道德”这一命题上。儒家思想正是强调了道德在生态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秉持的首要态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自然生态的破坏日趋严重，人的精神层面的匮乏更是如此。本文重点讨论如何回归“原初纽带”，在儒家思想的启示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

[关键词]儒家思想;生态文化;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B222;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6-0065-10

[作者简介]龚国光（1945— ），男，江西南昌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从事地域文化和戏剧学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

[基金项目]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重点研究课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强国建设”（2013年）第26号子课题成果。

Title： Confucianism and China-feature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y： Gong Guoguang

Abstract： Influenced by anthropocentrism which was a stereotyped mindset in the process of west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whole universe was considered as the inexhaustible source for technology production， so human beings demanded too much from nature without restrictions and brought about serious ecological crisis. Due to this historic background， many western philosophers have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proposition of “human morality”. Confucianism puts morality in the center of  ecological culture， advocating that respecting and complying with nature is the primary principl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deepening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natural ecology is deteriorating， especially from the aspect of peoples spiritual world.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to return to the “primary link” and to construct China-feature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the guidance of Confucianism.

Key words： Confucianism; ecological cult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人口迅速增长，能源被无节制消耗，工业废气和农药残留及城乡垃圾、汽车尾气排放等所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生态环境问题异常突出。这是一个人类社会极其严峻的问题，诚如以色列著名景观生态学家那维（Zev Naveh）教授所指出的：“全球的人类社会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继续沿着‘崩溃之路快速下滑，要么作出迅速改变，走向‘突破之路。”①“崩溃”的最终结果将导致地球的毁灭。那么，应当怎样“突破”呢？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人类的生态危机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危机。文化是涵盖人类所有行为特征的“综合体”，因此，我们在寻求突破的方法的过程中，不仅应从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考量，而且还应从精神层面的伦理观念、道德价值和生活规范来探寻。

一、引起世界关注的儒家思想

“轴心时代”这个概念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并于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我国，引起中国学者的普遍关注。雅氏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即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个时段划定为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认为这是世界哲学的突破期，它们“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精神基础，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②。“轴心时代”包含了三个最重要的要素：中国孔子开创的儒学体系、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和印度的佛教。它们是在不同地域独立发展起来的，并创造了精神生命进行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从而构成它们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西方研究的是“物”;印度研究的是“神”;中国研究的则是“人”。这三个最重要的要素对人类的历史进程曾经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是个海洋国家，而中国则是内陆国家，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维持生存，是个典型的农耕社会。地理环境的不同构成东西方哲学的差异。汤一介先生说：

西方哲学曾经长期把精神和物质看成各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因此它的哲学是以人和自然的外在关系立论，人和自然是一种外在关系，没有内在联系，或者说，它的思维模式是心物为两个独立的二元。然而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上与它有根本的不同，中国儒家认为研究天、天道或者自然的规律不能不牵涉到人，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到天。③

儒家思想侧重于人自身内在价值的探求，强调“天人皆大”。在道德价值上，中国人看重的是理想人格的自我修养，而理论知识的取得替代不了自我修养和亲身体验。这与西方哲学求诸外在世界，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有着本质区别。钱穆先生说：“西方文化建基于工商，可以封闭于室内与都市，若可隔别于天地大自然。故中国人生，必纳入自然中，贵能顺应自然。西方人生则与自然划离，而求能战胜自然，克服自然。”④由此可见，东西方哲学的不同反映在社会实践中尤其鲜明。1983年夏，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国际现象学会会长、女哲学家田缅尼卡在讨论会的讲话中说：“当前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幸运，没有走上西方哲学分崩离析的道路。当前西方哲学至少有三点可以向东方学习：第一，崇尚自然;第二，体证生生;第三，德性实践。”⑤这三点恰恰是儒家思想的精髓。

崇尚自然。我国上古时期的人们便注重“时”这个概念，孔子说：“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使民以时”即孟子所说的“不违农时”。《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说：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只要遵循春耕夏耘秋收这些节气的劳作，稻谷就吃不完;不要带着密眼网罾下湖，鱼鳖就吃不完;等到草木凋零的秋冬季节再入山林砍伐，木材就用不完，这就使民众的饮食起居得以养生。这是我国在农业文明早期阶段的一种“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生态意识，具有朴实的生态平衡和可持续观念。千百年来它始终贯穿于儒家崇尚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思想体系之中。今天，儒家思想中的这一本质特征，仍然透露出人类社会生态和谐的价值观，因而具有非凡的积极意义。

体证生生。《易·系辞上》说：“生生之谓易。”前一个“生”是动词，后一个“生”为名词;“易”即变易、变化。宇宙的最大成就，就在于它不断运动，催成万物，生生无穷。这种宇宙的生命精神，中国哲学称之为“天道”。《中庸》第二十六章说：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诗》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

《易·乾卦·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永远强健运行，而作为“君子”的人则应效法宇宙“以自强不息”。《论语·子罕》篇又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孔子面对昼夜奔流不息的江水发出的另一层意义的慨叹：人类生命和浩瀚宇宙一样处于一种不断运动的状态，这种“不舍昼夜”的自然现象，应是人们永远向前的精神动力。儒家思想的“生生”内核，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某种合理性。

德性实践。崇德文化以农耕文化为存在基础。孔子的德治思想真实反映了农耕社会人们求善求美的共同心理。我们仅引英国哲学家费舍尔在《亲历宗教》“儒家道德”一节说的一段话：

道德实践具有巨大的价值……儒学不仅被视为传统遗产，同时被看作解决现代社会弊病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尽管它不会恢复从前的形式，但它会在文化统一、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正如姚新中教授所说：“不负责任的自由，会导致社会体系的崩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会充满紧张，为了短期的需要，不惜以牺牲未来为代价，失掉人的智慧和正直。”在这一方面，儒学的仁和爱的观念，有助于在地球村建立新的道德和价值体系。①

这里提到世界目前所忽略的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当下的道德实践和道德价值问题;二是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由于片面强调“不负责任的自由”，乃至私欲横流，导致社会体系的崩溃。由此，人类把目光投向中国的儒家思想，认为它是“解决现代社会弊病的一种有效的方法”。西方学者的这种深刻反思，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欧亚和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新的哲学观点“新轴心时代”。这是继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之后的又一个全新的概念。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文化多元、文化间对话与和谐，一种儒家视角》中说：“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原初纽带的韧性。”他认为：“实际上，儒家传统经历多次深刻转化而未失去它的精神上的认同，这种能力正出于它对人的内在资源的承诺。”②就是说，尽管时代在转变，但作为儒家思想的一种“精神认同”或称“文化基因”，却一直被中华民族保留了下来，并流淌在炎黄子孙的血液之中。此即杜维明教授所概括的“原初纽带”，它实指一个民族最早的文化源头与文化情结，而所谓的“韧性”，是说这种“原初纽带”不仅包含了一个民族十分丰富的文化特质，而且它可以穿透时空而具有无穷生命力。这正是儒家思想的魅力所在。

二、儒家思想蕴含的生态智慧

“新轴心时代”概念的核心似乎已淡化了“轴心时代”的“物”和“神”这两个元素，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对“人”的探究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对话中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①深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最能表达这种“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下面，从两方面具体分析。

（一）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

孔子一生孜孜以求的是把人文关怀当做他的核心理念，把“天人合一”当做他的终极目标。《论语·雍也》篇说：“中庸之为德也。”何谓“中庸”，朱熹解析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对待任何事物及矛盾应采取一种折中调和的思想。在社会实践中，“中庸”说到底就是人类做事的一个适度问题。“中庸”的源头来自天体运行的自然规律。《周易》是我国初民对四时更替、万物盛衰、天道周旋等自然律动的直观把握。《易·乾卦·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就是说，宇宙天地始终遵循着一种不变的定律而又变化无穷，它从不偏执或息止，这就是“天道”。《易·系辞下》说：“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作为“大人”和“君子”的人，应如何顺应宇宙天地自然的“大德”？这就是孔子为什么把“中庸”作为人的一种最高道德的原因所在。“中庸”原则可以说是中国人生命的大智慧，也可以说是自然生态的大智慧。钱穆《晚学盲言》说：

人生不能有内而无外，亦不能有外而无内，内外合一始是人生之真体。扩而言之，宇宙万物，不论有生无生，莫不皆然。其存于内者谓之中，其发于外者成于和。尽天地包万物，只此中和两字。故《中庸》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即位于中，而育则育于和。人不知，误分内为已而外为物，物我对立，则既不和亦不中。无中不和，乌得有天地万物。②

正因如此，“中庸”体证于人与自然的实践，就是“天人合一”，就是《周易》中的“和合”理念，也即“天道”的大行流化的创生原则。人们把这种创生原则用于社会实践，就有一种改造自然的义务，改造自然的目的不是破坏自然而是让自然更美（景观化）。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以“中庸”理念为杠杆改造自然，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面达到“天人合一”，达到一个新的自然境界。在景观与恢复生态学的术语中，这种“改造自然”被称之为“半自然环境”。

略举数例：（1）都江堰。位于四川灌县以西的岷江之上，战国时期在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部分组成，是世界上年代最早，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当岷江之水奔涌而来时，建于江心的分水堤（鱼嘴）把岷江一分为二，分导成内江和外江。内江沿飞沙堰经宝瓶口流入川西平原灌溉广袤农田;当洪水爆发时，飞沙堰则把多余的流量排泄至外江。我国这项古老而科学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在发挥其巨大作用。（2）长城。《史记·蒙恬列传》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临洮”，今甘肃岷县一带，乃秦长城西起点。“辽东”，今辽宁大凌河以东，几近渤海湾。长城沿山的走势而建，错落极其分明，有的建于陡峭如削的峰巅危崖之上，其落差为50度，有的甚至达到90度。元代少数民族诗人逎贤《居庸关》诗：“叠嶂缘青冥，峭绝两崖束。盘盘龙虎距，岑■互回伏。”如今长城已是世界古老建筑八大奇迹之一。（3）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自隋统一，迁都洛阳，开凿江南至洛阳的运河，史称“隋唐大运河”。元代，忽必烈将运河截弯取直，形成纵向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此即“京杭大运河”。至元二十九年（1292），都城内开凿通惠河，引京西昌平诸水入城，东出至通州，与大运河衔接。《马可波罗游记》载：“比较大的码头，最热闹的景象应集中在离鼓楼最近的银锭河、烟袋钭街一带，最盛时，积水潭舳舻蔽水，盛况空前。”今天，当我们俯看都江堰的鱼嘴及飞沙堰;登上峰楼遥望蛇势逶迤的长城;站立北京通州古码头，凝视苍茫雄浑流淌不息的北运河和乘舟穿越南运河终点——杭州的拱宸桥时，我们为古人无穷的创造力和超前的生态智慧而折服。

以上三例仅是我国千万“半自然环境”的缩影。它们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既要“改造自然”，又决不以牺牲大自然的脉动为代价，而是顺应自然，因势利导，运用生态智慧促成自然更趋完善，凸显美好。万里长城丝毫没有改变千山万壑的地质构造和走势;都江堰既降伏了洪魔又普惠亿万生灵;京杭大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它不仅哺育了3亿人口，而且根据其自然系统人工化，最终成为自然水系的一部分。自然生态和生态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具有自在自为的发展规律;后者是把自然生态纳入人类可以改造的范围。因此，上述三例堪称人类生态文明的典范。

（二）人与行为修养的关系

儒家的“天人合一”、“君子”等诸多论述，不仅充满着生态智慧，而且早已成为生态文化重要的有机成分。这就是为什么在全球生态危机严重的当下，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儒家思想的根本原因。生态危机说到底就是道德危机，就是文化危机。钱穆说：“惟有如曲阜孔林，则历两千五百年来仍然无恙。故中国传统重人重心，西方传统重物重事。此其大异。”①“重人重心”就是把人的道德修养放在要紧位置，如何做个“君子”，这是人在社会安身立命的首义;“重物重事”则看重外在追求的物质欲望。西方的理念多是物质利益高于伦理道德，反映在行为逻辑上便是侵略和占有。以南亚马六甲为例：15世纪马六甲王朝建立;16世纪葡萄牙人便以武力消灭本土王朝占领马六甲;17世纪中叶荷兰打败葡萄牙成为新的占有者;1824年英国又攻败荷兰继续统治。1942年，日本侵略军占领马来亚3年零8个月。马六甲近600年的历史，就有4个国家侵略霸占了这片富饶的土地。反之，早在马六甲王朝建立的15世纪初，明成祖朱棣永乐三年（1405），中国的郑和率领的船队便来到马六甲，经王朝同意，郑和以三宝山为大本营，建立栏栅、城垣与仓廒，赴各国的船只回来到此取齐，于五月中旬候南风起，船队开洋回还。故钱穆说：“中国国际相交亦尚德，西方则尚力。中国人所谓道，在心世界，心之仁智始成道。西方人则言力，不言道。”②它高度概括了儒家思想“义利之辨”的核心价值。当下中国的交往，秉承亲诚惠容，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外交理念，深刻体现了儒家生态文化“义利观”的精髓，赢得各国的尊重。

在生态文化中，为何特别强调道德的核心价值？这是因为自然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解决不好，人类将给自己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性后果。正如亚当斯所言：“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用孔子的话说，则是“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人类为何有天使和魔鬼、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这就直接涉及人的道德修养，这是人与自然通向“和合”的一个关健问题。《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壹”，一切的意思，就是说，无论天子显贵还是平民百姓，一切都要把“修身”作为“明明德”的根本。《孟子·告子章句上》以鞭辟入里的语言介绍了“修身”的重要性：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

梏之反复，则其旦昼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

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这里详述了早在两千余年前齐国东南郊的牛山，一个原来茂美的山林是怎样在人为的破坏下变成一座光秃的山冈。重要的是，它以这个故事为例，引导人们由外在的自然美向人的内在心灵美的讨论。人的内在心灵初始也和牛山一样美好，但由于放弃修养，如同斧子伐木一样，原来那种本能的仁义善心便逐渐淡化不彰。如此辗转相害，良心泯灭，逐与“天使”“君子”渐远，而与“魔鬼”“小人”，或孟子讲的“禽兽”日近了。由此说明，道德修养不是可有可无的权宜之计，也不是一蹴而便能达到，而是一个经历自我约束的漫长过程。就是说，这种“修身”要时刻“用功”和不断反省并终其一贯。“修身”并不困难，更无须去“打坐参禅”或刻意追求，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便可“信手拈来”的。我们做每件“微不足道”的好事，就可以使人的心理素质累积起“正能量”。

三、儒家思想对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启示

（一）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

我国自然生态遭受破坏而产生的危机，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的一种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既有全球生态危机的共性，又有某种自身的特殊性质。分析这一“特性”，对于认识和把握我国的“环境危害”，并自觉克服目前面临的严峻的生态问题或有所裨益。

首先，改革开放准备时间的不足。“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人们的思想禁锢还未破除，政治生活、经济形态、社会关系等基本上仍停留在那个刚过去的年代。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人们显得有点手忙脚乱，难以适应。为了追赶失去的时间，我国的改革开放几乎是由农业革命直接走向信息革命，中间的工业革命则用“三级跳”模式跳了过去。那时的民众对“生态”一词的认识几近为零。夏勒博士是美国动物学家、博物学家和自然保护主义者。他不仅是第一位到中国研究大熊猫的西方人，而且也是最早研究藏羚羊并提出藏羚羊保护问题的科学家。21世纪初，已是八十余岁高龄的他仍来中国西部考察。他很有感触地说：“上世纪80年代我去西部的时候，当地官员没人知道动物保护这个概念;但现在再去，所有人都在谈保护。”①这段话很形象地概括了我国民众对于自然生态和生态文明的一个逐步的认识过程。

其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倡导。“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现象，是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民众的生活极度困难。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无疑是一个解决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在社会实践中，大批的工农商学基本上不敢触碰，而许多社会“闲散”人员却积极行动起来。以青海“三江源”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消息：三江源地区发现砂金。于是每年十几万的人从青海、甘肃、四川、新疆等地如狂潮般涌入三江草原，至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漫无边际的帐篷和被滥挖的砂堆及砂坑让人触目惊心。一个挖金霸头说：“什么草皮、生态，我们是把命握在手心上来淘金的，顾得那么多！”仅曲麻莱一个县，就有340平方公里的草场因砂金开采而被沙化。其结果是不仅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而且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面影响，贫富悬殊开始拉大。

其三，“环保让道GDP”成为常态。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在经济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不少企业为了眼前的一点私利而违法乱纪。2008年9月8日，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尾矿库发生特大溃坝事故，事故泄容量26.8万立方米，过泥面积30.2公顷，下游500米的集贸市场和部分民宅全部被毁，共造成277人遇难，33人受伤，4人下落不明的悲惨事件。另据2015年4月9日央视《焦点访谈》报道，甘肃武威凉州区武威荣华工贸有限公司总量8万多吨的黑水流向黄沙。此类案例不计其数，并由此带来土地被严重污染。据2014年4月17日环保部和国资部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我国16.1%土壤面积遭污染。其中，对人体健康有害的主要包括砷、镉、钴、铬、铜、氟、汞、锰、镍、铅、硒、钒、锌等十三种无机污染物。长期的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和含重金属的“工业三废”的排放造成土壤污染，导致粮食重金属超标。加之农业本身的污染——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和农田残膜等农业废弃物不合理处置等，田地正经历各类污染的侵害。由此派生出“环保无奈”和“环保腐败”两个问题。“环保无奈”揭示了“环保必须让道GDP”的现实困境。据《现代快报》载且近年来媒体广为引述的一个例子，某地环保局长曾在水源地某项目上与地方一把手产生矛盾，但最终“下级服从上级”，不得不在环评审批上签字同意。一年后，当地发生环境事故，“上面又把环保局长推到前台，承担责任”。台上高喊向污染宣战，背后却对违法排污行为大开绿灯，地方保护主义成了当下环保的头号“杀手”。而“环保腐败”也如影随形，2014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部分代表委员提出，随着环境问题日受重视，环保部门地位凸显，环保系统已成腐败案件易发多发新领域。在一些污染企业“扎堆”的地方，环保部门“衣食无忧”;在诸多审批环节中，环境影响评估的腐败最为引人注目。

其四，政府不作为和乱作为导致环境恶性循环。我国的污染大头往往来自政府支持的企业。为了赢得政绩，政府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方式引进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形成规模庞大的污染源。大型国企则亮起“为了国计民生”的牌子，以显示他们排污的合法性。以2014年4月10日兰州局部自来水苯超标事件为例，造成污染的油污源于1987年12月28日原兰化公司（现中石油兰州石化公司）原料动力厂原油蒸馏车间发生的物理爆破事故。当时90立方米渣油外泄，其中有34吨渣油跑料未能及时回收，渗入到地底下。五位兰州市民到当地法院起诉自来水公司，被以“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为由驳回。再以昆明滇池为例，历经几任领导周折，至20世纪90年代，滇池的水质才被控制，紧接着又提出议案围绕滇池的东南西北建造四座新城，由于遭到当地民众强烈反抗才作罢。滇池几十年来上演着“弱化与分割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的悲剧。

其五，雾霾警报与农村垃圾问题。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的不完全是正能量，其制造雾霾的本领带来“超能”的负面影响和巨大的破坏力。据2015年4月1日《中国青年报》载，环保部日前披露，我国已经完成大气污染防治9个重点城市的源解析，北杭广深的首要污染来源是机动车。谁都知道，引发雾霾的原因不止一个，关健是治理雾霾不仅要找到“元凶”，更要真正摒弃“GDP至上”的畸形发展观，对于一些重灾区尤其要动真格进行结构调整，设置“高压线”，然后“对症下药”。农村不仅土地污染严重，而且垃圾问题也相当突出。2014年11月18日，全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会议召开，住建部部长陈政高说：“现在的农村很多地方是垃圾围村，不少农民还生活在到处是垃圾的环境中。”2015年年初，笔者到一个较偏远的小镇考察，文化遗存很丰富，但却意外发现，这里没有垃圾箱，溪岸低洼处成了天然垃圾堆放点，沿路不下四五处。河内的小树杈上挂了许多由上游漂流下来的塑料袋、布条和废弃物。民间流传一个顺口溜：“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应当说，这是我国目前不少乡镇农村的真实写照。

以上事例说明，污染不仅是个文化问题，而且是人的价值错位的产物。今天的中国的发展，很可能将要颠复过去的体系，这个旧的诸多不合理的生态怪圈将要在不远的将来被克服。

（二）关于解决国内生态问题的几点对策建议

第一，阅读经典和道德教育。

***总书记指出：

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各个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虽然后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发展的。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①

习总书记以极其凝炼生动的语言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华民族的软实力。阅读经典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要，而且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的本能回归。目前，国人的负面素质仍然很多，功利、浮躁、虚假、粗俗等，屡屡见诸电视荧屏与报端，这与社会很长时期以来不重视传统文化习得养成有关。就个人修养而言，阅读经典可以不知不觉间改变人的气质。刘梦溪先生说：“读书风气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风气，甚至也是一个社会道德风气的反映。”因此，提高国人素质，第一离不开阅读经典和道德教育。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首义。

第二，德治与法治缺一不可。

人的道德问题在生态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儒家思想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强调了道德在生态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但德治方式往往以柔性的教化作用为着力点。人类历史的存在总是伴随天使与魔鬼、君子与小人而存在的。法治的最大功能就在于让社会成员划清行为底线，告诫人们远离魔鬼和小人。政府必须严格依法行政，尊崇并维护法律的权威，才能改变百姓“凡事求官不求法”的不良状况，进而使民众服从法律，信仰法律。2015年1月1日，“史上最严环保法”付诸实施;同年3月19日，环保组织起诉山东德州污染企业，索赔近3000万元，也就是说，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仅三个半月便迎来首个环境公益诉讼，法治开始动真格。王安石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这是古代国家管理者留给我们的智慧。德治与法治，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第三，高度重视水资源利用。

我国年缺水量超过500亿立方米，缺口超8%，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美国投资家、金融学教授吉姆·罗杰斯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说：“唯一让我真正担心的是你们的水资源问题。我在世界各国旅行，我见到过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因水而衰败——因为没有水，一切都消失了。如果你们不解决好水污染的问题，会很麻烦。”到了我们为确保水安全的持久性付出行动的时候了。新加坡的水资源治理经验值得一提：新加坡的水源由单一的向邻国购水，发展到雨水收集、邻国购水、新生水和海水淡化四个水源并举，新加坡人比喻为“四个水龙头”。2014年春季，东南亚地区遭遇五十年未遇的大旱，而新加坡却显得非常从容。李光耀曾说：“每一项政策都可能因为水资源问题而让我们屈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展”在北京首展，其结尾有句话：“拧开水龙头享用水的时候，我们可曾想到水龙头之后凝聚了多少艰辛？”我们应从观念上转变全社会对水利发展的认识，即由“治水”“用水”向“节水”“亲水”“爱水”转变，从而营造一种良好的水文化氛围，追求人水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环境保护的具体举措。

1.把保护生态纳入学校课程和社会公德范畴。生态文化知识的普及与传播是我们的一项长期任务，把生态文化教育纳入学校的课程体系尤其紧迫和必要。其实，儒家思想的一些语言是朴实好懂的。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别人有困难，伸手帮助一下，“仁”就来到我们身旁;自觉把垃圾投入垃圾箱或“可回收箱”，这就是“仁”的具体行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这也是“仁”的一种表现。“仁”的含义是“品德完美”，可见，做一个“品德完美”的人并不难。生态环境的改善，迫切需要亿万民众的洁身自好和个人的自觉自醒，需要社会群体的扶持与发扬，以形成“合力”。当下面临的生态危机，正是人类自己种下的苦果。关健是“知耻近乎勇”。一定要树立现代社会生活的公德，公德不立，文明不彰。

2.积极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多渠道开展生态保护工作。以青海为例：扎陵湖与鄂陵湖区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十八个保护分区中的核心区域之一，如今已成为青藏高原重要的飞禽栖息、繁殖、迁徙的中转站和生态环境最宝贵的国际著名湿地之一，2005年5月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全国各地的自然生态保护区也在纷纷建立，这是国家未来生态环境发展的大方向和总趋势。关健是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科学认证，逐步推进“无人居住区”战略;二是设立国家级和省级生态保护区，提升中央和地方共同的保护功能;三是组织团队进行实地调研，编制生态修复规划，使其得到可持续利用。

3.利用工业产品的循环利用关系建立生态工业园区。调整能源结构，以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逐步替代传统能源，是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要特征。以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为例，其各企业的产品和废弃物都可以通过贸易形式实行相互利用。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废物生产方式，提高了物质循环利用率，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4.由学校、社区、乡镇联合组建环境监管机构。民间主导的独立式参与往往更加聚集和代表民意，更加关注全体社会的公共权益最大化，也往往容易得到相关领域专家的支持，并且对涉及公共权益事件更加敏感，更容易迅速发现问题，并为解决问题作出积极努力。《洛杉矶雾霾启示录》的经验值得借鉴：埃里克·曼及其所在的“工人团体战略中心”，以及加州的一个基层环保组织“为了更好的环境”，给洛杉矶带来了广泛的变化。到1993年底，在“环保正义”的旗帜下，他们用不屈不挠的精神及满腔的热情，将这个新的运动发展成可与主流环保组织比肩的力量。

5.由政府组织环保、监察、公安等跨系统单位，成立具有独立性质的污染治理机构。这是一支短小精干的严格执法的队伍，它的任务就是对有可能排放污染物的单位进行不间断的检测和巡查，要让经常偷排污染物的单位知道，排放污染物就意味着要承担巨大风险。

6.加强对企业进行生态环境知识的启蒙教育，变被动为主动。这是生态环境保护系统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受利益驱使并促使其利益最大化，这是企业的“天性”。董事们不是不懂“伤天害理”的含义，而是为私心所蔽。启蒙教育的关健在于使其深谙“义利之辨”，宣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正能量”，企业的精神境界才能产生质的飞跃。不少企业已成立空气污染和水质污染基金会，与高校社区密切配合、积极行动、参与环境监管，这就是最好例证。

7.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注意控制人口的基本稳定。我国人口众多，人口对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1999年编著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指出：人口零增长是中国进入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台阶。因此，加强人口形势的研判是决策部门的重中之重。无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早是晚，它应定格在成为推动我国人口良性均衡发展的最佳机遇期，这将考验决策层和国人的智慧。

四、结语：建设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体系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史经验，促使国人在反思中体察和认识了许多问题：第一，提高了生态环境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识别能力。我们经历无数困难与坎坷，在探索中终于找到一条“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的正确道路。第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充满了生态智慧，与生态文化的精髓高度契合，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体系的根基，我们应积极继承与弘扬。第三，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在“总体布局”中有序推进。随着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的健康发展与全面改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体系将呼之欲出。第四，国家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和单体部署，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业，它开辟了我国生态文明健康有序发展的新纪元。第五，数据显示，再过五年，我国生态修复将要过半。而在2020年生态修复过半的基础上，至2025年，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体系将基本形成。正如***总书记在《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中说：“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百年屈辱记忆犹新，国人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珍爱生命，珍惜生态，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我们的一己之力。